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梅林格尔试图通过神经①刺激阶段的分析来说明以上这些现象。当某个言说者说出句子中第一个单词时，预期到下面的言语表达形式，某种相关的刺激过程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这种过程有时会干扰后面表达中将要发出的音。有些音就是比其他音发得要重，会影响到其他的音或词。因此，我们要想揭示失言的起因，就得找到那些最具心理诱发力（highest physical valence）的发音或言语表达。在梅林格尔看来，方法之一就是考察追想某个想不起来的词如某人的姓名时的整个过程。第一个浮现在意识中的音总是这个单词没被忘记时发得最重的那个，经常是单词的首音或重元音。弗洛伊德不太赞同这种解释。在他看来，当我们忘记词的时候，首先回想起来的很少会真的是首音或重元音。言说者有时也许会相信这一点，但他们其实常常是搞错了；他认为，言说者在努力回想的过程中，发出的第一个音大多是错误的。

弗洛伊德有番讨论流传其广，就是他本人在记忆画家西诺雷利(Signorelli)的名字时的失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例子来具体说明后面这种现象。他在谈论奥尔维耶托大教堂(OrvietoCathedral）的壁画“万民四末”（即死亡、审判、地狱与天堂）时，发现自己想不起画家的名字。他没能想出试图回忆起的名字，却只是想着“波提切利”(Botticelli）和“波特拉菲奥”（Boltraffio）这两个名字。另一个人提醒他正确的姓名，他顿时回想了起来。之所以忘记这一姓名，既不能归咎于画家名字本身有什么独特之处，也不能诉诸他试图回忆起这一名字时的具体情境有什么特定的心理特征。他对“西诺雷利”和那两个替代名字中的“波提切利”一样熟悉，对脑海里冒出的另一个错误的名字“波特拉菲奥”的熟悉程度则不如“西诺雷利”。他是在从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拉古萨（Ragusa)驱车前往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某地的路上，在与一位陌生人随意交谈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想不起画家姓名的。

第二章意识、自我与日常社会接触

94

①原文为neutral，疑为neural之误。——中译注

87

对这一现象弗洛伊德作出了以下分析。忘记姓名与在此之前两人谈论过的话题有所联系。在谈论奥尔维耶托大教堂之前，弗洛伊德和他的旅伴刚谈论过居住在波斯尼亚(Bosnia)和黑塞哥维那的土耳其民族的风俗。弗洛伊德告诉那人，土耳其人对疾病和死亡抱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如果有医生告诉这些土耳其人，病人已无法可治，他们的反应是“先生，您这话说到哪儿去了？如果他有救，我知道您会救的”[79]。“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先生”(德语为Herr)这几个词在无意识间与“西诺雷利”“波提切利”和“波特拉菲奥”牵扯到了一块儿。在弗洛伊德脑子里，与这头一件轶事紧密联系的还有第二桩趣闻。与他们面对死亡时的那种宁静淡泊的态度相反，那里的土耳其人在遭受性错乱折磨时表现得非常不安，以至于有人说道：“先生，您必须清楚，如果我再也不能干那事儿，那活着也就没啥意思了。”弗洛伊德在描述他的经历时，克制住自己没讲这件事，因为他的旅伴是个陌生人。他也就此将自己的注意力从萦绕在心头的有关死亡和性的主题上移开。他前不久刚在蒂罗尔（Tyrol）地区一个叫做特拉佛依（Trafoi）的小村庄待过，在那儿惊闻噩耗。有位被他称为“无法治愈的性错乱”的病人，长期以来一直得到他的悉心关照，但现在终于自杀了。[80]“特拉佛依”和“波特拉菲奥”这两个词之间的相似性表明，尽管弗洛伊德下决心不谈后一件事，可这一事件已在心理层面上有所显现。

在确立这些词之间的相似关联之后，弗洛伊德认为再也无法把忘记“西诺雷利”当成一起偶然事件了；它是（在无意识层面上）受动机激发的事件。他刻意闭口不谈的东西被移置到另一样信息，即画家的姓名。

