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用赫格斯特兰德的概念来说，学校就是一个“停留点”。在一天的历程中，不同的个体聚合遵循不同路径在这个“停留点”上交汇。赫格斯特兰德正确地指出，我们不能想当然地看待那些使个体有可能聚集到一个场所的条件，而必须直接考察这些条件。但一个场所当然不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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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一个驻留的点。可以说，在时间地理学中，“停留点”往往成为黑箱，因为主要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停留点之间的运动上。如果我们把学校看作一类社会组织，强调它是一处具有特定物理性质的场所，可以从三个特征的角度来理解它：发生在学校中的各种日常接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学校所展现的内部区域化，以及以这种方式确认的这些区域的情境性。

现代学校是纪律组织(disciplinaryorganization)，而学校的这些科层特征与它们所包含的各种内部区域之间，显然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与所有的纪律组织一样，学校是在一个封闭的边界内运作的，它的物理边界非常明确地与校外的日常活动分开。学校就是一个产生纪律权力（disciplinarypower）的“容器”。学校生活的封闭性使那些被“囚禁”在其中的人们彼此之间的序列性接触有可能以严格协调的方式进行。孩子在学校度过的这段时间，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被严格地封锁起来，避免受到外面那些有可能打扰孩子的接触的影响。至少一般来说，这种考虑也是划分不同课节的做法的原因之一。学校在内部也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在一所学校内，也许也有一些地方、一些时间，例如一节课的开始和结束，往往会发生一些和教学无关或没有什么明确目标的互动。但是在绝大多数时候，学校内发生的接触的分布情况都迥异于社会生活对活动的规范性调控比较宽松的其他部分。在学校的建筑特征上，无论是教室的划分，还是在教室里面经常会发现的严格调控的课桌空间安排，都体现出比较严格的纪律空间安排。这种空间的划分无疑有利于通过例行化的方式，对各项任务进行具体的安排和调配。

要把空间动员组织成为协调有序的时空路径，学校的时间表至关重要。学校的管理者一般面对的“容纳”问题和医院的管理者并不完全相同。但与所有的纪律组织一样，学校也是根据严格的时间体系来运作的。在某些方面，学校纪律的产生确实要追溯到对时间和空间的管控上，只有当向“钟点时间”过渡的普遍趋势出现后，这种管控才成为可能。问题的关键倒不在于钟表的广泛使用使人们可以在一天当中精确划分时间，而在于时间开始被纳入以计算的方式运用管理权威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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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纪律权力的主要“运用区域”，各种教室的情境特征明显存在广泛的差异。但在较为严格的教室空间安排形式中，对身体的定位、运动和姿态的规定一般都有紧密的组织安排。在一节课中，师生之间的空间定位迥异于其他绝大多数面对面交往情境。事实上，如果出现了后面那种情境，一般也就标志着教师不再能够控制局面了。戈夫曼所关注的身体姿态和活动看似细枝末节，但在此再次表明绝非无关紧要。

教室和学校一样是一个“权力容器”，但不仅仅是竭力制造“驯顺的身体”的“权力容器”。我已经强调，可以把共同在场的情境描述为一些场景，在使权威发挥影响力的过程中，正是那些权威形象反思性地激活了这些场景。尽管通过监控完成的纪律是一种生成权力的强有力的手段，但它仍然需要依靠那些作为纪律“主体/臣属”(subjects)①的人多少表现出持续性的顺从。每个老师都清楚，要使学生能够如此顺从，本身就是一个脆弱的、偶然的成果。教室的纪律情境不仅仅是学校课堂活动的“背景”，它是在控制的辩证关系中被动员形成的。一堂教学课就是一次必须被反思性地管理的面对面交往，和其他任何面对面交往一样。

