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必须能够控制自己的活动，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以时间为单位衡量过去的和未来的表现”。国际铁路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of Railways）通过其会计和货币委员会同样指出，“把一年更为统一地划分成相同长度（月份，季度）这种做法的主要优点是累积统计资料。在今天，如果没有真正可靠、可比较的统计数据，要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领导和控制是不可想象的”。43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of Commerce）派往国际联盟的代表坚持认为，“现代世界的经验似乎表明，工商业的发展在呼吁出现一个系统，它能使人们更容易对每周与每月的数据进行比较”。比较可谓是最重要的。历法改革的经济论点充分利用了以图表形式呈现的可视化数据，近些年来，在经济学专家、经济学教科书，以及特定政府部门那里，这是一个全新的、不过越来越常见的特点。陡峭来回的线段、上下拉锯着沿时间轴所作的之字形运动，展示出了不同月份在工作日天数上的变化，其表达的现有历法包含的令人厌恶的“不规律”和不可比性，甚至比光用言辞更让人印象深刻。

事实上，美国的许多公司已经在遵循一种独立的经济历法（economiccalendar）。截至20世纪30年代，在各知名企业中，出于会计工作的需要，一份有着13个长度相等的月份的历法已经为人所用，其中就有伊斯特曼自已的柯达公司和西尔斯一罗巴克公司（Sears，Roebuck andCompany）。4在美国历法改革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on CalendarReform）的众多成员里，大型企业和银行业占据着显著地位，为的是确保这种做法会变得更加普遍。委员会成员包括：杰勒德·斯沃普（GerardSwope，通用电气的董事长）；阿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 Sloan，通用汽车的董事长）；亨利·福特（HenryFord，福特汽车的董事长）；以及乔治·罗伯茨（George Roberts，纽约花旗银行的副董事长）。委员会规模很大，除企业和银行业的利益集团之外，还包括政府部门财政部、标准局（Bureau of Standards），海军天文台（Naval Observatory）、农业部与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的代表，以及其他随机入选但是富有影响力的人物，比方说《纽约时报》的出版人阿道夫·奥克斯（AdolphS.Ochs），还有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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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晚期，在对历法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之后，该委员会确定，超过98%的回收调查问卷选择的是有13个月的方案，这足以说服美国历法改革委员会正式认可这一方案，而非其他。4这个选择并不完全让人意外，因为13个月的选择方案得到了乔治·伊斯特曼本人的支持；伊斯特曼正是美国历法改革委员会的赞助者。或许更令人意外的是，各个商业群体当中存在的一个信念，即公民们不会对增加第13个月这样重大的改变心存疑虑，而且会适应所涉及的习惯的重大改变。对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来说，让不可比较的日期变得可以比较这一前景，胜过了对可行性的担忧。