这里所确立的关联表明[81],“西诺雷利”这个名字已经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在这两对音节中，“利”(elli)以原有形式出现于他想起的那两个名字中的一个，另一个则通过将意大利语中的“先生”（Signor）转换成德语中的“先生”(Herr)，纳入一个关联网络之中。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这两个地区常被人们拿来相提并论，在这两个单词的词头之间发生了某种移置现象(见图4)。导致遗忘的关联大多是下意识形成的。在被压抑的主题和使脑子里产生作为替代的姓名的因素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关联，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这些单词所具有的共同音素为基础的，但只有在我们理解了遗忘只不过是压抑的一种结果时，这些相似的东西才会被拼合在一起。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忘记姓名的例子都属于这种情况：“有时候情况很简单，就是想不起正确的名字；另外则还有一种情况，即在压抑的激发下产生了遗忘。”[82]

95

社会的构成

88

弗洛伊德紧接着指出，失言情况的机制与他所经历的相似。语误既有可能属于梅林格尔和迈耶分析的那种类型，即某一表述的一个要素对另一个产生了影响，也可能属于“西诺雷利”这一例子中的情况，即导致失误的影响来自言语表达之外，也不属于发生失误的当下情境。这两种类型的起因里都包含有某种“刺激”，但在其中一种类型那里，“刺激”内在于言语表达或表述词语的那个具体情境；而在另一种类型那里，“刺激”则外在于这些东西。只有在第一种类型下，才有可能通过考察将音素与词语彼此相连从而影响言语表达的那种机制，来说明失言现象。但进一步深究，就可以发现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第一种类型。经过深入的考察，那些乍看起来不过是源于“音素的感应效果”(contacteffect of sounds)的失言现象，其实是以外在的(即受动机激发的）影响为基础的。

第二章意识、自我与日常社会接触

96

89

弗洛伊德列出了失言现象的许多实例，包括以下几种：

（1）有位女病人这样说道：“我闭上嘴，就像一把Tassenm-escher’(这个词不存在)我说的是Taschenmesser’(小折刀)”。弗洛伊德承认这里的确有言语表达上的困难，但同时指出，失误的根源在于病人本身，在于与某个触及无意识焦虑的名字之间存在的关联。

(2）另一位女病人在被问及她的叔叔近况如何时，这样回答道：“我不知道。近来我只是明目张胆地看他(inflagrante)。”实际上她想用的是“路遇”（enpassant）这一短语。后来证明，误用的这一短语与该病人过去的一段生活经历有关。

(3）一个小伙子在街上碰上一位女士，对她这样说道：“太太，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很乐意begleit-digen您。”他想陪侍（begleiten）这位女士，却又担心自已的提议是否唐突(beleidigen)。小伙子的这一请求并非完全出自善意，与“西诺雷利”的例子相仿，被掩盖的意图导致了受无意识层面的动机激发的失言现象。

(4)在一次争论不休的会议上，主持人如此说道：“我们现在应该争吵（streiten）—（他原本想说继续[schreiten]）——下去，讨论第四项议程。”言说者试图压抑自己的真实观点，却体现在了他的语误上。

(5）某人被问道：“你儿子在哪个团服役？”回答是：“在第42谋杀者（Mörder）团。”（他原本想说炮团[Mörser])。

(6)在某个社交场合，一位客人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当然， 一个女人要想取悦男人，就得美丽动人。而男人就简单得多；只要 他五肢发达（as long as he has his five straight limbs）就行了！”梅 林格尔和迈耶举出许多语词错合的例子，这就是一个，但弗洛伊德 把它看成凝缩作用（condensation）①的心理过程的实例。这一表达 掺和了两种措辞，意思分别是“只要他四肢发达”(as long as he has his four straight limbs)和“只要他头脑灵活”(as long as he has his fivewits about him)。弗洛伊德指出，这一见解与许多失言现象一 样，可能被视为开玩笑而一笑置之。差别只是在于言说者是否是有 意识地说出这些话来。

社会的构成

97

① 心理学术语，如在梦中结合不同形象成为单一形象。——中译注

90

(7)对梅林格尔与迈耶的一个例子进行再分析：把“这对我来说负担太重了”中的“der Brust so schwer”说成“der Schwest”。只用发音前置来说明还不够充分。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一失言现象解释为无意识层面上在“姐姐”(Schwester)、“弟弟”（Bruder)和可能是“姐姐的乳房”(Brustder Schwester)之间建立的联系。

