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图5a和5b以最简单的形式表明了这一点。比如说有这么两个人，同住一个居民区，相隔一英里；他们在某天的时空路径使他们在某个地点发生了短暂的接触，比如在咖啡屋或者餐馆，此后，他们的活动又再次分开。如果就像这样，将一个特定个人每天的活动记录下来，那么只要它们构成了时间和空间中的轨迹，就很容易用这些轨迹勾勒此人例行活动的粗略特征。这种方式刻画了生活路径，从而包含了在所谓“生命周期”中的时空运动的一般模式。例如，一个人可以住在父母的房子里，直到他结婚以后另立新居。这可以和工作的变动联系起来，工作的变动会导致住宅和工作场所这些日常轨迹中的“停留点”的变化。住宅市场中的流动、婚姻离异或者职业生涯的晋升，以及其他许多可能的因素，都会影响典型的生活路径。

在个人日常生活的轨迹中发生的各种接触总会受到上述约束的限制。当然，赫格斯特兰德也承认，行动者并不仅仅是一些运动着的躯体，还是有意图的存在，有着自身的目的或者他所说的“筹划”。人们努力实现这些筹划，而要落实它们，就不得不利用本质上有限的时间资源和空间资源，克服他们所面临的约束。“能力性约束”(capacityconstraints）就是上面所列举的那些方面。其中一些影响的主要是时间的分配：例如，人们总是需要定期睡眠或进食，这就为日常活动的结构化设置了某些限制。“结合性约束”是指限制与他人一同完成的活动的那些约束。一个人在一天之中所能支配的时空量是一个棱状区域，这个棱状区域限制了他对于各种筹划的追求。日常行为的棱状区域不仅构成了地理或物理意义上的边界，而且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时空墙”。至于这些棱状区域的规模，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行动者可用的沟通和转换手段中的时空交汇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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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融汇（time-space convergence）的观念，是由另一位名叫贾内尔（Janelle）的地理学家引入的。他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从不同地点之间进行运动所需时间的角度来考虑，距离“正在收缩”。[6]因此，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横跨美国所需要的旅行时间，根据可以采用的交通工具，能够得出如下的计算结果：如果步行，这段路程要花费两年多的时间；如果骑马，需要八个月；驿站马车或载客篷车，四个月；以1910年时的火车速度，用四天；今天，乘坐普通的飞机航班，要五个小时；而最快的喷气式飞机则只需两个小时多一点。我们可以把时空融汇的现象绘制成图，用来描述日常棱状区域的外沿。不过，就那些影响不同群体和个体的流动和沟通的约束而言，不同的社会共同体之间以及同一共同体内部，显然都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在大多数交通和交流的方式中，都存在序列性和轮次的问题。比如说，在两个城市之间旅行可以乘坐特快列车，只需三个小时。但特快的座位是有限的，甚至那些有钱买票并且愿意掏钱的人也有可能买不到票。而且，如果一个人错过了这趟火车，在下一趟快车发车前的几个小时里，就只能乘坐区间慢车。这种情况就赋予时空融汇现象以某种“不规则颤动”（palpitating）性质。[7]最终，绝大多数社会中的个人在一生中绝大多数时日里的活动都发生在相对受约束的时空棱状区域之中。

