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早在夏令时正式成为一个问题之前，太阳时的废除被认为是20世纪初的社会问题。在全国通过平均时间之前，在德国的许多学校和工厂都开展了非正式的夏令时计划。为了保证最有效地利用日光，夏季开始工作的时间较早。在比利时，平均时间的反对者计算出，在时钟被调慢17分钟后—与布鲁塞尔时间（这个国家以前的全国性平均时间，以及新的标准时间）之间的差—因更不利的照明条件而多燃烧的石油的量，以此为例证明平均时间的弊端。在引进比格林尼治提前一小时的时间之际，荷兰的政府官员们考虑制定法律改变学校、政府办公室以及铁路的上班时间，以保持之前与太阳时大致相同的生活习惯。另一个困扰荷兰行政官员的问题是，应该加入哪个一个时区：德国的中欧时间，还是英国和法国的提前一小时的时间？选择采用德国时间强调了与东部邻国紧密的商业和经济联系：选择采用西边的时间表明，通过采取一个早于太阳时的时间，以获得日光在医学方面和社会方面的益处，并且有类似于日后夏令时措施的效果”。

德国立法者叹息道，在一些地区，工人们要在早上5点半而非6点离家去上班，这给劳工人口施加了不必要的困难。这个论据并非将早上5点半看成新的早上6点，而是假设将绝对的不变的“真实”时间与抽象的变动的钟表时间进行对比，“真实的”5点半将一直持续存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欧洲人非常重视日常生活中起床、吃早饭、去上班之间的间隔。没有什么比打乱这些早课和太阳升起的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从而扰乱日常生活，更使当时的人们烦恼的事了。

当德国南部各邦在1892年将中欧时间引入外部和内部地区铁路时，时间统一的障碍突然从想象变成了现实。事实上，铁路公司已经将时刻表进行了更改，使得即使在平均时间推出之后火车也将依然在太阳时下运行。人们指出，混乱产生于这只是改变了名义上到达和出发的时间—所以在一个新的平均时间比太阳时快半小时的地区，以前于上午9点出发的火车，现在改为9点半。但变为平均时间的工作时间并没有做这样的调整。结果，当工人们在早高峰时间去上班时会遇不到火车。作为一种总体混乱的表现，人们会听到“我的手表显示9点半，所以现在是9点”这样的话。这种混乱将持续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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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德国一样，法国关于统一全国性时间的政策，也深深植根于其国家历史传统之中。在法国，最根深蒂固的，并不是缺乏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种固有的科学传统。这个国家长期以来以在时间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和专长为傲，这可以追溯到巴黎天文台的建成（1667年）和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新的日历于1793年颁布，为了完全符合新的度量标准系统带来的十进制，它将一年分为12个月，1个月有3周，1周有10天，1天有10小时，1小时有100分钟。虽然这项改革因不得人心而失败，并于1806年被废除，但法国在讨论时间改革时一再援引该国过去革命的科学荣誉，将其作为一个不应被轻视的传统5°。因此，与德国和英国相反，法国更关注威胁要将国家巴黎子午线以外的子午线定为全球时区系统起始处的国际会议和学会。

收到美国华盛顿本初子午线学会的邀请之后，法国在国家经度局和巴黎天文台设立了委员会，负责研究采用基于格林尼治时间的平均时间的可能性。为了反对格林尼治子午线，委员会最终认为最好为新系统提倡一个中立的、非领土性的本初子午线，并据此，对其在华盛顿的代表下达指示。然而，在1884年的华盛顿学会上，皮埃尔·让森—巴黎天文台的成员—和法国领事很快就明白，坚持中立一定会失败。“从第一次会议开始，”法国领事愤怒道，“有明确的迹象强迫我和让森承认英国和美国在会议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加强这个印象的是有一些国家，例如危地马拉和巴拉圭，虽然名义上自主参会，但却是由美国侨民代表的，这是19世纪国际主义经常遇到的一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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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参与国际时间改革首先引发了一种对国家时间的兴趣。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当时间改革在国际上引起关注之时，有好几种时间标准在法国共存。其中有三种时间标准是官方认定的。除了用于电报和铁路的巴黎时间之外，各种当地平均时间仍旧十分普遍。像德国一样，铁路公司策略性地推迟了显示在火车站建筑上钟表的时间，为旅客的便利延迟5分钟。装在车站楼外的钟表则显示当地时间。很多城市为了突显公共时钟，增加了第三个钟表，设为巴黎时间。这与奥地利的情形相似，一位波尔多地区的观察员发现，铁路干线上的所有城市都非正式地采用了巴黎时间，而其他小镇则坚持使用当地时间。这样，在半径1千米之内，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的时间可能相差15分钟。

