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为了处理伊斯兰教对宗教时间的关注，穆斯林天文学家很早便发展出一整套计时科学，即“指定时间的知识”（'ilm al-mīqāt）。结果，“从9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是那些在伊斯法罕（Isfahan）、马拉加(Maragha）和撒马尔罕的天文台的伊斯兰教天文学家，而非巴黎、伦敦或罗马的天文学家，在科学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只是到了16世纪晚期，欧洲的设备、精密性，以及数学方才比肩伊斯兰教的天文学家。 61在13世纪左右，作为伊斯兰教天文学专门知识的一部分，多数清真寺和宗教学校普遍设有专业计时员（timekeeper）一职。“2所谓的“穆瓦齐特”（muwaqqit），正如其阿拉伯名字所表明的那样，负责确定宗教仪式的“指定”时间，以及“装配仪器，写作关于球面天文学（sphericalastronomy）的论文，并指导学生”。“3结合诸如星盘（astrolabes）、象限（quadrants）这类工具，祷告表（prayer tables）允许计时员不必完全精通数理天文学就可以确定每日5次的祷告时间。穆瓦齐特继续履行其职业技能直到20世纪初，当时，机械手表的传播和宗教人员与国家的合作逐渐导致宗教计时的终结。在许多后殖民地国家，新的调查部门接管了在天文学上确定时间的任务，它们被转交给了现在已经成为国家雇员的宗教界领袖们。

除了列出太阳和月亮升起时间的表格外，必然还有些不太准确的关于目击月亮的表格。根据对太阳和月球相对于彼此，以及相对于当地地平线的位置这些知识，天文学家可确定在给定的一天观测到新月的可能性。他们知道，日落后，如果阴历新月距太阳足够远，从地平线上升得足够高，不至于为背景霞光遮蔽，那么就可以看见它。“自大约9世纪以来，穆斯林天文学家就开始编制各种表格，给出每月第一个晚上新月能见度的预测。各种计算允许天文学家做出“将能清楚瞧见”，“困难重重却可看到”，或者“根本不可见”的结论。“由于先知穆罕默德曾明确指示其追随者“目击”而非算出新月，数理天文学和裸眼观测之间的对立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发生的改变是，计算表格更容易获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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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品在黎凡特地区的扩散，不仅使报纸、杂志，以及改革主义的思想得以广泛流传，它还意味着，关于祷告和目击月亮的表格，其生产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加容易，也更加便宜。随着往往包含这类信息的日历和年历获得传播，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获取这些涉及计算宗教时间的数学知识。1912年在开罗出版的艾哈迈德·穆萨·扎卡维（Ahmad Musa al-Zarqawi）所写的《指定时间之书》（The Book of the Appointed Times），就是这类表格集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扎卡维是爱资哈尔大学的伊斯兰教天文学教师，他把本书题献给自己的学生，以及那些有兴趣自己计算宗教仪式时间的人。“由于掌握了这类知识，那么人们会意识到天文学和肉眼观测之间存在的明显矛盾，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数学计算上结果显示不可能的时刻，人们不止一次声称目击到了新月。

