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德国人以最能说明问题的方式将时间引入政治空间。当德国官员讨论通过新的全国平均时间时，最常称其为“Mitteleuropäische Zeit”。无论是用19世纪还是当今的英文，这个表达法只能被不充分地翻译为“中部欧洲时间”。“Mitteleuropa”（欧洲中部），并不仅仅是其英文翻译所指称的地理名称。19世纪相互联系的世界不仅生成了对全球时间的重新认识，也产生了思考全球空间的新思路。由英国人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Mackinder）和美国人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率先开创的地缘政治在德国广受影响。在德国，弗里德里希·拉特尔（FriedrichRatzel，1844—1904）和后来的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夫（1903—1945）的著作塑造了关于政治和地理的孪生性质的观念，以及地理学的形成力（formativeforce）造就了历史和命运的观念。“中欧”或“Mitteleuropa”是当时作家杜撰的关键词，指代了德国和德语欧洲的“中间位置”（Mittellage）。Mitteleuropa，自北由波罗的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而南部到达多瑙河平原；东部从维斯瓦河流过现今的波兰，西至法国孚日山脉；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巴尔干地区21。

即使在19世纪末，当时德国的领土比1945年后广大得多，其中一些地区仍旧在德意志帝国之外。中欧和中欧时间，于是就成为关于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以及其在政治、经济甚至种族上东进扩张的地缘政治概念²。这个新时间概念似乎还暗示了德国发生“较晚的”国家统一（仅从1871年开始）现在在一个象征着了政治和官僚的现代性的新时间下，统合了过去分裂的中部欧洲。自1915年以来，显而易见的是，中部欧洲不仅是一个描述性的，而且是高度规范性的概念。战争爆发后，德国出版商弗里德里希·瑙曼出版了一本名为《中部欧洲》（Mitteleuropa）的书，呼吁德国和奥匈帝国组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欧地缘政治组织，以对抗俄罗斯以及英法的“西方”联盟。20多年后，极右派法理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将这些地缘政治观点进行了扩展。据施密特所言，纳粹德国通过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欧洲中部建立起一个司法与政治的“大空间”（Grossraum），以保护德国少数民族不受外来干涉。在东欧，从这样的概念出发，只需推进一小步，就能演化出纳粹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23

第一章 全球化世界中的国家时间

041

在概念化如中欧（Mitteleuropa）这样的地缘政治单位（unit）时，19世纪的思想家考量了相互关联性与区域形成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样是1900年前后时间改革的特点。全球范围内的交流和互动，即“Welt-verkehr”或“全球交流”，塑造了地缘政治。如瑙曼所说，正是“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交流和互动的时代，产生了世界各国（World States）”。他继续说道：“像蒸汽和电力这样的新技术无法同在先前版本的全球交流的影响下形成的国家实体一起运作。”24在瑙曼关于19世纪全球村的看法中，相互关联性既被需要，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主导大国和较大的地缘政治单位，其中之一就是中欧（Mitteleuropa）。德国行政人员、科学家和记者在提到德国的时区时习惯性地使用“mittel-europäisch”一词，对此似乎没有做过多考址或讨论。虽然这个概念在20世纪的头几年，随着瑙曼的这本书的出版，才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最早将“中欧”作为涵盖两个国家的地理/地缘政治名称来使用，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末期关于统一时间的讨论之中就已经出现了。很有可能的是，中欧时间的建构真正将这个词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称，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被政治地理学家所普及。

时间的全球史

042

除了时间的国家性及地域性名称之外，平均时间的发明也被用来满足本地功能。简化官僚主义和改善政治及地缘政治单位内的人口的尝试，从来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当在某一国家内部推行统一时间时，令人惊讶的是，各种各样的参与者都在同一时间对消除当地时间产生了兴趣。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并非只有国家或联邦政府专注于创造统一时钟时间的景观，还有市政机关。例如在巴黎，维也纳和柏林等城市，官员们开始思考将这些都会城市展示的众多公共时钟加以同步化的解决方案。对同步问题的一般解决方案包含一台所谓的主时钟，其通过电力依靠附近的天文台得以矫正，以及许多通常称作“从时钟”的钟表，与主时钟相连接。维也纳城市时钟系统的推动者将这些装置描述为一种模式，通过这个模式，“无论有多少时钟，它们都不再作为独立的时钟，而变成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就组成了有一位国家元首在其上的一个巨大的“钟表王国(Uhrenstaat)"。 25