19世纪90年代，多种时间被认为对于尽职可靠的时间管理是有害的。像在美国一样，法国的钟表匠和天文台在新兴的将准确时间商品化的过程中获利。天文台提供了许多时间服务来获取报酬；手表和钟表匠人也乘机获利。一篇关于法国制表业的文章证实了时间所赋予的新价值。“英文谚语“时间就是金钱’从来没有如此真实过，”作者宣称，“我们飞快地生活，我们利用每一分钟，为了合理使用时间，我们必须能够衡量它。”“4文章警告说，7点43分出发的火车不会等待7点44分才到达的乘客。并且虽然精确时间是最近才被需要的，但“如今我们没有任何疑虑，就改变了我们的习惯”。因此，结论是“时间对我们大家而言都是宝贵的……因此，无论以什么方式看待时间，无论是其正确的形式或是作为一种货币价值，它都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元素”。诸如贝桑松、纳沙泰尔和日内瓦等天文台，向追求准确的高档时钟的所有者提供定期的检查服务。任何人，只要愿意与所持钟表分开两到六周，花钱将其留给专业人士观察，之后，这位骄傲的钟表主会获得一张证书，证明他的钟表的准确性和功能性。某些天文台甚至还会授予最为精密的仪器荣誉勋章。各天文台都举办年度比赛，其中钟表被分类，依据其准确度来进行评估授奖5。法国全国性的平均时间改革被认为与这种品性完善有直接联系，统一时间测量等于“真正的人道工作”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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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摆脱多种时间而创造一个统一的法国国家时间，以向过去的科学成就致敬，一条法案浮出水面。1888年，这条法案建议将巴黎子午线时间—这关系到巴黎天文台的天文学荣誉—定为法国全部铁路和一切公共生活的官方时间。但是，在任何投票通过之前，事态都停滞不前。与奥匈帝国几年以后发生的情况类似，不同的地方机构和城镇现在都各自行事。上马恩省地区的朗格尔市议会单方面采取巴黎时间58。在马赛的弗拉马利翁科学协会集体采取行动，赞成在法国各省采用巴黎时间，并开始游说其他地方和区域协会59。而马赛市议会也投票支持将巴黎时间显示在这个城市的钟表上。在科特迪瓦地区，雇主协会的负责人向当地的省议会提出要求，推动法国议会通过一条法律，将巴黎时间作为全法国的时间；采用两种不同时间（区域性的第戎时间和巴黎时间）现在被认为是造成重大混乱的原因。另一个这样的要求来自里昂市议会。在巴黎，国家经度局开始担心，作为一个积极从事大地测址的法国国营科学机构，现在日益成为时间计算的部门，经度局担心其影响力会逐渐减弱，为了在一切事务上保持优势，它敦促公共教育部重新起草相关法律项目。一项立法草案于1890年3月提交给法国众议院，约在一年之后通过成为法律。1891年3月，巴黎时间，而非格林尼治时间，成为国家的法定时间1。国际主义促成了国家性时间在法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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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呼吁法国采取一个与时区系统一致的平均时间的意见不时出现。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包括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仍然使用并非基于格林尼治子午线的时区。1897年，一项立法草案提交到法国国会，声明“在法国采用的官方本初子午线，应是格林尼治子午线”62。由于对“英国时间”的敌视态度依然高涨，这条草案引起众怒。国会议员利用报刊责骂这项法案，因其厚颜无耻地企图“放弃”光荣的巴黎子午线，以及企图将法国商业蓝图（依靠巴黎子午线）推到崩溃的边缘，并“认可（外国）科学仪器的卓越和优越性”“。此外，在同一年，经度局还恢复了一个项目，以推广“法国”科学成就，该项目首次在1884年华盛顿特区学会之前的几个月被提出，但从来没有结果。当时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十进制时间，以及计划废除60分钟1小时，1天24小时，而采用1小时100分钟的系统。当面临最终遵循“英国”标准的格林尼治时间的可能性时，法国科学家在19世纪末挖掘出这些旧想法，并再次讨论十进制的时间单位。当法国外交部接洽其他欧洲国家，提出召开有关十进制时间单位的国际会议时，得到的反响深埋在客套的外交信函之中，但几乎没有进一步沟通的余地：欧洲国家对任何这样的努力都没有兴趣。法国十进制化项目就此搁置。

