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普通民众思想和智慧的成果

理性建造了她，轻而易举

她的特殊构造本身，就是个时间问题

她以报时的声音召集今日的青年：

“用那些突破我的限制的人们的热情努力吧，”

“不要忽略时间，因为他们用利刃

割断并撕裂生命的纽带。”73

★★★

改善本人命运的个体努力与集体收益之间的关系，在布特鲁斯·布斯塔尼的期刊《花园》里的一篇文章中表达得最为清晰。文章的作者，萨利姆·迪亚卜（SalimDiyab）在不区分时间的各个维度（比如命运和生命）的前提下，开篇就描述了古代各个社会对预测命运所持有的不同观点，以及怎样去定义一些幸运或不幸的时刻。文章暗示，古人没能把时间和命运的流转看作自我驱动的社会能动性的最终源泉，却相信个人在面对命运全能的力量时无能为力。74迪亚卜将这样的想法斥为迷信的谣言。但是，他的确认为，一种对未来的关切、一种积极主动的“邂逅时间”的方式，对每一个在生活中争取获得成功的人来说都是强制性的。这样一位活动家通过“良好的计划和训练”来邂逅时间，并把自己投身在“要发生却还没发生的事物上”。迪亚卜声称，如果人在智识上做出了努力，那么，他很可能会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在认真、坚毅、希望、节约和分配时间，以及研究当地和国际诸事务上面。无论是谁，只要他遵循这些警告，以有用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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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度过他的时间，都能带着一个健全的灵魂站在他的命运跟前，不惧它带来的不负责任的动荡。76

接着，迪亚卜以一种复兴派作者标志性的做派，转向历史以便证实自己的观点。历史和历史时间是各类文章和其他出版物中流行而常见的主题，作者们对此进行阐释，服务于复兴的目的。在他的杂志《先驱》上，像朱尔吉·扎伊丹这样的作家，以及几个匿名或不太知名的作家，广泛讨论起伊斯兰教历史上不同的黄金时代和文明的演变。关于历史、历史时代，以及如何为阿拉伯和伊斯兰文明重新开启黄金时代的许多文章，则是对时间普遍抱有兴趣的另一种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即对历史时间感兴趣。对时间的本质和利用的高度兴趣，与通过研究区域历史而发展起来的历史书写体裁，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历史与文明的发展同线性时间的前进被紧密联系起来。在对“成功的”和“停滞的”文明的历史发展进行比较时，阿拉伯世界的作家使用“进步”（taqaddum）和“落后”(ta'akhkhur）这类术语。这个时期，所有阿拉伯期刊都登载了无数的文章来详述这些概念。在作家们描述将一个时钟或一块手表设成后退或前进(因为每天都需要“阿拉伯时间”），或者调整走得过慢或过快的时钟的举动时，“后退”和“前进”，“慢”和“快”这些词都是阿拉伯语中关于进步和落后的词语的变体。”

根据刊登在《花园》上的文章的作者萨利姆·迪亚卜所言，“文明”国家的历史提供了一个“邂逅时间”的教训，这也是其文章的标题。迪亚卜坚持认为，在审视“文明世界”与那个世界之中的进步和落后的原因时，显而易见的是，那些先进民族的进步是建立在其社会状况得以改善的基础上的，而“这迫使他们相互团结”。作者然后转向历史，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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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发时代”·，比如从公元8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的巴格达阿巴斯(Abbasid）哈里发时期，它常常被看作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按迪亚卜的说法，在那个时代，“阿拉伯民族”“努力完善自身”，并取得了进步。 78

当蒙古入侵和洗劫巴格达终结了这个富有生产力、充满自豪感的黄金时代，各种国际事件“戏耍了他们[指这些事件的同时代见证者]”，这正是一个被命运推着走，而非塑造自己命运的例子。独立以后，阿拉伯民族就步入了歧途，走向衰落。阿拉伯人学会了忍受屈辱，并习惯于此。“我们的阿拉伯民族，”迪亚卜非常痛心地说道，“在我们的时代落后于人，得以闻名的仅仅是懒散和惰性，而其他一度衰败的民族都警惕起来，再次站起来，并重新获得了他们失去的东西。”迪亚卜强调文明的演化是通过经历不同阶段得以完成的，这便解释了达尔文主义者和斯宾塞的进化社会学（evolutionary sociology）“的结合，为何能对当时的阿拉伯读者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如果社会进步遵循特定的规律，那么，这些规律就可以在个人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层面上进行研究和引导。如果遵循这些规律，作为一种社会进程的演化就能成为力量的源泉和自我改造的工具。 79