当时的学者并没有忽视这种差异，反过来，他们感觉有必要在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即统一的实践与穆斯林的团结这一问题上表明立场。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Muhammad Rashid Rida，1865—1935），此人兴许是当时占据核心地位的宗教改革家、知识分子，以及该时期的宣传家，也是广为流传的期刊《灯塔》（al-Manar）的主编。里达把《灯塔》变成一个论坛，在那里，他发表的不仅有自己和其他作者的文章，而且他还回答了远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寻求指导的穆斯林寄给他的问题。他将这些答复以裁决的形式，连带着最初的问题印了出来。里达出生在今黎巴嫩境内，后来，当奥斯曼帝国的审查制度在黎凡特地区变得过于僵硬时，他动身前往开罗。就像赛莱菲耶改革者，他也倡导重返伊斯兰教的经文，并且效仿先知及其同伴的做法。贾马尔丁·卡西米在1903年至1904年之交的冬天到开罗旅行了几周，他和他的旅伴，另一位写到了电报的作者阿布德·拉扎克·比塔尔（‘Abd al-Razzaq al-Bitar），同里达会面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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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达在许多裁决形式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即伊斯兰教的经文强制要求“目击”，而非“计算者的计算和天文学家的历法”。“伊斯兰教是一种“大众的宗教”，同样适用于游牧的贝都因人和定居的城市居民。因此，它强制要求宗教义务履行的时间对大众来说应该是明白易的，能为其所知的，而非专属于少数经过挑选的计算者群体。里达认为，永远不该单独允许上层人物出于自己排他主义的阐释就对宗教仪式的规则及宗教本身进行改动。70在对1904年一起事件进行评论时，他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那年，在舍尔邦月（Sha'ban，斋月前一个月）第30天的夜晚，埃及的卡迪、伊斯兰教法院的成员和大量学者聚集一堂，听取那些设法目击新月的人的证词。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人能证实目击到新月，因为根据天文学的计算，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看到新月的。每个了解这种情况的人都认为，出现目击证词是不可能的，而且无论是谁，只要给出证词就会被视为说谎者。然而，那晚的迟些时候，埃及的卡迪收到法尤姆（Fayyum，开罗以南）镇的法官发来的电报，电报上说有两名目击者看到了新月，而且他据此已经裁定了斋月的开始。但是埃及更高级别的卡迪说，他无法以电报为基础做出决定。然而，尽管现存的天文学计算结果不同，他并未质疑目击者其实已经给出了有效的证词，因此他建议两位目击者前往开罗，在他面前重复证词。他们依命行事，于是乎埃及的卡迪正式宣布斋戒开始。对相当多的人来说，这一公布来得太迟：他们错过了斋戒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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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这一情况的很多人都出于两个原因而感到困惑。首先，他们显然遵循了一份不准确的历法或其他祷告表。由于证词在法律上已经得到核实，所以它必然是正确的。因此，年历或表格中的计算结果必然是错误的。其次，从理论上讲，埃及的卡迪和法尤姆的法官在法律上的权威上并无不同。故而，里达带有煽动意味地问道：“难道遵守伊斯兰教的教规现在要依靠某个特定的领导人，在别人那里是不正确的事情，到他手上就能够变得正确了吗？”里达说，斋戒这一宗教义务并不依赖于某位政治领导人的命令，或这位领导人给出的不同寻常的解释，甚至不依赖于法律裁决。对里达来说，方法上的分歧和对宗教事务中等级之重要性的错误假设，导致了穆斯林社区的不团结现象。不准确的数据加重了这一问题。

里达并未止步于对宗教精英与政治精英进行批评。相反，他把平等主义的论点与对穆斯林统一的呼吁融合在了一起。然而，统一的伊斯兰教时间却无法通过计算找到。正如不同出版物上展现出不同的信息所表明的那样，祷告表格和印刷日历上的数字信息往往是错误的。有些出版物说，本月始于某个工作日，有些出版物则指向另一天。原因之一就是天文学上的一天与法律意义上的一天不同，就像连接点与能见度并不一致那样。根据伊斯兰教的律法，一个月的第一天始于新月首次可见的那个夜晚，而这可能是该月在天文学意义上的第二天。部分印出来的表格和年历没有清楚表明它们用的是其中哪个标准。对里达来说，这种想象中的计算方法的统一是难以达到的。”

