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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英一安东尼·吉登斯著 ( Anthony Giddens ) 李康李猛泽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政治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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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政治学系列
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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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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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政治学系列”编辑委员会
总主编华世平(ShipingHua,美国路易威尔大学)
副总主编吴勇欧阳景根 郭晓明
编 委
王浦劬 叶自成 丛日云 朱光磊 任剑涛 刘德喜 李 强
杨龙 杨光斌 张小劲 林 冈 林尚立 金灿荣 周光辉
房宁胡伟 贾庆国 景跃进 燕继荣
William A.Callahan,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Lowell Dittmer,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Michael Fowler,美国路易威尔大学
Peter Moody,美国圣母大学
Lynn T.White,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Brantly Womack,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QuanshengZhao,美国美利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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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政治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在西方,有关政治学思想的系统研究和阐发,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国也产生了十分丰富和系统的政治学思想,孔子、孟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治国理政的学说,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政治学是19世纪末期在西方社会中形成的,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
事实上,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起步并不算晚。20世纪初,西学东渐,政治学课程开始在国内少数大学中讲授,如果从1905年设立专门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京师法政学堂算起,中国政治学也已有了上百年的历史,只比美国政治学的历史短二十几年。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甚至一度中断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学学科建设,按照邓小平关于政治学“需要赶快补课”的意见,做了大量工作,编写出版了一批教材和学术专著,引进了一批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的政治学著作,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应当说,政治学的重建工作成绩斐然。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发展中的不足。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特别是与邓小平提及的“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相比,我国政治学的发展速度似乎更慢些,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要求似乎还有一定的差距。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到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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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国现代政治学是由西方传入的,那么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政治学理论,并将其运用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中,进而发展中国本土的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实选择。当然,西方的理论不一定适合中国,其学术观点、理论预设等也不完全为我们所认同,但对处于相对落后的中国政治学来说,以开放的思想对待西方的理论,通过比较、鉴别、有选择地吸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自主创新,不失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条捷径。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邀请国内外政治学界的专家学者,精诚协作,组织翻译出版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政治学系列”。出版这套译丛,旨在将过去半个世纪西方政治学的经典学术著作系统地译介给中国读者,为国内政治学研究和教学提供借鉴和参考。总的来看,这套译丛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权威性。所选著作均为当今世界尤其是西方政治学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些著作已经得到国外学界的一致认可,并在西方主流学界被反复引用。丛书作者包括罗伯特·A·达尔、塞缪尔·P·亨廷顿、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安东尼·吉登斯、伊恩·夏皮罗、约瑟夫·S·奈、罗伯特·普特南……一个个政治学界耳熟能详的名字,构成了这套译丛强大的作者阵容。
第二,全面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外一些政治学著作被陆续译介到中国来,但这种翻译出版不是系统性的,而是零散的。本套译丛是国内系统地、大规模地翻译出版国外政治学著作的第一次尝试,它试图涵盖政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学术流派,包括比较政治、政治学基础理论、政治学研究方法、政治思潮、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政党政治、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等领域。
