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15. 关于英国的情况，参 见D. Graham Burnett, Masters of All They Surveyed: Exploration, Geography, and a British El Dorad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1. AN F/17/13577,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heure, Guillaume Bigourdan, head of Bureau of Longitudes, Rapport sur les travaux de la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pour l'unif cation de l'heure par radiotélégraphie, November 1912; Bigourdan, letter to Ministry of Public Instruction, February 1, 1912; Paul Jegou, "Determination de l'heure et mesure des différences de longitude au moycn des signaux horaires et pendulaires Hertziens,"Revue scientifque 49, no. 2 (1911): 37–43, esp. 37. 还可参看G. Ferrié, “La télégraphie sans fl et le problème de l'heure,"Revue scientifque 51, no. 2 (1913): 70–75, here 71.

1. Ibid. 还可参看AN F/17/13577, Projet de conférence rélative au ser vice international d’indications de l'heure, Note, Mai 6, 1912; Note, Paris, May 6.1912. 关于法国和德国在国际时间服务上的机构与计划的比较，还可参 看ibid., Avant- Projet d’organisation d’un ser vice international de l'heure.

1. BArch R1001/6190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 French Ambassador, Berlin, July 31, 1913. 还可参看ibid., meeting of ministerial representatives on the question of the time convention, protocol, October 7, 1913; AN F/17/13577, Conférence destinée à la signature de la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e (lundi 20 octobre 1913), Procès verbaux de la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heure (1913), Séance du 20 Octobre 1913, 4.

第一章 全球化世界中的国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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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rch R1001/6190, October 7, 1913.

1. AN F/17/13577, Conférence destinée à la signature de la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e (lundi 20 octobre 1913), Procès verbaux de la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heure (1913), Séance du 20 Octobre 1913, 5.

1. AN F/17/13577, Conférence destinée à la signature de la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e (lundi 20 octobre 1913), Not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DC, July 23, 1913.

1. AN F/17/13577,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heure, letter, Bureau des Longitudes to Ministry of Public Instruction, November 13, 1912. AN F/17/13577, Conférence destinée à la signature de la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e (lundi 20 octobre 1913), Convention pour la création d'un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heure, October 25, 1913, and Statute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heure; letter, Bureau des Longitudes to Ministry of Public Instruction, November 13, 1912; Bigourdan, Le jour et ses divisions, 9.

1. BArch R4701/207, letter, Minister of Public Works to Foreign Offce, Berlin, October 28, 1919.

1. "Städtische Nachrichten: Westeuropäische Zeit für den Eisenbahnverkehr," Kölnische Zeitung, October 3, 1920, 1–2.

1. BArch R4701/207, letter, Foreign Office to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Berlin, September 1,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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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节约社会时间

在一些欧洲国家讨论并最终尝试采用全国性平均时间之后20年，时间所扮演的另一个非法律的社会性角色开始让自以为是的专家、改革家和政府官员们担心起来。钟表时间现在具有的社会性的而不是官僚的、合理性的意义。关于有秩序的国家和区域空间、法律和火车的合理时间，现在让位于对社会时间的有效部署和划分（工作时间，休闲时间和娱乐时间）的问题。在夏季的每一天，改革者都十分沮丧，当太阳已经上升时，大部分人仍在沉睡之中，宝贵的白天就失去了。可以并且应该被利用于有效活动的时间因此被浪费掉了。不经意间，关于社会时间的广泛讨论，成为一种时间意识的展示，以及关于时间本质和意义的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关于夏季时或夏令时的讨论，揭示了政府在采用平均时间之后，在精确机械时钟时间的公开展示和传播环节是何等的薄弱。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机械时钟的传播，对抹消自然特性的
抽象时间的理解，作坊和工厂劳动的精密和日程，都与一种时间意识和
内在化的时间规训的出现存在联系。他们在哪个先出现的问题上意见不是创造力和对时间的兴趣首先导致机械钟表的发展，然后造成时间
的取向和规训，还是对规范的工作小时的需求产生了对时钟的需要，而得
到改进的技术只是次要原因。与物质时钟时间、时间意识和资本主义相
关的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仍旧是E.P.汤普森的《时间，工作规范和产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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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Time,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汤普森认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工厂工作规模的增加导致人们放弃了所谓“任务取向”（task orientation），即“根据执行特定任务的需要而对时间进行组织”，而普遍都无视执行这些任务所花费的时间。在任务时间下，工作是不规律的；一些劳动，例如在收获时收割玉米或在牛产奶时挤奶，随后是不太密集的工作，或者甚至就是农闲，直到由自然节律决定的下一场活动开始。

