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不管聚集是否发生在社会场合中，它的情境特征都可以分为两种主要形式。一是无焦点式互动。它包含了个体相互之间可以沟通的所有手势和信号，唯一的前提是他们在某一特定情境中的共同在场。这里存在的制约，主要就是身体的物质特性与有限的面部转动范围。行动者可以大致意识到他人在场，并以某种微妙的方式延伸到一个相当广泛的空间，甚至包括身后的那些人。但这种“身体感应”(cueings of thebody)的集中程度远不及那些面对面互动中可能产生并不断利用的感知。当两个或更多的个体通过持续不断地交错利用面部表情和声音来协调他们的活动时，就产生了有焦点式互动。不管参与者多么留意更大范围内的聚集里正在发生的其他事情，有焦点式互动也给其中包含的人多少造成了某种封闭(enclosure)，将他们与其他共同在场的人隔离开来。面部表情的一次交流，或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次接触，都算是一个单位的有焦点式互动。日常接触是贯穿社会互动的主线，将一系列纷至沓来的与他人的相会安排进日常活动循环。尽管戈夫曼的概念框架中并未正式包括这些观念，但我认为很有必要强调，日常接触一般总是作为例行常规发生的。也就是说，转瞬即逝的交流或许显得短暂而琐屑，但一旦被看作社会生活重复性的内在要素，它的实质意涵就会大大丰富起来。日常接触的例行化过程具有重大意义，将转瞬即逝的日常接触与社会再生产相维系，并就此将前者与表面上具有“固定性”的制度相维系。

我已经把社会整合界定为共同在场情境下的系统性，有这么几种现象似乎与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整合的构成过程关系最为直接。首先，为了把握日常接触与在时空向度上伸延开去的社会再生产之间的联系，我们必须着重分析日常接触是如何在日常生存状态的绵延中形成和再形成的。其次，我们还应该努力探明结构二重性的主要机制，正是借助这些机制，日常接触处于彼此交错的实践意识与话语意识中，并通过它们组织在一起。这一点又必须从控制身体和维护规则或习俗的角度来阐明。第三，日常接触首先是通过交谈即日常会话来维续的。在分析互动过程中借助解释图式沟通意义的时候，必须非常重视考察谈话现象，把它看成日常接触中的构成性因素。最后一点，鉴于时空的调动是上述所有要素的“根基”，我们还必须考察日常接触的情境组织问题。我想通过几个基本观念，即“在场可得性”(presence-availability)、“场所”和“封闭与暴露”(enclosureanddisclosure）这对关系，来完成这最后一项任务。不过本章我并不打算探讨这三个概念，而是留待后文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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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列性

日常接触是按着先后次序被纳入日常生活序列性中的现象，而且也正是它赋予日常生活序列性的形式。我们可以从日常接触的系统特性中提炼出两个主要特征：一是起始与终结（openingand closing)，一是轮次(turn-taking)。我想简单谈谈这两点。每个人度过的日常生活绵延都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动流，只有睡眠这种相对消极被动的状态才能打断它(但这也是有规律的)。正如舒茨所言，主体产生反思性关注的这一刻，可以对活动的绵延造成“置括”或者说“理念上的隔断”(conceptually segmented)作用。当一个人被他人要求就其活动的某些方面给出“理由”或者作出澄清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日常生活绵延同时也被日常接触的起始与终结“置括”。用戈夫曼的话来说，“这样就可以谈论时间性置括的起始与终结，谈论空间性置括的界限”[49]。戈夫曼热衷于他的拟剧论(dramaturgical)隐喻和类比，以戏剧舞台上场景起始与终结所采用的手法为例。响铃、熄灯、启幕，表示一场戏将要开始；而结束时随着大幕的降下，观众席上的灯光再次打亮。绝大多数社会场合都采用某种形式化提示手段，以暗示其起始与终结，这一点是仪式性场合(ritualoccasion）的共同特征，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当代社会特有的各种较为世俗化的社会场合，在这方面殊无二致。例如，各种加入仪式（initiationceremonies）的置括，一般意味着在这一场合的框架中，行为方式将会发生巨大变化，其中的那些标志仿佛表示从凡俗转到了神圣。凯洛瓦(Caillois)据此指出：宗教与“游戏”这两个领域之间不仅有着直接的历史影响，还有许多相似之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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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许会大胆猜测，如果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在进行日常接触或者置身社会场合的时候，认为其中的活动迥异于日常生活的正常期待，往往会非常注重置括的标志。戈夫曼就此举例为证：在对裸露的身体进行医学检查，或是在某个美术班上进行裸体临摹时，被要求裸露身体的那个人一般不会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宽衣解带，在这种接触终结时也会避开他人穿上衣服。在私下脱衣穿衣以迅速暴露和隐藏身体，这两者都是活动片段的界限标志，表明该行动并无性爱或其他方面的意涵，否则可能遭此解读。这一点部分体现了戈夫曼所谓日常接触的“定调过程”(keying)，与维特根斯坦有关多种生活形式交织的讨论似乎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日常接触的发生过程标志并确定了某种明确的社会“色彩”(hue)或“氛围”(ethos)，将纷繁复杂的活动片断逐一归入不同的“类型”中去。

