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第五章 对时间管理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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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John Murray Archives (此后缩写为NLS), Acc12927/285/H8 Samuel Smiles, general file, letter, Smiles, February29,1912. 部分译本是在20世纪20年代稍晚时候才完成的，也有特殊情况，比如1933年的波斯文译本，但大部分似乎是在19世纪后半叶翻译的。

1. NLS Acc12927/285/H8 Samuel Smiles, general file, letter, Raj Kumar to John Murray, Dacca, March 4, 1903; Samuel Smiles, general file, letter, B. Banerjee of Banerjee & Co. Booksellers and Publishers to John Murray, Calcutta, November 23, 1911; NLS John Murray, MS 41099, Folio 173, letter, Samuel Smiles to John Murray, March 8, 1869; see also MS 42203, letter, Smiles to Murray, May 11, 1877; see also Acc12927/285/H8 Samuel Smiles, general file, letter, Smiles, February 29, 1912, with a list of existing translations authorized by Smiles or Murray by 1912. 除了几个得到授权的全译本和摘译 本，存在大量没有得到授权的译本。

1. Donald M. Reid, "Syrian Christians, the Rags-to-Riches Story, and Free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 no. 4 (1970): 358-367, esp. 362.

1. 关于日本白手起家的男人的观念，参见Earl H. Kinmonth, The Self-Made Man in Japanese Thought: From Samurai to Salary 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mnia Press, 1981); 还可参看Earl H. Kinmonth, “Nakam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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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u and Samuel Smiles: A Victorian Confucian and a Confucian Victoria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5, no. 3 (1980): 535–556. 最近, Sheldon Garon将包括教育在内的事物与斯迈尔斯提倡的，并为此在英国、日本与美国之间做跨国研究的节俭加以比较：Sheldon Garon， Beyond Our Means: WhyAmerica Spends While the World Sav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2012). 将《自助》译成日语的FukuzawaYukichi也撰文一篇，为格里高利历法辩护，后者于1873年被引入日本。在那篇文章中，Yukichi进一步解释了一块西方的、以12个小时记数的、拥有两根指针的手表何以应当从行往左“顺时针”来看；Florian Coulmas,Japanische Zeiten：EineEthnographie der Vergänglichkeit (Reinbek/Hamburg: Kinder, 2000), 122. Seealso Nishimoto Ikuko, "The'Civilization' of Time: Japan and the Adoption ofthc Western Time System," Time and Society 6 (1997): 237–259; and StefanTanaka, New Times in Modern Jap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1. Ibrahim Ramzi, Kitab Asrar al-Najah (Cairo, 1911), 比如第32、35,63—84页，特别是贸易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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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伊斯兰教的历法时间

1910年秋，从大马士革到阿尔及尔的宗教界饱学人士，都比平常更加关注当时的媒体。穆夫提（muftis）、法官，以及学者们，因为在确定斋月的精确结束时间上的一系列失误而震惊不已；随后的争论则突显出，在技术、科学，以及宗教之间，人们试图进行复杂而微妙的平衡。这些讨论是更为广泛的关于伊斯兰教之阐释的斗争的一部分，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它们让改革者与保守派在诸多问题上相互竞争；当此类讨论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时，人们会情绪激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些争端加大了采纳欧美生活方式和创新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日益严重的分歧。黎凡特地区的改革者和知识分子可能提倡有针对性地采纳欧美在时间、物质，以及其他方面的某些要素。对一些更加笃信宗教的思想家来说，此类和其他效仿和改变并不是毫无争议的。在阿拉伯世界的作家们劝诫与其同时代的人要重视时间价值的同一时期，时间的另一个方面，伊斯兰教的历法，在东地中海和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方成为激烈辩论的焦点。虽然关于1910年斋月的冲突绝不是此类事件的第一例，但是该事件影响的范围表明，公众对这一话题的看法呈现出不同寻常的两极分化，而在此以前，该话题只激起了少数学者的兴趣。发生了什么？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对抗的核心是一起关于裁决宗教历法时间的争议。²