如同汤普森认为的，当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业工作，并且在作坊和工厂中，在配备了钟表的工头监督下工作之时，任务时间让位于一个内在化的时间取向（time orientation），那是一种将统一工作小时作货币化理解的时间观念。清教徒的伦理也在宣讲节约时间。时间不再是简单地被度过，而是成了可以花费的货币。依据这样的解释，机械计时器的猛增和资本主义的同步工作节奏造成的外部时间，与将普通人引导到一种“时间取向”的，充分意识到时间价值的生活所需要的内在的、智力上的和精神的能力之间，存在一种隐含的关系。汤普森并没有明确提及“抽象”时间，如同穆伊什·普斯通解释的那样，汤普森认为的“任务时间”与“时间感”的并列，与普斯通自己所谓“具体”与“抽象”时间的提法是部分一致的。但普斯通和其他追随汤普森步伐的学者认为，在19世纪中后期，采取平均时间代替太阳时间，是从任务时间转变到现在所谓抽象时间的进一步延伸和完善。如果汤普森和其追随者是正确的，那么在20世纪初期，白天与黑夜、太阳与季节、正在消失的夏天的露水，这些节奏在人们的“时间感”中已不再具有意义。但如同夏令制的历史所展示的，工作节奏、时间意识或想象抽象时间的能力与外部的机械钟表时间的联系，同一些早期著作所表达的观点有着细微差别，并且沿着完全不同的时序发展。

应该说，在全球范围内，20世纪之交有许多时间共存，其中大部分是沿着非正式的，常常是沿着横向的轨道移动，而非从全球到区域这样纵向地渐渐渗透。就算在一个国家内，抽象的平均时间的传播仍旧是分散的，并且自上而下实施的有关时间的法律执行起来十分困难，而且对社会行为和心态的影响很慢。反而是（在这里也是这种情况）多种时间制度同时存在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在德国、法国、美国还是英国，仍旧是太阳时和其他自然韵律的时间塑造了对时间的社会想象，就算是在口袋钟表更加廉价、公共时钟更加完善、工作小时被清晰描画出来的时代也是如此。而一个正在扩大的工人阶级和正在增加的白领工人力量，即使受到了工厂和商店小时所需要的时间规训的灌输，也没有使得自然韵律完全消失。工业资本主义似乎受益于节约时间和时间规训的观念。然而，它并不需要抽象时间，甚至不需要广泛可用的准确时间来征服全球，并获得前所未有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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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英国建筑家和发明家威廉·威雷特（WilliamWillett）出版了一本名为《日光的浪费》（TheWaste ofDaylight）的小册子。生于1856年的威雷特曾经加入他父亲所从事的建筑业，但在1900年前后，他开始将精力完全投入到推动夏令时的事业中。在他的论文中，威雷特提出的一些议题，在之后的几十年中都持续成为主要的议论中心。威雷特推测道，“每个人都喜爱日光长的傍晚（the long light evenings）。每个人都在秋季到来时，感叹它们的缩短”。然而，他继续说道，“标准时间是如此固定，以至于在将近半年里，当我们还在梦中时，太阳每天都会照耀大地几个小时，而当我们在一天结束下班回家时，太阳又迅速地跌落到地平线下。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短暂的日照能在我们的支配下，让我们度过短暂的闲暇时光”。威雷特企图用一个小计谋来解决这个难题：“现在，如果被浪费掉的白天的几小时能从一开始就被拿掉，然后加在这一天的最后，这样将能得到多大的益处啊！”对威雷特来说，夏令时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公众健康：他的目标是增加“运动和娱乐的现存机会”。因此，宝贵的白天将不会被浪费在睡眠中，而是用于有益的活动。

第二章 节约社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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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威雷特撰写了那本流行于英国国内外的小册子时，他已经学习时间和夏令时有好些年了。他明白，统一的平均时间是抽象的，而夏令时仅是一个更抽象的行动，旨在比自然更精明地分配二十四小时内的日光。在夏令时中，早晨7点将变成早晨8点，这迫使人们配合日出时间改变起床时间。因此工作将结束得早一些，这给工作日结束和黑暗降临之间留下更多的时间。当威雷特指出统一的平均时间保持“如此固定”之时，他想象了一个社会，在这其中，稳定的公共时间具有充分的可利用性，而他的同时代人也已经内化了、理解了公共和个人计时器的抽象机械时间和日常工作时间表。

