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对相互关联性的理解就是对时间和空间在形态上急剧变化的世界的反思，这并非欧洲和北美所独有。那就是世界被人描绘的方式。欧美人高谈无视空间和时间的通信和交通技术，阔论一个从巴黎旅行至纽约比100年前从巴黎到马赛更加轻松的世界。1898年，阿尔及利亚奥兰（Oran）地理学会的法国会长推测道：“在某种程度上，地球表面已经缩小了。人类的栖息地已经变成数周内就能环游的一个小小地区，其中所有当事人都与另一位当事人保持即时联系。”对相互关联性有同样的印象的非西方社会的评论家领悟到一种隐含着的不同理解：世界的确正在缩小，因为欧美人夺取了整整好几块大陆。改善了的交通和通信，其主要作用是将全球置于欧洲人的指尖，好让他们实施更多的劫掠。

从贝鲁特、北京、开罗、东京，以及曼谷的旁观者的视角来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版本的地球村是欧洲人从他们那儿掠夺了一切能够到手的东西过后剩下的部分。在正在崩溃的全球空间的限制之下，通过有针对性地采纳和翻译欧美科学、文化，以及它们表面上对时间管理的特定要素以期自强，可谓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这些都是指在明确的“民族的”和“文明的”语境下参与到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中。断言全球化是由全球

结 语

341

时间的全球史

与地方之间的互动组成的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当地的精英人士无疑在挪用改造时间的过程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无论是在黎凡特地区、英属印度、法国，还是德国。但是，全球化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加突显了民族差异，并推动了具有民族动机的时间改革的公开化。80多年里，采纳统一的平均时间的政策逐步升级，以建立一套统一时区的系统为目标。尽管全球时间最终取得了成功，但它在将近一个世纪里都是国家时间。而且，由于各国政府和宗教界有着宗教和民族上的顾虑，历法改革始终未能完成。因为时钟时间的统一在将近80年过后的20世纪中叶前后或多或少算是完成了，所以，时间的标准化如今一直被认为仅仅指时钟时间。相形之下，历法改革基本上已经被人遗忘了，因为它不像时钟时间的统一，从来就没有盛行过。然而，就其获得的关注、催生出的讨论，以及激起的兴趣来说，历法改革在自己的时代比稍早时期的时钟时间的标准化更加突出，哪怕没有超过，那至少也引起了同夏令时一样广泛的争论。重要的是记住，由于历法改革遭到了来自宗教、民族主义，以及文化方面的反击，作为一个整体的时间改革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与此同时，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种种努力也导致了对民族和宗教差异的坚持。

就伊斯兰教而言，电报对全球时间和空间的重新配置，第一次把确定伊斯兰教历法的种种变数暴露了出来，因为有关不断增加的对阴历月的定义的新闻时不时会浮出水面。随之，像电报（有必要加上印刷）这样的技术，及其在让散布于数个大陆上的穆斯林取得联系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促使伊斯兰教的学者们想象一个并非作为民族，而是作为一种全球性实体存在的穆斯林共同体，它能够从宗教实践的统一和历法时间的和谐节奏中汲取力量。然而，关于如何确定伊斯兰教的历法的某些特定观念的传播，也让伊斯兰教思想家们能够将想象中的穆斯林全球共同体自然化、本质化为一个整体的文明实体，并让这个共同体以在整个19世纪中各国家、各民族得以本质化和“被发明”的类似方式实现自然化、本质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文明在对时间的重构方面像极了彼此。

342

把正在一体化的世界的各种关联转化为服务于各民族、各民族国家，以及各文明的利益的种种努力，是一种常态，而非例外。统一的时区和平均时间为何进展如此缓慢，直到20世纪中叶数十年仍有很多部分不完整，原因可谓多种多样，而想象抽象时间的复杂性则为此增加了难度。然而，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欧洲以内及以外，采纳平均时间背后有着国家化和区域化的因素。做出何种决定基于区域整合，往往还包括了与邻国的关系。但是，时间的国家化还是导致在20世纪中叶之前越来越多的国家统一平均时间的不断增加，而大部分时区的设置都与格林尼治的零度子午线有着均匀的距离。这是一个附加的、计划之外的进程。服务于阿拉伯和伊斯兰自强运动的有效时间管理的工具化，也产生了类似的意外结果。当中东和亚洲的一些社会策略性地接纳了他们所理解的“西方”现代性的特定面向时，他们以民族的或文明的名义行事。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类自强与复兴的策略助长了欧美价值观的普及，进而促进了价值和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的不断趋同，这就像各国的国家时间逐步增多，形成了近乎通用的、统一的时区网络。

