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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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贾马尔丁·卡西米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科学的好消息”。在这篇文章中，他解释说，自己此前曾对电报问题进行过研究，受到最近关于埃及的争议的激励，决定分享自己的发现。他的调查表明，过去已经有其他知名学者给出了同意在涉及宗教仪式的语境下使用电报的主张，因此这是个“好消息”。保守派则强烈反对贾马尔丁·卡西米及其改革派同仁。卡西米和他的反对者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激烈辩论，都想胜过对方，他们或是揭露电报存在缺陷和错误的性质，或是赞扬其正式的、经受过政府审查的屈性。不同的伊斯兰教法学院都为传播确证有效的先知式报道建立起严格的标准：其中最核心也最重要的特质是：值得信赖、可靠，以及“操守端正”（adl）。如今必须确定的是，电报是否可以被认为符合这些要求。21

大马士革的保守派创办了他们自己的报纸—《真理》（al-Haqa'iq），它同时对赛莱菲耶和西化人士发起抨击，常常把赛莱菲耶改革者描绘成不过是又一个欧化人士的群体而已，他们为改革布道，其实他们的意思是采纳欧洲的科学与生活方式。22对活跃在《真理》的保守派来说，依赖电报是一种“堕落的”做法。“我们怎么可能依据电报信息采取行动呢？它不过是一行可疑的文字和一条含糊不明的线路。”该报询问道。它使用的阿拉伯语词“āya”表示行（line），用以描述《古兰经》中的一行经文，在字面上可理解成是真主的“信号”。“sābil”一词指的是线路（path），它也有宗教含义。《真理》批评道，“āya”和“sābil”的宗教意义因电报频繁出现的拼写错误而遭到腐蚀。这份保守派的报纸问道：“鉴于有许多人因为电报的问题产生困惑，鉴于他们是何等经常地把原意理解成相反的意思，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宗教裁决基于电报之上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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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理》来说，电报是不可信赖的，“说电报是证据〔bayyina]这一主张”是错误的，因为电报“与真理相反”。2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教法的裁决不能建立在“空洞的类比”之上，这里指的是改革派将关于先知生平的“孤立信息”这一法理范畴与电报信息并置。此外，接受发自诸如电报这样的“无声装置”的信息意味着放弃先知的圣行，那就是听取一位证人的声音，听此人走上前来，他的声音亲口作证目击到了新月。25对《真理》的保守派来说，总督没有等待宗教法庭的裁决就单方面下令发射礼炮，这一行为表现出了宗教与政府各自声称占据权威地位的做法之间存在的张力。《真理》的保守派作者们认为，这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怀疑，也即欧化的政治当局在低毁宗教的作用，差不多快把他们的信仰都出卖给了西方。《真理》警告说，如果在没有伊斯兰教教法裁决的情况下就宣布斋戒尚未到来的结束，如果与此相反，这“仅仅是该省长官的意见及其所获批准，那么，我们担心……宗教的裁决将会落入无知的政治（jāhilīn）统治者手中”。26