将城市当地时间同步化，为国家统一时间提供了重要动力。巴黎是在19世纪70年代安装同步系统的最早的城市之一。这个系统选择了一个复杂的气动机构，该装置作用于主时钟，但通过地下管道传送到从时钟网络的不是电脉冲（electric pulse）而是蒸气压力（steam pressure）。对任何一个这样的系统来说，气动的时间同步都容易发生故障。巴黎的档案记录了由断联和其他间题引起的故障26。因此，面对这些挑战，地方政府有时比国家政府更坚定地为其城市推行统一的国家时间。当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不同铁路开始采用比格林尼治时间快一个小时的时间之时，周边地区的城镇也开始独自采用这种新时间。因此，少数奥地利，德国城市和一些法国的小城市在国家统一时间之前就拥有了全国的时间标准。

第一章 全球化世界中的国家时间

043

在其他情况下，一些欧洲国家在19世纪80年代90年代引入全国平均时间，最初选择首都的时间，从而无视了国际时间改革者们的条约。几十年或更久之后，一旦其邻国采用一个与小时时区同步的全国平均时间，首都的时间将会改变成与格林尼治子午线不同的平均时间，精确到小时而没有到分秒。因此，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少数北欧、中欧和西欧国家（以及日本）根据时区制度选择了平均时间，这不应该被视为一个预先决定的结果。经常被德国官方提到，以作为早期成功案例的瑞典在1879年不顾国际商议引入了比格林尼治提前一小时的时间；明治维新初期特别渴望改革的日本在1888年就开始采用UTC+9（协调世界时东儿区）。丹麦、意大利、挪威和瑞士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也是如此2。这些结果儿乎都不是注定发生的。全国范围平均时间的出现是一种逐渐累积的、渐进的，有时是高度偶然的过程，并且往往以缺乏方向性为特征。全国范围平均时间的采用，是站在一个离心动力（a centrifugal dynamic）的终点，其中市政和区域主动权最终被意在终止地方性及区域性单方面行动的国家政策叫停。在此，国家的建构表现为一个更加横向、多层，而非自上而下的过程。有说法认为，即使在据称为中央集权的法国，民族国家实际上“主要是从边缘到中心、自下而上建成的”。全国范围平均时间的采用似乎证实了这个说法28。

★★★

进行这些时间改革的铁路行政人员、地方和国家政府官员的目标很少与国际科学家的野心相一致。但是，一方面，可以看出国际学会与知识流通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各国在统一地方和国家时间时的联系。会议、活动小册子，以及其他公共宣传使时间统一得到政府当局的关注。罗伯特·施拉姆的报刊论文和小册子就是一个例子：在19世纪90年代初，施拉姆，这位活动于维也纳的奥地利大地测量师，在持续关注着大众科学传媒界有关改进计时手段的讨论。在他的家乡奥地利，铁路官员和官僚对这一议题的关注，仍集中于是否使用维也纳时间作为该国正式的法定时间，而并没有注意到世界范围的时区系统。施拉姆在日报上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并向政府部门发送了无数小册子，还提出了一个计划，建议选择比格林尼治提前一小时的时间，这隐含着对美国在1883年引进的美式制度的延伸。当奥地利铁路官员宣布他们决定选择基于格林尼治而非维也纳时间作为时区时，在公告中所引用的支持材料正是施拉姆所做的工作和他的建议书29。

时间的全球史

044

施拉姆和其他无数改革者们不知疲倦地撰写着日报文章以及更为短小简洁的小册子，以推动他们所倡导的事业。与期刊论文选集一起，作者们将这些小册子主动邮寄给政府官员和其他官方机构。例如施拉姆的通信，就出现在德国和法国政府的关于时间统一的档案中，以及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档案之中。出版小册子是一种相对便宜的传播方式，它成了不同领域的政府、科学家、宣传家和改革者，以及不同层次的统一时间的传播（无论在某个国家性或区域性政治文化背景之下，“统一”的含义如何）之间协调沟通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施拉姆可能不是唯一表达这样想法的发言人；其他因素也可能促成奥地利铁路局的决定。然而，像罗伯特·施拉姆这样的科学家和观察者可以成为一个思想流动的方式的例子，这些思想随后被用于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功能。国际学术圈，例如时间统一推动者的圈子，通过改善的、加速的和廉价的（印刷）通信和交通手段促进了思想和

第一章 全球化世界中的国家时间

045

时间的全球史

概念的交换，而像施拉姆这样的个人在科学、铁路和政府之间调解，在把一方的关注转化为另一方的利益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世纪的全球化之中，思想、概念，以及实践的传播，极少是在一个水平轨迹之上从全球背景渗入到区域性环境之中的。当关于时间的思想流动时，关于时间的概念和观点的传播渠道通常在不同的轨迹上移动，这些轨迹并没有反映出一个从国际改革方案和国际学会，到区域，再到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纵向阶梯形系统。相反，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中，思想和实践倾向于占据中间位置，并且是从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通过例如小册子和报纸之类的印刷品，横向地而非垂直地移动到另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之中。在许多情况下，学者、记者和宣传家在国际学会协议与当地社会之间充当翻译。全球化的世界为施拉姆等人提供了将时间区域化和国家化的手段。