在现有的文献中，有许多应用赫格斯特兰德观点的例子，帕尔姆(Palm)和普莱德（Pred)的分析就是其中一例。他们分析了一位名叫简的未婚母亲的日常棱状区域。[8]图6呈示了简的日常活动的棱状区域。在一天之中的某个时辰之前，简不能离家工作，因为她得照料孩子，包括给孩子喂奶，此外还因为唯一一家能去的托儿所还没到开门的点儿。简没有私家车，因此她受到能力性约束和结合性约束的严重限制，使她不方便到达托儿所 $( N _ { \mathrm { 1 } } )$ 和她的工作地点 $( W _ { 1 } )$ 这两个“停留点”。她的工作选择也受限于这些约束；反过来，她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获得或保住一份报酬丰厚的职业，这又加强了另一些约束，进一步限制了在一天中她的路径所通过的轨迹。她不得不在半下午的尴尬点儿赶在托儿所关门之前接孩子。因此，她实际上只限于从事一些非全日性的工作。假设她有两个工作机会可供选择，一个收入比较高，能有机会买辆车 $( W _ { 2 } )$ ，这样她就有可能送孩子去一个离家比较远的托儿所 $( N _ { 2 } )$ 。但一旦她接受这个收入更高的工作，就发现耗费在开车去托儿所、上下班以及从托儿所到家(H)这些事情上的时间非常多，以至于没空做其他一些必不可少的事情，如购物、做饭以及做家务。因此，她也许感到自己要“被迫”放弃这份工作，选择另一份非全日性的工作 ${ ( W _ { \mathrm { 1 } } ) }$ ，这份工作的收入较低，但离家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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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格斯特兰德竭力采用时间地理学，来把握个人的生活路径或“生平经历”(lifebiography)的序列性。他指出，生平经历是由“许多内在的心智经验和事件”构成的，“与身体和环境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9]。一个人日常生活的所作所为需要相继与互动场景中出现的一系列实体发生联系。这些实体包括：其他行动者，不可分的对象(行动环境中那些实实在在的物质特性)，各种可分的材料(空气、水、矿物质、食物）以及活动所发生的领域。我倾向于用时空的区域化来描述这些领域：生活路径的运动历经各种互动场景，后者具有形形色色的空间分界形式。但我们可以从各种结合性约束的角度，直接研究这些领域的性质。对于活动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的所有人来说，是“停留点”和“活动束”方面的某种既定分配方式创造了这些结合性约束。因此，在时空领域内，各种相互作用的社会模式的性质受到能力性约束和结合性约束的总体组织形式的限制。卡尔斯坦力图具体指明，存在许多“生态”约束，它们源于以下三种“容纳”方式：

（1）定居时空中容纳物质材料、人造物、有机体和人口；

(2)人们的时间预算中容纳消耗时间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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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系统中容纳不同规模、数量和延续时间的“束”，即由个体的不可分性和连续性两种约束所导致的群体形态。[10]

1. 几点批评

时间地理学确实对结构化理论抱有很大的兴趣。[11]它关注那些形塑日常生活例行活动的约束，并且和结构化理论一样强调，在共同在场的环境中，日常活动的实践性对于社会活动的构成来说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能够鲜活地刻画互动场景的时空结构化过程。尽管这个问题或许在戈夫曼的作品中就已经具有重要地位，但在他那些著作中，这种过程往往只是被视为社会生活的既定环境。赫格斯特兰德非常清晰地表明了他对日常社会实践的关注；他始终强调，希望借助时间地理学的思路，理解“普通人的普通时日”对社会系统的整个组织形式所带来的“影响”。[12]但是，时间地理学有些非常突出的缺陷。我相信本书前面的讨论已经暴露了其中一些问题。

有关时间地理学，我们主要有以下保留意见。首先，它所运用的有117关人类行动者的观念是幼稚而有缺陷的。赫格斯特兰德强调人处在结构化了的时空情境中的肉身性，这一观点与我前面详细论述的那些观点十分吻合。但他倾向于认为，“个体”是独立于其日常生活所面对的那些社会场景而构成的。行动者被视为有目的的存在，但这只是就其行动是受到他们所追求的“筹划”的引导这个意义上讲的。而对筹划本身的性质和起源，赫格斯特兰德却未加阐明。其次，有鉴于此，赫格斯特兰德的分析往往重现了行动和结构的二元论。尽管由于他摆明重视时间和空间，这是一种改头换面的二元论。“停留点”“领域”等等本身都被视为既定的，是那些未被解释的制度形塑和变迁过程的结果。不难想见，这种观点很少强调，所有人类行动，哪怕是其最彻底的例行化形式，本质上都具有转换性。第三，仅仅关注身体在时空中运动的约束性质是没有根据的。我已经指出，所有类型的约束也都是各种类型的机会，是使行动得以完成的中介。而且，赫格斯特兰德梳理“约束”概念的特定方式暴露了其观点中具有某种受特定文化限制的因素。这是因为，他在展开讨论的时候，一般是从其作为稀缺资源的运作的角度出发，来考虑能力性约束和结合性约束的。这就不难看出，在时间地理学中也很可能存在与某种历史唯物论的联系。赫格斯特兰德在著作中不止于暗示，身体及其中介的各种稀缺资源的分配，对于所有社会类型中的社会制度组织方式，都会产生某种决定性的影响。我认为，这一提法只适用于当代社会，因为只有当代社会才高度重视对资源的“有效”利用。[13]最后一点，时间地理学包含的权力理论很不充分。赫格斯特兰德确实谈到了“权威性约束”，将这种约束与能力性约束及结合性约束联系在一起。但他对这些问题的阐述既有些含糊，又诉诸某种零和权力观，将权力看作一种对行动施加限制的根源。反之，如果我们将权力看作生成性的，那么赫格斯特兰德谈到的那些“约束”，就都成了孕育并且维持支配结构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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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想基于本书前面讨论过的一些想法来更充分地发展这些观点，就必须再看一看地理学家通常使用的“位置”（place）概念。赫格斯特兰德的时间地理学证明，在研究人的社会行为时，分析时空的组织安排具有重要意义，从而对“位置”概念提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批判。但他过于强调将时间性纳入社会理论，而没有仔细审察位置或地点的概念，只是用一种比较欠考察的方式使用这些术语。在社会理论中，“位置”这个概念不能仅仅用来指“空间中的一点”，同样，我们也不能说时间中的点就是一系列“现在”的继替。我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仅要从时间性的角度，也要从空间性的角度，来阐明在场的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场和不在场之间的交互关系。我在发展结构化理论的时候，已经引入了两个和此处的讨论颇有关联的概念：即涉及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关系的场所和在场可得性的概念。[14]

