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历法与日期确定系统（dating system）是另一类通过激发对不同系统之间的比较与换算而在历史时间中为社会和国家提供定位的工具。历法时间，以及它承载的历史和宗教含义，都在迫使时人们把这些历史置于同他者的关系当中进行理解。在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区，历法改革得到了充分讨论。特别是20世纪初，这段在此前后非西方世界进行了大量革命的岁月中，历法改革占据了中心位置：在一年前的辛亥革命的背景下，中国于1912年至少在部分地区、在名义上引人了格里高利历法。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之后，一份计划被提交到重新恢复的奥斯曼议会，希望为了一些特定目的采纳格林尼治时间，然而它暂时没能获得通过。"1906作的伊朗立宪革命（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之后，人们试图进一步在财政事务上使用太阳年（solar year），然而伊朗的阳历（solarcalendar）要随着1925年新王朝的即位方才正式被引入。存在的努力，历法改革集中突显了各种统一和改进时间测量手段的努力所具有的同时性和全球性本质。欧美人对统一的世界历法的设计，仅仅是这个更广泛趋势的一个表现。

那些致力于让历法时间统一的积极进取的人们，他们的故事证实了个体在全球史中的重要性。像国际联盟这样的国际组织，通过它们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为男人，也为越来越多的女人参与较低层级的外交活动开辟了新机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内瓦，普通政治行动者的角色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多样化了。这类自学成才的外交官充当着国际组织、国家政府，以及地区民间协会之间的调解者。日历改革有赖于像世界历法组织（World Calendar Organization）的创始人伊丽莎白·阿基利斯（ElisabethAchelis）这样的女性，她斡旋于外交界、国际联盟官员，以及从美国到南亚数不胜数的“改革”俱乐部和协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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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认为，与俄国交战战败的原因在于议会中的立宪派，因此他解散了奥斯驶议会，此后，奥斯曼议会长达30多年没有召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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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改革一开始就是个双管齐下的项目。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它就常常包括了敦促俄国和其他东正教社会采纳格里高利历法的种种计划。从19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这类针对东正教的观点偶尔还会有所耳闻，但是总的来说，争论转向了改善格里高利历法，并使其可通用方面。2最直言不讳的要将格里高利历法引至俄国的早期活动家之一，就是切萨里奥·通迪尼·德·夸伦吉（Cesario Tondini de Quarenghi）。作为一名圣保罗修士会会士（Barnabite monk）兼天主教的推动者，他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在巴黎待过几年，在那里，他与俄国侨民建立了联系。回到意大利后，他成功说服了博洛尼亚的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s）支持他的计划。19世纪80年代，带有国际主义色彩的各类讨论时间统一的会议层出不穷的时期，博洛尼亚的科学院就在出版了大量材料以推动将耶路撒冷的子午线作为世界本初子午线的方案。这些观点背后经常是通迪尼·德·夸伦吉的身影。同时，这位意大利人还把自己对统一时钟时间的提倡与他和其他人所说的历法的“统一”联系起来。13

19世纪80年代，通迪尼·德·夸伦吉致信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宫廷(Porte），请求奥斯曼政府正式遵循格里高利历法。根据报道，他还造访过索非亚（Sofia），最终涉足俄国。在那里，由于在与东正教神职人员及帝国政府的互动中表现出的传教热情，他成功地让自己遭到了驱逐，因为“他对既定外交方式完全不了解”，德国天文学家威廉·福斯特如此形容。1888年，定居伦敦的他出席了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年会，并发表了一篇关于俄国对待历法改革的态度的论文。新一代自学成才的“大使们”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内瓦，他们将在国际行动主义的水域上愈发熟练地领航，但通迪尼·德·夸伦吉预示着一批非官方但富有影响力的外交官型活动家(diplomat-activists）的出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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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修士会（Clerics Regular of St. Paul），隶属于天主教，过去曾用简单的“B”表示身份。——译者注

\*\*索非亚，今保加利亚首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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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国的痴迷可能一直都是通迪尼·德·夸伦吉个人的问题，但他并非唯一一个对俄国东部的各种时间系统感兴趣的人。俄国当局自己也开始考虑会导致问题的东正教历法的某些方面。随着新千禧年和1900年的临近，在俄国，有关采纳格里高利历法的讨论声音变得愈发响亮起来，而帝国政府和圣彼得堡的科学院现在正考虑采取这一举措。1910年，根据报道，沙皇政府完成了一项对东正教庆祝的数量异常之多的节日的调查。在部分地区，节日的数量超过了一年中工作日的数量；在其他地区，节日仍然占据一年中三分之一的时间。在5月、6月和7月这样主要的收获月份，节日的频繁程度难以维持。在不同的地区和城镇，习俗可谓天差地别。一些官方机构庆祝了大量的政府假日，尽管并非全部如此。但是，俄国政府从未全心全意地推行历法改革，而最重要的是，不同的东正教教派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着分裂的状态。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东正教还在反复权衡是否要在多数人反对这一举措的情况下采纳格里高利历法。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宣布，他们的同意取决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停止“对抗”东正教。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不愉快。

