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19世纪晚期以来，德国帝国统计局便出版了一种所谓的“基本历法”(BasicCalendar）。这类小册子列出每年新教和天主教各种假日的清单，教会年的历法清单，以及有着许多名字和圣徒日的清单。私人出版商然后使用官方数据编纂起他们自己的历法。1933年夏，这些出版商中的某些人找到了纳粹文学院（Nazi Chamber of Literature）和帝国统计局，表达了他们对德国历法上存在“犹太人的名字”这个情况的不满。德国基本历法中的名称列表包含诸如亚伯（Abel）和赛斯（Seth）这样的名字；他们提醒说，即便是常见的名字，如约瑟夫（Josef）、玛丽亚（Maria）、苏珊娜（Susanna）、伊丽莎白（Elisabeth）、加布里埃尔（Gabriel），以及约翰内斯（Johannes），都有“希伯来”始源。此外，在福音派教会（Evangelical church）的官方历法中，元旦还被标注为基督接受割礼的日子。

还是在1933年夏天，希特勒掌权几个月后，他收到了一位德国公民的来信，此人宣称“世界历史上从来不曾为施展德国的文化行动提供过当下你带来的这般有利的机会”，而历法改革正是这样的行动，因为“定义一些最重要的时间的竟然是非德国的名字”。纳粹文学院的负责人很快就宣布，“从历法中剔除不常用的希伯来名字，并代之以德国名字”是“可取的”。数月后，内政部（Ministry of the Interior）下令，“犹太节日不再列人政府办事处使用的历法”。不安的出版商和有关人士提出的此类质询，引起了一场对历法和名单的检查，它由帝国统计局与新教及天主教教会合作进行。 70