★女★★

当施拉姆推动奥匈帝国铁路部门和政府官员采取中欧时间之时，他山无意中引发德国的时间统一。德国在19世纪下半叶才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在普鲁士人，特别是奥托·冯·俾斯麦的领导下，德国的众多公国、大公国、王国、封邑和其他属地和城市，（往往是被迫地）被合并入现在的德国，这一过程以1871年德国战胜法国，以及德国皇帝在凡尔赛宫的镜厅的宣言而告终。然而，在已统一的德国之中，联邦和区域结构作为身份和政治席位的来源仍然十分强大。在时间这个领域，区域主义和非正统的异质性依然盛行。

1889年冬天，德国官员对所有铁路采用标准时间的问题进行了重点调查。虽然这已不是新话题了，但由匈牙利铁路协会提出的请愿书，要求在其职权范围内的铁路上使用格林尼治东部十五度的时间（快一个小时），使得这个话题得到重视。为了让奥匈帝国的计划更有效率，匈牙利国家铁路公司总裁与德国官员接洽，希望说服邻国实施类似的时间改变。德国铁路当时使用的多种时间反映了这个国家强大的区域主义传统。大部分德国北部铁路，以及当时已归附的阿尔萨斯一洛林遵循柏林时间，或也可以称为普鲁士时间。在德国南半部，火车按照各自的区域时间运行，其中包括慕尼黑、斯图加特、卡尔斯鲁厄、路德维希港和法兰克福时间。在不同时间系统的铁路线交汇的情况下，旅行者不得不换算时间3°。即使在1871年之后，铁路的组织运作仍然在德意志各公国而不是全国性的层面上；到了1920年，铁路才全面国家化。由于铁路的组织掌握在各个邦国手中，定价、时间安排和所有权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许多德意志邦国此时都致力于铁路国有化，但仍然有几条私人铁路在运行。获利于铁路的重要性和收益的往往是各个独立邦国，而非整体的民族国家—这是国家和国家建设之间相嵌套和不均衡本质的另一个标志。

046

鉴于德国的时间多元化现状，德国对匈牙利的提案抱有兴趣，同时又心存疑虑。这将消除在某些连接中枢中切换不同铁路线所需的烦琐计算。但这也必然会产生新的问题。如果标准时间被延伸到日常生活之中，当地太阳时间和新的平均时间之间的不同，将会造成困惑和混乱。在19世纪末，太阳时间和平均时间之间15分钟的差异，被看作时间统一的主要障碍。因此，在讨论匈牙利的计划时，批评者指出，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中欧时间，德国将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得不“忍受”太阳时间和平均时间之间超过20分钟以上的差别。经过多次讨论之后，德国铁路协会联合大会最终在1891年同意，仅在铁路内部，并是为了在协会的职权范围内的管理目的，实施欧洲中部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官员开始非正式地试问，将标准时间延伸至铁路系统以外是否有益，以及一般来说，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的“时间”，是否可以成为法律规范的主题”。在德国内外，通过一项旨在影响人们日常安排和社会时间/空间习惯的法律，都只是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主题，而非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当时的许多人都坚信，时间，特别是个人的时间行为不能也不应该受到法律的管制。经过初步辩论，铁路系统职员们并没有积极地寻求将中欧时间拓展到日常生活之中，而是建议在不远的将来再采取这一行动。对于在那个不远的将来将如何开始推行，则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一些人主张让市民决定是否遵循新的时间；另一些人提出在大城市通过相关立法，但让小城镇和村庄自己去调整其地方性的法规和实践。

第一章 全球化世界中的国家时间

047

在这些讨论之中，让中欧时间成为全德国的法定时间并不是默认的解决方案。观察者认为想象平行使用的多种时间不存在任何问题：一个行政和官方的时间，另一个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时间。平行时间的实践实际上已经十分普遍。在很多城镇里，法院大楼的钟表被调慢10分钟来调节可能存在的延迟。火车站将时钟调慢15分钟，地方政府办公室也经常这样做，这就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非正式计时方式4。德国官员甚至轻率地考虑在设定车站时钟时做两手准备，一个用来表示火车时间或平均时间，一个用来表示当地时间3。