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资本主义以改革的方式取得的成就会相当有限。只有当对历法时间上的政治兴趣达到顶峰时，各个商业团体才突然找到了可以倾听他们对历法抱怨的渠道。在国际联盟的要求下，许多国家都成立了国家历法改革委员会，它们与政府，最重要的是与为政府服务的经济学专家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年里，各国家政府也发现了可比较的数据所具有的价值。大范围的政府统计资料始于19世纪的人口普查数据和人口统计数据，但是后来，其内容远远不止于此——还包括有关犯罪、酗酒，以及其他“社会疾病”的数据，最终还有经济方面的统计资料。但是，从这些数据发展到今天政府使用的、以国内生产总值或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形式呈现的数据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统计学本身不得不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出现。并非偶然的是，19世纪最早的国际主义运动之一就发生在统计人员群体当中。他们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建立能够让统计数据跨越不同民族传统、可以进行比较的标准。早在1853年就举办了一次国际统计代表大会，而在1885年，国际统计研究所（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Institute）成立于海牙。统计学成为比较的元科学。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各国政府发现了有关营养的数据的重要性；更一般地来说，他们会使用数据进行经济预测和规划，并在国际层面上用于处理德国赔款和战争债务的问题。 50美国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以及德国的商业周期研究所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后更名为德国经济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全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立的。国际联盟自已的经济和金融部（Economic and FinancialSection）也在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幸运的是，对历法改革的商界支持者来说，各国政府后来对可比较的国民经济数据的新关注给他们的努力带来了推动力，使其显得十分必要。与采纳统一的标准时间相比，历法改革被更广泛地视为一个经济问题，正如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设立的国家委员会所示。1930年6月，德国的历法改革委员会宣告成立，位于德国商业周期研究所，而其所长同时也是帝国统计局（Imperial Office ofStatistics）局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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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联盟、商业集团，以及各国历法改革委员会，当然是历法改革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发言人，但他们并非孤军奋战。早些时候，国际主义曾经为妇女提供了一个政治活动领域；19世纪最盛行的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就是各种为妇女争取投票权和主张推行禁酒令的妇女协会。数十年后，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同时有好几个非政府组织在日内瓦的湖边办公的“场景”，让松散地隶属于这些组织的妇女得以从事外交活动。国际联盟本身就把妇女视为其工作人员，即便不是在领导层，至少是在略次要的职位上。埃西·凯·拉斯穆森（Essy Key Rasmussen），瑞典一位著名的女性主义者的千金，充当着国际联盟下属各非政府组织的联络员，同时还受雇于国际联盟的秘书处，在那儿工作了很多年。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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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欧美的数不胜数的历法改革学会当中，有许多仍然籍籍无名，从未在历法爱好者的有限圈子之外引起关注。由伊丽莎白·阿基利斯（ElisabethAchelis）于1930年创立的世界历法协会却是一个例外。阿基利斯1880年出生于布鲁克林高地，是美国硬橡胶协会（American HardRubberAssociation）前任主席的女儿，并在父母死后继承了一大笔家产。阿基利斯从未上过大学，在富裕的家境中度过了青葱岁月，她热衷于舞蹈、派对、纸牌游戏、音乐会，以及钢琴课，这些构成了她在随后的人生中表现出的教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把自己的时间（和她的车）交给了美国红十字民政事务处（American Red Cross Home Division），但除此之外，阿基利斯并没有任何做慈善或志愿服务的经验。1929年的夏天，阿基利斯与普莱西德湖俱乐部（Lake Placid Club）的其他社会名流交往起来，在那里，她参加了一场梅维尔·杜威（Melvil Dewey，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分类系统的发明者）关于历法改革的讲座；杜威当时正在赞美有13个月的历法方案。 53

根据她自己那风格化的自传性叙事，这是一种变革性的体验：阿基利斯决心投身一项事业，而该事业就是历法改革。在接下来的20年里，阿基利斯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推广她的“世界历法”，这是12个月方案的一个变种，通过重新安排月份的天数，插入一个空出日，使得各个季度能够更加均等。世界历法协会的主要成员是她自己和一位办公室助理，后来还加人了一名主任，此人的主要职责是接管通信和记账。协会为自己设定的主要任务，是持续与无数的企业、政府、职业协会，以及改革学会保持通信，敦促它们支持她的世界历法提议。截至1931年6月，阿基利斯声称，她的协会在全世界有大约2500名成员。除世界历法协会编写的丰富的宣传资料之外，阿基利斯还撰写了一本书，并且在1930年至1955年间出版了双月刊《历法改革期刊》（Journal ofCalendar Refor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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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当国际联盟的通信和运输部举行了历法会议，而历法激进主义达到其高峰之时，伊丽莎白·阿基利斯在日内瓦待了好几个月，她在宝里瓦奇酒店（BcauRivage）下榻，徘徊在国际联盟各办公室的门前和万国宫的走廊，与外交官和政治家共进晚餐。从日内瓦出发，她数次在欧洲旅行。在那里，后来以绰号“历法女士”为人所知的她，与外交官和各国历法改革委员会的成员进行了会面。更冒险的是，她克服了自己对早期航空旅行条件的厌恶，把去伦敦、巴黎和罗马的行程变为造访亚洲和中东的长途旅行。 55