迪亚卜的文竞包含一个理解“复兴”与“时间就是金钱”的动机之间的关系的关键短语。迪亚卜坚持认为，在一个强大而成功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为奠基于个人财富的民族的繁荣昌盛”而努力。无论是享用了健康早餐的英国工人的生产力，还是懂得时间管理和根据任务分配时间的整个社会的勤勉，个体努力的加总成就了拥有勤奋人民的民族。作为整体的这样一个民族，或许能够抵挡哪怕是欧美帝国在东地中海的野心构成的挑战。个体的努力有益于民族这个观念，在复兴派的文本中是一种得到广泛运用的措辞。当叙利亚新教学院给一位当地制表匠颁奖时，这个措辞甚至被写进了获奖者的证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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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发（Caliphatc），意为“代理人”、“代治者”或“继承者”，伊斯兰教的教职，同时也作为伊斯兰教国家的首脑的称呼，在政教合一时指统一的国家元首兼宗教领袖。——译者注

\*进化社会学，即社会达尔文主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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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的制表匠埃利亚斯·阿吉亚（EliasAjiya）是当地名人。他出生在阿勒坡城的一个叙利亚天主教家庭，似乎于19世纪后几十年里住在贝鲁特。阿吉亚以各种各样奇特装置的发明者身份而名声大噪，但手表是其专长。阿吉亚的作品，无论是风扇还是给水加热的设备，都是好几篇报纸文章的话题。他的作品“行星时钟”，它融合了时钟和日历的功能，为他赢得了前往巴黎的邀请，在那里，他在巴黎地理学会（Paris GeographicalSociety）上展示了他的手工艺品。此钟由一个枝形吊灯构成，上面装有一些代表着地球、月球，以及太阳的小球，它们全都按照自己在天空中的实际运动方式转动（地球围绕太阳转动，月球环绕地球每个月转动一圈，等等）。1《文摘》，报道了叙利亚新教学院颁奖仪式的那家报纸，重印了阿吉亚的获奖证书，并声称，“对整个民族来说，拥有努力的、争取有关民族进步的一切事物的民族之子可谓必须，而埃利亚斯·阿吉亚就是那些把时间花在有益于民族的发明之上的人士之一”。 82

响应号召、振作精神、充分利用时间，并通过这类自我改造从总体上助益政治身体（body politic），这一训导是复兴派恳求东方人自我引导进行振兴的主旨。在一个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翻译和挪用的例子中，复兴派自我改造计划的这一特别要素，是从维多利亚时代所有白手起家人士的拥护者，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那里借来的，此人在1859年出版了一部全球畅销书《自助》（Self-Help）。其作（后来确立了励志书籍这一体裁）包含不少成功的企业家、商人，以及工程师的生活片段，他们出身的社会背景低下，却使自己取得了物质上的成功。然而，他的阿拉伯读者们关注的并非物质财富，而是个人的成功与民族成功之间的联系，一种此前在改革派的笔下就已经多次确立的一种偶然性关系。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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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身体，也译作政治体、政治实体，指在单一政府控制下构成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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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视角来看，斯迈尔斯有关“毅力”“精力和勇气”“知识作为一种提升手段”，以及“准时”的章节，向阿拉伯世界的读者提供了一份解决困扰他们的几乎一切事物的方案。最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生意人”的那章谈到了时间的价值。“商业人士惯于引用时间就是金钱’这一格言，但是不止于此；应将其适当改进为自我教化、自我改造，以及个性的成长。每天在琐事上或懒散中浪费掉的一个小时，如果能用于自我改造，会让一个无知的人在几年之内变得有智慧。”斯迈尔斯声称。此举能使个体进一步塑造自己，而不是被推着走，这意味着“取得生意上的成功，继续推进，而非被生意驱动着”。斯迈尔斯的指导手册也给出一个警告：“有些人从未考虑过金钱的价值，直到金钱业已耗尽，而许多人对待他们的时间亦是如是。时间被他们白白浪费，无所助益，当生命加速衰败的时候，他们方才想到有义务好好利用时间。”鉴于挥霍时间的人通常拥有不良习惯，他们注定了会失败。“失去的财富，通过努力工作还能再创造；失去的知识，通过努力学习还能再获得；失去的健康，通过节欲或医学还能再拥有；但失去的时间，永永远远地失去了。”斯迈尔斯阐释道。 84

