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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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化世界中的国家时间

19世纪下半叶，世界的联系迅速变得更加紧密起来。人员、商品、资本和观念更加便捷、更加迅速地在各国家、地区以及大陆之间移动。正是在这数十年间，民族主义在欧洲涌现，官僚体系和行政管理在许多国家增长，各国政府则在法律及经济方面设立种种障碍，阻碍人员和商品的流动。这些趋势，同各种社会运动和潮流一起，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中心。与此同时，随着特定概念和思想的传播和流动，“时间改革”，也逐步成为一种更加具有全球化色彩的当务之急。当这些四处传播的观念在服务于国家目标的特定情境之中变得根深蒂固时，这些概念和观点就成了建构国家和地区身份的元素。

国家时间和全球时间的相互作用是法律时间和官僚时间的间题。科学家和其他专家们起草并传播关于全球时间改革的观念和建议，预想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粪括全世界的体系，用以代替各种具体的当地时间及国家时间。随后，各国自我标榜的改革者和记者们获取了这些信息，进而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出版小册子，从德国、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视角出发讨论时间改革这一话题。通常，正是这些出版物使得各个民族国家的官员们获知有关时间记录的最新提议与进展。然而，这些立法者、官员以及铁路行政人员将统一时间理解为一种服务于国家利益和行政合理性的官僚技术手段。将法国和德国的关于时间统一的政治性加以比较，阐明了全球化进程、国家/民族建设，与民族主义之间的互相关联'。聚集在国际学会上的科学家们，为全球时间管理设计了方案，但他们的观念需要调解和转化，才能在国家政治之中有意义。政府官员和行政管理人员明白，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更加紧密地相互关联。但对他们来说，在面临全球化时得出的结论是：要让商品、人口和观念的流通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利益。全国性的平均时间是一个定位装置，将一个国家置身于其紧邻的区域以及可能是全球地缘政治的背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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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和政府机构的时间，法国和德国的故事还促生了有关时间改革的社会性和文化性要义—种贯穿于19世纪时间重组之中的逻辑。在法国，国内钟表产业设法将对正确和精准的统一时间的高度关注，转化成一门在惜时和守时的意识形态下蓬勃发展的生意；在德国，关于时间的讨论则较少涉及其准确性，更为常见的是有关时间改革的社会影响有可能改变人们的行为。于是，将行政人员的利益合理化与时间改革的社会性及文化性动机相互重叠起来；在很多情况下，二者不可分离。

起初，德、法两国各自围绕时间主题所展开的政治活动，都不曾留意对方的所作所为。而这一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了变化。欧洲列强之中增长的敌意，特别是德法关系的恶化，在时间政治上也留下印记。国际主义者的集会和会议现在变成德法竞争的战场。然而，民族主义并非让时间改革脱离国际学会和全球计划的唯一因素。虽然民族主义是全球平均时间传播的中心，但区域政治也改变了时间的重组。通用时间就民族性或民族主义而言的意义及功能，不仅得到政府官员和官僚的认证，还往往满足了对于统一平均时间的地方性需求。这种在不同层面的推拉，不平均地、在多层次上合力促进了平均时间的传播。这种嵌套的、多向的运动，不仅成为时间统一进程的特点，同时在广义上也是国家建构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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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19世纪全球化的世界是一个移动的世界。移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从欧洲迁移到新世界，随即，数量同样惊人的移民也从中国迁移到美国、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印度人遵循大英帝国的劳作轨迹，在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和非洲的铁路项目中工作²。有些人最终返乡，会谈起异域经历，比如奇怪的习惯和文化，而更常见的则是歧视以及残酷的工作条件；另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重见自己的家园，从而在他们所定居的国家之中成为异乡社会的形象代表。在经济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十年，见证了制造业及资本出口的显著的经济增长，并且，在特定地区，发生了商品价格与工资趋同的现象。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互相联系和运动。在1876年到1913年之间，全球约有四分之一的地区处于某种形式的西方殖民势力之下。帝国的意象和知识在其本土融入了流行文化中，其中殖民主题在广告或廉价报刊上十分流行。而在海外，殖民势力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接触，常常充满暴力与压迫，但这并不使其远离全球化的中心⁵。20世纪的全球化主要由北大西洋世界主宰，尤其是为英国所掌控。欧洲和北美主要是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并且至少在他们自己的想象之中，还在社会性和文化性趋势上影响了世界大部分地区。到了1913年，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和意大利这些主要工业大国的产出超过了全球制造业的四分之三。而非西方世界的许多地区—被非正式的帝国扩张所殖民或压迫——沦为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英国——最强大的殖民势力—在全球化进程的方方面面都占据着核心地位。