时间的国家化和区域化也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某种类型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结果。在国际会议和代表大会上以各种形式进行交流的知识和信息，大部分都与国家有关，或者说，至少可以被阐释为国家话语，并能服务于国家。19世纪的诸国都发现，人口和领土是能够量化、可以衡量的资产与负债。因此，生成数字知识以估算和控制人口成了当务之急。许多学科和其他通过期刊、学会，以及大会等形式参与知识国际交流的专家群体，他们交换得来的，正是各国政府渴望获取的那类信息。统一的时间，虽然有着比铁路经营者和管理人员所阐释的更多层次的价值，但这并没有带来什么不同。知识与实践的流通被无缝地部署起来，以推进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进程。

结 语

343

于是，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视角来看，全球化和相互关联性意味着“民族国家时代的终结”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历史上，欧洲的民族国家似乎已经相当成功地研读了跨境流动和跨境联系的离心推力和拉力。“是帝国——准确说来（至少最初）是欧亚大陆上古老的多民族陆上帝国—没能得到幸存，并以各种形式土崩瓦解。帝国无法聚集资源，而民族国家却有动员它们来驾驭全球化的力量。而且，以国家的名义利用知识和思想，并赋予其国家功能这一方式，对帝国来说效果不佳。1900年左右，提倡把时间管理用作“民族”自强的工具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们，在奥斯曼帝国统治诸个阿拉伯省份的框架下仍然这般行事。但是，对通过这种方式增强的对“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文明”的信念，是叙利亚和穆斯林身份认同的预兆，它很快就会以各种方式同占有该地区的奥斯曼势力（因此即非阿拉伯势力）发生冲突，最终造成了帝国的解体，尽管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一度争取利用泛伊斯兰主义的力量来支撑起帝国。12虽然各个帝国在慢慢瓦解，可另一方面，由于地处一个更大的地区的入口或中心的位置，许多城市在智识和经济方面仍然非常活跃。与此同时，随着新的贸易争相从老牌贸易城市迁出，而某些自强运动的实验和西化主张对更为保守的人士来说太过大胆，整合进思想和经济交换的全球网络，可谓加剧了这些城市与内陆腹地之间的分裂。于是，另一个强调关注不同政治实体的规模和差异的论点提出，对民族国家、殖民地、帝国、城市，以及国际组织来说，与流动和关联的网络的接触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从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的视角出发来思考时间改革感受肯定会不一样，因为这些视角对改革主义思想和实践有着不同的阐发和运用。更重要的是，这类不同的阐发和运用反过来又为更进一步地扩大这些政治实体之间的差异创造了条件。

时间的全球史

344

时间改革大约是在1908年到1913年间达到了顶峰。各个商会都起草了关于历法改革的决议书，并努力争取让各国政府加入。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委员会讨论了正式用欧洲时间取代“阿拉伯”或“土耳其的”时间。朱卜兰·马舒赫，《当下之声》的记者，写到了他“假扮欧洲人”的经历，以及他随后观察到的黎凡特都市社会中的景观，即富有的、人脉广的阶层是如何浪费时间的。法国在其本土和整个帝国都采纳了格林尼治时间，同时举行了两次有关电报时间信号分发的国际会议。一家国际计时局在巴黎设立。一位谢赫在麦加布道，说时间的意义如同命运。伊拉克著名诗人马鲁夫·鲁萨菲，在一首关于时钟，以及更多相关主题的诗中，让阿拉伯一伊斯兰教对时间之流逝的沉迷得以不朽。