在全部作品的第一页，斯迈尔斯就清楚地阐明了个人的成功与集体的成功之间的联系：“因为民族只是个人境况的总和，所以文明本身不过是组成社会的男人、女人，以及孩子们的个人改造的问题。民族的进步是个体的生产劳动、精力，以及正直的总和，而民族的衰败则是个体的懒惰、自私，以及恶习的累积。”8在这里，阿拉伯世界的读者找到了他们一直在寻求的方案，即以一种貌似合理的方式，将民族的进步视作个体在时间管理、节约时间，以及其他改进方面做出的各式努力的总和。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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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畅销杂志《文摘》的编辑之一雅各布·萨鲁夫，就从斯迈尔斯的苏格兰出版商约翰·穆雷（JohnMurray）那里寻求翻译《自助》的许可。1880年，该书的阿拉伯版本以“成功的唯一秘诀”（“The Secret ofSuccess”）为名出版，在贝鲁特和开罗广泛传播。埃及的统治者，阿里总督，还在其宫殿的墙壁上铭刻了《自助》的摘录，与《古兰经》的经文并列。埃及甚至出现了一个“自助”学会（Self-Help society）。86

朱尔吉·扎伊丹，一位更进一步提倡复兴的人物兼《先驱》期刊的编辑，写了一部（未完成的）自传，它读起来几乎像是对斯迈尔斯赞扬的那种白手起家者的描绘：扎伊丹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他的家庭背景堪称卑微，父母都不识字，他从事过各种工作，逐步往上爬，最终成了叙利亚新教学院一名优秀的医学生。在论及对获取科学知识的兴趣时，扎伊丹声明：“我读到了萨鲁夫博士译成阿拉伯语的《成功的唯一秘诀》这本书的部分内容。活力和热情在我心中涌现。正如我所言，我只读过一部分，并没能读完剩下的。一读到那些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以及自力更生取得最大成就的人士的生平，我就激动不已。他们当中有理发师、制鞋匠、随从、手工艺人，以及女佣，这些人都凭借自己的壮志和谨慎成了不起的人。”8

阿拉伯语绝非《自助》译成的唯一一门语言。根据斯迈尔斯儿子的说法，在1912年，该书的翻译版本有亚美尼亚语、孟加拉语、汉语、克罗地亚语、捷克语、丹麦语、荷兰语、法语、德语、古吉拉特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日语、马拉地语、挪威语、波兰语、葡萄牙语（在巴西出版）、俄语、暹罗语、西班牙语（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版和欧洲版）、瑞典语、泰米尔语（Tamil）、奥斯曼土耳其语、威尔士语译本。虽然这份列表足够令人印象深刻，但该书还有可能存在更多外语版本。那是一个知识产权和版权保护观念才开始逐步站稳脚跟的时代，强制执行事实上并不可能。斯迈尔斯的出版商，由于获得19世纪其他好几本重磅书（出版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版权而声名大噪的苏格兰人约翰·穆雷，频繁抱怨《自助》（与穆雷的其他出版物）存在好几个未得到授权的译本，他知道它们正在世界范围内流通。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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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迈尔斯的著作在英属印度取得的商业成功超过了黎凡特地区。早在1869年，斯迈尔斯就收到一位“马德拉斯绅上”的来信，请求允许重印其著作中的多篇文章。1912年，其作译本就有古吉拉特语、印地语、马拉地语，以及泰米尔语，可能还有乌尔都语（Urdu）译本。斯迈尔斯的其他一些作品，尤其是《责任》（Duty）和《性格》（Character），在次大陆同样非常畅销。学校师生是其作品的主要读者。达卡（Dacca）一所学校的校长就曾请求获准编辑斯迈尔斯著作的“最佳”读本，它将包括其每部作品中的一部分。加尔各答的一位书商也提出过编辑一部斯迈尔斯作品的英语读本，其中500本会分发给孟加拉各校的负责人，用于英语教学。1906年前后，这种来自南亚次大陆的显著兴趣促使穆雷父子出版公司（Murray&Sons）为印度市场推出了一份特别版，它由略微便宜的纸张和材料印制而成。 89