1897年，在法国商会全面讨论引入可耻的基于格林尼治子午线的时间的计划书之前，另一位议员快速地提出了一个相反的项目，即法国的法定时间应为“巴黎时间慢9分21秒”“。众所周知，“巴黎时间减去九分二十一秒”其实就意味着格林尼治标准时间——这只是模糊了尴尬的源于英国的时间系统6。一旦法国参议院开始参与并且同样必须就此投票时，事态再次停滞不前。一个委员会被指派评估这项法案，而且至少需要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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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久才能作出回应。

委员会终于在1910年11月公布了引进“格林尼治时间”尽管没有说明来源于“可鄙”的英国—的建议的报告。1911年2月，当法案提交到参议院时，改革的反对者们试图最后一次，面对占主导地位的英国，捍卫巴黎的荣耀。为了制止这个必然的结果，格林尼治时间的反对者们炮制了一个复杂的计划：恢复多个时间的共存。这项计划执着于将巴黎子午线应用于公民的平均时间，而附加一条规定将“巴黎时间减9分21秒”用于国际邮政和电报服务，以及铁路和火车站内部钟表之上。外部钟表则保持巴黎时间。如此复杂的公式在其实际运用之中，甚至不能说服最虔诚的法国爱国者。1911年3月9日，法国参议院最终采用这项法律提案，2天后，“格林尼治时间”成为应用于全国的时间7。

★女★

在最初的阶段，德国和法国的全国性平均时间统一的进程并进而行，互相没有太多影响。法国着眼于与英国的竞争，而德国则注重国内的时间差异，以及偶尔地注重邻国奥匈帝国和中欧的铁路。德国和法国的时间政治，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年才开始有交流。此时，欧洲几大强国之间政治纷争加剧，主要针对以下几个问题：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恶化的民族主义问题，殖民地争夺问题，英德两国军备竞赛的问题，以及欧洲联盟体系强化的问题，其中法国、英国和俄罗斯现在坚定地站在同一阵营，而德国和奥匈帝国则是另一阵营。