我们（以及相当多数的他们）都具有这样一种能力与倾向，以实际发生的、自有其意义的具体活动为原本，可以产生各式各样的转换，如玩笑、欺骗、实验、演练、梦想、幻觉、仪式、示威、分析或示惠。事件背后的这些细微色彩被纳入变动不居的世界的轨道，但与日常真切的活动的实质却并不完全相符。[51]

构成社会生活序列性的日常接触，大多要么发生在基于社会场合的聚集的(时空）背景之外，要么是针对这一背景。在多数这样的具体情境中，面对面交往并不意味着以明确的封闭切断与非参与者的互动。在这样的情境下，对身体、姿势、定位过程的反思性监控一般总是被用来创造某种“合乎习俗的参与界限”（conventional engagement closure)[52]。这也就是说，某种受到规范制约的“障碍”将那些参与日常接触的人与其他共同在场的人分开。这是一项集体协作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面对面交往的参与者和旁观者(他们自己当然也时不时参加到其他人群中去）之间彼此维持着某种“礼貌的漠视”(civilinattention)。戈夫曼指出了实现这一过程的多种方式，以及在哪些情况下会使它陷于混乱。和所有需要交互监控的互动领域一样，单说“漠视”的表现也有着极其复杂的特性。因此，人们一般不仅期望旁观者不要利用邻近在场(proximity of presence）这一情境优势(他们可据此同时密切关注其他面对面交往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期望他们主动表现出漠视。这也会产生麻烦，因为如果不关注显得过于做作，就会给人一种此人其实正在偷听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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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现象都有可能包含各种复杂的情况。在许多情形下，个人或许的确有兴趣偷听其他日常接触的内容，也煞费苦心地想要装出漠然的样子来。但这也有风险，会被人注意到，要么是因为姿态上有些不自然，要么是其他什么蛛丝马迹泄露了真相。许多读解戈夫曼的人喜欢以上述现象为佐证，说互动中那些令人惊叹的精妙之处大多系人们蓄意做作或出于世故所为。我们可不能这样认为。事实恰好相反。行动者在日常接触的生产与再生产中表现出的互动技能是以实践意识为基础的，这才是令人惊叹的地方。构成日常接触结构化过程的与其说是愤世嫉俗，不如说是交往技巧。尽管说怎样的表现会被视为“富于交往技巧”是一个非常灵活的问题，但对于其他各方面都大相径庭的各个社会或文化而言，交往技巧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却是无可置疑的。交往技巧是互动情境参与者之间某种心照不宣的概念共识，对于在较长的时空跨度内维持“信任”或本体性安全来说，它似乎是主要的机制。一旦合乎习俗的参与界限面临破裂的威胁，维持这种参与界限方面的交往技巧就会凸显。因此，在像电梯这样极为受限的空间里，事实上不可能维持不听的姿态。碰上这种情境，人们会暂时停止沟通，或者只是偶尔攀谈几句，以表明这次接触只是暂时停顿，而不是彻底终止，至少英美社会是如此。与此相似，如果有三个人在交谈，其中一个人被来找他的电话打断，另两个就不可能假装对此毫不关心，而只可能会有一搭没一搭地把谈话继续下去。[53]这种日常接触情境或许会直接体现出权力的不对等关系。例如，如果两个人在电梯里继续他们的交谈，对自己正置身与他人明显过于贴近的环境这一点不加理会，那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想借此告诉在场的他人，你们是我们的下属，或者，你们低人一等，我们和你们在一起，无须费神维持礼貌的漠视。话说回来，他们还是会暴露出对违背一般得到遵从的规范的某种特定关注，可能把嗓门提得比其他情况下更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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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接触包括“空间安排”(spacing)，它一方面指各个身体在面对面交往区域内外彼此相对的位置安排，另一方面是体现在序列性或轮次方面的对日常接触的序列性空间安排。在场所中通过集体协作进行的空间安排，显然包括日常接触的置括（同时还受制于赫格斯特兰德所说的“结合性约束”[coupling constraints]和“容纳性约束”[packingconstraints]，我稍后将予以说明)。在公共场所里左右个人彼此之间可被接受的贴近程度的一般性规范制约，会随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而左右人与人之间可被接受的身体接触程度的制约，也得视具体情境而定。[54]但只有在“随意交谈”(easytalk）的范围内，才能有效地组织起空间安排。这里所说的“随意交谈”，是指参与者彼此之间隔得不是太远，无须高声喊叫，也不是贴得太近，否则无法注意到面部表情的正常暗示，这些暗示原本可以帮助参与者监督所说内容是否真实和诚挚。在有他人共同在场的面对面交往中，参与者几乎总得转过身去，背向那些不参与本次交往的人，各个身体之间的安排必须不存在物质障碍，可以自由地交换眼神或者进行视觉接触。在拥挤的情境里，比如在一场派对或拥挤的列车上，有着大量的人体移动，要实现以上目标或许不太容易。碰上这种情境，一般情况下控制肢体不做过多移动的那些约束会有所松动。若有人将身体摇来晃去，在这种情境下也会变得大可接受，只要其他人同时认识到这是为了在这场参与中保持眼神接触，不这么晃动身体，其他人的位置就会阻挡视线。实际上，诸如此类的晃动有时也未免夸张，这也会向其他人表明，晃动身体的人自己也意识到，像这样移动身体通常是会被视为怪异之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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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常人方法学取向的学者已经对日常接触中的谈话轮次问题做了深入研究。[55]虽说总有人指斥这些研究成果是盯住些鸡毛蒜皮不放，但这种评价不过是井蛙之见，因为谈话轮次是以最一般的人体属性为基础的，从而体现出互动的根本特征。况且，谈话轮次还是社会生活序列性的主要特点之一，从而关系到社会再生产的总体性质。谈话轮次是“结合性约束”的形式之一，其原因很简单，但也很根本，就是人们在共同在场情境下主要的沟通媒介，即谈话，是一种“单序”(single-order）媒介。谈话在互动的绵延流中是以纵向组合的方式展开的（unfoldssyntagmatically)。由于要想顺利沟通，一段时间里就只能有一个人说话，所以参与日常接触势必具有序列性。必须指出，有关谈话的经验研究表明，谈话形式远不如人们所推想的那么均衡。人们在处理谈话轮次的时候，很少是以参与者把语句说完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停顿、犹豫，说话的人插入另一个人的话。所以说，轮次继替之类的现象并无明确的区分。[56]