弗洛伊德总结道：“说话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都必然有它的理由。”[83]这里所指的除了失言现象，还包括其他形式的言语错乱，比如暂时性的结巴(stammering)或严重口吃(stuttering)。这些现象都是内心冲突的症状，表现为言语的走形。他认为，在个人专心投入的情境里，比如精心准备的演说或求爱宣言，就不会出现言语错乱的现象。

所有深深映入视界的东西

都清晰地呈现着自己

而那些用来表述事物的词语

也都自由地抵达了目的。[84]

所有的失言现象是否都存在无意识层面上的动机激发？弗洛伊德对此坚信不疑，因为“每一次考察失言现象的具体实例，都会看到这种类型的说明”[85]。

现在让我来比较一下弗洛伊德对失言现象的论述和戈夫曼有关电台谈话的分析[86]，这种比较看起来也许没有什么潜力，但它实际上对结构化理论颇有启发。戈夫曼在讨论中的关注点与弗洛伊德有很大不同，不过我并不想沿袭前者论证的主题，而是力求梳理出它对评价弗洛伊德有关言语失误的论述有什么意义。电台和电视台里的播音与日常谈话有实质区别，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相当深入地透视这些情境。播音员并不是他们播送的稿子的作者。他们的谈话只是作为预先安排好的次序的组成部分，自己没有权利随意改变方式，除非是一些枝节性的东西。但人们同时又期待着播音员能给人一种“谈吐充满活力”的印象，始终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投入来。播音员要想同时符合这些彼此冲突的要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需要在保证技术上不出差错的同时，说出自己该说的台词来。播音员的任务就是“创造出似乎没有差错、又不使人感到枯燥的谈话来”[87]。

98

第二章意识、自我与日常社会接触

91

当然，播音员的确也会失言。戈夫曼就此举出了一些实例，其中不难发现属于梅林格尔与迈耶列出的那些失误的例子：

(1)“在结束此次电视布道节目之前。请允许我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时间能伤害所有的治愈。”(语词换置或首音互换)

(2)“您现在听到的是克莱德·卢卡斯分泌的黏液。”(发音前置）

(3)“好，现在红队换上棒球场的是44号弗兰克·福勒，这是一位毫无作用的内场手。”(发音后置)①

(4)“这里是加拿大全国肉体阉割网。”(语词错合)②

(5)“我们刚刚得到一个消息，一枚土制白肤金发碧眼女人今天早上在罗克西剧院爆炸。”(语词替代)③还有许多近似弗洛伊德列举的那些情况的例子，比如：

(1)“如果想来块上等的能让人窒息的东西，请选用总督牌。”④

(2)“先把蛋清搅匀，然后加进牛奶，再慢慢掺进细面粉。这样做你会看见混合物如何渐渐生病。”⑤

(3)“好，各位观众，这位是我们翘首以盼的午间电视特别节目的嘉宾，一位举世闻名的作家、演说家和环球旅行家，一位有名望的男士。他就是，呃，就是……唉！真该死！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4)“嘿，各位朋友，去小弗兰克餐馆瞧瞧吧，在那儿你们一

社会的构成

99

①把“infutilityfielder”(有点作用的外场手）说成“futilityinfielder”。—中译注

②把“Broadcast Corporation”(广播公司）说成“Broad CorpingCastration”。—中译注

③把“bomb”（炸弹）说成“blonde”。——中译注

④把“chop”（牛排）说成“choke”。——中译注

⑤把“thickening”(变稠）说成“sickening”。——中译注

92

定会享受到象食晚宴。”①

这些失言现象大多可以当作笑料[88]，这恰恰可以进一步证实弗洛伊德的观点，即玩笑与失言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尽管我们无法直接证明这一点，但上述例子非常符合他对言语错乱的解释。这些发错音或被替换的词语似乎并不仅仅是那些本应说出的词语的任意替代品。就人们原本期望播音员会表达的看法而言，这些言语令人尴尬；其中有些只不过是“过于直陈”心意，这正是弗洛伊德提请我们注意的；其他一些则不言自明地具有性的意涵。不过，让我们再来看看电台谈话中其他两种失言现象：