国际主义——尽管其宣称试图组织起超越独立民族国家微小利害关系的利益—从一开始就是争取国家利益的竞技场。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与国家之间的紧密关联只是更为加强了这种倾向。德国的帝国技术物理研究所（Technisch-Physikalische Reichsanstalt），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物理研究机构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场所，在其中，科学、工业和国家以建设现代国家为目的混合在一起。在法国，军队的地域划分代表了科学与国家的结合。而且，法国军队还管理着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学校，这所学校完善了土地测量科学，使其成为探索和征服领土不可或缺的工具。天文学总是与这些努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当1795年经度局成立之时。经度局建立在巴黎天文台，并监督全法国各地的天文台，同时出版备受尊崇的星历。19世纪的科学充满了民族主义的色调，而学会和大会则为科学成果提供展示、相互比较、相互竞争的平台。标准化也意味着将某个国家的测址系统或单位作为其他所有人的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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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经常导致国际部门的成立，这些部门作为国际组织的摇篮，却只设立在某一个国家境内。在那些早期的组织之中，国际电报联盟位于伯尔尼（成立于1865年）。另一些突出的例子是国际邮政联盟（位于伯尔尼，成立于1874年），和国际统计学会（位于海牙，成立于1885年）。在20世纪前十年那个剑拔弩张的环境之下，法德的时间政治终于与针对建立类似国际部门的意见发生了冲突。在本初子午线一战“输给”英国之后，法国寄希望于在国际无线电报领域获得领先地位，这项技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处于开发和测试阶段。自1900年以来，无线电通信实验已经在经度局的庇护下在埃菲尔铁塔实行。在20世纪10年代末，经度局表示其目标是要建设以埃菲尔铁塔为主要天线的无线时间信号服务。这项服务从1910年5月开始实施，此后每隔1小时发出1次报时信号，此时的信号主要是发给船舶和导航员的。在这项服务获得成功的鼓舞下，经度局很快渴望承担更多的工作”。

带头的是经度局精明且富有经验的局长纪尧姆·比古尔丹。以前，在国家天文台之间达成计时合作十分困难。在1912年，比古尔丹向公共教育部起草了一份报告，向其报告了目前在欧洲的时间信号发射情况。除了提供一个欧洲时间信号发射的清单之外，比古尔丹真正想传达的信息并不难理解—法国，更具体地说是拥有埃菲尔铁塔的巴黎，与德国的设施对比，更适合成为欧洲无线电通信计时的中心。更重要的是，比古尔丹强烈要求，“尽早抓住这个机会对法国来说最为有利，并且提议在巴黎召开一个国际学会来研究时间信号的统一。”任何时间的浪费都意味着给其他国家提供机会，去启动他们自己的计时中心的计划。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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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传言说，德国正在提议建立自已的发射台，尤其是在柏林附近，波茨坦的大地测量研究所计划即将在1912年夏季，在伦敦举行的电报学会上劫持全球时间信号服务。德国科学家一直在位于诺尔代希的德国北部电报站进行成功的时间信号分发实验。遵循法国的提议，1912年10月和1913年10月在巴黎召开了两次国际“时间会议”。英国皇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和政府官员当然对法国重获国际计时地位的企图不闻不问，这被认为是故意的怠慢。英国认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最初并没有派出代表出席。在法国匆忙说服了其他各国有关这次会议的中心地位之后，英国代表们才在第一次会议开始几天之后到场。在这场主要由非外交人员出席的1912年10月的会议上，通过了将计时局（timekeeping bureau）设立在巴黎的决议”。

在1912年和1913年于巴黎举行的两次会议上，法德与德国的对抗引人注目。与法国的焦虑相反，德国并没有建立一个德国计时局的计划，而是对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几项规定提出质疑。参与讨论计时方案的德国政府部门代表企图限制公约所涵盖的时间范围。如一位代表说道，法国机构目前对时间信号的优势可能不会持续，在这种情况下，将计时局搬迁到一个对此服务更完善的机构是有利的。而这样的机构应是位于柏林附近的国际大地测量研究所，这是德国官员之间的一个几乎不加掩饰的信念74。在学会上的德国代表，坚持不懈地避免让公约指名巴黎为国际计时局的所在地，虽然根据之前的讨论，巴黎是新机构开设的地方。法国明确拒绝了德国对修改公约文本的这些要求，并就位置问题进行了讨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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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敌对的下一个目标是埃菲尔铁塔。由于选择巴黎作为计时局所在地的理由是其特别适合作为发射台的实用性，法国政府必须保证为了信号发射的目的，埃菲尔铁塔可以一直被使用。由于塔是私人拥有的，所以不能给予这样的保证。在学会上，德国代表要求法国政府在公约中作出保证，将确保任何时候都提供卓越的发射站，即便在埃菲尔铁塔的服务由于任何原因不得不停止时7。在这些讨论中，国际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民族主义情绪。因此，美国同意签署公约的条件是将继续发出自己的时间信号。美国海军在1905年开始发出时间信号，并准备在巴拿马、夏威夷和萨摩亚设立新的发射站。国家和帝国的利害关系稳固地将国际合作置于其后”。