英国国会议员罗伯特·皮尔斯把关于历法改革和夏令时的议案带到了议会。英国政府指定了一个委员会研究夏令时。瑞士议会和各种德国机构在考虑复活节日期的稳定化问题，并与比利时外交官一道，争取让梵蒂冈参与历法改革。伊斯兰教法律学者对确定伊斯兰阴历月开端的各种不同的做法愈发忧心忡忡；关于在报告目击新月的问题上使用电报的一场争议，激发出一种完整的法律思想类型，以及关于在确定宗教仪式的时间时运用技术的文章。夏令时协会在英美世界层出不穷。泛美联盟科学代表大会（The Scientific Congress of the Pan-American Union）鼓励在西南半球也采纳时区。德属殖民地官员开始关心起标准时间在其属地的运用情况。印度教教徒和帕西人则在思考他们自己的历法改革。这份清单可以继续往下列。

全球史的和国际史提供了一种优势，也即把看似独特的欧美的（或者就此而言，南亚的或阿拉伯一伊斯兰教的）故事与世界其他地区类似的发展相提并论。在这样的视角下，双方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当罗伯特·皮尔斯和同时代的英国人烦恼于日光和本该用于有益活动的时间遭到“浪费”时，黎凡特地区和埃及的阿拉伯改革者们则告诫东方同胞要明智地使用时间、管理时间，以便更有效地获取知识和技能。而艾哈迈德·沙基尔有关统一的伊斯兰教历法的提议，必须与各个商会、国际联盟，以及许许多多参与到这场运动的个体改革活动家讨论的有关统一的世界历法的提议进行对话。思想的调解人和传播者常常与印刷和通信被拥绑在一起，形成知识分子的集群，它们完完全全无视诸如国家的、民族的、国际性的、区域的，以及当地规模的各类政治单元。

结 语

★★★

345

要理清这些活动令人难以置信的同时性，清楚地确定是什么支撑着它，可谓困难重重。有时，我们有可能在单一的改革努力之间发现传播的直接轨迹—比方说，在档案中发掘到1910年前后瑞士、比利时，以及德国的历法改革者之间的通信时。在其他情况下，时人也可能在读到或听说了某处的改革后，总结说是时候采取类似的举措了，尽管他们并没有留下这类轨迹的痕迹。但在更多的案例中，兴许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联系。19世纪的全球化鼓舞人们思考并谈论与时间有关的类似问题，即便是在直接的刺激和交流缺席的情况下。

铁路和电报、蒸汽和电力无疑巩固了全球化的基础。但是，要让相互关联性得以持续，就需要人们把这个世界当作一个全球空间（globalspace）来进行思考和写作。以这种方式推动了全球化的很多个体，包括了记者、宣传家，以及编辑，他们可谓是适当地利用各种形式的印刷品来传播自己的思想的公共知识分子。对欧洲和北美，同样还有非西方社会来说，亦复如是。截至19世纪晚期，黎凡特地区、英属印度，以及东亚社会都在持续出产大量印刷品。众所周知，这些年里，在欧洲，报纸、期刊，以及大众读物和廉价报刊是新闻和观念的重要传输纽带。通常较少为人所知的是小册子在印刷文化的中心地位。小册子这种形式与近代早期的历史、启蒙运动史，以及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的历史联系密切；因此，它一般不会被看作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观念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特征，然而，它应当被这样看待。纸张生产上的创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再从制浆碎布中提取纤维，转而从制浆木材中提取纤维——大大降低了19世纪中叶以来纸张的价格。纵然关于知识产权的观念正开始形成，但版权实际上仍然不是强制的。“4