(1)“女士们如果一门心思驾车而过，衣服突然掉落，将会迅速招来注视。”②

(2)“伙计们，来试试我们舒服的床。我偷偷摸摸地躲在我们卖出的每一张床后。”③

(3)“洛杉矶警署已把赃物和轿车都列入被窃一类。”

(4)“好莱坞这儿纷纷传言，一位昔日的女影星本月将生下她的第五个孩子。”④

(1)“塔姆斯牌胃药将使您迅速解脱，保证您夜间不会积食或胃痛………所以请选用塔姆斯牌，您入睡时将会开怀……（翻页）大笑。”⑤

(2)“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我们的贵宾，杰出的演说家和社会领袖，埃尔玛·道吉女士……（主持人插话）她具有独力应付大局的能力。”⑥

(3)某个地方电视台正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现场转播一场拳击赛，突然中止转播，播发当地某位政治活动家去世的消息。当镜头切回拳击赛时，解说员如此说道：“伙计们，这一拳打得可不怎么样！”①

第二章意识、自我与日常社会接触

100

①把“elegant food”（精美的食物）说成“elephant food”。——中译注

②原意为“女士若急于驾车赶路，放下待洗衣服，立等可取”。——中译注

③原意为“以个人的名义担保我们卖出的每一张床”。——中译注

④“孩子”原意可能指接的片子。——中译注

⑤原文为“go to sleep with a broad...smile”，而停顿前的“... with a broad”意思是睡 了个骚娘儿们。—中译注

⑥原文为“leap buildings in a single bound”，隐然有对女人越界爆红的不满。——中 译注

93

这些例子并不包含什么失言现象，但它们的确表现出言语的错乱。言说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出现了某些偏差。第二组例子很有意思，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它们发生的具体情境，它们似乎就只是一些典型的“过于直露”的表达。我们无法指责它们是出于什么不良动机，除非负责切换节目的导播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安排了这种次序，以获得某种引人注意的效果。第一类失言现象则更难解释。也许这里的确含有受无意识层面上的动机激发的含混之处，但这种解释似乎站不住脚。如果在普普通通的日常谈话里说出这些言语，言说者和听众大半是会忽略其中的含混之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我们无法一下子领会它们模棱两可的意涵，还因为在日常谈话中，言说者意图之外的意义容易被谈话的情境性特征所掩盖。言说者在表达言语时，会针对心目中关注的特定人群，预先斟酌好遣词造句，以防止产生其他理解。而电台或电视台的播音员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并不与自己共同在场的一般化受众。

既然如此，我们显然就不能将电台谈话当成具有普遍代表性的谈话。电台谈话中的失言现象之所以要比日常谈话中的惹人注意得多，可以用两个原因来解释。其一，电台中的谈话不是发生在共同在场的沟通者之间。在这种情境下说出的话脱离了其他线索，与根植在日常活动中的情况相比，成了更容易“被注意到”的现象。弗洛伊德有关失言现象的例子中，有许多是从咨询治疗的具体情境里抽离出来的，也可以说属于这种情况。说到底，拿带有咨询治疗性质的日常接触来代表日常谈话，比电台谈话也好不到那里去。病人的言语被视为具有特别的意义，得到仔细的研究。其二，播音员是说话不出纸漏的专家，在人们的期望中，干这行就得这样。演员的主要任务就是清楚流利地表现台词。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种几乎不出纸漏的言说是多么不同寻常时，才能体会到普通的日常谈话的偶然性。常人参与者和语言学家一样，都常常把日常谈话看得过于“完善”和“有序”。布默（Boomer）和拉弗（Laver）总结了近年来对会话的经验研究成果，认为：

社会的构成

①原文为“That wasn't much of a blow”，也可以理解为这不算啥沉重打击，意思是 死就死吧。——中译注

94

在言说中，“正常”并不意味着“完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自发言说的规范显然不是完善的。会话的特点是时不时出现停顿、支吾、岔头、走音和矫正……在日常情境中，无论是我们自已说漏了嘴，还是别人失言，许多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只有在听人说话时抱有某种职业“校对”的态度，才能在说话的过程中捕捉到这些现象。[89]