场所是指利用空间来为互动提供各种场景，而互动的场景又是限定互动的情境性的重要因素。场所的构成当然取决于赫格斯特兰德极力强调的现象，即处在与周遭世界物理特性的关系之中的身体，以及同样处在这种关系之中的身体流动与沟通的媒介。场所提供了支撑制度的丰富的“固定性”，虽然我们还不十分清楚，前者在何种意义上“决定”了这种“固定性”。一般来说，可以从物理特性的角度来描述场所，要么把这些特性看作物质世界的特征，或者采取更常见的方式，视之为物质世界的特征和人造产品之间的结合。然而，如果我们就此假定，只用这些术语就可以描述场所，那就犯了与行为主义者描述人类行动时同样的错误。只有当观察者认识到，一座“房子”是具有一系列其他特征的“居住场所”，而这些特征都是由人类活动中利用这座房子的方式所限定的，这座“房子”才会被当作“房子”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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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可以是屋子里的一个房间、一个街角、工厂的一个车间、集镇和城市，乃至由各个民族国家所占据的有严格疆域分界的区域。但场所的典型特征是它们一般在内部实行区域化，其中的各个区域对于互动情境的构成来说至关重要。我不妨来进一步深入探讨情境(context)的概念。之所以使用“场所”，而非“位置”这个词，原因之一就在于，在跨越时空伸展的日常接触的构成过程中，行动者经常不断地运用场景的性质。这里面一个显而易见的要素，就是赫格斯特兰德所称“停留点”所具有的物理性质。这些停留点就是“驻留的位置”，在这些停留点中，为了进行具有一定延续时间的日常接触或社会场合，行动者活动轨迹的身体流动会停止或者减少。这些停留点就此成为不同人的例行活动相互交织的场所。但这些人也以例行的方式，运用场景的各种特性，来构成蕴含意义的互动内涵。加芬克尔和戈夫曼的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揭示这一过程得以发生的各种方式。因此，情境就将互动最亲密、最细微的组成部分与社会生活的制度化方面远为广泛的性质关联起来了。