1912年和1913年的学会一并起草了一项公约，设立关于时间的国际协会（Interm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me）。组织协会的机关是国际时间局(Intermational Bureau for Time），尽管德法争论不休，但其总部还是设立在巴黎。用法国经度局的话来说，这次会议的成果被誉为“我国重要的科学成就”。但不知不觉中，法国已经没有时间了。在国际时间局的计划完成之前，当时的人们都知道，欧洲正在走向一场颠覆世界的毁灭性冲突。1919年，位于巴黎天文台的国际计时局（Internatioanl TimekeepingBureau）以一个非常缩水的形式成为现实，并且成为1919年建立于布鲁塞尔的国际天文联盟（International Astronomic Union）的一部分78。

在1913年秋季巴黎时间会议结束之后，战争和之后的占领让德国和法国的国家时间再次成为争论的主题。当法国部队于1918年11月末，经过4年热血奋战后占领德国西部的莱茵兰地区时，也带来了法国时间。法国当局在被占领的土地上以慢一小时的法国平均时间取代了德国的中欧时间。而德国方面，1919年6月在凡尔赛签署了“和平条约”后，在被占领的西部地区设定时间的权利已经回到了德国。德国要求一旦条约生效，应该恢复德国的时间9。在条约于1920年早期成为法律后，掌管莱茵兰地区的莱茵兰联盟高级委员会便制定了一个混合的解决方案：法国时间将继续用于铁路系统，而德国时间将用于平民生活。法国很快便转为夏令时，时钟快了一小时。因此，暂时性地，在被占领的西德领土上，法国时间和德国时间是相同的。商会、手工艺人协会、俱乐部和协会，以及农业、工业、商业和手工业的从业者都在抗议侵犯德国时间主权的行为8°。一旦夏令时快要结束，德国当局就命令驻巴黎的外交代表强烈要求对法国时间予以修订。尽管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但作为抗议和主张，德国的时间仍然被用于公民生活中。然而对铁路时刻表和交通工具来说，在占领区沿用两种时间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原因”战胜了交通运输需要，交通不得不“退至国家的观点后面”，德国外交部如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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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德国的时间政治表明，对全国平均时间的采纳，是从以区域和国家的角度构想出来的，并最终成为民族主义竞争的场所。然而，除去平均时间上的意识形态竞争，将全国时间统一起来的政策并不是直截了当的。当立法者和行政人员讨论废除多种当地时间，并以一个国家的平均时间作为替代时，他们的想法围绕着区域铁路系统问题，以及如何能为全国通信与官僚机构提供便利方面。正如在法国和德国的情况所示，地方当局，例如市政当局，通常会单方面地推进时间改革，而不是等待中央的决定。就此，它们迫使本国当局对已经实施的单独行动进行批准。因此，全国统一时间的建立看起来像是地方、区域和国家当局所采取的措施在做跷跷板式运动，这些措施往往在时间上有密切的顺序或同步进行。逐渐地，这些步骤以统一时间的建立而告终。因此，全国平均时间的实施有助于国家建设，且是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由全球化的世界驱动，并通过改革者与数不胜数的廉价手册与小册子作为传播媒介的、有关时间与计时的观念导致了国家的强化和区域划分。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19世纪的世界中所流传的大部分知识都被理解为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知识。在德国和法国，平均时间的实施还意味着时间和时区不仅仅是又一个诸如妇女运动、公制体系或国际法这样的，在19世纪下半叶变得“具有全球性的”国际主义运动。德国的中欧时间和法国对英国时间的抵抗表明，在全球的时空之中，时间充当着国家的时间和领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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