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如同标准时间一样，夏令时促成了国际合作的努力。这种合作同时受到了西欧民族国家及其利益，以及国际组织的推动。英国内政部在一份报告中抱怨：夏令时起止日期的“缺乏同一性”，是造成国际货物和乘客运输的不便之因。早在1921和1922年，比利时、英国和法国力图在统一夏令时起止日期上达成协议，然而参与国各自不同的利益使其无法达成一致。英国特别是苏格兰农业协会反对将夏令时延长至10月份，而在法国，立法者、旅游业和交通运输官员则反对在9月的假期期间结束夏令时。在国际上，夏令时的合作计划源自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1922年，国际联盟秘书致信欧洲各政府，鼓励推行国际标准化的夏令时起止日期。在同一时期，国际铁路联盟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各国政府在夏令时的起止时期上达成协议。铁路时间表的准备，特别是跨欧洲大陆的交通时间表，是要经过重要预先计划的，但各国政府总是临时公布其夏令时政策。直到1998年，当欧盟最终为其成员国决定并永久地固定了夏令时的起止日期时，欧洲的夏令时统一才得以实现26。

英国、德国和法国所经历的艰巨的谈判进程，在这些国家中反复出现的批判和法案的撤销，以及无法就夏令时间达成一致，这些都表明夏令时在政治层面上是非常具有争议的。一旦官员们意识到夏令时的社会潜力，对其的敌对态势就会增长。对夏令时的反对比对标准的平均时间的反对还要强烈。一部分原因是大众对时间的兴趣在这几十年增长了。现在大众着迷于准确、统一的时间，因此，关于夏令时的讨论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不满。其他原因与夏令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具体影响，以及人们对时间本质的理解上有关。从20世纪初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时间的性质和社会功能的解释依然变化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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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时已经酝酿了几十年。立法的尝试穿插着激烈的辩论。一种永久性的规章制度仍然遥不可及，因为夏令时依然被不断地质疑。即使在显而易见的程序性问题—立法是否确实是规范人们运用时间的习惯的适当举措—之上也没能获得一致同意。这些质疑是有力的提醒：时间不像其他事物那样可以成为法律的主体。对时间的体验所具有的象征性、高度私人化和个人性，使其不同于立法相关的其他领域，也不同于作为19世纪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的国际化和标准化所涉及的相关领域。夏令时法令不时会被批判为一个政府过度干预个体的私人和社会生活的例子。这些批评认为，与其让法律规范人类行为，不如由私营企业安排提前上班以实现同样的目标。《观察者》（The Spectator）的读者写信给这家英国报纸抱怨道，威廉·威雷特的夏令时计划“让我们按照国会法案起床睡觉。对个人来说，我喜欢选择自己的时间做这些事”。那些反对鼓励早起的立法法案的声音，还指责那些需要法律的人是“那些大腹便便无法从床上爬起来的百万富翁”，或者“一个有此爱好的有钱有影响力的小集团”。这暗示着，辛勤工作的普通人不需要这样的谎言。

那些主张夏令时的人用各种社会改革的话语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关于时间的法律，也是另一个“纠正”人类行为，并引导和设计社会走向期望的方向和构架的工具。作为这样一个例子，夏令时被宣称有助于戒酒事业。酒吧主要在入夜后生意兴隆，因此延长的白天将留给下层阶级更少的时间沉迷在工作后的狂饮习惯之中。最受社会卫生家和公共卫生倡导者欢迎的另一个话题是神经健康和神经疾病。夏令时的支持者认为，“年轻人的神经紧张”正在增加，“唯一真正的解毒剂”是新鲜空气，而在夏令时制度下，他们在放学后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新鲜空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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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工会活动、半天假期运动和政府立法的结合逐渐减少了工作时间，并在一周的工作中规定了休息时间。一周工作六天，甚至星期六半日假期在许多行业中变得更加普遍。此外，工资的实际增加，使得消费和休闲成为可能，这使得更多的工人和中产阶级有了额外的收入用于娱乐29。自19世纪晚期以来，俱乐部、协会、音乐厅和适度的铁路旅行等大众商业化休闲甚至对工人们来说都成为现实。同时，英国的中产阶级在海边度假村度过他们的闲暇时光，在公园或公共花园散步，在百货公司购物，参加越来越多的体育运动，比如打高尔夫球、网球和板球30。工作与休闲的明显分离，促使不同层次的社会改革者尝试激励工人们沉迷于“理性休闲”活动，并引导他们远离小酒吧和其他无聊且充满诱惑的场所。在1867年和1884年的两条法案将公民特权扩大到日益增长的工人阶级男性之时，男性工人阶级的娱乐习惯成为改革主义者的目标，这并非巧合31。