第三,前沿性。本套译丛选择了西方政治学领域很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如新制度主义、后行为主义、全球治理、公共选择理论等的著作,以期促使国内政治学专业领域的学者和学生能较为及时地了解西方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发展。
本套译丛于200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开始策划和组织出版,并邀请美国路易威尔大学的华世平教授担任译丛总主编,他对部分原著的推荐、译者的选择以及译丛的编辑出版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十分感激!参与本套译丛翻译工作的译者大多是本领域的学术骨干和中青年专家,都具有政治学博士学位,并有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政治学系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对本套译丛的翻译工作给予了热情关注,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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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水平,这套译丛的编校工作还存在些许不妥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为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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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段时期以来,我通过一系列刊行著述,始终致力于创立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崭新思路,相比于社会思想的既有传统,有实质性的差异。本书是对以往那些著述的总结,希望深入而缜密地对它们进行系统的阐述。所谓社会科学研究的“思路”,这个词虽然有些含糊,但确实很好地体现了我对结构化理论的方法论意涵的看法。在社会科学里,“理论”的内涵与目的很大程度上乃在于一些特定的概念框架,它们安排并贯穿着考察社会生活的各个步骤,本书正文将详尽论述这样讲的理由。我之所以这么说,当然并不是认为社会理论的目的不在于对人的行为的实质特征给予描绘、解释和说明,而是说建立并验证普遍概括(generalizations)——我不想提什么“法则”(laws)——的任务只是个方面,社会理论还有其他许多要务或目标。构建一系列稳固确立的普遍概括,这一任务(或许)是自然科学事业的关键所在,但这种雄心勃勃的企图并不十分适用于社会科学。这大致就是我的主张。
承蒙许多人士不吝赐教,评阅了本书的初稿,或为其成稿直接助力。我尤其想要感谢下述诸位:D.M.巴里夫人(D.M.Barry),约翰·福里斯特(John Forrester),迭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海伦·吉布森(HelenGibson),德雷克·格雷戈里(DerekGregory),戴维·赫尔德(DavidHeld),萨姆·霍利克(Sam Hollick),杰弗里·英厄姆(Geoffrey Ingham),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W.G.朗西曼(W.G.Runciman),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约翰·B·汤普森(John B.Thompson)以及乔纳森·蔡特林(JonathanZeit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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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
1984年1月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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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过去十五年间,社会科学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本书即以此为背景。在这些变化发展中,有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社会理论,尤其是针对社会学。在社会科学各门学科中,社会学最富争议,也最受指摘。社会学的性质是什么,本身就众说纷纭。虽然如此,在二战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特别是在英语世界,有关社会学乃至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的本质与任务方面,还是存在着广泛的共识。可以这么说,在其他方面彼此对抗的各种视角共享着某块中间地带,知识争斗得以在这块地带上展开乃至解决。在这段时期里,虽说社会学在许多群体中显然并不流行,但这块学术领域仍呈增长态势,其学科声名蒸蒸日上。整个世界的社会学都为美国社会学所主宰,社会理论里深深刻下了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印记。①日后再看,帕森斯思想享有的声望未免过高,他那种抽象含混的风格引起许多人的厌烦,也理所当然地招来许多批评与贬毁。话说回来,他那本《社会行动的结构》初版于1930年代后期,但直到战后方广为人知。不过,从好几个方面来看,它在现代社会学的形成过程中都是一部关键之作。在那本书中,帕森斯以对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思想的阐释为基础,系统追溯了社会理论的历史源流,充分展现了涂尔干(Durkheim)、马克斯·韦伯(MaxWeber)和帕累托(Pareto)的著作,而马克思在书中其实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帕森斯认为,1890一1920年这一代人的著作对马克思去芜存精,已在
①当然,我们不能认为帕森斯的影响仅限于过去,不能以为像他告诉我们曾发生在斯宾塞(Spencer)身上的那样,他身后不久就为人所忘却。相反,今日社会理论最显著的趋势之一,便是那些多少直接受到帕森斯启发的观点大行其道。我们可以举出德国的卢曼(Luhmann)和哈贝马斯(Habermas)、法国的布里科(Bourricauld)和美国的亚历山大(JeffreyAlexander)等人。我不打算详细探讨这些文献,但或许有必要说说,为什么我不太赞同他们著述里与帕森斯的观念渊源颇深的那些方面。这里提到的作者都对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偏向明确抱持批评态度,或许卢曼在其中算是比较温和一些。我在这一点上和他们一致,本书会非常明确地体现这一点。但在其他方面,出于某些也将在本书中较详尽地论述的原因,我认为我们必须与帕森斯的原理彻底分道扬镳。这里重要的一点,在于帕森斯著作对韦伯影响的过滤。某些批评者时常称我为“韦伯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是某种无法弥补的缺陷。虽说我并不像他们那样觉得这是个贬称,可我也不认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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