贾马尔丁·卡西米因保守的对手的频繁反驳而斗志盎然，他开始更加透彻地调查该问题。他必定会感到诧异：创根问底之后，他还是发现了一名又一名学者、法官，以及穆夫提在裁定伊斯兰教的宗教时间方面时是基于电报给出了裁决。当他同活跃于《真理》上的各位作者进行激烈交锋时，卡西米就表明了要把这些材料编纂成一本书的意图。7其结果是一本100来页的小册子，题为《引导人类根据电报信息行事》（GuidingMankind on Acting Upon the Telegraphic Message)，出版于1911年。它详述了不同的法律传统对所谓的孤立的和反复出现的先知信息、可信赖的传达人、伊斯兰教律法中的适当证据，以及诸如此类的事项究竟说了些什么。一个关乎历史的章节介绍了传递信息的传统方式，例如使用信鸽或骆驼。在书的结尾处，这位大马士革学者兼改革者附上了其他人写下的关于电报学的材料。附录的开篇是两首关于电报的诗，以阿拉伯诗歌的古典形式，即所谓的“卡色达”写成，随后是十二份来自东地中海地区同时代人的决议，他们都支持在与确定斋月的历法时间上使用电报。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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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马尔丁·卡西米明确表示，这不是伊斯兰教第一次接纳最近的创新。伊斯兰教是一种灵活的生活方式，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建立起来的。“没有对[它的]所有实际运用进行详细的规定，正是法律系统的智慧所在，因为各种事情会发生变化”，卡西米解释道。29“电报的引入”与先知的“同伴和继承人在他们那个时代做出的当时尚未出现的早期发明的情况类似”，其中就包括宣布斋戒和祈祷时间的礼炮和时钟。卡西米甚至引用了《古兰经》的一段经文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将会出现你所不知道的创新。”如果有什么会阻碍利用技术确定宗教时间的话，那绝不是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教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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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米的著作《引导人类》（GuidingMankind）强调了政府运作电报系统的官方性质，以及它长期为统治者提供着服务，以此来作为技术可靠性的证明。这部分是电报技术传播的结果。随着奥斯曼的电报线延伸至帝国愈发偏远的地方，以及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线路运营商在埃及的存在感增强，发送和接收电报成为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官僚和法官们的日常操作和体验。自1853一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电报便进入了奥斯曼帝国，随后电报网络迅速扩张，到1869年前后已经囊括了将近320个办事处。在黎凡特地区，1861年，贝鲁特和大马士革之间便引入了第一条电报线，很快这些大城市又连通至伊斯坦布尔、安纳托利亚、巴勒斯坦、巴格达，以及波斯湾。19世纪60年代，埃及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电报中心，彼时一条稳定的线路连接了马耳他（因此，也即欧洲）与亚历山大，而一条红海电报线从苏伊士延伸至英属印度的卡拉奇。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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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色达（qasīda），也译作格西特，阿拉伯诗歌蒙昧时期（5世纪下半叶至610年）的基本体裁，少则七行，多则数百行，尾韵一押到底，后成为阿拉伯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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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米辩称，统治者只有在关系到国家福祉的严肃事务上才进行沟通，而且由于他们必须署上自己的名字，所以电文中错位的变音符号或拼写有误，以及曲解原意这样的错事，发生的可能性极小。为支持他的论点，贾马尔丁·卡西米列出了奥斯曼帝国对在其境内运营的电报公司的既定法律要求和标准：电报必须由发送人亲自送达电报局，签字且注明日期；34由身份不明的人，以及没有证明身份的文件的人送来的电报，将不予受理；当电报由代办人提交时，此人的身份也必须得到核实；电报必须包含清晰明了的内容。甚至还存在一个任命电报业务员的审批程序：需要两人确认一名电报员职位的申请者头脑健全，而且没有遭到任何犯罪指控。他还必须展示自己的技能。而且一旦得到任命，如果发现有伪造或其他类似行为，报务员将面临严厉的惩罚和降级处分。 35

根据卡西米的说法，这一“重大的责任”代表了一项不许办公人员修改文本的保证。奥斯曼管制电报的全部法律涉及70多条规定，而这样的控制和审查使电报成为国王和苏丹的重要盟友。但更重要的是：商人，甚至是虔诚的教徒，同样依赖电报。他们对用电报进行交易毫无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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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们大部分的购买、销售，以及捐赠行为都“建立在来自其合作伙伴和[外国]代理商的电报之上”。电报是“当今贸易和交易的支柱”。37更有利的情况是，众所周知，就连宗教当局也发送电报。卡西米问道：奥斯曼帝国的最高宗教官员，伊斯兰教谢赫（shaykh al-Islam），多久向帝国各省发出一则电报信息，宣布对伊斯兰教法院法官的解职或任命？电报没有止步于当地宗教官员这一级别：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同时是全世界穆斯林的最高宗教领袖哈里发。哈里发就任的消息本身即通过电报向边远地区公布，而且一收到这样的消息，奥斯曼帝国各地的信众就立刻开展庆祝活动。根据卡西米的说法，政府官员，同样还有普通民众对电报的普遍接受，构成了某种形式的“共识”，根据伊斯兰教的法律理论，它就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3官员和个人还会通过发电报来宣告某人死亡的消息；一收到这样的信息，人们便为逝者祈祷。因此，在宗教仪式的问题上，电报同样是可催的。 39