男版的阿基利斯兼其偶尔的强硬对手是英国工程师摩西·B.科茨沃斯（Moses B. Cotsworth）。这是另一位热情的改革者，后来将会担任一个关于历法的非政府组织的主事人，他此前曾经为伦敦和英国的北方东部铁路（North Eastern Railways）做统计。在这家铁路公司时，他设计了一套系统，通过该系统可以分析运输成本，用于编制铁路的运价和收费。科茨沃斯的工作经常要求他确定过去几个月的收人差，或与去年同期相比的收入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发现了每个月都同样是28天的13个月的历法方案在商业统计方面的优势。早在1902年，他就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成了一本书，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科茨沃斯才辞了职，以便成为一名全职的历法改革者。他成立了国际固定历法联盟（International Fixed CalendarLeague）来宣传自己的想法，并很快发现了乔治·伊斯特曼这个有偿付能力的赞助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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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像科茨沃斯和阿基利斯这类自给自足的个体分布得还是很松散，或仅仅被视为一个无需花费成本的机会，国际联盟便还会依靠他们。科茨沃斯以历法改革主要负责官员的身份，配合通信和运输部的主任一起出访外国，并定期向国际联盟的职员汇报自己的行踪。71930年秋，科茨沃斯从东京写了封信，他在那里曾经与德国外交官会面，讨论了德国国家历法改革委员会的进展。这趟行程还包括其后在新加坡、加尔各答、孟买，以及开罗的停留。一趟穿过中欧和东南欧的旅程则将他带到了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索非亚，以及伊斯坦布尔。国际联盟与它的志愿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没有张力，因为与国际联盟仅仅存在松散联系的非政府组织会经常使用国际联盟的名字来宜传它们的事业，甚至是以它的名义行动。由于国际联盟的历法外交（calendar diplomacy）始终在教会与国家利益之间微妙地走钢丝，故日内瓦对过分积极的活动家精神并不赞赏。但是，只要科茨沃斯和阿基里斯将自己限制在观察的使命上，并将舆论的热度传播到国外，那他们在日内瓦就是最受欢迎的。 58

除来自科茨沃斯和阿基利斯这样的个体的改革计划之外，还有许许多多个人和规模更小的协会提交的大址方案。在1924年到1931年间，日内瓦总共收到大约560份改革方案。9在联盟官员筛选过所有这些资料，删除重复的内容，并将提交的资料分成几类后，放在国际联盟历法改革委员会面前的还有足足三大摞。第一摞资料仅仅通过把某些天数从一个月移到下一个月来让一年中的各季度变得均等。第二摞资料中的有些历法则更进一步，并将每年的天数从365天减少到364天，这样可等分成四个季度，各91天。为了与年的天文学长度（astronomic length of the year）保持一致，这些计划在周的序列之外辟出了一个“补充日”（supplementary day）。第三摞是些加上了第13个月的历法，尽管从一开始它们被采纳的机会微乎其微—国际联盟下属委员会早就猜测说，“把每年分为13个月的计划预先就被否定了”；由于对数字“13”的疑虑颇深，这种评估很可能是正确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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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官僚机构的成员一再强调他们的中立性，宣布不会为他们各自的原籍国发言。可是，一旦各国政府认真地考虑起历法改革的研究和实施，通用的历法就会突然间被包装成一种国家的努力。国际联盟提出的历法改革有赖于各国政府在本国的宣传，及其赋予之合法性的举措；除非国际主义得以转化成国内政治的需要，否则它没有任何具体的意义。

在美国，历法改革的可能性与“新政”相融合。在此之前，国会曾经两次处理历法改革的问题，但从未更有力地推动这样的计划。1922年，一份议案被带到了国会上，它建议采纳有13个月的历法方案，但关于这个主题的听证会并未催生出任何行动。1922年提出的种种论点大体上更多地集中于标准化考虑，而非经济优势和统计的敖律。明尼苏达州自由历法协会(Liberty Calendar Association）的负责人自诩是历法专家，他也在委员会前作证说，改革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创造出一种标准的月份。“我们没有标准的月份，”他继续说道，“即便是在这个标准化的时代。”靡西·科茨沃斯也在委员会面前给出证词，他同样辩称，“目前，我们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是标准化的，但我们仍然没有一种标准化的月份。我们挣钱和花钱的时间是并不均等的”。经济思维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6

此外，标准化的历法改革还被当成了一项泛美计划得到了讨论。1915年，一次泛美金融代表大会称赞了美洲目前正在使用的商业法律法规的标准化。这类政策建议促成了1924年在利马（Lima）举行的第一届泛美标准化会议（First Pan-American Standardization Conference）。标准化在美国是如此流行，以至于现在已经占据了“美国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位置”，正如一份出版物所言。“2在利马会议的推动下，1928年的哈瓦那泛美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它呼吁南半球各成员国设立国家历法改革委员会。在哈瓦那的各项活动的作用下，1928年美国众议院又收到了一份议案，该议案呼吁美国总统针对历法问题召开国际会议，但没能得到支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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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最后的晚餐”上第13个出席者是后来背叛耶稣基督的犹大，故数字“13”在基督教中是个忌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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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大萧条袭来和新政出台，政府官员们才突然发现更积极地考虑历法改革有不可抗拒的理由。当国家复兴管理局（National RecoveryAdministration，NRA）成立时，它的任务之一就是收集大范围的工业数据，并对过去提交的、但发现不可比较的数字进行重新分类。其目的是要为数据报告创建一个共同的基础，而这一共同基础的一个要素就是利用统一的时间跨度来报告和处理数据的可能性。1933年秋，M. B. 福尔瑟姆（M. B. Folsom），美国统计协会（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下属历法改革委员会（Committee on Calendar Reform）主席，在一场关于“同复兴计划密切相关的行业以4周的时间跨度为一次报告周期”的演讲中建议，应当引入以4周的时间跨度作为报告工业和贸易信息的周期。福尔瑟姆解释说，每周、每2周，以及每4周的时间跨度已经被广泛用作工资单的基础，这种非正式的“历法”安排也应该运用到其他领域。“