穆夫提，解释伊斯兰教法典的神职人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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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争议的焦点在于，使用电报来报告看见新月的消息是否符合伊斯兰教的律法，以及根据这样一则电报消息来判定斋月的开始和结束，是否是被允许的。在把电报纳入判定历法时间的法律框架方面，穆斯林学者们认为最难接受的是设备和机器可疑的准确度和可靠性，因此，这也就是对现代技术的信任问题。是否相信以及为何相信电报传播的是已经得到证实的真相，而非错误和谎言，成为分歧的焦点。此外，关于电报和斋月的时间测定的讨论，必然会提出类似同一时期欧美改革者关注到的一些问题。一个更加显著、愈发带有征兆意味地笼罩着电报争议的话题，是关于宗教计时实践的统一性问题。对穆斯林来说，是否有可能赞成同一份历法，以及电报能否协助促成这样的统一性？最重要的是，在一个电报、蒸汽船，以及铁路似乎让距离消失的时代，“伊斯兰教的时间”还意味着什么？是全世界所有穆斯林的时间，或者是生活在单一国家或地区的那些穆斯林的时间？因此，围绕伊斯兰教历法的争论提出了通用时间如何可能的问题。正如有些人或许会辩称的那样，计时实践的统一性可能会为当代穆斯林提供统一的表象。在一个宗教思想家尤其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会因为现代性而毁灭的年代，统一、共识，以及团结的问题变得愈发重要起来。

从东地中海地区到北非，那一代人中最知名的部分学者对电报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裁决，或是写了相关的法律小册子，很多人反复进行这些行动，还有不少以整本专著论述该话题的形式出现。其中包括中东和伊斯兰教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比方说大马士革人贾马尔丁·卡西米（Jamalal-Dinal-Qasimi）和开罗的拉希德·里达（RashidRida）。他们，以及其他们不那么知名的人物推动的论点，构成了伊斯兰教如何逐步吸收了诸如电报、现代钟表这类新技术的典例。他们阐明了伊斯兰教使自身与变化兼容、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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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漫长而炎热的夏季过后，斋月，伊斯兰世界全体穆斯林心目中的圣月即将结束。根据伊斯兰教的传统，在那个月里，真主向先知穆罕默德揭示了《古兰经》，而穆罕默德则命令他的追随者从黎明到日落进行斋戒。开斋节（'Īdal-Fitr），是中止斋戒的节日，庆祝斋月的结束以及下一个月的开始。1910年的斋月像任何一年的节日那样：人们因白天缺乏营养摄入而放慢了生活的节奏；各行各业都缩短了营业时间；在这一天的末尾，穆斯林与亲友欢聚一堂，享用庆祝开斋的盛宴。

在斋月的第29天，埃及的首席法官“在伊斯兰教法院”召集“埃及的饱学之士”，其中包括埃及的首席穆夫提与开罗著名的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University）的主要学者。就在这天及接下来的夜晚，很有可能会目击到新月，开斋节也将随即开始。人们一直等到傍晚时分—但是没有证人出现，报告说看到了新月。次日，开罗总督—埃及政治领导人赫迪夫（Khedive）总督（viceroy）〕的代表——收到一份来自埃及南部阿斯旺省行政首脑的电报：那里的伊斯兰教法院确认目击了新月。阿斯旺一位目击者作证看到了新月，于是当地地方法官裁决开斋节从那天开始。在亚历山大，穆罕默德·巴希特（Muhammad Bakhit），时任该地中海城市伊斯兰教法院的法官，后来成了一位重要学者，也基于阿斯旺那儿的目击证词宣布节日开始了。“他甚至下令发射礼炮，并且点燃宣礼塔上的蜡烛，因而正式宣布开斋节的开始。