鼓励工人休闲，其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从保守的社会改革家关于进步、禁酒，以及家庭价值，到提供给工人阶级选民有用知识的政治目的，再到关于工作场所健康和生产力的慈善和关心。尽管如此，类似关心工人福利和娱乐的观念的五花八门的动机仍然吸引了政治家和社会生活分析人士的注意，那些声称代表工人利益说话的人坚持认为，应为工人阶级提供夏令时的娱乐和医疗福利。“我们知道，由于缺乏新鲜空气和阳光，在城镇中我们的健康受到了损害，”英国议会的一名成员这样警告说，“因此，居住在城镇里的数百万人，那些在造船厂、高炉车间和铁厂工作的满手老茧的孩子们，实际上是一致赞同夏令时的。”3然而，休闲和消费更显而易见地是中产阶级的特权。在新获得的空闲时间里，最常被提及的活动是打板球、网球和高尔夫球这类典型的中产阶级娱乐活动。因此，批评家经常提醒说，夏令时真正的受益者不是工人，而是城市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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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共健康和社会卫生的观点，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时间都充满了种族观念。女性业余体育协会的一位代表强调，夏令时可以增加体育休闲的机会。“我们时代需要为年轻女性提供健康的户外运动，她们将成为下一代人的母亲，”一位坎布里奇小姐对正在研究夏令时的委员会如此说道，“夏令时提供给这些女孩—我们依靠她们获得一个强大健康的未来种族—远离工厂的额外一小时时间。”34一位退休的教授赞成夏令时，并宣称户外运动对健康的益处，对“未来的种族”至关重要。威廉·威雷特自己已经提到在考虑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时夏令时带来的对健康的益处，他写道：“要对抗我们的敌人和疾病，光明和新鲜空气是我们防御的守卫，而当冲突结束时，它们能为我们提供最有效的武器来对付入侵者。”35

夏令时的反对者也在考虑公共健康和社会卫生问题。受命研究英国1916年实行夏令时的效果的委员会，非常努力地陈述了一项严重的指控，即夏令时将对儿童的健康不利。批评者认为，夏令时可能会缩短那些最需要睡眠的人的睡眠时间。那些疏忽大意的家长，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之中的家长，一定会让孩子们在该睡觉的时间还在街上逗留。根据该研究委员会在1916年后提交的调查报告，在英国实行夏令时的第一年之后，许多地区确实出现了学生疲劳和注意力不集中的报告。委员会急忙解释说，负面影响是很小的，并且在发现疲劳的那些例子中，儿童缺少睡眠主要因为贫困家庭缺乏纪律，到了儿童适宜睡觉的时间，这些家庭的父母表现得很“宽松”。同样，许多权威人士对父母在就寝时间上的粗心大意做出了批判性的评论。为了加强对这种不重视行为的监控，并监控家庭的社会时间，老师们被要求报告学生的缺乏注意力和异常困倦，以便在家长会上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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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口数量下降的时代，需要维持稳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以及一个健康的种族，儿童作为国家和种族的未来，被认为太过珍贵，不能留给仁慈宽厚的下层阶级家庭。虽然存在着这种对健康和种族的关心，但是妇女和“国家的母亲”（nationalmotherhood）却在夏令时和时间改革的争论中缺席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在19世纪后半期进入职场，性别化的私人时间和家庭时间的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在战争年代，性别角色经历了更显著的转变，女性取代了那些在战争中被征召入伍的男性，最终让女性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在许多国家享有了投票权。然而女性时间从未进入关于时间改革的讨论之中，这主要是因为那些主张“理性”和准确时间的自我标榜的改革者都是男性，而他们宣扬的价值观被广泛认为是男性的特权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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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夏令时的反对者在各种论据中表达了他们的批判。一位公民在1916年写信给内政部，抱怨在采取这样深远的政策之前未能征询民意。他写道：“改变真正的当地时间应该是可以被社会否决的，因为这是服务型政府的职责。但我们没有一票否决它的机会。我反对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通过国会推动这项措施，人们当然应该对于强制性的早起发表意见！”37其他人并不担心夏令时决定的民主性，而是把批评集中于国际金融资本的运作。在夏令时之前，伦敦证券交易所开放的最后一小时（3:00—4:00）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营业的第一个小时。而下午3点左右，纽约的价格通过电报送往伦敦。夏令时将切断大量业务办理的重叠期。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正式关闭之后，交易经常会在露天街头持续一段时间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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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夏令时最强烈和持久的抵制并不是来自焦虑的营养专家、公共卫生专家或股票经纪人，而是来自农民和有组织的农业利益集团。在一个正经历快速工业化的国家之中，关于夏令时的辩论，潜在的也是关于这个国家农业未来的辩论。在其他西欧国家，农民的比例在30%至45%之间，而在英国，这个百分点已经下降到个位数3。据说，像是苏格兰矿工这样的工业工人能从夏令时获利，因为夏令时延长了他们地下作业之外的时间。然而农民们依旧要与大自然的节奏同步，而大自然与先进的时钟并不合拍。有组织的农业利益集团，例如苏格兰农民联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国农民联盟，从1907年开始就在抗议夏令时，一直到1925年夏令时成为永久制度。政府，尤其是内政部十分清楚农民的这种心情，并屡次通过引证在农村缺乏支持和农民“强烈反对”的原因，拒绝推进法案或只是口头宣布支持40。