于是乎，纳粹的历法改革变成了一次把更多的德国圣徒的名字插入名单中的努力，导致加进了诸如“阿德尔哈德（Adelhard）”、“赫诺维瓦（Genoveva）”，以及“法希尔德（Farhilde）”这般听起来像日耳曼语的名字，使人联想起中世纪的德意志文学。对有些人来说，教会和纳粹当局最初施行的清洗远远不够。1940年5月，奥地利出版社的阿道夫·卢泽（Adolf Luser）致信教会事务部（Ministry of Ecclesiastic Affairs），说命名日（namedays）的储备是“巧妙地指导父母亲给他们的子女起德国名字”的一个手段。犹太人的名字——也就是那些自从1938年来一直被归入此类的—“当然在德国历法中没有一席之地”。一些尤为“外国的”（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的”指的是斯拉夫人的）名字也应当剔除，比如“博吉斯拉夫（Bogislav）、拉迪斯劳斯（Ladislaus），以及卡西米尔(Kasimir)”。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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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历法改革的倡导者无意止步于圣徒名单和命名日清单，而是希望最终还能改变月份的名称。在与纳粹创造出北欧一日耳曼的历史，并采用来自这段历史的类似党卫军标志（基于采纳拉丁字母以前的日耳曼字母表的神秘记号）的纳粹符号的企图保持一致的过程中，历法月（calendar months）如今要被带上诸如“哈通”（Hartung），“霍农”（Hornung），“伦茨蒙德”（Lenzmond）和“奥斯特蒙德”(Ostermond）这种日耳曼名称，它们暗示了与季节、土壤的状况，以及农业节奏的紧密关联，比如“春月之月（the month of the spring moon）”和“霜冻之月（the month of severe frost）”。"这种提议没能通过。但是，国际联盟在促进和平的、通用的世界历法的采纳方面做出的国际主义式的努力，已经演变成从历法中清除“犹太名字”，并使其变得更“日耳曼”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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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不同背景的宗教当局就一直对历法改革的观念心存疑虑，如果不是充满敌意的话。正是他们的坚决反对，才让改变历法沦为越来越不现实的努力。1931年，国际联盟对宗教意见进行了调查。概括说来，比起天主教当局，新教教会更愿意讨论将复活节的日期固定化的问题，但是，通过增加一个空出日来重新安排天数，当然还包括创造出第13个月都遭到了禁止。东正教教会的支持通常取决于所有主要教派对改革版历法的集体赞成。73而从新教教会到各国政府，再到国际联盟，每个人都默默意识到，真正的关键在于梵蒂冈。没有来自罗马的赞同，历法改革就会被视为是不可能的，这证明了它的统治地位。哪怕是在一个据说更加世俗的年代里，天主教还是被认为掌控着人们的大脑和心灵。1931年，梵蒂冈官员告诉国际联盟，复活节问题完全在天主教的职权范围内，本质上是教会管辖的，因为哪怕仅仅是提出历法问题，国际联盟都显然越界了，故梵蒂冈拒绝派出观察家到日内瓦出席会议，或是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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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教派的宗教团体联合起来反对历法改革在周的节律之外插入一个空出日。各式各样的13个月方案也从未被视作一个严肃的选项，因为对历法进行这样的干预注定太过激进，太过偏离宗教经文与传统。但即便是对12个月方案提议的有限修正，也推翻了有些人视为其信仰之不可变更的教条。插入一个并没有周几之名的日子作为“空出日”或“世界节日”，意味着改变天数的顺序。因此，原来的周六或周日就不再是“真正的”周六或周日，而是会在一周内“移动”。从本质上说，这是数十年来对平均时间和夏令时的反对声音的一个变种。尽管“原来的”周日得到了一个新名字，但周日不会简单地移动到另一天。相反，“真正的”周日会是现在所谓的周一，然后依次类推，就像人类的睡眠与营养摄入的节奏不会随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动，而总是保持不变的。正如宗教自由协会〔ReligiousLiberty Association，隶属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Adventists）在一份题为《历法变化会威胁宗教》的小册子中所解释的那样，在“这种得到了充分资助的、将会废除宗教日的诡计”下，“如果我们的历法变更者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设计”，一个“完全不同的日子将会取代周日。它根本就不是周日。它实际上是周一。但它被赋予了周日的名字。那些如今视周日为神圣的一天的人们，会被要求接受取代周日的周一，重新把它命名为周日，遵循它，而非真正的周日”。由于穆斯林、犹太教教徒，以及基督徒都坚持认为，一周当中有个特殊的日子是留给休息或祷告的，故这三个信奉同源经书的宗教在反对历法改革的问题上可谓相当统一。当基督徒和犹太教教徒说到周日或周六在他们自已的信仰中占据的核心地位时，他们往往参考的是星期五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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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法改革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当中，就有约瑟夫·赫兹（JosephHertz），英帝国希伯来联合会（United Hebrew Congregations of the BritishEmpire）的首席拉比。赫兹屡次强调了一周七天这个正则序列（rcgularsequence）之于犹太人的切身利益。这位英国拉比出版了好几本反对历法改革的小册子和专著，包括一部题为《在日内瓦为安息日而战》（“TheBattle for the Sabbath at Geneva”）的作品，它呼吁每个犹太社区都参与到反对历法改革这件令人憎恶的事的“圣战”中。此外，赫兹明确抨击了那些出于经济和财政的原因支持改革的论点。赫兹发现，改革版的历法带有“美国的金融利益”的印记，并且得到了“美国延伸至世界各地、不吝投入、运作谨慎的宣传力量”的推动。用赫兹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让生活美国化、机械化”的企图，兴许他是在影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福特主义所具有的全球诱惑力。 77

其他犹太人群体加入了赫兹的阵营。美国拉比中央会议（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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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圣经·旧约》，上帝创世用了六天，第七天休息，后来基督徒便往往在每周的第七天停止经营性活动，去教堂做礼拜。—译者注