但是问题立刻浮现出来，甚至是在行政人员和学者他们自己当中也是如此。聚在开罗高等伊斯兰教法院的宗教权威们继续等待着，并没有做出裁决或行动；开罗的总督送来了电报，把阿斯旺目击新月的消息告知埃及的卡迪。根据传统，埃及的首席法官应发电报给全国各地的法官，宣布斋戒的开始和结束。然而，如今，埃及的卡迪声称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没有做出裁决的权威。开罗总督（一个政治人物而非宗教领袖）冒头，没有等待首席法官的裁决就下令全埃及的礼炮发射，正式标志着节日的开始。那个决定，也是一宣布就遭到了挑战。“对许多备受尊敬的观察家来说，通过电报传达法官的裁定并据此行动，看起来令人生疑”，正如巴希特自己后来观察到的那样。电报往返着，突显了国家官员和宗教学者之间的争执，促使许多穆斯林法学思想家提出了针对在宗教仪式中使用技术的根本问题。单单是发送关于某人目击新月的电报，并据此正式采取行动—也即裁决斋月或开斋节的开始，这样的做法是否符合伊斯兰教律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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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迪夫，首先为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非正式采用的制度，地位相当于总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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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方向的文本证据非常有限。得到最广泛认同的相关资料，来源仅仅是大多数专家认为可信的大量文本中的几行。根据这些文本，先知穆罕默德曾说过这样的话：“一看见它就开始斋戒，[再]看见它就停止斋戒。如果多云，当斋戒满三十天。”“它”指的是新月的月牙。这一切意味着，穆斯林应当在目击到九月（Ramadan）的新月时开始斋戒，在下一个月，也就是闪瓦鲁月（Shawwal）“的新月变得可见时停止斋戒。如果天气条件让目击行为变得复杂，便从首次看到九月的新月那刻开始算起，斋戒必须在三十天满以后结束。但学者们无法就穆罕默德指示的确切含义完全达成一致；此外，就像在其他许多事例中的那样，有些人就文本证据省略掉的内容，以及不属于公元7世纪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的那部分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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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迪（qadi），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委派的法官，主要依据伊斯兰教的律法进行裁决。——详者注

\*闪瓦舟月，伊斯兰教历法中的第十个月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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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20世纪前后，宗教界学者发现自己卷入了诸多关于如何对待报告目击新月的电报的讨论当中。在这些辩论当中，最要紧的，并不仅仅是采用新技术处理宗教事务的问题，而且还涉及政治与宗教及司法权威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19、20世纪之交的奥斯曼帝国和埃及，国家任命首席法官，或卡迪。除卡迪之外，还有穆夫提，其字面意思是“颁布法律裁决的人”，兴许最好理解成顾问法理学家。当卡迪需要对一个格外棘手或史无前例的问题作出裁决时，他会向穆夫提（他接受过法律理论的教育）寻求建议，而建议通常以法律意见书（legalopinion）或法律裁决(fatwa)的形式呈现。12

在确定斋月的宗教历法时间方面，一些法务人员会与国家官僚机构进行互动。当目击者见到新月时，他有义务在法官面前作证，然后法官据此裁定斋戒的开始或结束时间。穆夫提可能此前已经做出了关于斋月和开斋节时间的裁决，而卡迪可在该决定中给出咨询意见。最终，政治机构会宣布斋月的开始或结束，当地或地区的统治者则下令发射礼炮、点燃蜡烛，宣布这一消息。国家官员和宗教人员之间的这些交流，有时可能不太顺畅。1882年，英国开始占领埃及，但是部分保留了赫迪夫政权（Khedivalregime）的政治结构。允许使用电报裁定斋月的时间可以被看作欧化的一个例子。在迅速变化的政治环境下，人们自然会把关于宗教历法的任何冲突都视为争夺权威的斗争。