夏令时迫使人们在天还没亮时就得早起，并且牺牲与家人一起度过早餐的时间。某些不可改变的节奏被认为主导着农民们的起床时间。在初夏的4月和夏末的9月，农民们很少在早上10点之前、在厚重的露水慢慢变干之前开始工作。为了弥补在干草和谷物收获时期开始工作时间的延后，农民们通常工作到晚上。在夏令时的情况下，这些工人在下班后就无法享受休闲时光了“。在国会的一次关于夏令时的辩论上，东格林斯特德的亨利·考特利爵士（Sir Henry Cautley）站在了那些夏令时的弱势群体一边。他指责说：那些早起的人满足了城市居民的需要。这些早起者包括必须赶早班车的国家公仆；为丈夫准备早餐的妻子；铁路工人、炼钢工人、制锡工人和北方大型工厂的工人们²。考特利警告说：“牧民必须在5点到5点半之间到畜栏挤奶，而马夫则要驾车3到4英里去赶第一趟火车，把牛奶送到全国各地。农民和他们的帮手必须在商店开门前工作3个半小时3。”对这些人来说，夏令时使得他们在一年中必须在天还没亮就起床的日子至少多了一个月。农民们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开始接受夏令时，当“面对城市社会的压倒性意见之时”，很明显，“反对作为一项制度的夏令时是无用的”。自此，农民将精力集中在修改夏令时应用时间的跨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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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农民的节奏之外，农村生活的另一个要紧也被认为与夏令时相悖：被推定的奶牛行为模式。奶牛和它在早晨特定的时间产奶的习性，成了关于夏令时讨论中最常被议及的政治话题之一。在议会和其他讨论中谈论奶牛是夏令时的“主要敌人”，谈论“它的习性”是如何阻碍时间变革的，以及夏令时将会如何“扰乱奶牛的习惯”，这并不罕见4。另一些人拒绝相信奶牛会改变习性。1909年一份关于夏令时的报告大胆提出，“牛是比人类更有规律的生物。奶牛知道是否到挤奶的时间”，因此，奶牛将不会在新的时间产奶。把注意力放在牛身上，放在农村社会的落后上，这常常是一种嘲弄。一位报纸读者认为，奶牛不会真地“限制了夏令时”“。

另一种对夏令时的担忧是，它有可能破坏抵制延长工作时间的保护机制。20世纪初，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工作日的长度已成为工会组织与应主之间、政府监管和检查之间激烈斗争的主题。许多法案限制了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时间。早点打烊运动（Early-shop-closing movements）作为一种缩短零售业和休闲业工人工作时间的途径，为减少营业时间而努力；在12个小时内，他们的工作时长甚至超过了生产工人的时间。一种流行的抵制工人长时间工作的手段，是打烊令，要求商店在晚上7点或8点关门。那些关于夏令时好处的质疑经常提到，改变作息时钟以获取更多日光会导致延长开放时间的可能性。在1916年，全国店员、仓库管理员联合会(National Amalgamated Union of Shop Assistants, Warehousemen, andClerks）向英国内政部致信提出要求。联合会提问道，是否有可能在那些还没有执行“打烊令”的城镇和地区推行“打烊令”，因为它在其他地区已经很普遍了。联合会解释说，店主会因为夏令时而倾向于延长店铺的营业时间，因此店员在工作后的娱乐休闲时间将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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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担忧可能并非全无根据。1916年，在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全国金匠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oldsmiths）的一个分支机构向内政部提交了一份请求，要求允许使用夏令时来“规避”1904年的商店营业时间法案。1904年的法案将打烊时间设定为晚上8点。珠宝商问道，现在夏令时已经被采用，那是否能让商店营业到晚上9点，否则商店实际上仅仅营业了8小时。切尔滕纳姆的珠宝商则礼貌地通知说，现存的“打烊令”必须依据夏令时来解读，因此营业时间将延迟到9点。1916年英国夏令时首次采用后不久，有关“滥用”夏令时的报道就浮出水面。伦敦西区的一家布料公司（“better class drapery firms”）被揭发在到了规定的打烊时间30分钟到1小时仍在营业。一篇文章中报道，伦敦北部一家小布料商店，通知其员工营业时间现在将延长到9点，因为那时天还亮着，从而就“跨越了时间”（“marching out of time”）。英国内政部决定指示其商店检查人员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制造业的衰落和服务业的兴起再次改变了工作时间和休闲的意义。在某些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时间已经不再规范。电子通信和金融交易以24/7（一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方式表达的持久性使得在一些行业中时区概念过了时。工作时间也变得更加灵活，包括在家工作，因此，工作和休息、工作和娱乐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了。面对这些事态的发展，一些人质疑，从19世纪起，工作日的长度是否真的减少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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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作时间、工业工作、农业劳动和休闲的争论反映了社会对时间的态度，到了19世纪末，这个社会已经持有关于工作、娱乐和公共卫生的相当先进且广为接受的观点。除了集体的社会时间，许多评论者谈到了个人行为对时间变革的反应。这些言论的特别之处在于直到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人依然对时间变革持有怀疑论和保守主义态度。今天，大多数人生活在典型的小时制的时区下，或许已经无法理解标准时间和太阳时间的差异。在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在最东端或最西端，最长可达半个小时的差异是很常见的，但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很少有人关心。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最让人担心的是，公众是否会真的遵从任何扩大了平均时间和“真实时间”之间裂痕的法律时间变革。农村生活和工作尤其被认为会直接忽略官方时钟的变化。持怀疑态度的人士认为，“无论时钟如何变化，农业和田园活动仍然受到太阳的监管”，“英国生活方式的任何根本变化都是无法预料的”。持怀疑论者认为，“不管用什么时钟，农业和牧业的运作仍将受到太阳的监管”，而对“英国人生活方式的任何激进根本改变都是不可能实现的”。51