在20世纪初，威雷特与一群社会和公共卫生专家、医学专家、社会学家，以及越来越多对时间问题有兴趣的公众一起，热切地讨论了在与其他社会问题相结合时，时间的社会用途和意义。对人类疲劳和精力浪费的担心导致了泰勒主义（Taylorism）和提高工厂效率的尝试。工作和休息的间题，以及实现两者之间的健康平衡的问题，已经成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关注点。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剧减，估计从1801年的35%锐减到1901年的仅8%。同时，手工业、服务业和公共部门在经济中的占比上升了。在英国，从农业到制造业、工业和服务行业的产值转移，伴随着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增长和多样化，以及自领工人力量于19世纪80年代的出现。这些转变为人们对时间的理解烙下了深刻的痕迹。由于英国的工业化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关于夏令时和关于时间的社会意义的辩论在英国尤其明显。而关于夏令时的争论也因此比一般人所认为的时间更广泛地揭示了欧洲人对社会时间节奏的想象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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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区首次被引入时，日光的利用就已开始被讨论了。在德国以及其他地区，太阳时和平均时间之间存在超过15分钟的时差是相当可观的。时差达到30分钟—这是很多国家最东部和最西部都采用平均时间的一个普遍结果—被认为是极难解决的。为了尽可能地接近白天和黑夜的节奏，许多19世纪的机构非正式地遵循了一种反映了日光节约理念的实践。在夏季，学校开放的时间和工作时间都比冬季提早了。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这项实践突然出现越来越多的追随者，而在北美和其他地区出现了夏令时协会和俱乐部。在美国，国家夏令时协会在1910年获得成功，此时辛辛那提是美国城市中第一个在夏季将时间调快1小时的城市。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1909年夏令时法案在国会得到了讨论；类似的讨论也出现在新西兰。甚至在此之前，19世纪90年代，在澳大利亚的一部分地区，以及在英国的开普殖民地，非正式的夏令时安排已经被使用了，将夏季将时间提前20分钟（澳大利亚）或16分钟（开普殖民地），以便在白天更好地分配白天的时间8。

威廉·威雷特的小册子开始被认真地讨论。在它出版一年后，1908年，威雷特的夏令时计划被纳入了议会议员罗伯特·皮尔斯（RobertPearce）提交到英国下议院的议案之中。经过多番讨论之后，夏令时被暂绥而没有进行下一步举动。到了1909年，另一位议员提出了一项新的法案，该议案被提交到一个研究委员会讨论。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委员会发现严重的异议和矛盾的证据，因此认为夏令时计划应被废除。由于意见的分歧，夏令时议案在1911年、1912—1913年和1914年都被提出过，但都没有通过议会的第一轮审读。英国政府的成员，如内政部长，也担心夏令时法案得不到议会足够的支持。“只要条例草案没有被普遍理解，其真正的利益就不会受到广大市民的好评”，政府也无能为力1。

第二章 节约社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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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情况要求使夏令时成为现实。1916年春天，亨利·诺曼议员加人英国议会，并重新考虑采用夏令时作为缩短人工照明时间，以作为在战争时期节约煤、油和其他燃料的手段。仅在一个月前，德国成为第一个采用夏令时作为战时措施来节约能源的国家。对于德国敌人获得优势的恐惧与“战争时间”需要严厉措施的普遍感受相结合，最终使得英国政府官员的意见倾向于使用夏令时。夏令时法案于1916年5月通过。为了准备在未来可能继续执行夏令时，一个研究委员会负责通过提取第一年实践经验来研究夏令时的效果。委员会调查了广泛的人员，并向当局、利益团体、专业组织和个人发送了问卷，得到了约1300份答复。基于此，委员会建议在1917年及以后重新引人夏令时。

1916年的法案在一个允许继续执行战争紧急状态法的政策支持下，被延长了数次。但到了1922年，这些特别措施已经过期了。这时，一项提出延长措施的法案被提交到了下议院，而自1914年以来议会辩论第一次讨论了夏令时。这项法案将使夏令时成为一个永久的法定存在，而无需每年重新讨论一次，并且还固定了夏令时的生效时间。然而，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夏令时不再像在战争年代那样得到支持。最终成为法律的新法案并没有使夏令时永久存在，这意味着每年都要进行新的讨论。从1922年起，每年春天，支持和反对夏令时的讨论都再次出现，直到1925年夏令时的应用日期进行略微修改前，英国的夏令时已经固定了一段时间。这些反复的争论证实了大众和政府官员对夏令时的深刻分歧12。