在另一次论述中，里达详细表达了他对容易出错的计算的指责，这次论述涉及的是祷告时间，而非历法时间。他声称，众所周知的是，所有伊斯兰教城市中的宣礼员依靠的都是根据计算得出祷告时间的日历以及钟表，而非根据伊斯兰教的律法就阴影的长度或天光的颜色给出的说法。这一实践方面的改变，造成了某些近乎自相矛盾的不和谐时刻。接着，里达回忆起他与爱资哈尔大学一些最为出色学者所作的一次乡间旅行。4在那里，这位埃及的穆夫提看到暮光已经消失，准备进行晚祷。然而，一些学者告诉他现在还不到时间，5分钟后才是祷告时间—里达暗示，这些学者定是依赖他们的手表和印制的祷告时间表，而非遵循他们亲眼所见的一切。这一群人最后还是在那个时刻进行了祷告，但里达报告说，祷告之后，他看到他们打开怀表，互相说道：“[祷告的]时间现在才到来。因此，在一个认知失调的例子当中，他们在祷告时心里清楚这是正确的祷告时间，但同时还是留有某种印象，也即认为自己偏离了根据机械手表而非观测天光来进行祷告的习惯性做法。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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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期刊《灯塔》上，拉希德·里达频频回复那些报告确定宗教时间的方法存在分歧的读者来信。1907年，苏丹萨瓦金镇（Suakin）的一位作者描述了确定斋月开端这个问题是如何将一个社区的成员分成三派的。其中一派遵守人所共知的圣训，“看见新月就开始斋戒”，并练习观测，或是在天气条件妨碍视觉验证时，30天满即斋戒。第二派则留心着将要点燃的蜡烛，只有在奥斯曼帝国的最高宗教官员，伊斯兰教谢赫宣布斋月开始，而且这一消息通过电报传至各省过后，方可做出这一举动。而第三派遵循贾法尔·萨迪克（Jafaral-Sadiq）的做法，此人主要因为被看作什叶派伊玛目（shiiteimams）之一而为人所知。这最后一派将去年斋月开始日往后数上5天那日确定为斋月的开始，这条经验法则兴许实用，但在数学和天文学的层面上并不准确。

1909年，在突尼斯，关于如何查明伊斯兰教历法的不确定性，以及电报的合法性问题，造成了不团结的另一例。根据《灯塔》的一封读者来信，据报道，目击新月在该国某些地区得到证实之后，这些地区的居民于周四开始斋戒。然而，正如这位读者解释的那样，突尼斯人民在一天之后才开始斋戒，因为向首都传递目击到新月的消息出现了延迟，而这是由于“突尼斯的法律学者制定的法律，不允许这些地区的穆斯林依赖……通过电报或电话接收到的关于证实看到斋戒和开斋的新月的信息，因为电报掌握在非穆斯林的手中”。拉希德·里达的回答再次强调了返归伊斯兰教信仰的质朴这一需要。“关于这件事，我们不得不说的话很是简单，”里达开门见山道，“只不过大多数穆斯林已经不再理解宗教的质朴与简洁（brevity），尽管据经书[《古兰经》]所载，这是伊斯兰教的源泉。”78在他看来，电报强化了这一质朴，进而促进了团结。里达反对计算，支持目击和电报传输，他号召关注作为穆斯林力址源泉的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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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过后，1922年，拉希德·里达收到了另一个问题，它抱怨计时做法缺乏统一性。信件的作者是来自逛罗（今泰国）曼谷市的阿布德·阿拉·伊本·穆罕默德·马苏迪（Abd Allah Ibn Muhammad al-Mas'udi）。“每年，各清真寺的伊玛目们都会在证实目击新月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和不团结的情况。”马苏迪对此表示遗憾。在这些伊玛目中，有的依靠祷告时间表；其他的则遵从前面提及的贾法尔·萨迪克的做法，即从上一年斋月开始的那一天往后面数5天。还有一群人遵循“看见新月就开始斋戒”这一基于圣训的、既定的目击实践。总而言之，“每座清真寺都根据其伊玛目的意见开始斋戒”。里达再次强烈倡导目击，反对为了解决这种争端而进行的任何形式的计算。79后来他写道，宗教时间是“依靠诸感官证明的事情，这样，穆斯林就不会分裂，也不需要领导人和学者为他们的宗教确定时间”。“0