时间的全球史

346

严格的法律限制的缺席，加上不断降低的纸张价格，使普通中产阶级男性（和少数女性）能够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印刷，他们宣传自己的产品，重印曾在媒体或期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以及发布并分发传播一道裁决教令。政府档案中尽是这些小册子，它们大多数是自行出版的，同一时期的图书馆也是如此。多数时候无需请求，作者们便将这些小册子分发至任何他们能分发的地方。小册子和脆弱的版权执行让作者们可以汇编著名的文学作品及其他作品的“最佳”合集。出版了多部畅销书的苏格兰出版商约翰·穆雷就有这样一则故事不吐不快，他出版的书有很多未经授权的版本和摘录版本，它们层出不穷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小册子里面。这些小册子让前述那位中国历法改革者能够向国际联盟寄出一百份自己的改革计划书，让专攻伊斯兰教律法的学者能够表达自己对电报及阴历月的看法。作为一种具有历史性的形式，小册子在19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中非常活跃。在全球层面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这个概念既建立在小册子和非正式的单行本的基础上，又同等建立在书籍和报纸的基础上。小册子和非正式的单行本，或未经授权的翻译和重印，并不具有安德森所认为的报纸具有的效应，也即通过翻开同一日期的日报这个行为的同时性创造出了一个被同时性联合起来的共同体。尽管如此，这些印刷品还是有助于锻造出超越民族国家的思想共同体，以及知识生产的集群，同时也有助于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交流、传播有关时间的观点和看法。

结 语

347

然而，在创造一个同时关注着时间的世界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组织与物质因素，对1900年前后的全球化来说，最重要的是一种时间的基本特质。在19、20世纪之交，因为时间要助力于全球的构成，所以它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呈现了自身。并非偶然的是，进化谱系、技术网络，以及“现代的”和“古老的”时间，都强烈地标识出并构成了种族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等级制和权力关系。以不同形式表现的时间在本质上是一种话语的、制度性的和技术性的衡量尺度，它生产了一种全球意识并允许其出现。

通过将某人自己和他人定位在时间系统当中，时间确立了某种看起来与可通约性和可比较性有关的事物。全国平均时间促进了人们对地区内部，以及同邻国之间的时差的计算，进而划分出了地缘政治空间，偶尔还有势力范围。凭借对职业群体和他们的“时间”进行更具体的区分，社会时间在一个国家的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创造了劳动分工：工人、办公室职员、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以及“有闲”阶层。这些差异很容易就延伸至全球层面，并在全球的劳动分工中把不同民族和社会归类。在这个方面，E.P. 汤普森本人在他1967年那篇关于时间规训的文章中生动地描述过，他在文中仍然在使用从人类学和民族志的观察中选取的一些例子，比如埃文斯一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有关努埃尔人（Nuer）的文字，布尔迪厄有关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Kabyle people）的文字，以及来自爱尔兰西海岸阿伦群岛（AranIslands）的一份描述，以便解释他所说的“任务导向”——用他的话来说即“原始人群”的时间是何含义。15

历法改革，以及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范围内对历法时间的高度兴趣，都是由一种类似的比较思维激发出的，这种思维力图促进并简化历法和纪元的计算、转换，以及比较，进而在时间与空间当中为自己定位。在穆斯林学者中间，驱动历法改革的，与其说是竞争激烈或居高临下的比较，不如说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日益缩小的世界中，宗教时间究竞能有多少普遍性，以及在一个由国家、地区及其不同的纬度和经度组成的世界里，是否有可能把穆斯林的共同体，“乌玛”，想象成是全球性的。在其仍然有影响力的论及民族主义的著作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辩称，在许多不相关和遥远的地方阅读同一日期的报纸所具有的同时性，“使得迅速增加的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成为可能”。在他著名的论证中，这就是促成了创造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事物。安德森忽略了民族主义和19世纪的全球化的双重属性。新的交通与通信工具，以及各国内部广泛传播的小册子和期刊引起的同时性，启发了19世纪的许多社会想象全球不比想象民族来得少。事实上，在想象民族的过程当中，其核心部分就是将其想象为处于世界之中的民族。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在时间系统中交织在一起。正是变革后的时间系统作为一种社会环境的基本潜质，才使得时间在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世界的理解方面占据着核心位置。当世界正落入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时，有关时间的讨论开始出现并达到了顶峰。时间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从来就没有一种客观的、逐渐应用至全世界的时间系统；时间改革从来不仅仅是为了设定好一些经常令人眼花缭乱的时钟，以让它们同时报时。时间和被时间化的差异（temporalization of difference）帮助了欧洲人和做出回应的非西方人来理解这个帝国的时代的相互关联又异质的世界。

时间的全球史

348

结语

参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敬人译，第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略有改动。—译者注

349

注释

时间的全球史

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