1. 区域化方式

我们不应该把“区域化”仅仅理解为空间的局部化，“区域化”还涉及了与各种例行化的社会实践发生关系的时空的分区(zoning)。因此一般来说，在一天的时间里，一幢私宅就是一个场所，一个聚合大量互动的“停留点”。在当代社会里，住宅区域化为不同的层、厅和室。但住宅的不同房间在分区上不仅涉及了空间上的区别，也涉及了时间上的差异。楼下房间的特征是它们一般在白天使用，而人们一般是到了晚上才“退”到卧室就寝。在所有社会里，夜与昼的划分都被用来进行或许是最根本的区域分界：社会生活紧张繁忙的一面与松弛闲适的一面。这种划分显然是因为人类有机体需要定期睡眠。夜晚是社会活动的“边疆”(frontier)，和历来所有空间边疆一样明显。可以说，夜晚一直只是个人烟稀疏的边疆。①不过，随着大功率、常规化的人工照明的面世，互动场景发生在夜晚的可能性大大扩展了。一位评论者这样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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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迁移拓进的最后一个伟大边疆发生在时间之中：清醒状态下进行的活动扩展到一天二十四小时。工厂的工作更多地采用倒班轮休的方式，警察昼夜执勤，人们也不分时辰地使用电话。出现了更多日夜服务的医院、药房、航班、旅店、饭店、租车、加油、修车、保龄球馆以及电台。人们能更容易随时获得应急服务，例如，拖引抛锚的汽车，开锁或修锁，交保放人，对误服药物、中毒或者自杀的人进行紧急处理，赌博投注，这些事务的“热线”也随时恭候。虽然参与这些活动的个人总是轮班出现，但有关的组织机构却始终在运作。[15]

泽鲁巴维尔（Zerubavel）对一所现代医院的时间组织方式的研究，与我们这里探讨的问题关系很大。在他研究的这所现代医院中，分区受到非常严密的控制。医院中的绝大多数医疗看护都是由护理人员轮班担任的。绝大多数护士都按着规定的时间，在不同的病房工作，巡查医院的不同病区。而且，根据医院的要求，她们得轮值白班和夜班。病房之间的移动和白班与夜班的轮换在周期上是吻合的。所以，当一个护理人员上“白班”时，她也就换到另一个病区工作了。这些活动的时间安排复杂而细密。虽然按照医院的规定，护士的工作有标准的轮换时间，一般是四周为一期，但见习生和实习医师却变动不定。护士的轮换总是在一周的同一天进行，而因为一个轮换周期为28天，这就与日历上的月份并不相合。另一方面，住院医师的活动却是根据日历上的月份组织安排的，因此是在一周的不同日子里开始的。

第三章 时间、空间与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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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边疆”和“边界”不同，后者是一个严格划定的界限（吉登斯一般用“boundary”来指这种情况)，而前者则是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吉登斯在探讨资本主义社会和阶级分化社会在国家领土界限方面的差异时，比较明确地探讨了这一区别，参见A ContemporaryCritique of HistoricalMaterialism，第七章。——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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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周和每一天的分区也都被一丝不苟地纳入不同的范畴。许多例行的工作都以每七天为一周期，准确无误地进行，特别是那些与护士有关的活动。护士的“休假”（timeoff)也依据每周的时间表来计算。休假被分为若干节，护士们按节来分段休假，但每一节必须由七天的倍数构成。每节都从星期天开始，在星期六结束，以便和各种工作活动的轮换相协调。不过，“周末”的日子与“工作日”可不一样，因为虽然医院的各项服务是持续不断提供的，但在周末，这些服务就会受到限制。例如，因为实验室关闭，医院的工作人员知道有些化验没法做，就会在周末尽可能少接收新病人，并且避免对现有的住院病人开始实施新的治疗方案。周六和周日总是“清闲”的日子：周一是一周里最繁忙的一天。在医院的日常生活中，“昼”和“夜”的更替与将一周划分为“工作日”和“周末”相类似。作者注意到，人们其实还是把夜晚的工作看成额外的，格外辛苦一些。“值夜班”（nightduty）这个词就表明了这一点，根本就没有相对应的“值白班”（dayduty）这个词。[16]