在列举出成功的电报用户的长串名单方面，其他专家追随着贾马尔丁·卡西米。“侯赛因”穆罕默德·伊本·阿齐勒·哈德拉米(Muhammad Ibn'Aqil al-Hadrami“al-Hussayni”)，—位常驻新加坡的法律理论家，显然也像卡西米那样通过阿拉伯语媒体密切关注着1910年的埃及事件。他两次致信卡西米，欢迎后者对该问题做出评论，因为电报和斋月时间的确定是“频繁重复发生的事情”。伊本·阿齐勒·哈德拉米联想到了新加坡的情况，伊斯兰联盟（IslamicUnion），很可能是一个当地的宗教与政治饱学人士组成的学会，已经着手讨论确定斋月的开始和结束这一话题。他出席会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声称通过官方政府的电报发送出去的信息应该充当斋月时间裁决和据此行动的基础。他说，埃及人民已经依赖电报确定斋月的事实，应是一种鼓励。伊本·阿齐勒自己的观点非常明确，他认为，鉴于“人们依赖电报进行民事交易，宣布死亡，断绝外交关系，宣战，任命和解雇人员”的程度，毫无疑问，电报是值得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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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政府审查的电报系统或许令很多人信服这项技术的可信度，但并非当时的所有人。针对那些依旧心存疑虑的人，贾马尔丁·卡西米及其改革派同仁还炮制出了另一套视电报为媒介（medium）的抽象理解。把电报归类为“纯粹的”媒介，允许电报的倡导者可以抛开伊斯兰教法院对报告称目击新月的证人做出的种种要求。在他们对卡西米等人的漫骂中，在《真理》上叫嚣的保守派对电报的拒斥态度建立在一种观念之上，即一份电报在法律上曾是所谓的“萨哈达”（shahāda），即针对目击新月给出的证词，这份证词接下来应交给法官，法官对斋月的开始或结束进行裁决。在伊斯兰教的律法中，萨哈达与给出证词的目击者会受到高度尊重，并充当在各种各样的争端出现时确立真相的关键工具。贾马尔丁·卡西米和其他电报支持者辩称，电报本身与证词无关，它只是媒介，而非证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是一则信息。电报是信息的载体，而不是证词，电报也不是目击者。“因此，伊斯兰法院针对作证的规定及针对目击者本人的标准对电报来说是无效的。