我们可以看一看下面这段由波拉德(Pollard）描述和讨论的互动片断：

上午九点打铃。接着，班级里大概一半人进了教室，绝大多数坐在那儿看书。老师一脸轻松地进来：“早—呵，好，把书拿出来。”老师坐在讲台前，整理她的东西，掏出点名册。此时，剩下的大多数孩子也已经进了教室。晚进来的学生聊着天，相互交换一些球星卡，偶尔瞄一眼老师。

教师：好，我们来点一下名，那，赶紧的，坐下，你们这帮球迷我想曼联又输了。

曼联的拥趸们：嗯，是输了，可他们还是比利物浦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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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论述和本章其他许多地方一样，都潜在地针对福柯的理论。福柯指出，“纪律”作为一种权力运作的方式，正是通过将一个人塑造成为一个“主体”（subject)而实现的，因此他始终强调，在纪律权力中，一个人在成为“主体”的同时，也成为权力的支配对象，即“臣属”(subject)。福柯明确地指出了“subject”一词的这两个含义。—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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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语调中半开玩笑半带嘲讽):真的?想必这不是胡说八道吧。好现在开始……马丁……多琳……阿伦……马克（教师念名，学生应答)。

一个孩子迟到了，看上去有点局促不安。他走到自己的座位那儿。其他的孩子笑着对他指指点点。

一个孩子：嗨，邓肯，干啥去了？

教师：邓肯，过来。你又迟到了。正好迟到三分钟，为什么？

邓肯：对不起，老师。

教师：我问“为什么”。

邓肯：我睡过头了，老师。

教师：好，那你现在醒了？

(其他孩子笑。)

邓肯：醒了，老师。

教师：那你最好四点放学后再留三分钟，到时候可别又睡着了。

笑声更大。邓肯坐下。教师结束点名。[31]

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像教师一样承认，点名对于确定一天活动的秩序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一种标志，代表一次接触中置括的开端，展开了师生们日常较量的这场战役的第一轮射击。教师认定这是检验学生情绪的第一个场合，而学生们也这么看老师。教师能否维持对局面的直接控制，取决于他是否能够保证孩子们接受并遵行教室场景中蕴含的各种例行常规。学生早晨一进教室，老师就预期他们会坐在指定的位置上，拿出要读的书，在点到自己名字时会应答。波拉德将老师的幽默和取笑看作一种前台表演，是想将这一天的活动定调为师生之间的和谐配合。不过，这种策略颇有风险，学生们对那个迟到的孩子的反应正表明了这一点。另一个学生觉得他能够取笑这个迟到者。老师立即发现这是一天里面第一个考验他的场合，他必须在此证明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他对邓肯语带戏弄的责备夹带着几分坚定，孩子们的笑声表明这种策略很成功。这一天的各桩事件从而得以继续进行。如果教师过于明确地强调纪律性，把稍有过失的孩子训得狗血喷头，其他孩子会觉得这种反应过于严厉，结果就会导致威胁和惩罚逐步升级。对于维持例行活动来说，这没有师生之间“相互给面子”来得更有效，他们彼此心照不宣，把这种协商融入更为协作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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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有一个特点，师生双方所做的大多数事情彼此都看得见，这意味着后台区域一般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明确的界定。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些后台区域在一定程度上就位于不同课节之间狭小的时间边界地带，不论这期间他们是否会在不同教室之间进行物理移动。尽管纪律压力通常大部分落在学生身上，但有时老师们却会感到更受压迫。教师一般有一块他们可以退入其中的后台区域，即教员休息室，这个地方学生一般不能进入。教员休息室无疑是放松的地方。但正是在这个地方，老师们往往意犹未尽地对各种处理教学问题的手法进行讨论、策划和修正。