图7提出了一个很有用的区域化方式的分类框架。我用区域化的“形式”来指确定区域的边界的形式。在绝大多数的场所中，分隔不同区域的边界往往具有物理标志或者符号标志。但在共同在场的情境下，这些标志可能会容许或多或少的“在场”特征渗入邻近的区域。如前所述，在社会聚合中，日常接触的区域化一般只能通过身体的姿态和定位、声音的腔调之类的标志体现出来。许多诸如此类的聚合情境可以被看作具有区域边界的情节片段。在这些情境中，接触所持续的时间几乎总是非常短暂的。而另一方面，隔开房间的墙壁可能以特别的方式划定区域，让共同在场的日常媒介没有一个能够穿透这种边界。当然，如果墙壁不够厚实，接触的封闭性也会受到各种打断或者骚扰。阿里埃(Ariès）、埃利亚斯（Elias）以及其他一些学者都曾指出，自18世纪以来，大众的住宅出现了内部分化，并通过许多具体的方式，与家庭生活和性方面的各种变化相互关联起来。[17]在18世纪之前的西欧，穷苦百姓的住房一般只有一两间屋子，里面各色人等混杂，吃喝起居一室。华丽宏大的贵族府第倒是分为许多房间，但它们往往彼此直接相通，没有现代住宅中的那种走道来容留某些隐私，这是此前社会中所有阶级都难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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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化可能包含着在时间跨度或空间范围上千差万别的分区。所谓广泛的区域，就是指那些在空间上涵盖广袤、而在时间上也延续弥久的区域。当然，在这些区域中，空间和时间的“范围”都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但所有范围较大的区域都必然倾向于依赖某种较高程度的制度化。根据我上面给出的定义，所有的区域都同时涉及空间和时间方面的广延。在地理学中，“区域”有时用来指地图上具有严格的物理边界的地区，具有物质环境的那些物理特征。这和我想借助这个概念表示的意思有所不同。我在这里使用这个概念，总是带有社会行为跨越时空进行结构化的内涵。因此，如果我们从阶级关系以及其他多种社会标准的角度出发，来看英国的北方和南方，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区域分化。所谓的“北方”，不仅仅是从地理角度划定的地区，而且也具有久已确立的显著的社会特征。我所说的区域化的“特性”，指的是场所的时空组织以何种方式被安排在更加广泛的社会系统之中。因此，在许多社会中，“家”，即住所，都始终是家庭关系的物理焦点，同时也是生产的物质焦点。这些活动要么是在住所的某个部分里完成的，要么是发生在屋旁的花园或地块。不过，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家居和工作场所开始分化，从而对整个生产系统的组织过程，以及当代社会其他一些主要的制度特征，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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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台区域与后台区域

区域化特性的一个方面，就是与场所的特定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在场可得性的程度。“在场可得性”这个概念是共同在场概念不可或缺的附属部分。共同在场中的所谓“在一起”，要求行动者借助一些手段从而能够“来到一起”。借助赫格斯特兰德的时间地理学，我们注意到这里一般都会涉及的一些因素。在所有的文化中，仅仅在几百年前，具有较高在场可得性的社区还都是由物理意义上彼此密切接近的个人构成的聚集体。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有这么三点：行动者的肉身性；他在日常活动绵延构成的各种轨迹中的身体运动所受到的限制；空间的物理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沟通媒介也就相当于交通媒介。即使采用了快马、船只和长距离强行军等方式，空间上的长距离总还是意味着时间上的长距离。交通的机械化是导致时空融汇形式发生显著变化的主要因素。而如前所述，后者正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然而，在现代历史上，和此处所论相关的最彻底的断裂(其深远意涵迄今为止还远远没有全部展示出来)，就是伴随着电信传输的发展，沟通媒介与交通媒介相分离。而交通媒介总是涉及某种人体运动的方式。摩尔斯发明了电报，标志着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显著变革，堪比轮子乃至其他任何曾经出现的技术创新。

上述场所区域化的方方面面都以不同方式形塑了在场可得性的性质。因此，一处住宅的不同房间或许可以确保人们在这幢建筑物中的各个部分互不干扰地进行接触，只要这些活动符合居住者每天的例行常规。不过，一同生活在一处住宅中，彼此密切接近，当然也就意味着较高的在场可得性，即很容易确保并维持共同在场。在监狱和收容所里，个体之间经常被迫维持一种持续不断的共同在场，可这些人平时并不习惯这种日常生活的例行方式。同居一室的囚犯不分昼夜地生活在一起，很少能够回避他人的在场。另一方面，监狱、收容所和其他各种“总体性制度/机构”（totalinstitution）所具备的“纪律权力”（disciplinarypower)，其基础就是要破坏与“外界”日常生活轨迹中例行活动的在场可得性之间正常的吻合关系。因此，恰恰是监狱中的这些囚犯，既要被迫进入持续不断的共同在场，又被禁止与监狱中其他群体的成员随意进行接触，哪怕从物理角度看，这些人不过只有一墙之隔。强迫囚犯与“外界”“隔绝”（sequestration）开来，并且限制那些同处一个场所的人可能获得的共同在场的机会，这些显然都是使“总体性制度/机构”成其为这种东西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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