《古兰经》中真主有言：“信士们啊，主嘛日（星期五）召唤人礼拜的时候，你们当去崇拜真主，放下买卖。”在伊斯兰教中，星期五也叫主嘛日。而犹太教教徒则把上帝创世的最后一天，第六天称作安息日（Sabbath），奉其为圣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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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of American Rabbis）就这个问题定期与英国和欧洲的犹太权威机构通信。试图说服各个工会和工厂遵循每星期五天工作日的制度，以便美国犹太安息日联盟的（Jewish Sabbath Alliance of America）工人遵守安息日规则，也谈到了每周的节奏被打断将给遵守教规的犹太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一个来自维也纳的犹太团体则叹息说，虽然秒、分、小时、天，甚至年这些时间单位都可以说是科学或习俗的结果，但一周七天是被正统派犹太教教徒视为“纯粹宗教的”；世俗当局毫无理由进行干涉。与罗马教廷相反，犹太团体在国际联盟的大会和较低级别的各种会议上积极争取认可。1930年，世界保卫安息日联盟（World Union for theSafeguarding of the Sabbath）在柏林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讨论了历法改革一事，为即将到来的1931年国际联盟的相关活动做准备。约瑟夫·赫兹和其他人建立了“犹太历法改革委员会”（“Jewish Committee onCalendarReform”），计划在国际联盟的大会出席者面前发表一份声明。讨论的结果非常明确，“犹太人坚定不移地反对在测算时间的方式上做出任何改变”，否则会打乱七天一周的连续性，进而让安息日—“犹太教中的根本制度”在一周之内移动。这种“徘徊的”、“游动的安息日”是不可接受的。 78

关于历法改革的通信大多源自欧洲和北美。但是，非西方观点偶尔也能够抵达日内瓦，这证明当时通信和智识交流的渠道非常广泛。缅甸仰光的“穆斯林学者协会”（“Association of Muslim Scholars”）曾经向日内瓦提交过一封抗议信，信中解释了从宗教的视角和伊斯兰的视角出发，缅甸的穆斯林为何会强烈反对任何对每周周期的改动。印度德里一家文学社的成员G. A. 乔杜里（G.A. Chowdhury）也曾经撰文说明，星期五是穆斯林需要履行特殊义务的一天，因而任何空出日都将使穆斯林无法认可新历法的星期五是“他们的”星期五。从宗教的观点来看，更改过的历法规定的对星期五的变更是不能被允许的，而穆斯林将不得不保留一个单独的历法，因此反过来让改革的全部意义—简化—遭到了废弃。乔杜里预言，如果这样一种改革获得通过，那么穆斯林，以及基督教和犹太教教徒将会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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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激进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抵达高峰之后就渐渐消退了。二战后，两个不那么富有影响力的国家（先是秘鲁，然后是巴拿马），试图将历法再次置于联合国的议程中。1953年，印度更进一步，要求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ECOSOC）即将召开的会议期间就历法改革问题进行讨论，这显然是受到了其国内将众多历法同质化的种种努力的驱动。当这个问题终于在1955年被列入了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的议程时，有人建议推迟讨论，因为各国政府的反应都是不温不火的，特别是美国，她以宗教关切表达了强烈的反对。1956年，国际联盟得出结论，由于会对宗教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不受欢迎的影响，任何此类改革议案想获得普遍接受几乎是不可能的。出席理事会会议的代表们投票表决，无限期推迟对该问题的进一步讨论。81