围绕测定斋月的时间的争议还是一场复杂的认识论冲突，它事关伊斯兰教律法的基础，以及在历史上和在当下建立与派生法律的方法。核心问题在于，使用电报交流目击新月的消息是一个涉及信任和确定性的问题。对精通传统律法理论（'Uşūlal-Fiqh）的穆斯林学者来说，讨论信任、确定性，以及可靠性，与另一个长期以来在不同语境下讨论过的问题存在共鸣。只要真主的先知，穆罕默德行走在大地上，他的示范，也即逊奈，便会在穆斯林的信仰和实践方面指引着他们。当穆罕默德在7世纪去世之后，讲故事的人开始非正式地传播起各种被归到这位先知身上的言行（《哈底斯》“）的报告，突然之间，建立合理有效的标准来调查、评估这些说法的起源变得必要起来。截至8世纪与9世纪，一门日益复杂的证明圣训的“科学”建立起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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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语中，意指关于穆罕默德言行的这些信息的词汇是khabar。今时今日，khabar最常用来表示消息，通常与新闻报道有关。当阿拉伯的电视频道发布相当于美国电视频道的“突发新闻”的消息时，它们通常会展示一面红色的旗帜，上书khabarājil——紧急信息。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穆斯林法学家和穆夫提来说，适用于此的类比则是另外一种：电报或电报消息（kabar）的法律地位与有关穆罕默德言行的信息相类似。因此，是否允许使用电报传递目击新月的消息，并据此做出裁决，需要对属于伊斯兰经文传统的先知式报道进行分类和评估。据那些赞成使用电报，并认为它们值得信赖而可靠的学者所言，一份电报式报道的地位等同于法学家所说的“孤立信息”（solitarymessage），即仅由单一渠道传播的单一文本，而非许多人提供的反复出现的报告。这就意味着此类孤立信息或多或少缺乏确定性和价值，其提供的是或然的而非绝对的知识。有些分歧仍没有得到解决，但总而言之，对那些宣扬电报在确定伊斯兰教历法方面既可靠又值得信任的人来说，电报在法律上类似有关穆罕默德生平的真实报道。关于诸如电报这样的新技术用于测定宗教仪式时间的争论，已经被纳入了既定的法律术语系统，最终融入了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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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态（sunna），意为“圣行”，据称是基于穆罕默德的言行记录而成，规范着穆斯林的目常生活。——译者注

非串 《哈底斯》（hadith），记录先知穆罕默德言行的书，《古兰经》的补充，被奉为伊斯兰教的圣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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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秋，黎凡特地区和埃及的各家报纸报道了被许多人视为搞砸的1910年斋月裁决事件。一篇此类文章引起了贾马尔丁·卡西米，大马士革杰出的宗教界学者、改革者的注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调查以及后来关于这个话题的著述，引发了他所说的“律法复兴”，即一系列以通过电报确定斋月时间为中心的法理裁决、争论短文，以及报纸文章。卡西米（1866一1914）是一位饱学之士，或所谓的穆斯林学者“阿利姆”（ālimn，复数形式则为ulamā'），当地赛莱菲耶（salafiyya）改革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在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叙利亚和埃及进行的伊斯兰教改革主张重返“虔诚的祖先”的实践——这在阿拉伯语中被写作al-salafal-șalih，因此被称为赛莱菲耶。事实上，这些改革者采取的是经文主义（scripturalism）态度，即强调《古兰经》和逊奈在决定正统信仰和实践方面是权威文本。 18

两个更广泛的关切推动了赛莱菲耶运动。欧洲的蚕食和帝国主义加诸穆斯林统治者身上的压力似乎表明，对伊斯兰教信仰来源的惯常解释，已经不再是能为穆斯林提供灵感和活力的储备。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律法与阐释实践，现在被视为扭曲的模仿（taqlīd），真实而原创的宗教教义掩埋其下。此外，欧洲的征服和殖民的威胁表明，在面对欧洲帝国的威胁时，穆斯林需要克服他们的分歧，团结一致。一个独创的、未掺杂任何水分的宗教中的质朴，才会从源头上削弱不团结的因素。9在19世纪的穆斯林赛莱菲耶改革者眼里，一个更加质朴的伊斯兰教能够令这个宗教适用于任何地方，任何时刻。正如卡西米和其他人倡导的那样，在经典教法框架内使用现代电报，支撑了这一普遍性宗教的观念，并成为证明伊斯兰教能与任何时间、任何年代相兼容的论据。当贾马尔丁·卡西米写到使用电报确定斋月时间这一话题时，他说，在教法构架内使用电报这样的新科技，“证明伊斯兰教是支持文明并与之同行的宗教”。在这个方面，卡西米承诺会表明，“〔伊斯兰教教法的]能力和规则流传于世，普遍适用于所有时代的需要”。20在卡西米和其他穆斯林知识分子看来，这有可能既是穆斯林的，又是“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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