卡西米强调，在过去的许多世纪当中，穆斯林统治者同样依靠信鸽和邮道骆驼发送紧急信息，而电报不过是另一种加速交流的工具。显然，没有人会声称骆驼就是证词。实际上，卡西米热切地想要证明，依据电报信息采取行动甚至与比证词或萨哈达更广泛的法律语境无关—“电报线路本身既不是目击新月的证人，也法官的裁决”，他澄清道。它是关于某个人给出目击到新月的证词的可以信赖的信息。“4正如卡西米指出的那样，先知穆罕默德自己都收到并接受了别人递送或交给他的信件—这些信件甚至是充当使节或诸如此类的职位的非穆斯林发出或传递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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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入了埃及1910年的争议事件中的那名法官，穆罕默德·巴希特也有一个类似的电报作为媒介的理论。就像贾马尔丁·卡西米，他写了整本关于电报的书，出版于差不多同一时间。当穆罕默德·巴希特得知卡西米也完成了关于同一主题的一本著作时，他将自己的书赠予了这位大马士革的同时代人，二人还交换了意见。47巴希特于1854年出生在埃及城市艾斯尤特，后来在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巴希特讲述了大量事件，它们促使其写一本关于在电报的帮助下确定斋月时间的书。其一是1910年发生在埃及的这场争议；另一件是他从一位朋友的朋友那里听说的，此人来自沙特阿拉伯城市麦地那，当时他正在印度旅行。在那里，这位朋友遇到了一位来自印度、被称为“阿布德·哈伊（‘Abd al-Hayy）谢赫”的伊斯兰教学者，他可能就是阿布德·哈伊·鲁克纳维（'Abd al-Hayy al-Luknawi）。48这位印度谢赫请正在旅行的朋友转交一封信给穆罕默德·巴希特，并向这位知名学者讲述了以下情况：在整个次大陆上，已经发生了好几起“因为信任电报信息来裁决斋戒时间而引发的混乱和争执”的事件。问题在于，宣布新月在一个地区得到证实的电报是否能够作为另一个地区采取行动的基础，以及针对在印度的实际情况，也即电报员大多数都是非穆斯林，应当如何作为。

就像贾马尔丁·卡西米，巴希特将电报定义为一种媒介，它不得不在其他媒介的法律和物质语境下进行理解。例如，在这个时期慢慢地进入东地中海地区的留声机，它以说话人的声音重复了所说的内容，因此该信息的来源是毋庸置疑的。电报则不同，但它也具有防止伪造身份和伪造内容的手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起初送往电报局的信息上的名字以及发件人在电报上的签名。邮递员和电报员都是“发送来自发信人消息的中间人，二者都不是发信人”，穆罕默德·巴希特·穆提伊（Muhammad Bakhit al-Mutii）写道。当然，互相发送电报的国王、亲王、显要，以及商人不会把报务员当作信息的实际发送者。因此，报务员是否为穆斯林其实无关紧要。统治者通过电报任命亲王和法官；没有人会愚蠢到认为，任命这些官员的是那些在电报局收到电文并发出它的电报员。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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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斯尤特（Asyut），也译作阿斯尤特，艾斯尤特（或阿斯尤特）省的首府，位于尼罗河西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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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通过撰写一本更长篇幅的小册子参与讨论宗教时间的作者，是“阿富汗人”穆罕默德·阿布德·巴齐（Muhammad‘Abd al-Baqi“al-Afghani”，1905年去世）。他生于喀布尔，在白沙瓦长大，移居到印度的兰布尔”，并在那里从事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教学工作，此后他动身前往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在黎凡特地区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20年。他往返于大马士革和其他叙利亚城市之间，最终定居在霍姆斯。1897年，阿布德·巴齐出版了《论关于电报与时钟的观点的有益经验》（The Book onthe Useful Lessons in Opinions on the Wire and Clocks)。不像其他大多数评论家，阿布德·巴齐认为确定斋月的时间与使用钟表来确定伊斯兰教的祷告时间密切相关。在伊斯兰教的律法当中，时钟没有现成的类比范畴，这一点与电报消息类似于对先知圣行的报道不同。因此，阿布德·巴齐的思路转而聚焦于有关“创新”（bid'a，伊斯兰教律法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的话题，另一个让伊斯兰教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关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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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瓦（Peshawar），巴基斯坦西北边境一省会。——译者注