通过进行严密的内部监控来防止来自外部的直接控制，这正是纪律组织的本质。这种现象既体现在学校的内部区域化上，也体现在学校作为一个位于其他场所之内的场所的处境中。在学校内，纪律权威分别集中在相互分隔的教室中，这是对身体定位和身体活动进行高水平控制得以实现的条件。但这种情况也是在对抗监督者的直接监督。学校领导具有控制教职工的权威，不过，他们运用这种权威的方式不同于老师努力在各自课堂上控制学生行为的方式。因此，学校往往具有彼此尖锐对立的“双线”权威方式。教师力图对他们的学生施加直接的控制，在此，教师得不断地和学生发生面对面的共同在场。但对教师活动的监督却必定是间接的，通过其他手段进行。我们不妨推测，即只有在一个具备相当程度上摆脱直接监督的自主性的组织中，才能实现分级的权威方式(graduated line ofauthority)。不过，学校的封闭性，以及它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周围场所进行的活动之间明确的分野，也都防止了外部力量对学校的监督性控制。因此，督察员会定期到学校来核查学校的运转情况；校董会和家长联络会可以通过影响政策以有助于塑造学校生活，让学校感受到他们的权力。然而，纪律权力本质上就意味着，在学校的“权力容器”中进行的过程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以摆脱外部机构的直接控制，尽管学校也体现了这些机构的精神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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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反对“微观”和“宏观”：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

对于考察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的关系来说，上述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出于两点原因，我没有采用更常见的术语，即“微观社会学”研究和“宏观社会学”研究。原因之一，是这两个术语相互之间经常截然对立，似乎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二者之中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非得把其中一个看作在某一方面比另一个更为根本的视角。比如说，戈夫曼就有意拒绝关注涉及大范围社会组织和历史的问题，似乎隐然告诉我们，在他有时所称的微观社会学中，就可以发现社会生活的基本现实。而另一方面，宏观社会学思路的倡导者则往往认为，对日常社会活动的研究是琐碎无聊的，意义最为重大的应该是那些涉及范围较大的问题。然而，即便说这种敌对是一场战争，它充其量也只是一场虚假的战争。无论如何，我看不出在这两个问题中有哪一个就高出一等。微观/宏观的分野之所以往往使人想起一些令人遗憾的联系，第二点原因即在于：即使在这两种视角之间没有什么相互冲突的地方，也往往会形成一种颇为不妥的分工。在人们眼里，微观社会学主要关注的是“自由行动者”的活动，这些问题交给符号互动论或常人方法学这样的理论立场来处理就妥了；而另一方面，人们认定，宏观社会学的领域就是分析对自由活动施加限制的那些结构性约束(参见边码第211页)。我在前文已经明确指出，无论怎么宽容评价这种分工的结果，它也有严重的误导。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学者会认为，“微观社会学”研究和“宏观社会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问题呢?主要原因大概就是刚才提到的概念上的分工。这种分工得到了哲学上的二元论的强化，要求采取某种比绝大多数作者所能或所愿构想的更彻底的方式，重新阐述社会理论。我们不妨来简单谈谈柯林斯（R.Collins）近来对这个问题的更有意思的探讨[32]，这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柯林斯指出，人们一般所理解的微观社会学思路和宏观社会学思路之间的分野，在过去十年左右已经日益扩大。当功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者这二者之间的某种结合还在支配着社会理论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共同在场情境下的社会关系基本上是由各种更为广泛的“结构性”因素所决定的。不过，微观社会学已经越来越成为许多人关注的一块欣欣向荣的领域，这一点尤其应该归功于常人方法学的引导。该领域中的一些学者以相当激进的方式，贯彻着上述思路的假定。在柯林斯看来，“无论是在认识论方面，还是在经验研究方面，更加新颖激进的微观社会学都远比以往的方法来得彻底……我想指出，要想迈向更为成功的社会学科学，有一步至关重要，即不懈努力地重构宏观社会学，把它奠基在彻底经验性的微观基础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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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柯林斯的看法，推动社会学发展的适当方式是对“结构性现象”进行“微观转译”(microtranslation)。这种转译可能产生的理论，会比现有的各种宏观社会学理论具有更强有力的经验基础。柯林斯并不要求那些关注宏观社会学问题的学者放弃自己的努力，只不过是期望他们承认，他们的工作在理论上是不完备的。在柯林斯的眼中，只存在三种“纯粹宏观变量”(puremacrovariables):时间、空间和数量。因此，我们可以把诸如“权威的集中化”这样的概念转译为对微观情境的说明，即那些处于一定情境中的行动者是如何在可以描述的具体场合中实际行使自己的权威的。“纯粹宏观变量”是作为诸如此类的情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数量进入分析领域的。“因此，结构性变量经常被证明只不过是处于各种不同的微观情境中的人的数量而已。”[34]如此看来，所谓的“社会现实”就是“微观经验”，是这种“微观经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数量聚合，而这种聚合就构成分析的宏观社会学层面。柯林斯指出，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如果不涉及数量、时间和空间的话，就只是微观情境中的行为的“结果”。