谈话轮次既适用于日常接触中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也适用于日常接触本身的序列性，或许还与权力的细微差异有着密切的关联。所有组织都包含互动在时空关系流中的协调过程，该过程通过常规化情境和场所进行“疏导”(参见边码第119页以下)。因此，日常生活中的法庭审判的组织过程就具有形式化的序列性。法庭上在听证某件案子的时候，就置括出一个特定的社会场合，此时，与下一个案子有关的各方便聚集在旁边的等候室里。在具有广泛时空伸延的社会里，与此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看来，萨特对序列性的讨论就与看似琐屑的谈话轮次有直接关联。他指出，我们可以举等公车的队伍这个被用滥了的序列性例子为例，证明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相互结合在一起的时空关系：

这些零零落落的人组成了一个群体，因为他们都站到了同一条道上，这又使他们避开了穿越广场的车流，因为他们聚集在同一公车站下，如此等等。他们都是或几乎都是工人，是公交的常客；他们知晓公车的时刻与频次；因此他们等候的是同一班车：比如7点49分这一班。他们都依赖这个对象的表现（故障、疏漏、事故)，就这一点而言，这个对象是他们的当下利益（presentinterest)。但由于他们都居住在这一地区，这一当下利益又追溯到他们更全面、更深层的普遍利益结构：改善公交服务、冻结收费价格等等。他们等待的公交车把他们维系在一起，成为他们的利益所在，这里的他们，是这天早上右行的人们；是7点49分这一时刻作为通勤乘客的利益；每一件事都是时间化的：出行者认为自己是常驻居民（也就是说，五年或十年来他都是这么看待自已的)，因此这公交车也就有了个特征，即日复一日永恒复归（它事实上是同一辆车，同样的司乘人员)。这个对象的结构淹没了它那全然没有生机的生存状态；它就此被赋予一个消极被动的未来和过去，这些又使它在乘客眼里成了他们命运的一块碎片（一块无足轻重的碎片)。[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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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谈话与反思性