在另一个场合，里达的期刊《灯塔》收到了一位定居俄罗斯帝国的穆斯林的询问。拉达丁（Rada’al-Din）是乌法（Ufa）伊斯兰教法院的一位法官，而乌法则位于今日伏尔加河与乌拉尔山之间的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Russian Republic Bashkortostan），住在那里的巴什基尔(Bashkir）族群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这位法官致信里达时援引了“看见新月就开始斋戒”这一关乎斋月的圣训，但是他想知道，如何才能获得除斋月和闪瓦鲁月之外的月份的开始日期；因为斋月和闪瓦鲁月都与宗教节日相关，所以受到了特殊规则的约束。毕竟，拉达丁发现，如今广泛使用的印刷日历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由那些具备适当技能与知识的人士积累起来并予以出版的，不受目击新月和法院裁决的支配。作为北半球的居民，对俄罗斯帝国的穆斯林来说，在正确的时间看到新月几乎是不可能的，拉达丁写道。结果，这位来自俄国的学者担心，如果将相同的会引起争议的目击规则运用于所有月份，而不仅仅是斋月和闪瓦鲁月，只那会加刷穆斯林中间的不团结。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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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达丁声称，他的担忧在日益加重。关于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斋戒的分歧已经扩散开来，而这样的差异“在生活在我们当中的其他宗教群体里头业已沦为笑柄。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个地方的人在斋戒，而另一个地方的人已经结束了斋戒”。这两处的空间距离小到多半可以忽略不计，甚至可能出现同一座清真寺里的两个伊玛目或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彼此争执的情况。82里达的回答强调了宗教实践统一的必要，因为所有地区的穆斯林就宗教仪式的时间达成一致是有可能的，正如他发现的那般。在邻近地区的人当中，他本人甚至都没有在宗教时间的问题上发现太多不和谐，除非是有人就目击新月撒了谎，或是基于某种想象作证。真正危害团结的，是“每年在埃及（据其暗示，还有其他地方）印刷的日历，它们在证实这些月份方面存在差异”。 83

里达对错误计算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根据，然而造成了最大混乱的是祷告时间，而不是历法时间。埃及最终介入了，并试图结束在像开罗和亚历山大这样的城市里出售的各式年历的专栏和页面上印着大量错误时钟时间的情形。1923年，埃及的虔诚捐赠部（Mnistry of Pious Endowments）向开罗所有清真寺的领导者颁布了一条法令。该部门要求所有呼吁或发起祷告者在中午大炮发射的时候把他们的手表校调至12点钟，并按照“政府年历的计算”遵守祷告时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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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的背景是，当调查部（Survey Departmcnt）受到了正好位于开罗以外的赫勒万天文台（Helwan Observatory）的英国天文学家的劝诱，于1902年将标准时间引入埃及时，几家独立的、私人年历制造商没有改变他们的计算方式。为传播新的时间，该部门指示现存的午炮在UTC+2时间发射。因为当地时间与UTC+2时间存在5分钟的差异，午炮发射的时间比过去遵守的当地时间时晚了5分钟。然而，穆斯林还是根据当地的太阳时来进行祷告，而并非标准的平均时间。但是在计算祷告时间时，年历的制造商没能把午炮的时间变化计算在内，继续把炮声作为当地时间的12点到来的标志——实际上宣布的时间则是12点05分。因此，一听到正午的炮声，年历制造商就把手表设为12点，其实是当地时间12点05分。由于计算者对该细节的疏忽导致了“信众出现骚动，在确定祷告时间的问题上出现混乱”，调查部于1923年进一步将祷告时间统一于其支持的时间，并让政府发行的年历成为唯一有效的标准。这一举措反映出国家要把宗教事务严格控制在伊斯兰教时间惯例之内的决心日益坚定。

学者里达认为，自穆罕默德去世后许多世纪以来，像他自已这样的博学精英积累而成的精细而复杂的法律论证信条大厦，已经让该宗教的真正意义变得模糊起来。普通穆斯林无法理解种种技术的、往往复杂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的论证和规定造成的混乱。里达没有跟随他们的扭曲做法，反而呼吁回归一个更简单的伊斯兰教，它将免于法律的推测和推理的滥用。因此，在里达眼中，穆斯林的团结并非源自追随复杂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伊斯兰教历法的计算，而是依赖于所有人都具备的感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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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的时间和全体穆斯林社区（'umma）的统一和一致，在宗教仪式的可操作性中才能实现。伊斯兰教的历法时间的标准化应该强制实行，以便整顿伊斯兰教，使之回归质朴的统一。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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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些关于伊斯兰教的时间和空间的种种争论所示，在电报的帮助下，确定斋月时间的问题已经激发了对距离和位置、相互关联性和隔绝性这些空间范畴概念的重建。电报本身似乎将诸穆斯林社群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只不过数十年之前，它就让确定斋月时间成了一项当地事务。这一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布局在关于所谓上升点（rising points）/地平线方面的“差异”中尤显突出。在这个方面，历法争端聚焦的是，经度不同的地点是否应当遵循不同的斋月和开斋节起始日期，鉴于天文学家们已经知晓，根据当地的地平线不同，月亮的可见度有异。如果新月在一个社群得到证实，并且该社群关于斋月开始的裁决通过电报传至另一个社群，那么，鉴于“地平线的差异”，第二个社群距离能有多远？多长的距离算远呢？

