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要是接受这种观点，就意味着重新思考弗洛伊德的看法。弗洛伊德认为，所有失言现象都有它的动机源泉，如果我们充分掌握了所研究的个人的心理构成，这些现象原则上都可以得到说明。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假想中有条不紊的言说有着怎样的一副形象(是失言使言说者未能遵循这一形象)。我在此提倡的立场实际上完全与这一暗含的形象假设相悖。言说者在从事实践活动过程中须得全心全意地投入，才能产生“有条不紊的言说”。至少在日常会话的情境中是如此。“正确的言谈”与此类活动的其他许多特征一样，往往并非直接受到动机的激发，除非言说者本人是个播音员。必须顺带说一句，在有些时候，不太协调的言说也可能直接受动机激发。比如在哀悼场合里，失去亲友的人如果还保持平常标准的说话方式，别人可能会认为这人没心没肺。如果存在潜在的约束，要求人们表现出情绪上的波动，那么紊乱的言语或改变正常的言说方式也许能“成功地创造出”这样的状态来。[92]

如果说语言的绝大多数具体运用形式并非直接出自动机激发，那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失言现象大多不能归诸无意识动机激发。如此说来，弗洛伊德的言语错乱说对于我们还有什么价值？对此我有以下建议。弗洛伊德的解释或许只适用于与他在建构理论时的设想相当不同的某些情境。在弗洛伊德看来，失言现象最可能发生在不经意的或例行性的情境之中，此时没有多少非说或非这么说不可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意识的东西很有可能像“破土而出”的种子，扰乱言说者的言语表达。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无意识的成分其实最不可能直接影响所说的内容，而这种情况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在具有实质意义的本体性安全的情境中，人们持续不断地对熟悉的东西进行“反复深化”(regrooving)，这就是例行化的意涵，它也是人类对自身活动有效施行反思性监控的主要前提。行动者只有在特别留意自己所说的东西是否“完美无缺”的时候，才会加剧对实际言说形式的焦虑。这就是电台和电视台的播音员不得不面临的境况。人们在示爱之时也很有可能如此，这与弗洛伊德的假设正好相反。我们还不难把“西诺雷利”的例子和一般的忘记正确名字的情况都看作受动机激发的现象。正确的名字具有其他词语所不具备的特殊意义，发错或叫错某人的姓名会导致人身冒犯，其他各种发音异常则不至于如此。因此，别把姓名搞错尤其重要，这一点或许意味着，比起其他语言事项来，对姓名的回忆会更直接地触及焦虑的来源。我已经指出，与此类似的某些东西也同样适用于咨询治疗这些日常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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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Goffman，FrameAnalysis，560页。戈夫曼在这本书中的讨论提出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几乎没有解决，这里我不想讨论。它与舒茨对“多重现实”(multiplerealities）实质的深刻思考，与现代哲学中其他许多思潮，都有大量的共通之处。这些思潮都关注意义框架的协调问题看似相对主义的意涵。参见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第 4章。

[52]Goffman，Behaviour in Public Places,156页以下。

[53]参见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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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时间、空间与区域化

1. 时间地理学

上一章我侧重分析了行动者的心理特性，集中探讨了发生在各种共同在场情境中的互动问题。对于这些关注，行动者在互动情境中的定位过程，以及这些情境本身的相互交织关系，都至关重要。不过，如果要指出这些问题与社会系统更为广泛的维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有必要考虑社会理论应该如何以一种具体而非哲学思辨的方式，来探讨互动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情境定位”问题。

大多数社会分析学者仅仅将时间和空间看作行动的环境，并不假思索地接受视时间为一种可以测量的钟表时间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只不过是现代西方文化特有的产物。除了近来一些地理学家的著作(我稍后将详细讨论他们的观点)，社会科学家在建构其思想的时候，一直未能聚焦社会系统通过哪些方式，跨越广泛时空得以构成。如前所述，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结构化理论所构想的“秩序问题”迫使我们面对的一项主要任务。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的某个特定类型或具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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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因而我们不可随意取舍。它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这一点，我们已经通过结构化的观念解释清楚了。因此，我们也应该认为，这一问题对于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活动来说相当重要。