无论是在黎凡特地区还是在英属印度，斯迈尔斯的作品在全球范围获取的成功和激发的兴趣，都不能仅仅用经济成功和物质利益的吸引力来解释。斯迈尔斯的作品出版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或许确实是一份旨在支持自由放任经济学和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liberalism）的声明，正如他往往被人阐释的那样。但是对他的阿拉伯读者来说，斯迈尔斯提供了一份方案，也即通过个人的时间管理与个人的普遍努力来实现民族自强。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改革者当中，斯迈尔斯也广受欢迎，这个事实表明该国对此有着类似的解读。毕竟，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以来，日本已经着手于实行自己的改革方案，富有策略并选择性地吸纳欧美的科学、法律、军事组织，以及其他上层建筑。充当民族自我改造手段的《自助》，可谓一种全球现象。斯迈尔斯给全球范围内的主要领导者提供了在内部实现现代化的前景。在像贝鲁特这样的地方，时间因此呈现出民族与文明的功能和意义。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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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此处原文为rights，与现今的“版权”（copyright）存在一定区别，至少是在强制执行力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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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鲁特和黎凡特地区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在那里，逐渐&延的殖民化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但却尚未遭到类似英军占领埃及那样的具体行动。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埃及，对时间与“时间的价值”的类似迷恋广泛存在着。1911年，一位埃及作家易卜拉欣·拉姆齐（IbrahimRamzi），出版了一本书，它与斯迈尔斯的《自助》（Sirral-Najah，译为《成功的唯一秘诀》）的阿拉伯语标题呼应，这本《成功的多个秘诀》（Asraral-Najab，英文为The Secrets of Success）专门有一部分以“时间诚可贤”(al-waqtthamīn）为题，就如何成功从事农业、工业，以及贸易给出了建议。拉姆齐在给出一般性建议时会不时停下来，转而评论起是什么让埃及的“外国人”逐渐控制了这些部门的，以及埃及人要如何才能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支配地位。但随着英国人扎根于斯，埃及人更加频繁而公开地批判诸如铁路、有轨电车等技术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时间的工业化。在黎凡特地区，评论家不那么动辄批评，而是督促市民同胞更加公开地把欧洲的“武器”用于反对帝国的蚕食。就连在贝鲁特和埃及之间，具体的地方政治状况和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定义着时间全球化的条件。 93

女女★

在某些情况下，阿拉伯作家对自己所属社会抱有的期待则是对欧美在时间上的各种做法的策略性模仿；在其他情况下，当术语的微妙变化突然打开了一种既源自本地，又能以某些欧洲概念无法企及的方式与阿拉伯和伊斯兰社会产生共鸣的新思路时，传播的轨迹变得更为复杂。各家报纸针对日落时间的讨论，表现出对时间的展现、时间的管理，以及时间的真正指向的好奇心，这与阿拉伯世界的作者们描绘的本土社会的形象不符。至少有读写能力的公众对时间议题非常认真，而没有暂时性遗忘。阿拉伯改革者们对浪费时间的担忧跟威廉·威利特对浪费日光的担忧一样。挥霍时间的东方人这一主题，更可能来自欧美人自己的想象。时间的多元性构成了诸如贝鲁特这样的全球性城市的特征，它要求进行比较，要求对不同的测量与利用时间的方式进行调查。丰富多样的印刷品—报纸、杂志，以及数不胜数的宣传单和小册子—再一次充当其他地方有关时间的观念和信息的传送带。当地的学者、记者、编辑—简而言之即改革者们—高度关注所有他们能获取的关于英国或法国在计时和时间分配习惯上的创举的信息。在此基础上，改革者们随后会对这些内容进行剪裁，以适应黎凡特地区和其他地方的实际情况。这些实际情况强烈要求迎头赶上，要求使“东方”文明在时间上更靠近欧洲文明，尤其是在时间管理的帮助下。时间—经过混杂和适应的—只有通过与其他的、全球性的时间进行比较，才能获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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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关于各个城市，参见Osterhammel, Transformation, ch. VI.

2.大叙利亚包括今天的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以及伊拉克的部分地区。它在这里被用作一个地理术语，而非以它在20世纪被政治化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部分的那种意义上使用。

1. Jens Hanssen, Fin de siècle Beirut: The Making of an OttomanProvincial Capit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7, 28. LeilaFawaz, Merchants and Migrants in Nineteenth-Century Beirut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29，这本书在该世纪开头给了一个数字6000，在结束时给了一个数字120000。还可参看Fawaz, Merchants andMigrants, 63。

1. Hanssen, Fin de siècle, 33.

1. 关于1860年的诸事件及其遗产，参见Ussama Makdisi, The Culture of Sectarianism: Community, History, and Viol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Ottoman Leban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Fawaz, Merchants and Migrants, 23–24; Hanssen, Fin de siècle, 35, 50–51, 164; 还 可参看Davide Rodogno, Against Massacr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s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15-1914: The Emergence of a European Concept and International Practi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1. Fawaz, Merchants and Migrants, 60, 70; Hanssen, Fin de siècle, 39, 101.

1. Fawaz, Merchants and Migrants， 15-23. 在19世纪，定居贝鲁特的什叶派穆斯林人数极少。该城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基督徒，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穆斯林。在基督徒当中，希腊东正教教徒是最大的群体，其次是马龙派基督徒。剩下的基督徒是希腊天主教徒，罗马、叙利亚、亚美尼亚的天主教徒，以及新教徒。犹太人的数量在1%到3%之间摆动。Fawaz，Merchants and Migrants, 51. The term "poly-rhythmic" is Henri Lefebvre's:参见Lefebvre and Catherine Régulier, “Attempt at the Rhythmanalysis ofMediterranean Cities," in 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 ed.Lefebvre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85–100, here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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