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日常会话情境中，我们的确都很难从谈话中区分出哪些是失言现象，因为几乎所有的谈话都是断断续续进行的。戈夫曼指出，若要证明某一个具体的言语表达是失言或“错误”，须视言说者是否在他重新开始表达这一词句时作出修改(当然我们也可说视该言辞表达是否真被修改或“弥补”)。我们不能根据某种理想化的表述或交谈形式，来界定失言现象。而且，我们要把握日常谈话的特性，就不得不考察其他有可能掺和进来的失误类型。而这一点又有什么内在的意涵呢？

首先，就失言现象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梅林格尔和迈耶并不像弗洛伊德力图证明的那样，没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弗罗姆金（Fromkin）指出，单词发错音时体现出的性质与那些说出“正确”单词的过程没有什么差别。[90]这并不是说产生这类错误与无意识激发没有关系，但它的确使我们注意到：在言语表达的反思性监控过程中，一般不存在什么说明失言现象时不可或缺的“干扰”。发音前置与发音后置这两种现象也被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与言说的反思性监控有直接关联。词语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它们必须作为合乎句法的有序组合，由思维转为言说，否则这种言语错乱根本就不会发生。

第二大类失误无关乎个人言语表达本身，而是关于说话轮次。言说者或许会在另一个人结束他的言语之前就开口说话，不是彼此“重叠”在一起，就是径直截断别人的话；两个参与者可能会同时开口说话；他们也都可能说着说着“停下来”，使会话流出现谁也未曾想到的断裂。这种不协调现象大多被参与日常交谈的言说者完全忽略，这和个人独自说话犯错误时的情况一样。它们只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才会被“听到”，比如说其中一段谈话被录了下来，人们就会有意地集中注意力去听。在此我们再次强调，日常谈话不同于电台谈话。在电台谈话中，人们很容易注意到话音重叠和语带双关之类的现象；而在会话过程里，重叠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言说者经常不待另一个人完全结束其言语就开始说话。但参与者们忽略了这些现象，因此听起来各人参与的对话都是彼此分离的谈话片断。

第二章意识、自我与日常社会接触

95

第三，谈话失误之所以会被发现，时常是因为出现由言者或听者启动的弥补步骤。由其他人来作矫正的情况似乎比较罕见，原因在于，对照某种理想化的语法模式，许多纰漏出自发音或句法方面的失误，而人们实际上并没有听出这些毛病。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在运用交往技巧时，主要针对的是会被视作言者不具资格能力的那些方面。由言者所做的弥补性工作，针对的几乎都是谈话轮次方面产生的麻烦，而不是失言现象本身。

这些意见告诉我们大量有关日常言说性质的东西，并以此证明，我们在解释言语错乱现象的时候，不能参照某种理想化的“正确”言说观念。播音员的谈话近似于这种理想化观念，因此与语言的日常使用有所不同。倘若人类的社会生活的确像持客观主义立场的社会科学家所描述的那样，那么播音员开始工作后的一言一行实际上是与此颇为接近的。绝大部分播送的内容在发送之前就已经安排完毕，行动者照念台词，只能作些小修小补。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的确表现得只是个既定社会组织模式的“承担者”，或者就像戈夫曼说的，像个“动画小人”，一个“发出言语的发音箱”。[91]然而，绝大部分谈话情境（以及互动情境)与此完全不同。日常谈话是“松散”或有漏洞的，或者说拿它与某种理想化模式相比时显得如此，但在与人的实践融为一体的日常谈话中，这却是一个类属性的特征。换句话说，值得我们注意的并不是谈话技巧有欠熟练，而是会话与社会生活(始终是偶然性的）再生产在形式上是否彼此类似。参与者在日常互动中念念不忘的主要问题，从来也不是谈话作为“得体言谈”的生产，在其沟通过程中包含的规范性要素。正相反，谈话中充满着社会生活例行常规在实践活动里的要求。

社会的构成

103

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