在这种氛围里，历法改革辩论的条件出现了变换。与东正教东部的商业性联系不再引人注意。历法改革的焦点，从俄国和东正教转向格里高利历法中复活节假期，以及统一的月份和季度的稳定化。如今，世界范围内的可比较性和稳定性成了目标。正如一家德国报纸所说的那样，“今日文明化生活的不断国际化，将区分不同文明的形式上的差异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凸显了出来”。正如尼采总结的那样，正是相互关联性让差异无所遁形。“形式上的国际一致性”是生活许多方面的要求，而这种追求一致性的一个领域即历法时间。就像是在翻阅贝鲁特发行的一份年历，时人意识到了在不同社群共处的地方，历法多元化的情况有所增强。文章解释说，居住在黎凡特地区的人们通常不得不同时用上所有不同的历法，有时甚至还要加上科普特语的历法。在波兰，人们会庆祝希腊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的各种节日，这导致共有的工作日数量减少。但是，与在不同时间系统之间来回进行转换和计算的阿拉伯观察家相反，欧美的历法改革者梦想的是把一份世界范围内统一的计时方案作为这种异质性的解决之道。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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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闰年解决方案，还是逐年积累太阳年与“新的”改革版格里高利历法之间的差异，都未被贴上改革的标签。如今，历法中被视为最不利的因紧是其“不规律”的分段——事实上，不同月份的天数在28天到31天之间，而天数被分配到各月这一做法背后并没有系统的规则，而每年中的日历与周历也不对应。复活节的日期最早可能是3月25日，最晚可能是4月22日，这是另一个需要更多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对象。19早在卡米耶·弗拉马里翁依照其匿名捐助者的要求在法国举办历法竞赛时，其中一些要点就已经被提出来了；截至世纪之交，它们已经占据了历法问题的前沿和中心位置。一些过分激进的改革方案总是会浮出水面，但很快就会被认为太过剧烈，不能被认真对待，因为它们通常涉及全面放弃年或月这样的单位。20世纪50年代，印度北部的一名瑜伽修行者给格林尼治的皇家天文学家写了超过24封信，意在说服他考虑使用源自印度瑜伽的“加强节奏历法”（Improved Rhythmic Calendar）。2°能够引来更加严肃的关注的方案主要分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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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特语，古埃及语发展的最后阶段，属于阿非罗-亚细亚语系，埃及-科普特语族，与古埃及语近似，包含许多希腊语词汇。—译者注

希腊天主教，也即东正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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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方案脱胎于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在19世纪初推广的一种设计，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方案的倡导者并没有与孔德的历法建立起明确的联系，并可能是没有意识到这一先例的存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历法遵循的是每年13个月的做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类13个月的计划获得了相当的人气，因为它们提供的是每个月28天这种月份长度最为均等的方案。第二类改革方案通常会避开增加第13个月这种更为剧烈的干预措施，转而建议把每年的天数减少到364天，这样可以将其等分成4个季度，每个季度各91天，同时增加一个额外的“空出日”(blankday），它不屈于任何一周。插入的空出日确保日历将总是对应相同的周历（例如，每年的1月1日都对应星期日），从而让历法永久有效。19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日内瓦大学任教的数学教授L.A.格罗克洛德（L.A.Groschlaude）推广了后一种方案的变体，法国、比利时，以及英国都有其支持者。211895年，一位名叫伊格纳茨·海辛（Ignatz Heising）的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工程师兼德国移民，致信德国外交部，旨在通过采纳与格罗克洛德的方案极为相似的万年历（perpetual calendar），让整个世界知晓他的新关于“时代”的计划。“通过各类期刊和其他出版物，一些钻进了更具科学思维的圈子中的自诩的改革者，对该领域的其他活动了然于胸。但更多时候的情形则是，分散在全球的许多个体同时对历法时间的不规则单位这一“问题”提出了具有惊人相似性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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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讨论历法时间设定早期参数，主要是有组织的商业利益所达成的成就。19世纪晚些时候，大量来自各国的全国性商会组成了一个国际协会，致力于打击这数十年里盛行的保护主义政治，同时促进国家的经济利益。231906年，当这个国际商会协会在米兰会面，举行其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它讨论的是不均等的季度、月份长度和复活节日期对经济产生的影响。随后，该组织还分别于1908年、1910年、1912年依次在布拉格、伦敦，以及波士顿举行会议着手更新历法的问题。 24