乔治·达尔文（GeorgeDarwin），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win）的儿子，剑桥大学的一位退休教授对时间的改变发表了评论：“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现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夏天的那几个月里，将11点称为12点，这能取悦所有人并让这个变化得以被采纳。”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一变化，继续使用格林尼治时间，因此时钟需要两个时针，而“认为下议院可以通过一种口头的手段改变整个社群的习惯，这是荒谬的”。乔治·达尔文继续说道，“我们在书写时间时不得不像俄国日历那样写成旧式和新式的”2。一位忧心忡忡的公众则描绘了另一种令人担忧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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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每年两次—如果这还不算经常—要改变家里每个时钟的麻烦，以及如果我们忘记了会带来的麻烦后果。会有多少职员和店员因为这个改变早上上班迟到？会有多少约定，因为忘记时间改变而毁约？会有多少人会因为忘记调手表而错过火车？”3

甚至到了1916年，太阳时所具有的象征性的，甚至是宗教性的特性和权威性，还被用来证明法律规定的时间变革即将失败。正如一位议员所说，“许多人认为时间……和计算时间的方法，是一种非常神圣的东西，一种不可逆转地固定在事物的秩序上的东西。基于时间依据天体运行，所以对他们来说时间就拥有一种半神圣的属性。”他继续说道，“我确信，有许多重要人物，据他们所说，认为任何干预钟表指针的提议都是一种不敬。”“一些观察者公然要求，佩戴手表的人如果不将手表调到夏令时应受到惩罚，否则法定的时间变更将不被遵守。1909年关于夏令时的报告显示，“需要施加多少压力来执行这些改革似乎没有充分的考虑”。报告推测道：“除非法定惩罚的措施，否则这项改革将无法执行。”《泰晤士报》的一位读者玩笑道：“我们可以设想，在未来我们需要召唤一个伽利略来应对天文学因为蓄意让时钟显示非法时间而被禁止的情况。”。欧洲各个国家政府很快发现，在第一轮循环（iteration）时，夏令时实际上在农业和工业圈中是被忽略的。一战之后，法国当局对夏令时的应用和影响进行了调查，并得出结论：一些工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以罢工为要挟，强迫雇主们改回到太阳时6。因此，在当时许多人的思想之中，个人和社会的时间习惯是有黏性的，想要在一夜之间通过法律改变习惯，往好的方面说是可笑的，往坏的方面来说则是放肆的。

在通过法律来规定人们的时间行为改变的可行性受到了质疑的同时，对于将时间从光明、黑暗和生理节律中解放出来的想象也受到了相应的挑战。大多数人仍然很难想象出一个抽象的时间。在对夏令时的利弊进行讨论时，许多声音依旧将自己描绘成生活在由太阳决定的绝对时间的世界之中，反之太阳也支配着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物节奏。那个世界和被囚禁在其中的生命的节奏是无法改变的。当平均时间被采用，或在夏令时之下时间被调快或调慢之时，习惯和节奏依旧保持在绝对时间之上。英国内政部在1914年的一项评估中发现：“人们不可能为了符合夏令时而改变他们的晚餐时间。”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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