由于这些修正方案是以格里高利历法传统为基础的，历法改革的吸引力一直十分有限。在19、20世纪之交过后，非西方社会确实短暂地见证了对各种历法的高涨兴趣，部分倾向于格里高利历法，部分倾向各种本土历法，还有部分人对改革版“世界历法”兴致盎然，哪怕只是想表达反对意见。穆斯林学者们讨论确定斋月时间的问题。印度教教徒和印度的帕西人在考虑改革他们的历法。8一位自称约瑟夫·珀杰·夏（Joseph PohjeyHsue）的男子，从中国天津的法租界向国际联盟投书，介绍了他设计的一种所谓永恒历法（eternal calendar），它在结构上与科茨沃斯的13个月方案或多或少是相同的。这位上海一家报纸的经理将100份有关历法改革的中文传单邮寄给了科茨沃斯，供后者分发。在中国，北京的儒学协会(Confucian Association of Beijing）于1918年向参议院呈交了一份议案，议案的内容是“为了世界各国的和谐”而建立一个全球政府。这个新的世界秩序需要一份通用的历法，它将以新政府的开创来标记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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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历法改革者几乎没有承认过这些来自其他地方的关于改变历法的对话。诸如日本、中国，以及1917年后的俄国这样的国家，已经采纳了格里高利历法，这个事实通常会被用来证明一个假设，也即非西方社会将“自愿放弃它们那些不太有用的历法”，正如摩西·B.科茨沃斯所言。他详细阐述道，“迄今为止，已经有大约3.8亿文明程度较低的人由于使用当地粗糙的历法而受到妨碍，这些历法在太阳年中每年开始的日期都不同，这些人现在意识到了使用更固定的格里高利历法会带来的实际裨益”。科茨沃斯和其他有着同样想法的人都错了，因为在非西方世界，默认的解决方案一直是（并且仍然是）同时使用当地的历法与格里高利历法。 84

然而，最终，历法改革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因为它对遵循非格里高利历法的人们缺乏吸引力。这场运动的中止，并不是因为非西方国家在抵制一种强加给他们的“外国的”历法时间。通用历法改革正是在它起源地，欧洲和北美失败的。宗教当局成功地将舆论转向对该计划的宗教反对意见；它们的抗议使得各国政府都不愿触及历法中隐含的宗教敏感性。在“现代的”通信技术和国际主义机构的帮助下，有组织的各大宗教最终成功地制造出了足够强大的舆论，吓跑了各国政府。宗教当局在国际联盟和有关历法问题的非政府组织自己的游戏中击败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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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中，宗教自身也发生了变化。在各民族国家、帝国，以及殖民主义试图削减宗教影响力的压力之下，不同的教派都经历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振兴与重组的过程。一般来说，这种复兴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塑造了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的各种力量促成的：廉价印刷品的扩散允许零星住在各地的“散居者”（disporas）可以想象自己与相隔甚远的虔诚的宗教同仁紧密相连。铁路和蒸汽船向海外运送了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同时又给不同宗教的朝圣者提供了更快捷、也更便宜的旅行机会。通过诸如新教的世界传教士大会（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s）、罗马天主教的教皇禧年（papal Jubilees），以及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World JewishCongress）等事件，宗教的全球化强化了一种世界共同体的感觉。

此外，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性宗教还建立了诸多国际组织，这些组织的目的是在其成员间培养更自觉的全球认同。这往往会推动国际性的社会行动主义（social activism）。普世教会运动（ecumencial movement）在19世纪末开始迅速发展，1893年，世界宗教议会（World Parliament ofReligions）在芝加哥召开了会议，1910年，世界传教士大会（theWorldMissionaryConference）在爱丁堡召开。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Council of Churches，1948年成立）的几个前身组织都是在一战后成立的。其中之一就是世界基督教生活与工作委员会（Universal Christian Councilfor Life and Work），它在日内瓦占有一席之地，在当时举办了几次国际主义基督教会议。很多带有国际主义色彩的宗教团体都隶属于国际联盟，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主义活动都有所参与。宗教界的官员们用自己的武器有效地打击了历法国际主义。正如在全球运作的宗教自由协会(Religious Liberty Association，RLA）从不间断的行动所示，舆论和国际主义者之间的联系在这些努力当中最为重要。而在美国国内，宗教自由协会用数不胜数的小册子、广告，以及信件轰炸政府和国民，以增强他们的意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国际分支机构”同样反对历法改革，认为它限制了宗教活动。1931年，宗教自由协会从它在印度浦那的总部致信国际联盟，提交了在次大陆收集的数十页签名反对采纳一份世界历法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宗教自由协会宣称总共有超过14000份类似的请愿书—用拉丁文、波斯一阿拉伯文字和印度字母写就，要求基督徒、穆斯林，以及犹太教教徒遵循“完好无损传承的………固定宗教日”的权利。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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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也译为世界基督教联合会、普世教会协会或普世基督教会协会，旨在推行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总部现设在日内瓦。——详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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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欧洲国际主义精神的萎缩也促成了历法改革的失败。在一战前的10年和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初，与一种全球心态相结合的国际主义，激发出对历法改革的极大热情。而当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相继兴起，1939年到1945年间规模和惨烈程度空前的战争肆虐全世界时，这种热情便蒸发殆尽。二战后，冷战很快出现在地平线上。借用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942年写下的告别19世纪的话来说，国际主义和自觉的全球性已经是“昨日的世界”。87