大量关于历法改革议题的出版物和会议，很快便获得了国家立法者们的赞同。各个商会现在组织起协调一致的游说活动，努力让政府参与其中，瑞士政府就同意在瑞士上议院召开会议，讨论历法改革和确定复活节的日期的可能性。每个人都意识到，确保梵蒂冈出席这一活动至关重要。由于瑞士在梵蒂冈没有外交代表，故它转而坚持让比利时，一个很大程度上信仰天主教的国家临时充当代理人。两年后的1912年，再清楚不过的是，梵蒂冈不同意出席这次会议，而致力于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活动也逐渐消失。但是，立法者和各国政府的利益都已经受到了伤害。 25

在瑞士政府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接触，讨论召开一次会议之后，英国的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于1908年开始调查更改历法的影响。同年，在其关于夏令时的议案墨迹未干之时，英国国会议员罗伯特·皮尔斯便发起了另一项议案，提议既一劳永逸地确定复活节的日期，又对格里高利历法进行修正，解决其有害的不规律问题。26皮尔斯的计划需要一个空出日，它将插在12月31日和1月1日之间，称作“新年日”（NewYear'sDay），不算作一个规律的工作日。其余的日子分成4个季度，每个季度91天，每个季度再各自分为3个月，分别有30天、30天，以及31天。复活节星期日将永远固定下来，对应4月7日，星期日。他的努力暂时徒劳无功。英国政府没有对皮尔斯的议案表示支持，而当稍作修改的历法改革议案于1911年和1912年再次提出时，亦复如是。27在德国，新教教会宣布自己支持某个让复活节的日期稳定下来的措施，并向政府官员逐步灌输历法改革和复活节的问题有可能会被接受的希望。然而，当市民们向德国议会递交请愿书，请求考虑历法的问题时，这些材料只不过是被递交至级别更高的机构供其参考，而当局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从一开始，由于混合了宗教的和民族主义的不安情绪，历法改革被理解成是比时钟时间的统一问题更为敏感的事务。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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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历法改革暂时停止。在20世纪20年代初，改革格里高利历法的各种计划再度焕发新生，并得到了新的支持。国际商会协会意识到，进一步的改革需要各国政府联合起来的力量，以及由国际联盟提供的国际合法性。在瑞士政府的再次帮助下，协会成功地说服国际联盟研究组织一次历法改革代表大会的可能性，以便让“宗教界、科学界，以及商界”围绕这个话题聚在一起。29于是，改革历法的问题来到了国际联盟的通信与运输部（Communications and Transit Section），而该部门做出的决定是收集必要的文件，以便评估历法改革的要求和可能性。作为战后《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而在日内瓦宣告成立的国际联盟，其首要功能是一个国际交易清算所，一个规模庞大的官僚机器，负责收集信息和文件，宣传它的发现和所关心的事物，与此同时敏锐地关注着舆论。历法改革支持这一工作方式。30

日内瓦方面收集有关历法和它承担的其他事业之信息的方法包括将调查问卷寄给不同成员国的联络员，并请求成员方自行调查舆论对历法问题的看法。基于各国政府和不同协会的回复，国际联盟在1922年发布了第一份关于历法改革的报告，列出了目前的历法安排中存在的大量需要改革的缺陷：日期和周历对应的情况每年都不相同；月份长度不一；西欧和东欧，信奉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国家，使用的是不同的日历。鉴于这些不足，国际联盟的官员们表达了他们对改革的支持，以及他们进一步致力于研究历法问题的意图，只要改革“完全符合舆论对改善公共生活和经济关系的要求”。从一开始，国际联盟就避而不谈宗教利益。它宣称，诸如复活节日期的稳定化这样的问题最好留给宗教当局，而且大体来说，至于哪种历法改革的具体形式最值得推荐，国际联盟委员会通常没有“责任”发表任何看法。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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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下属行政机构的成员非常清楚，一个国际组织的能力往往不会超过其各成员国的总和。没有各国政府的肯定，没有它们的同意，国际联盟不敢触及历法改革的敏感问题。1927年，通过敦促各成员国组建起研究历法改革的国家机构、调查委员会，国际联盟再次将历法改革推回至国家层面上的行动。31931年，国际联盟下属通信与运输部举行了第四次国际会议，作为那场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终于组织了一次关于历法改革的会议。国际联盟的官僚体系行动迟缓，而且尤为强调共识和多边主义，因此做出任何决定都需要谨慎和时间。然而时机很不走运，因为在世界萧条的大背景下，1931年会议的结论是，历法改革必须暂缓一步，让位于更紧迫的关切。