移民、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系的加剧，让当时的人们建立了许多国际性组织和机构，签署了各项国际性协议，用以管理这个全球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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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结合了社会主义者、妇女、优生学家和统计学家等等希望通过超越民族国家的运作来反映这个互相联系的世界。通用的平均时间作为这样一种国际协议，被视为这个高度互相联系的世界的润滑剂，使人员、商品和观念的无缝流通成为可能。如同基于十进制的统一重量和测量，以及寄信和发电报的标准化速度一样，统一时间将会建立起通约性和可比性，并使得商品化和交易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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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相互关联性是依靠新型的铁路、电报和蒸汽船的网络所支撑起来的，这个网络在19世纪后期数十年间，使得全球各地间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世界各地之间进行互动并不新奇，因为以前在交通运输方面的各种创新已经推动了远程贸易。在近代时期，远程商业和政治交流，导致了大西洋和印度洋世界的形成。奴录贸易，行驶在菲律宾和墨西哥之间的马尼拉邮船，以及丝绸之路，则是早期相互关联性众多表现中的几例。

19世纪下半叶的情形在某些特定方面是与早期全球化有所不同的。首先是帝国的和殖民的竞争加剧。在那期间成型的、时人称为“争夺”(scramble）的这个表达方式，尤为简明扼要地描述了非洲大陆的分裂，这一进程使得相互关联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如此，在19世纪下半叶，停留在“不相关联”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同社会环境中的特定因素，通过不同的方式，都被吸纳进了这个新近形成的互动网络之中，以至于使自治不可持续。最后，在时间改革背景中最为重要的是，19世纪的人们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所居住的世界已经全球化到何种程度。在欧洲和北美，阿根廷、中国、日本、英属印度，以及晚期奥斯曼帝国等不同地区的精英们环顾四周，仔细思考一个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一个在非西方人的眼中越来越被欧洲化的科学、观念以及暴力所统治的世界。19世纪的全球化是自我反思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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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自我反思式对全球环境的自觉关注，使得许多人都呼吁采用更统一的计时方法。“所有人，直接或间接地互相关联”成为国际主义者讨论的共同主题⁸。史丹佛·佛莱明（SandfordFleming），一位率先倡导世界时区系统的加拿大籍苏格拉铁路工程师，谈及消除了距离的“蒸汽动力和电力的双重作用”，使得改革成为必要。在19世纪后半叶，科学家和其他统一时间的倡导者采取了普遍主义的语言来塑造国际科学交流。

此类叙事的一例，是德国文学文化协会的官员以这样一种言辞描述他们倡导时间改革的动机：“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以为傲的伟大成就是克服空间隔离—无论是借助望远镜来穿透那最遥远深辽的宇宙；还是在地球上，通过电线传播思想；或者是人口货物乘坐着蒸汽之从一地前往另一地。人类相互馈赠思想的礼物和物资的努力，交换全球各地不同地区和国家的财富的努力，使得克服万难来推进这些活动的需求，增长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努力，”作者们继续说道，“不能忍受阻碍”，并且如果必要的话，“它将与不参与其中的人斗争，使得后者承认反对它是有罪的”。殖民征服和非正式的帝国控制是对阻碍全球化进程的必然反应。作者们观察到，“旧世界的西方人及其新大陆的后代，正在以强制性条约或对方‘坚拒共处’（persistent incompatibilities）的名义，要求进入马达加斯加郁郁葱葱的荒野和奇怪而令人钦佩的日本”。这种以进步为名义的对强制性“全球化”所做的辩护，预示了1899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以与文明“相伴而来的残酷”之说辞为由，对美国在菲律宾进行的军事干预进行的辩护。普遍主义的申明很少如此自得且公然地与威胁紧密相连，但普遍主义从不是中立的，并且有关世界相互联结性的讨论超出了公正分析的范畴。全球化不仅是自我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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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德国文学协会的作家们总结道，无论是强制性或是自愿的相互关联，都要求更加统一的时间：“有越多的空间隔离得到克服，全球各地区、各国和各民族之间发生的智识以及物资信息的交换就越普遍且不断增长，对于一种普遍的、可换算的时间的需求就越紧迫、越重要，就是那种可以在合乎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经由精确矫正，就可以在任何地点进行一定计算并得以确定的时间。”“。无论是对统一的钟表时间，或是在这里所提到的对日历时间的呼吁，在立法者、科学家、自我标榜的日历和钟表时间的改革者，甚至钟表匠人们之间都非常普遍。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钟表、历法以及社会性时间进行计量、测算和评估，完全不是新现象。在这样一个相互联结的世界之中，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采用某种或另一种方式四处移动一作为帝国以及殖民扩张的组成部分，作为企业家，作为移民、传教十，或是朝圣者—这种现存的时间的异质性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