单单靠经济方面的论证和资本主义利益，无法把历法改革带入一个19世纪的全球心态已经不再激励人心的新时代。当历法改革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消退，又于20世纪50年代再次出现时，商业团体和各国政府对历法时间可以比较的、同质性的时间单位的兴趣并未消失。在战后，对可以比较的统计资料，以及总体上对“经济”事物的可通约的定量化需求可以说是有所增加了。8到现在为止，国民收入核算，以及一个国家的全部经济活动可以进行衡量的观念，在很多国家都是一项颇为常见的操作。对可以比较的数字的兴趣源自新政时期确定经济表现与危机时期生活成本的一种努力，随后它又在战争期间服务于同战争有关的规划，以及此后欧洲经济的重建。在欧洲，当战争还在持续时，欧洲关于经济和社会增长的数据和后来被称为“生活水平”的数据，就已经在对福利国家的构想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在新近成立的联合国，对来自如今被称作“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系统性的汇编已经成了当务之急。然而，尽管改进月度和季度账户有着持续的，甚至是不断增长的效用，重新安排历法不再是一个严肃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以一种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特征进行了调整，而这些特征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促进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传播：现在，很多企业，甚至政府都会出于会计目的而使用区别于历法年（calendaryear）的财务年（fiscalyear）。使用共存的时间多样而平行的秩序被证明是一条解决之道，它提供了经过重新安排的历法带来的在经济利益上的部分好处，同时还避免了围绕受人珍视的宗教与文化的时间标记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对历法改革而言，相较时钟时间的改革，同质化时间的经济特质在改革进程中占据着更核心的地位。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组织形式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多样性都不应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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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那（Poona），印度西部城市，位于孟买东南部140千米，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第二大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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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改革的几近消失突显出效用和实际需求在统一的通用时间的意识形态中从来都是次要角色。迟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这样一个时间分发系统仍然不可靠、不完全的世界中，令人倍感惋惜未曾实现的统一时钟时间，以及人们所说的在一个相互关联的年代里对精确性和规律性的需求，在现实中几乎没有什么基础。相互关联性不一定需要同质性才能蓬勃发展。相反，二战后，虽然可以比较的数字在各种各样的公共与私人语境下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但是历法改革已经变得不可持续，因为其他方面出了差错。冷战时期的世界不再信任19世纪国际主义的合作精神，无论它一直以来是多么有限，多么带有欧美色彩。相反，有力量这般行事者越来越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美国尤其不愿意将它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托付给“国际共同体”。现在，美国青睐的解决方案是以一种能够维护美国利的益的方式来塑造国际主义，并以“美国的方式”统治世界。但是，19世纪的国际主义与时间改革的智识成分——种普遍主义的信条，一种对全球进步的通用解决方案所持的近乎乌托邦式的信念，一种认为一个具有可塑性的世界能够通过设计而成形的技术专家想象，一种有关通用时间和进步的观念（根据这种观念不同社会的成就和缺点得以衡量）一仍然活在数不胜数的“现代化”项目当中，而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及其执行者如今便把它们赋予“发展中世界”，那儿的人们由于历史、种族，以及地理方面的原因而处于弱势地位，愚味无知，他们缺乏同西方人活在同一历史时间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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