幸运的是，我们并不需要完全另起炉灶来处理这些问题。过去数年来，在地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出现了显著的融合趋势。这主要是一批地理学家努力的结果。他们借鉴了社会理论内多种既定传统，对社会思想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我认为，尽管这类著述大部分还不为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中从事研究的大多数学者所知，但确实包含一些可以广为应用的观念。在赫格斯特兰德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些重要的贡献。不过，这些贡献绝不仅限于他和他的亲密同事的作品。[1]在前面对结构化理论的分析中，我已经提到了这一思路的重要意义，但还没有直接对它进行分析，也没有尝试指出它的局限。不过，我将通过本章的详细阐述，完成这项任务。

赫格斯特兰德所阐述的时间地理学，将日常生活的例行化特征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而例行化特征正是我特别强调的重要现象。这种特征进而关联着人体的特性，人体活动和沟通的方式，以及它度过“生命周期”的路径，从而关联到人作为一种“生平筹划”(biographicalproject)的生存状态。如前所述，赫格斯特兰德思路的主要基础，是识别在发生活动的情境中，身体和物理环境的哪些性质是对人类活动产生约束的源泉。这些约束提供了总体“边界”，限制着在时空维度上伸展的行为。赫格斯特兰德已经以不同方式阐述了这些观点，但他特别强调如下因素[2]:

(1)人的身体具有不可分性，而在人类存在的环境中，其他一些生命体或无机体也同样具有这一特征。肉身存在(corporeality)对人类行动者的运动能力和知觉能力都强加了严格的限制。

(2)人类行动者所度过的一生属于“向死而生”，具有一种有限性。人类境况的这种本质要素导致了在时空方面伸展的互动具有某些无法摆脱的人口统计参数。即使没有其他原因，单凭这一点，时间对个体行动者来说也成了一种稀缺资源。

(3)人在同时参与完成一项以上的任务方面的能力是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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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此相关的一个事实是，每一项任务都具有一段时间的绵延。
轮次就例证了这种约束的潜在意涵。

（4）事实上，在空间中进行的运动也是在时间中的运动。

(5）时空的“容纳能力”是有限的。没有两个人体能够同时占据同一空间；物质客体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探讨任一时空区域中能包含的两类对象所面临的约束，来分析这些时空区域。

在赫格斯特兰德看来，“时间地理现实”（time-geographic reality)的这五个方面表明了人类存在的物质核心，并且是所有共同在场条件下进行的联系的情境基础。[3]不同的个体在彼此发生互动的时候，他们每日、每周、每月乃至整个生活路径的轨迹所形成的互动网络都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都可以作为资源来加以考察(并且我要说，它们因此还涉及到权力的产生和分配问题)。诚如赫格斯特兰德所言，行动者的生活轨迹“不得不让自身去适应他们在此世时空中的共同存在所导致的压力和机会之中”[4]。

赫格斯特兰德对瑞典的一个地方教区进行了长时段系列研究，从中逐渐发展形成了他有关时间地理学的一般观念。他研究的这个地区拥有足以自夸的全面详尽的人口统计资料，这使他可以追溯约摸百年内生活在该地区的所有人的生活轨迹，甚至还包括那些迁入或者迁出此地的居民。他在整理这些生平传记资料的时候，力图通过采用一种特殊的标记方法，将这些资料绘制成图，从而把它们作为构成时空中生活路径的因素来分析。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个体运动的典型模式再现为数日内或更长时空跨度中重复的例行活动。行动者是在各种物理情境中进行运动的。在上述那些约束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当行动者在互动中彼此作用时，这些情境的特性和行动者自身的能力也相互影响。个体在时空中运动时，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各种“束”（bundles）（用戈夫曼的术语来说，就是日常接触或社会场合)，这些“束”往往出现在有限区域内的“停留点”（station)，或者说确定的时空地点（这里所说的有限区域，指的是像家、街道、城市、国家乃至整个地球的地面空间的外沿，只有生活在当今高科技时代的极少数宇航员例外)。赫格斯特兰德的动态“时空图”（time-spacemaps）确实很有意思。这种图示形式适用于众多情境，远不止是迄今应用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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