戈夫曼在理解日常接触的维持与再生产方面最具说服力的贡献，在于他对以下两方面问题之间关系的探讨：一方面是对身体的反思性控制，即对手势、身体运动和姿态的反思性自我监控；另一方面则是互动过程的相互协调，它是通过交往技巧和尊重他人的需要与要求来实现的。在互动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行动者施展出令人眩目的丰富技能，借此实现并维持了得体的交往、信任或本体性安全的普遍存在。身体运动和表情方面的细枝末节甚至比谈话轮次还要琐碎，但在规范的调节下对这些东西的控制正是上述技能的首要基础。“精神有毛病”的人普遍缺乏或放弃了这种能力，身体与言辞方面偶尔的疏忽或闪失也体现出这一点，这些都可以清楚地验证上述判断。

对戈夫曼笔下的“精神病人”来说，即使是最严重的“精神混乱”也首先表现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接受各种监控身体运动和手势的细微（但绝非微不足道）的方式，而这正是日常互动体现出规范性的要害。所谓的癫狂，就是各种“情境失态”(situationalimproprieties)。[58]人类通过身体及其中介，对时空关系进行公共性的安排，以便在共同在场情境下“顺利相处”，而精神病患者的行为表现则偏离于这种公共性的安排，甚至主动与它相冲突。“正常人”(始终得）一丝不苟地控制自己的身体，“精神不正常”的人不遵从这些，也不关心那些支配日常接触形成、维持、终结或悬置的规则的精妙之处，更表现不出维持“信任”所需的诸般交往技巧。[59]几乎在所有情况下，聚集中的个人面临的要求都不“仅仅”是共同在场而已，他们在日常接触中，从来也不会被允许只是如此行事。在共同在场情境下，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需要某种“有控制的机警”(controlledalertness)。正如戈夫曼所言，行动者不得不“表现出在场”，而许多“精神病人”恰恰做不到这一点[60]，有些因为紧张症而显得痴痴呆呆，有些则仿佛被什么外力驱使着，只能作机械移动，而不像具有能动作用的正常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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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采取许多蓄意的方式来表现出在场，但这种表现无疑首先体现在实践意识中。以个人体现在服装和身体饰物上的外表及明显标志为例。一个人会结合他所参与的特定活动情境来选择与搭配衣着装饰，这方面的考虑正体现出人们对外表的关注。但我们绝不能就此推定，这种考虑是维持身体习语(bodilyidiom）的典型形式。对身体习语更基本、更复杂的维持，是在他人在场情况下，结合身体姿态，时时监控自己的穿着打扮。因此，“精神病人”会懒懒散散地坐着，衣装乱搭，要不就皱皱巴巴；女病人有可能不遵守西方社会的习惯期待，穿裙子坐下时叉开两腿；等等。至于蔑视世俗成规的波希米亚人或浪子游民，他们在穿着及其他行为方式上的特立独行，只是藐视社会广大人群的习俗，与这些病人有着根本区别。因此，作为身体控制和外表所依据的规范期待，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穿着打扮或行为举止的大体特征，当然还有某种“时刻保持的控制”，它同时“承载”并呈现着能动作用。

要时刻保持自我监控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所有社会里，各式情境下，“后台”都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这便是明证。在所谓的“后台”，对体态、手势和衣着的控制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放松。但个人即使是在独处时，也会保持着体面/可呈现性（presentability)，要是被别人发现处在漫不经心的“散漫”状态中，就会暴露出其他某些或许只能在这种时刻显露出来的自我特征。[61]此处的关键在于，能动作用含有维持“看上去像个有能力的行动者”的形象的内涵，这种关联是社会实践活动再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而推动并强化这种关联的动机，也正是安排这种再生产本身的那些东西。下述观点深刻阐明了以上现象强烈的制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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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身体习语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它的规范性。也就是说，当有他人在场时，行动者总是受着某种义务的约束，要传递特定信息，不给别人留下其他印象……虽说他大可闭口不谈，但不可能停止通过身体习语进行沟通……矛盾的是，如果他想尽可能降低自己传递出的信息量，哪怕这还是会被人看出来，办法就是循规蹈矩地依照人们对他那类人所期待的方式行事。[62]