20世纪30年代，国际联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并离开了国际联盟，日本如法炮制；1937年，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也效仿之。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乐观情绪正在迅速消退，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国际主义和国际联盟能够阻止另一场欧洲战争的希望也渐渐枯萎。”国际联盟保留了负责历法改革的下属委员会，继续与各国委员会进行沟通，同时收集有关历法的文献，直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彼时，面对成员国不温不火的反馈及亚洲和欧洲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它暂时将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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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从其日程中剔除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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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那些支持改革历法的人们动用了各种修辞策略。“秩序”与“和谐”频繁在与历法改革的联系之中得到表达，“稳定性”也是如此，在很多方面，它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流行词。3“理性的”是很多自诩为改革者的人偏爱用来描述他们的方案的一个形容词。历法改革者还颂扬起在日益复杂的世界中经过重新整理的历法拥有的“简朴”特征。在其他情况下，世界正在变得更小这个如今显得有点老调重弹的说法在继续充当论据。一位日本驻美大使发现，“进步文明的特点之一”一直是“增强人们从一个地方迅速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能力，从而让他的空间感最小化”。在这样一个不断缩小的世界里，一份所有人共同的历法是唯一明智的选择。37

在国际联盟官员当中最不绝于耳的说法是，共同的历法是世界和平的手段。其他人也有这种观点。在一份致国际联盟1931年的历法会议的电报中，圣雄甘地宣布了他对统一历法的支持，“就像我赞成所有国家使用统一的货币，支持所有民族都运用补充性的语言—比方说世界语”，他解释道。他要求，各民族的嫉妒和短视不得妨碍改革活动。德国历法改革的主要发言人之一在新的历法中指定了一天为“世界和平日”，以便提醒人人皆兄弟。1938年和1939年，在战争的炮火声再次威胁要在欧洲出现时，“全世界一份历法”的措辞变得格外响亮起来。 38

但世界和平的说法被其他声音的合唱轻易地淹没了，后者兜售的是一份具有的经济优势的改革版历法。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可比较的数字具有的价值产生的大量争论，此前仅限于会计师和统计人员之中，此时慢慢进入了政治的主流，以及舆论的视野。19世纪下半叶，随着复杂的多部门企业的成长，成本核算已经成为企业界的一个重要因素。3就会计工作的目的来说，使用工作日天数相同的的季度至关重要，这些时间单位可在无需冗长的数据重组的情况下直接进行比较。以商会、制造业协会等组织形式出现的，或是独立出现的各种商业利益集团，如今在敦促着历法改革者们处理当前历法甚为不便的细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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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盛赞统一的历法对商界裨益良多的人士当中，就有柯达公司的乔治·伊斯特曼（GeorgeEastman）。19世纪晚期，伊斯特曼发明了一种制作照相底片的方法，即在胶片上而非玻璃板上使用明胶乳剂，并开发出一种大批量生产、对业余摄影师来说易于上手的相机，柯达。为方便销售和配送，总部设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Rochester）的柯达，创造了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营销网络，同时还在英国建起了生产和服务设施。40或许是因为长期置身于各个国家不同的商业环境当中，伊斯特曼对历法改革的兴趣不断增长。在1928年美国全国工业委员会（National Industrial Council，一个制造商协会）的会议上，柯达公司的一名代表重申了伊斯特曼本人的观点：“现代企业管理……会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各个操作的每一处细节，在生产、销售、节约费用等可能涉及的方面都需要帮助。但是，全部这些操作的基础，即时间的要素，却被当前的历法这般不科学地测量着，以至于它成了一种障碍，而非帮助。”这名代表滔滔不绝地说，“企业管理试图通过精确的设计来建立其经济结构，但它不得不在不断变化的基础之上进行这项工作。”“

哥伦比亚大学银行学教授赫伯特·帕克·威利斯（Herbert ParkerWillis），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下了相似的看法，“近年来，统计学在为商业提供有用服务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今天很少有行业不采取统计学的方法”。伊斯特曼本人曾经谈到，一个“新的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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