在爱尔兰，夏令时成为英国当局的一个可喜的机会，他们不仅能把时钟提前一小时，之后再拨回来，还能引进格林尼治时间。1898年，由苏格兰皇家地理学会编纂的一份被送到各个政府机构的备忘录，首先表达了将这个难以控制的岛屿收入英国时间体系的愿望。当时，英国邮政总局的行政人员宣布这件事在其职权之外，他们尊重其他机构提出潜在的分歧问题。邮政总局会被它无法应付的“通信问题所压垮”13。直到1911年法国终于通过了格林尼治时间，爱尔兰时间的问题也没有被进一步讨论。但突然间有传言说，另一个不服从“英国”普遍时间管制的敌人——爱尔兰，将步法国的后尘。但一些爱尔兰评论家立即谴责格林尼治时间为“撒克逊暴政的例子”“4。就像当几十年前法国拒绝“英国”时间之时，平均时间背后的政治因素作为地缘政治关系的指标难以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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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1年末，人们知道了葡萄牙也会很快采用格林尼治时间，这再次激发了英国人将“英国”时间扩展到阻碍重重的爱尔兰的兴趣。现在，“西欧几乎每个国家”都采用格林尼治时间，爱尔兰使用都柏林时间是一个异常现象。上议院的一名成员发现，“统一是当下的考虑之一”15。在1912年的夏天，所谓的“统一时间法案”提出将格林尼治时间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爱尔兰16。正如议案的倡议人所承认的，此时，当正在严肃讨论成立一个爱尔兰自己的议会之时，并且当爱尔兰呼吁更多自主权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的时候，要使爱尔兰遵循英国时间，确实属于空想。

关于爱尔兰的“统一时间法案”被引入了上议院并得到了通过，但下议院决定对此不予以考虑。随着战争的一触即发，在爱尔兰引入格林尼治时间的计划仅在1916年再次出现过，并与通过夏令时法案相关联。在一项法案中同时引入夏令时和格林尼治时间，将减少不便，并最终达到“英国和爱尔兰时间的统一”18。1916年秋，爱尔兰火车站、邮局和警察局都贴上无数海报，宣布爱尔兰开始实施标准时间。用粗体大写字母，这份公告写道：“时间（爱尔兰）法令，1916。从1916年10月1日，星期日起，爱尔兰将使用欧洲西部时间。所有钟表和时钟必须在9月30日到10月1日的晚上，调慢35分钟。”这种措辞具有这个时代的特征，当时秒针仍不具备必要的实际意义，因为都柏林时间实际上慢了三十四分三十九秒。如同在法国一样，新时间的“英国”出身，被狡猾地掩藏在“欧洲西部时间”这个看似无害的名目之后。如果“欧洲中部”时区表达了德国和部分奥匈帝国在这片大陆上的地缘政治的现实和期望，那么“欧洲西部”时间则意在减少时间政治所固有的民族主义色彩。可惜收效甚微。一年之后，1917年，据说有几位爱尔兰牧师拒绝将村庄时钟调快一小时。民族认同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平均时间19。

第二章 节约社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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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体验夏令时的方式英国相同。德国在1916年成为欧洲第一个采用夏令时的国家，然而战后长期不稳定的政治局势阻碍了一个法律解决方案的形成。在战时，政府可以颁布夏令时，但随着这种非同寻常的战时权力的终结，舆论对此的争论被点燃了。1919年，德国议会首次讨论了夏令时。在这些辩论之中，一些夏令时的反对者以德国国内充满火药味的政治局势作为他们的反对意见。德国刚在1918年秋季之前的一个月发生过一场革命，而且在新的魏玛共和国（WeimarRepublic），政府持续受到来自左右两派势力的攻击。如果，如证据所示，德国全国的矿工强烈反对夏令时，如果铁路工人威胁罢工，那么夏令时则成为一触即发的政治局势的催化剂²°。夏令时的法律草案在1919年被议会驳回。1924年，内政部对夏令时的重新审视，因同年在准备国家大选时激起的煽动而被终止，像夏令时这类受轻视的话题不应再被搅进选举政治动荡的混乱之中²。

法国与英国和德国相同。在这里，1916年4月夏令时法案在众议院被讨论，随后便被转交给了一个委员会2²。结果，为了与已经采用夏令时的联盟国一起战斗，委员会同意了这项法案。国防暂时胜过其他一切事项²3。战争结束后，法国众议院投票表决以微弱优势赞成永久的夏令时，但持续的抗议和批评之后就于1922年废除了该法律。法国的这项法律甚至允许农村的地方长官设定学校、集市、市场的开放与关闭时间，并制订火车时刻表，以确保符合农村生活的需要。因此，一些地方可能选择退出夏令时，这就造成了一个漏洞，它将使得整个法国的夏令时被不均衡和不完整地落实应用4。如同英国和德国，讨论夏令时此时成了一年一度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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