许多“精神病人”很难适应有关日常接触起始与终结的规范，要不就干脆置之不理。因此，在精神病院病房里的日常接触中，病人也许会抓住工作人员不放，而不管后者作出多少自己想要离开的表示。病人会紧追别人，不管后者走得有多快，护理要是走出病房，病人也会试图跟着一起走出已锁上的门。工作人员要是碰上这种情况，会采取强力手段摆脱病人的追随，也许会尽力挣脱病人的拉扯。这种事情在病房的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往往与工作人员一般想与病人培养的同甘共苦感背道而驰。工作人员最终这种匆匆离去体现出的情境若是发生在病院外的世界里，就意味着离去的那个人试图以此表明，自己割断了追随者诉求的如爱恋一般牢固的道德纽带。当然，在医院病房里的病人身上，这样的意涵也不能说肯定没有。事实上，神智健全者与癫狂者之间的日常接触有许多看似怪异的成分，似乎代表癫狂者针对日常接触的常见框架所作的“实验”。莱恩（Laing）说过，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实践意识及其实际行为中，严肃地思考着哲学家在离群索居的沉思中假想出来的某些问题。他们的的确确为诸如“在怎样的意义上我是一个人？”“世界只是在我感知到它的时候才存在吗？”之类的问题而烦恼，其活动也旨在为这些问题寻求某种非同寻常的答案。[63]但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癫狂者的“实验活动”是有关行为暗示和规范制约的，这些都与日常接触直接范围内复杂的身体控制联系在一起。加芬克尔的“信任实验”再现了当日常生活的例行常规受到质疑时，“正常”人体验到的那种不安状态所带来的某些不快。[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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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考察有许多也适用于谈话，它在共同在场情境下充当了沟通意图的话语中介。讨论“失声喊叫”(responsecries)(不属于谈话的言谈形式）不失为转向探讨谈话本身的一种适当方式。这种喊叫再次体现出，人们那些似乎是全然微不足道、纯属“自发”的行为特征，恰恰是受到了规范的严格安排。在公共场合里，规范制约着人们不能自言自语，而失声喊叫则逾越了这一点。比如“哎哟!”(Oops!)。[65]人们或许会把“哎哟!”看作纯粹的反射作用或机械反应，就像某人突然将手挥向另一个人的脸时，后者会眨巴眼睛一样。这种反应表面看来不是人们蓄意作出的，但从能动作用和身体的角度来看，我们仍有必要对它进行详尽的分析。当某人摔落或弄翻了什么东西，发出“哎哟！”一声的时候，这喊声乍一听像是让大家都知道他失去了控制，以此引来一个人原本希望避免的关注和干预，这也表明例行控制形式中出现了脱节，不再标志反思性监控的能动作用。但这一喊叫其实是向他人表明，现在发生的只不过是场事故，责任不在他自己。行动者用“哎哟！”来表示，这一闪失只是暂时、偶然的事件，不能证明自己在更普遍的范围内缺乏资格能力，或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意图。然而，上述分析仍掩盖了其他许多细微之处和可能情况。比如说，“哎哟！”只能用于不太重要的失误的情境，而不能用于严重的灾难性情境，人们也都知道该这么用。因此，虽然“哎哟！”一声可能是自发的，不假思索的，但它仍是向大家表明，自己已经关注到这起突发事件的含义，以此体现出自己总体上具有所要求的资格能力，这远比借此证明这只是起闪失来得重要。

事情还不那么简单。我们可以把“哎哟!”解释成对他人的警示：共同在场情境中存在某种危险，周围其他人最好多加小心。当某人遇上什么小麻烦时，“哎哟!”有时是由旁边的参与者而不是经历者本人喊出的。通过“哎哟！”一声，可以警示他人，同时安慰自己，旁观者不会因为这一闪失，怀疑自己不具备作为能负责的行动者的资格能力。“哎哟！”一般只是一声短促的叫喊，但在某些情境下，其中的“哎”会拖得较长，有些人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或计划，需要克服某个特定的危险时刻，就会在这段过程中一直喊着这种声音。或者，父母在把孩子抛来抛去逗着玩时，在孩子可能会觉得失去平衡控制的这段时间里，会一直拉长声音喊着“哎哟！”或“哎哟乖乖！”(Oopsadaisy!)，以此安慰孩子，或许还在同时促进孩子尽快理解失声喊叫的实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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