柯林斯的“结构性变量”概念虽说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布劳倡导的“结构变量”的概念①(参见边码第208\~210页)，但他十分正确地指出了布劳和其他许多学者所提出的这种“结构社会学”的问题。不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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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两个概念的英文都是“structuralvariables”，但有鉴于两人对是否存在实质性甚至是实体性的结构这一核心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所以我们分别译为“结构性变量”(强调“结构”的建构性）和“结构变量”（强调结构的实质性)。—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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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方面，柯林斯的观点仍然有所欠缺。我反复强调，将时间和空间看作“变量”，这就重蹈了绝大多数正统形式的社会科学的典型错误。而且，我们假定“结构”只与宏观社会学问题相关，又有何根据呢？无论是就这个概念较为精确还是较为模糊的意义来说，我都已经指出，在微观情境发生的活动也具有明确的结构性特征。事实上，我把这一点看作常人方法学的研究一直成功坚持的重要主张之一。况且，为什么我们要把时间看作只和宏观社会学关注的问题相联系的“变量”呢?时间性无论是对于细小的互动片断，还是对于最漫长的长时段，都是不可分割的要素。最后一点，凭什么认为结构性特征只是由时间、空间和数量三个维度构成的呢?据我推测，原因在于柯林斯心目中仍认为，如果说在社会科学中“结构”一词具有什么意涵的话，那么它必定是指某种“外在”于社会行动者活动的东西。然而，柯林斯称之为“激进的微观社会学家”的那些学者，针对其宏观社会学对手在研究中通常使用的各种集体性概念，提出了大量批评。既然柯林斯接受了这些批评，那符合条件的现象似乎就只剩下时间和空间中的分布(dispersion）了。

但要说到柯林斯的说法中最严重的混淆之处，还在于他假定“宏观社会过程”是“微观情境”中的互动的“结果”。根据柯林斯的观点，“宏观层面”只是由“微观经验的聚合”所构成的。时至今日，学者们一般都同意，各门社会科学中的概括总是以人类行动者具有意图的行动为预设前提的，至少也是暗含着这个前提。不过，我们并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被描述为“宏观层面”的并没有真切的存在。这只会使我们回到那场虚构的战争。我们并不能将社会制度解释为各种“微观情境”的聚合。而且，如果这些情境指的就是共同在场的情况，那么只考察这类情境，对社会制度的描述就不能说是充分全面的。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最为变动不居、范围有限的“微观情境”，也深刻蕴含着制度化的行为模式。