“阿富汗人”阿布德·巴齐，那本论及时钟和祷告时间之书的作者，宣称他不为“地平线的差异”这一论据所动，因为“如果它[新月]在西方得到证实，那么在东方也可得到证实”。另一位学者声称，关键的宗教文本都不曾提及不同地平线的问题，除非是各地之间的距离非常远，就像是“从安达卢西亚到呼罗珊地区（Khurasan，位于今天的伊朗）那么远”。但另一方面，贾马尔丁·卡西米则带有冒险意味地说道，“任何略具星座科学、时间科学和地理科学知识的人”都明白，有着不同地平线的国家并不共享同一斋月开始时间。每一个更大的地区都有自己的裁决。正如拉希德·里达详细论述的那样，一些学者认为，要一个国家的人民根据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目击的结果行事是没有必要的；其他人坚称，如果国家之间彼此距离很近，那么，它们的裁决应该是统一的；如果它们相距甚远，则每个国家都应该遵照它自己的目击结果。里达本人不愿意依据天文学关于不同上升点的论据驳回一个有效的裁决：如果新月在一个地区适当地得到验证，又在不同的时间在附近某地看到了它，那么没有理由就此否定第一个裁决，因为从理论上讲，邻近性（proximity）与随之而来的天文学结果都认为这两者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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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罗珊地区，历史上的地理概念，“征拉桑”（Khorasan）的旧名，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大致包括今伊朗东北部、阿富汗北部，以及土库曼斯坦南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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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存在地区间“混合”和协作的国家里，就像埃及的例子那样，这些国家的部分居民进入斋戒期，其他人结束了斋戒，这是不合逻辑的。然而，对那些彼此间除移民之外不存在有力的纽带和联系的国家来说，确定斋月的时间只能是地方性的。因此，总体来说，在1900年前后声名鹊起的这一代学者中间，围绕经度差异的问题有着各式各样的观点。然而，无论一位学者是公然支持还是反对把地理学和天文学考虑在内，关于距离和电报传送的种种讨论都提出了归属（belonging）和从属关系（affiliation）的新问题，在此前的年代里，它们从未以这个形式被提出过。

只是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一代穆斯林学者才把跨越广阔空间的伊斯兰教的历法时间的标准化问题往前推了一步。上一代人已经逐渐认可电报是迅速传达目击新月消息的可信而可靠的手段，从而标志着在许多世纪里团结了全世界的穆斯林的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教教法（sharia）的普遍性。然而，他们回避了对计算的坚定支持。就连在“上升点/地平线差异”的问题上，各种各样的意见也同时存在。如今，二三十年后，里达在那种遵从质朴的、经文主义的新月目击实践中看见的统一性，注定了不再是充分的。已经在1923年和1924年目睹了奥斯曼帝国的终结和哈里发政权的废除，以及欧洲殖民地国家，或后来在埃及、黎凡特地区和伊拉克被委婉地称为“托管”国家的建立，穆斯林共同体比一战前几十年中的任何时候更加迫切地需要团结一致。此时，计算受人欢迎，被视作一个解决方案，它将见证全世界的穆斯林依赖同样的天文手段来确定伊斯兰教的历法和斋月的开始与结束时间，它也被视为解决穆斯林不团结问题的灵丹妙药。计算不仅会取代目击，而且也可以忽略经纬度的变化，从而撇开“地平线差异”这一论据。并不让人意外的是，这类对改革的呼声遭到了批评。但是，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各种想要统一全世界穆斯林的宗教时间的计划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浮出水面，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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