在标准时间出现之前，在欧洲和美国，教堂钟塔、市政大楼和火车站是用来标记太阳时的。正午就是当太阳穿过给定地点的子午线之时。理论上每个城市、城镇和村庄根据其经纬度，观测到不同的时间。太阳时—美国人称为“真实时间”—常常不过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估算（aneducated approximation）。确定准确的当地时间和后来的平均时间，需要昂贵的梢密工具，例如精确的时钟、天文仪和天文观测图2。然而，就算有可能在某种准确程度上确定太阳时，太阳本身也不是一个完美的计时器。地轴轻微倾斜，地球轨道并不是圆形。因此在北方冬季太阳距地球的距离比夏季近。所以，太阳日的长度取决于季节。而另一方面，机械时钟则匀速运行。随着钟表和手表的流行，在19世纪早期，每个村庄或城镇所展示的当地时间成为平均的太阳时，它对各地日晷测量的不同太阳时进行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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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多个太阳时的共同存在，只影响到少数长途旅行的人。到了19世纪中叶前后，当铁路让旅行更加快捷方便实惠之时，一切发生了改变。在一些联结枢纽中，旅行者们不得不通过错综复杂的时间线来计算他们的行程。1897年，约有75个铁路时间在美国被使用，圣路易斯就有6个，堪萨斯城有5个，芝加哥有3个”。铁路工作人员—尤其在美国，其次在欧洲—了解这些情况并且交流密切，他们加入各天文台和调查部门的队伍中，促成统一时区的大业。时间标准化的国际主义行动在19世纪下半叶激增。专业协会、国家科研机构和独立研究者生产了大量从科学角度出发讨论计时技术和统一时间的小册子及文章。这个领域的专家们常常互相阅读对方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常常在欧洲和北美出版的大量科学期刊和大众科普期刊和会议记录中被国际性地引用和参考。