尽管在意见仍然存在分歧，官员们最终同意向德国国会提交统一“时区”（Zonenzeit）的建议书。大约一年之后，德意志帝国会议讨论了铁道部关于统一时间的观点，这正是赫尔穆特·冯·毛奇大放光彩之时。由于这位精明的战略家激动人心的演讲，德国的统一时间（Einhcitszeit）变得与毛奇密切相关。当时的人们，或许不全是认真的，要求将新的时间正式命名为“Moltke-Einheits-Zeit”，或毛奇平均时间36。让铁路与德国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完全不是这位上将的发明，而是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首创，他在19世纪40年代公开鼓励作为“加强民族精神的要素”的铁路建设”。在1871年之后，德国官员确实希望将铁路置于联邦的控制之下，并将其部署在国家和民族建设之中，但是他们的愿望被各邦对自身权利的主张和封建主义在铁路组织中固执的存在所破坏。但半个世纪之后，通过毛奇的演讲，铁路时间的施行作为国家认同的宣传者和象征成为不争的事实。

时间的全球史

048

1891年春，毛奇在德国立法者前的演说，首次说服了普鲁士当局。截至1891年6月，普鲁士铁路官员们放弃了柏林时间，以中欧时间为代替，用于内部和行政管理。但对公众和邮政服务部门以及军队来说，当局仍旧热切地发布了罗列当地时间的手册和时间表。在奥匈帝国，铁路系统已经放弃了布拉格和布达佩斯时间，并在内部和外部采用了中欧时间，围绕主要铁路线路的几个区域和城市，其中包括萨尔斯堡，格拉茨和的里雅斯特，单方面且独立于帝国的立法地转向了新的时间。

1892年，采用中欧时间的时间统一，在德国南部的铁路上继续推行。当1893年4月德国北部各邦宣布同样采取统一时间时，德国政府通过了一项立法，将比格林尼治时间提前一小时的时间定为所有场合下德国的官方时间。从理论上讲，德国现在遵循了一个统一时间。为准备4月1日的到来，铁道部就必要的时间变更，对车站人员进行了指示。铁道部解释说，例如推迟车站和法院等公共建筑时钟以迎合迟缓群众的任何做法，都将被新的法律所禁止且必须停止4。

在考址德国统一时间方面，地区和帝国政府各部门官员参考了之前就已经采用不同方式将时间统一起来的其他国家。最为频繁地被举作先例的是瑞典，早在1879年，该国已经开始使用比格林尼治提前一小时的时间。邻国法国—早在1889年巴黎时间就被应用于整个铁路系统—也在德国的讨论中占有重要位置。法国的选择违背了几年前在美国首都的一大批观察官员、科学家和外交官所选择的系统，然而这并不重要，甚至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违背事项。德国政府官员没有注意到，1884年召开的华盛顿本初子午大会已经就相关议题做出规定，并且已经成为现在可以遵循的先例。这次会议甚至从来不曾被他们提到。时间是一个国家性的事务。1884年华盛顿的大会仍然对此毫无影响力。

第一章 全球化世界中的国家时间

049

这不仅是政府自身态度的结果。已经处于准备阶段的国家政府，对国际活动家的不信任是显而易见的。引入一个用于铁路和电报之外的全国性的统一时间，并在科学家和外交官的国际聚会的授意下这样做，德国行政官员对此非常警惕。在1884年的学会上，“全方位”的计时改革，与应用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全国性平均时间，对德国官员来说，显得“几乎没有实用性”2。当时，有各种意见反对参加这场会议，因为它含糊不清，效用不明。但很快，犬儒主义盛行。德国派遣了两名代表出席1884年本初子午线大会，都是外交人员。德国外交部在向其代表介绍情况时，指示外交官明确避免支持在公民生活中强制采用特定时间的决定。任何这类决议都必须由各国当局在国际授权之前自行发起。会议期间，柏林的德国官员反复相互保证，一旦决议通过，也不会有约束力，因此也无所谓。

在关于德国国家时间改革的讨论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将在30年之后显现出来。在19世纪90年代采用全国范围平均时间和时区之际，平均时间与太阳时之间的关系，并推及标准时间与日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已经经过反复考量的因素。与此相关的，是对时间和时区这种嫁接在日夜交替、天光黑暗更迭的自然节奏之上的抽象概念的想象力的缺乏。当时的人们很难想象一个生活节奏不再被太阳决定的世界。这使得许多参与到时间统一行动的行政管理人员和观察家考虑采取措施来应对平均时间的切换，使平均时间能够像太阳时间一样自然。一些评论家相信，只要采取了任何使太阳时间和平均时间之间出现差异的行动，自然就需要这样一些应对措施。例如，官员们讨论是否有必要修改工作法，以反映全国平均时间的转变，并保持不同地区的工作时间和日光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个转变只有15到20分钟的差别。

时间的全球史

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