下文我们将证明，微观/宏观的区别并没有多大用处，并借此进一步发展上述观点。一个“微观情境”是什么？人们也许会如此作答：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都相对有限的互动情境。柯林斯似乎就持这个观点。但这样的回答却对我们没有多大助益。这不仅是因为日常接触都是在时间中“稍纵即逝”的，而且还是因为，一旦我们开始关注参与接触的行动者如何完成他们的交往，就会清楚地认识到，对于任何一个互动片断来说，哪怕是我们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清楚明白地将其置括，也无法据其本身而得出理解。互动的绝大多数方面都是在时间中积淀下来的。只有通过考虑这些互动例行化的重复性特征，我们才能够把握它们的意涵。而且，一旦我们着手对微观和宏观的空间分化这种观念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是不准确的。这是因为，要想完成对日常接触的形塑乃至反复形塑，就必定得跨越更大的空间范围，超出面对面互动的无中介情境。个体在一天的时间历程中所经过的路径，总是在一些地方进行一些接触，然后中止这些接触，通过在空间上的移动，然后再形成另外一些新的接触，而这些接触过一会儿也要被中止，如此接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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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会放在微观/宏观过程的题目下面予以讨论的问题，包括身体在时空中的定位，在共同在场的情境中发生的互动的性质，以及这些情况与那些对概括和说明社会行为有重要意义的各种“不在场”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些现象正是结构化理论所关心的基本问题。而更好地处理这些现象的办法，是把它们看作涉及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之间的关系。目前的微观/宏观之争，关键是一些概念问题，它们与长期以来围绕方法论个人主义所进行的争论有关。我权且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留待下一章讨论。不过，争论中涉及的另外一些方面并不仅仅是基于概念的考虑。我们只能是通过直接分析特定类型的社会，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可以预见到，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制度关联(institutionalarticulation）方式，参与构成这种关联方式的在场和不在场的相互交织方式也是不同的。我在这里简单谈谈这一问题，同时引入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的一些材料。

社会整合必定和共同在场情境中发生的互动有关。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各种区域化方式，来探究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之间的关联。这些区域化方式引导着一个共同体或社会的成员在其日常活动中遵循的时空路径，反过来，这些时空路径也形塑了前者。这些时空路径也受到它们潜在涉及的社会系统基本制度参数的强烈影响，反过来同样也再生产出这些基本的制度参数。部落社会(参见边码第182\~183页）往往具有一种高度分割的形式。村庄共同体绝对是最重要的场所，在这个场所内构成并且重构了时空中的各种日常接触。在这些社会中，共同在场的关系往往胜过了那些来自遥远时空的因素的影响。我们有理由说，这些社会中存在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某种融合。但很明显，这样的融合从来也不是彻底的：几乎所有社会，不论这些社会规模多小，或者看似多么孤立，都与更广泛的“跨社会系统”之间存在联系，至少是松散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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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把电信传媒看作想当然的东西的社会里，那就有必要强调指出，传统社会有一点特征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仅仅在一个多世纪之前，这还是所有社会的普遍特征)：不同共同体或社会的成员之间的任何接触，无论涉及的范围有多么广泛，都涉及了共同在场的情境。一封信也许是由一个不在场的他人发出的，但它当然是以物质的形态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的。在传统世界中，只有一些特殊类型的人才会经历非常遥远的旅程，比如水手、军人、商人、神秘主义者和五花八门的冒险家。游牧社会中的人群会在范围相当广阔的土地上漫游。那时候，人口的迁移也很常见。但这些现象都没有改变上述的事实，即共同在场的情境总是互动的主要“承载情境”。

在我所称的阶级分化社会（class-divided societies）中，之所以可能包含大范围的时空“跨度”，首先要归之于城市的发展。城市确立了各种资源(特别是各种管理性资源）的集中化，这促成了比部落体制中常见的范围更广泛的时空伸延。尽管具体来说，阶级分化社会的区域化十分复杂，但总是围绕着城乡之间的联系而形成的，这些联系既相互依赖，又彼此对立。

我们往往用“城市”这个概念来泛指许多现象，既包括传统社会中的城市定居点，也包括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形成和扩张而发展的那些城市。但如果我们仅仅把现代的情况看作同一现象在数量上的扩张，认为今天的城市化只不过是以往出现的城市变得密度更大，覆盖的地区更广泛而已，那么这种用法就属于含混不清。传统城市的情境特征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现代的城市生活方式。例如，莱克沃特(Rykwert)指出，在现代之前，世界上相距甚远的许多地方的城市都具有下面这种符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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