\*兰布尔（Rampur），也译作兰普尔，印度北方邦一城市，在德里以东约170-千米。——译者注

霍姆斯（Homs），位于叙利亚西部，为该国第三大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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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阿布德·巴齐承认，时钟有可能不得不被看作有害的创新。毕竟，“使用它们及依赖它们的频繁程度仿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习惯，成了不必在中午望向天空的原因”，而这违背了经文中的规定。严守教规的穆斯林每日所做的五次祷告，是由太阳和月亮在天空中的位置决定的。在历史上，祈祷时间是以白天的阴影长度和夜间的暮光现象来进行衡量和定义的，它们全都随着经度和纬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一天始于maghrib，或曰日落祷告，随后是夜间祷告（ishā'）。Fajr是在黎明时分进行的祷告。当太阳越过了子午线，也即在天文学意义上的正午过后不久，就是zur，正午祷告时间。Aşr，午后祷告，则始于某物的影子比投下影子的物体的长度更长之际。每一次祷告都要在有限的时间间隔内完成，尽管越早进行的祷告会带来越多福报。 54

穆罕默德向教众传授正确的祷告做法，并清楚地下达了他那用裸眼观察天空的指令。阿布德·巴齐想知道，是否存在任何理由让借助时钟辅助祷告不会被视为无效。但是，再次对有关祷告时间的经文证据予以评估过后，他总结道，手表兴许可以被归为一次“习俗的创新”，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法律上规定的做法（比如观测太阳的位置）会被取代。要让每日做的五次祷告有效，穆斯林必须遵循特定的净化和实践标准，例如，祷告时对着麦加的方向。此外，他们还有义务知晓祷告时间何时到来，或至少是假定知晓。对“宜礼”（adhān，宣礼员宣布祷告的呼声）的依赖类似于“知晓”。运用正确的日晷和可靠的（“测试过的”）手表亦是如此，正如这位阿富汗人所发现的那样。“测试过的”等同于重复，这通常被理解为在假设中增加确定性的程度。在这个例子中，时钟就像发射礼炮和点燃蜡烛在表示开斋节开始方面扮演的角色。这位阿富汗人声称，此类“标志”提供了确定无疑的证据—恰如烟表示了火的存在。总而言之，这位阿富汗人发现，利用时钟来确定正确的祷告时间可以在伊斯兰教教法的框架内实现，而且，只要时钟不会削弱伊斯兰教教法规定的日常实践，比如观察阴影和天光，它们就不算是有害的创新。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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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指先知穆罕默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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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德·巴齐接着讨论了电报。电报已然成为处理世俗信息的“一般习惯”。作为当时的一项新发明，电报“从宗教的律法的角度来说，却是完全未知的”，阿布德·巴齐承认。之后他勇敢地宣称，就他而言，电报“与书写当中记录下的任何事物一样……可靠”。作为证据，他举出一例，先知穆罕默德本人曾经托他的一位同伴送信给拜占庭皇帝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和萨珊王朝的皇帝霍斯鲁（Khusraw），呼吁他们改宗伊斯兰教。当然，如果伊斯兰教的律法认为信件是不可靠的，那么，穆罕默德肯定不会依赖一份文字记录。因此，电报就像时钟：二者都是人造的发明，假设它们都通过了准确性的测试，允许使用其中一个而不允许使用另外一个就毫无道理可言。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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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伊始，确定斋月时间的合法实践已经在不止一个方面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讨论电报及其在宗教计时中的作用时，可信度（Trustworthiness）和可靠性（reliability）成了当时的争论点。除电报之外，祷告时间和阴历月份的天文学计算，也一直受到饱学之士和法律学者的审查。天文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可以相当准确地计算出太阳和月亮升起的时间。从数理天文学的角度来看，新月一旦达了连接点（point ofconjunction）——当太阳和月亮在地球的两头相对时——就会被看作已经升起。虽然连接点可以用天文学的方法予以确定，但能见度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能见度取决于天气条件，以及天光的质量，后者随着经度和纬度的变化而有所差异。因此，天文学家过去能够（现在也能）计算出连接点，并指出在月亮到达该连接点后最早的时间，在此期间，世界不同地区很有可能可以瞧见月亮。但实际的能见度仍然因情况而异，至少是在很大范围内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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