科学协会的几次学会和会议承诺要使采取统一时间不是纸上空谈。1883年，在罗马举行的国际大地测量协会学会（International GcodcticAssociation'sconference）上，天文学家、大地测i技师（geodesist）和调查员们讨论了采用一条本初子午线的前景，并依此建立一个统一的小时时区系统。19世纪后半叶，不同国家的地图和星历表基于的是各种各样的子午线。尽管许多调查部门和地图制作人员使用英国格林尼治观测站的子午线，但仍然存在许多其他选择：巴黎子午线，费罗（Ferro）子午线和加的斯（Cadiz）子午线仅代表使用中的小一小部分；天主教背景的科学家和其他人士尤为积极地提倡耶路撒冷子午线；在19世纪80年代初频繁的科学学会时期，一个法国公民写信给德国皇帝，建议威廉二世应该支持将伯利恒设为本初子午线，其功勋“堪比查理曼”1。在罗马召开的会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多条子午线的问题，并提出一个更统一的解决方案。最后，罗马大会建议政府采用“格林尼治子午线作为本初子午线……因为，从科学角度来看，它满足所有期望的要求，并且在目前是最广泛的、最有机会被普遍接受的子午线”16。确实，许多地图和图表都使用格林尼治子午线，但是坐落在伦敦东南部茂密山顶上的英国国家天文台，却没有因此吸引所有人。而加纳利群岛中最小的费罗岛吸引了其他人，他们坚持认为一个通用的子午线不应穿越领土，而且不应具有国家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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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的会议不是国际性的，而是美国的国内事务。1883年春，北美铁路改用标准铁路时间，包括穿过美洲大陆的4个以小时为跨度的时区。其中隐含的事实是：这些时区是从穿过英国格林尼治观测所的零度子午线算起的。此后，科学家和铁路人员知道，如果要让他们的计划有影响力，就必须得到国家政府的支持。19世纪80年代初，由美国气象学会领头的一些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游说美国政府机构筹备一场有关统一时间的国际会议。两年后，总统切斯特·阿瑟（President Chester A. Arthur）欢迎26个国家的代表到华盛顿特区（邀请函送至了当时与美国保持外交关系的所有国家），参加1884年的本初子午线学会。参加者中有少数是外交官，但大多数是国家级天文台的成员（广义而言，就是科学家）。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谈判，会议投票决定采用格林尼治子午线作为24小时时区的本初子午线。在出席的国家之中，只有巴西和海地投票反对格林尼治子午线，法国则弃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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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年参加过大量这类会议的科学家看来，为协调时间所做的国际性推动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在欧洲各国的各级官僚机构中，国际协议的影响几乎是不明显的。在科学界之外，时间的统一和时区的引进主要被理解为有关区域一体化和国家建设的问题。西欧和北欧的民族国家在19世纪后期采用单一时区，主要是为了改善火车交通和精简其国内的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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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技术方面关于更精准可靠的时间的论点，引起了官员们的共鸣，他们被准确和精密—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谓的“对数字的信任”—的幻想所吸引。统一时间吸引了技术官僚和管理者，这些人从19世纪中叶起就任职于诸如公共工程、邮局、电报、军队和教育等部门。他们认为，准确的时间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相当于准确的数据对于社会管理和犯罪预防的作用19。但是这些工具被用于管理和改善国内社会，而非建设全球联系。

19世纪时间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也反映了时间的区域化和国家化，及其与地缘政治相融合的意义。“通用时间”一词在国际科学学会和小册子之外几乎没有被使用过。有时，参与国际主义讨论的德国人可能会使用所谓“世界时间”（Weltzeit）的说法，这可能会被理解为德语中与通用时间差不多的表达法。就连在英国的讨论中十分常见的格林尼治时间，尽管该系统在全球范围内长期广泛使用，但在英国以外的国家也几乎没有被提到过。在提到任何全国范围内的平均时间时，法国立法者更愿意谈论“法定时间”和“官方时间”。拉丁语系的其他语言，例如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都跟随法语的模式，主要采用“法定时间”和“官方时间”的说法。在德国，对格林尼治的特殊反应并不存在，除了一些例外，没有人提到“格林尼治时间”。在美国，讨论的对象是标准时间，而非格林尼治时间。最终，标准时间成为美国的主要说法。

最能表达通用时间的区域化和国家化的，或许是将时区视为地理绘制概念的倾向。奥地利计划首先在铁路上统一时间，然后应用在公民生活中，这个比格林尼治提前一小时的统一时间被称为“Adria-Zeit”，或亚得里亚时间（AdriaticTime）。这个新的时区将横跨奥地利一匈牙利、德国、塞尔维亚、瑞士和意大利等国家，从而其支持者认为，这个新时区可以被方便地标记为欧洲东南部的想象的地缘政治空间。其他建议，例如“巴尔干时间”（BalkanTime），虽然被驳回了，但仍然表明了类似的以具体地理位置代替抽象的普遍性的喜好，罗伯特·施拉（RobertSchram），这位写作了多篇关于亚得里亚时间论文的作者，还提出将比格林尼治提前两小时的时间称为“博斯普鲁斯时间”（“BosporusTime”），因为它将扩展到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部分奥斯曼帝国和埃及。在法国，比格林尼治提前两小时的时间通常被称为“东方时间”（Oriental Time）。美国的时区，虽然较少被政治化，但也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地理名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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