这场演讲和美国统计协会的许多发现被提交给了中央统计局（CentralStatisticalBoard），一个在新政中诞生的机构。1933年10月，中央统计局安排了几家组织和机构参加一场会议，讨论历法改革。结束该会议的决议认为，“提供数据的时间单位缺乏一致性，造成了很多混淆和误解”，这个情况让“频繁收集的关于就业、工资、生产，以及其他用以衡量交易额、确定经济趋势的系列数据的使用”变得复杂起来。正如该决议说明的那样，“当以历法月份为基础呈现时，这些商业统计资料失去了部分价值，容易招致误解，因为有几个月的工作日的天数并不相等，而且月份的天数并不是一周的几倍”。这一点特别令人遗憾，因为“目前，同复兴计划有关的是商业统计的范围正在显著扩张”。故而，如今正是“这类对以时间单位为基础的统计做法进行改善的有利时机”。中央统计局因此建议引入以4周为周期来报告工业和贸易信息的制度。整个20世纪30年代，历法改革及其在统计和经济复苏方面的优势，是新闻界，同样还有政府当局那儿反复出现的话题。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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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将通用的历法时间进行国家化的例子发生在独立后的印度。只要次大陆在很大程度上由英国人统治，历法改革在印度就不会有多少听众。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国际联盟调查针对历法改革的舆论时，英国政府就对插手历法问题的企图持谨慎态度。大多数印度人遵循各种各样的天文历法，他们将会拒绝任何像所提议的那些无比激进的改革方案。因此，改革可能带来的好处都被当地人口肯定会对改革版历法所持的冷漠态度给抵消了。在与格林尼治时间有关的种种经历过后，或许已经在干预时间的问题上变得小心翼兴的英国官员则回避了历法的问题。“

然而印度在1947年获得独立后，对历法改革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对次大陆上正在使用的几种历法进行统一，如今已经变成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治下印度新领导层追求的民族建设和现代化的一个方面。1952年，尼赫鲁政府指定了一个研究历法的委员会，它隶属于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India Council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Research）。委员会负责的，不仅是研究印度的大量历法，而且还要建立一个“印度的格林尼治”，即位于现有“印度标准时间”UTC+5:30所在的子午线的天文台，负责统一印度的时钟时间。当时，印度教教徒的“民用日”（civilday）从日出算起，而穆斯林认为一天始于日落时分。此外，在印度全境，一些历法测算的是阴历日（lunardays），一天是从一次月落到下一次月落。新的国家天文台应该融合这些有分歧的做法。“形成些许统一性的需要可谓再清楚不过了”，正如科谢夫·德瓦·马尔维亚(Keshev Deva Malviya），印度首位石油部长所言，而他也参与了这项努力。政府面临着诸如确定公共假期的问题，因为在不同的地方，人们会在不同的日期庆祝相同的宗教节日。 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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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历法得到统一，轻易就与通过国家现代化来消灭“数不胜数的凭借其与历法惯例的联系而损害了国家的文化统一与发展的神话、宗教教条、迷信和占星术”的这股动力混合在了一起。1955年，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份报告，尼赫鲁亲自给委员会的发现撰写了导言式评论。这位印度领导人估计，当下正在使用的历法有30种，这种情况被他视为“我们过去的政治和文化历史的自然结果，部分表现出了国家内部以往的政治分歧”。尼赫魯声称，“既然我们已经获得了独立，那么，出于民用和社会的目的，显然值得在历法中追求某种程度上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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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对历法改革进行的带有民族意味的再阐释，最为显著地揭示了国际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局限性。当国际联盟开始自己的调查时，德国的观察家们带着强烈的兴趣追随其后。1926年后，由于国际联盟的建议，德国国家历法委员会开始了自己调查舆论的工作。随着纳粹分子在1933年1月的成功掌权，历法改革仍然受到欢迎，然而赞助人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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