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整个宇宙的形式秩序能够被化减为同一地方两个彼此交错的坐标构成的示意图。不过，古代恰恰如此：沿着南北轴线（cardo）漫步的罗马人知道他的步履所循正是太阳旋转的轴心，而如果他沿东西轴线（decumanus）走的话，就和太阳每天的历程相合了。他从自己所属的市政制度中，可以得出整个宇宙及其意义——所以他置身其间，自在如家。[35]

我们可以说，在这样的城市里，尚不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商品化。 [36]时间作为劳动时间进行的买卖肯定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突出的特征。对每一天都要进行精确的时间管控，这种现象也许可以在修道院的钟声那里找到它的源头，但正是在劳动领域中，这种现象的影响才生根发芽，扩展到整个社会。时间的商品化启动了工业生产的机制，瓦解了阶级分化社会中特有的城乡分化。现代工业伴随着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展，但前者的运作却并不一定局限在某种特定类型的地区中。而另一方面，传统城市一方面是阶级分化社会中纪律权力的焦点，同时也由于这种情况，往往和乡村相分离，最常见的就是通过城墙，以物质或符号的方式确定这种分离。伴随着时间的转型，空间的商品化也建立了一种特征鲜明的“人造环境”，表现出现代社会中一些新的制度关联方式。这些新形式的制度秩序变更了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条件，并因此改变了时间和空间上邻近与遥远之间关联的性质。

附论：福柯论时间安排和空间安排

福柯对纪律权力起源的各种讨论表明他一直关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问题。根据福柯的观点，纪律权力的焦点是对身体的操纵，而身体根本上被看作可以进行精密调整的机器。与纪律组织相联系的管理形式从18世纪起开始迅猛发展，它不同于农业文明中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如筑路、修建庙宇和公共纪念物等）时对劳动力进行的大众动员，后者往往涉及了大量的人群，但这些人的活动往往只是以十分粗糙的方式协调在一起。而新的纪律形式则对个人身体的运动、姿态和倾向都进行了精确的调整。修道院制度中的纪律是这种纪律主要的历史先导，但新的权力技术与修道院的纪律不同，它使纪律直接和效用联系在一起。福柯指出，对身体的控制是全新的“政治解剖学”的一部分，这种方法增加了身体的产出，同时也增加了它对调适因素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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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能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操纵来推行纪律。这一般要求具有一个封闭的领域，既与外部相隔绝，又在内部对自身进行封锁。福柯对“禁闭”(confinement)的概念进行了大量论述。在早期的医院、精神病人的收容所和监狱中，个体多少是被强制性地与其他人隔离开。不过其他一些没有这样进行全面控制的纪律组织也涉及了封闭。在所有这些组织中，导致建立封闭区域的因素也许各不相同，但最终的结果却大致一样。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各个体和权威机构所依照的样板基本相同。封闭是纪律权力的一般化基础，但如果仅仅采用封闭的手段，并不足以对身体的运动和活动实行细致入微的管理。只有通过内部的区域划分或者“分隔”(partitioning)，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在每天的任何一个特定时刻，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合适位置”。纪律性的时空（disciplinarytime-space)的内部分隔至少产生了两个结果。首先，它有助于避免大规模的集团的形成，这些集团可能会导致其中的人们形成独立的意愿甚至是敌对态势；其次，它还使管理者可以对个体活动进行直接操纵，从而避免了一些不期而遇的接触所导致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根据福柯的观点，这里所涉及的是对个体进行观测和评估、对其特征进行测量的“分析空间”。纪律空间的内部分隔，一方面可能受到了修道院中单人小房间的样板的影响，另一方面往往也是源于为了纯粹实用目的而确立的建筑形式。在法国，设在罗什福尔（Rochefort）的海军医院就是一个样板。之所以设置这家医院，部分原因是力图控制该港口盛行的传染病，这个港口充斥着各色从事战争或者贸易的人群。要想成功控制疾病蔓延，就必须对流动人口实行其他一些种类的监管，包括军队对逃兵的监管，地方当局对商品、配额和原材料的监管。这就迫使监管方对空间进行严格的控制，而这首先涉及对有价值的商品的关注，而不是对人员的组织。然而，将商品贴上标签并归类，并对它们的分配情况加以控制，这些做法以后都用到了病人的身上。人们开始保留病历；仔细调控病人总额；限制病人的活动以及探访病人的时间。这样，就从“行政管理和政治活动”的空间安排中，逐渐发展形成了“治疗的空间安排”[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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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晚期，工厂内的空间分隔在相当不同的背景下产生了。工厂中的发展趋势，也是将个体分配到明确划定的空间之中，但必须针对机器的协调进行这种分配。因此，空间中的身体安排是和生产的技术要求相对应的。但这种“生产空间的关联”也同样被证明是和纪律权力融汇在一起的。福柯援引了茹伊（Jouy）的奥伯肯夫（Oberkampf）工厂为例。这家工厂由一系列车间组成，它们都是根据生产操作的类型划分的。图桑·巴雷（ToussaintBarré）设计了工厂所有建筑物中最庞大的一座，它分三层，有110米长。第一层是进行木版印刷的车间，有132个工作台，分为两排，纵贯整个车间；每个工作台有两名雇工。工头在中央走廊里来回巡查，以此监督整个劳动过程和每个特定工人的活动。工厂可以根据工人的速度、生产率和与他人的配合，对这些工人进行比较，并且依据严格的分类原则进行拣选归类。这样，就可以使劳动任务的每一组成要素都与身体的分解动作关联起来，并根据后者来概括前者的特征。如此看来，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Taylor）的学说不过是对一个多世纪前就已随着大规模工厂的出现而产生的纪律权力的一种迟来的阐述。①

根据福柯的观点，纪律空间的特征基本上是来自对空间的分配安排，而不是一个组织和一块特定的管辖区域之间的关联。纵横分隔的界线，精心测量并用墙壁隔开的区间，都是这种纪律空间与众不同的特征。重要的不是建筑物的任何特定组成部分，而是建筑物总的关系形式。教室就是这一现象的范例。在18世纪的法国等地，教室/课堂逐渐被划分为彼此之间具有一定间隔的清晰明确的排；在外面，不同的教室则通过一个相互关联的走廊体系分隔开。这些既是课程的划分，也是空间的划分。个体不仅在这些分隔的区域中移动度过一天，而且在此间度过他们的教育生涯。

在组织安排“单人空间”“地点”和“级别”的同时，纪律也创造出复杂的空间，这些空间同时具备建筑的、功能性的和等级制的意味。正是这些空间提供了各种固定的位置，并使流通成为可能：这些空间刻画出人的各个部分，并且确立了它们之间的操作性联系：这些空间还标示出了地点及其价值；它们不仅确保了个体的服从，也建立了一个对时间和姿态进行更优安排的体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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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泰勒(1856—1915)，提倡“科学管理”，重视劳动过程的时间最短原则和劳动过程的管理控制原则，而这两者均是由管理者来完成的，方法就是程序化与公式化，从而实现最优化。在泰勒的理论中，工作人员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工具。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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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既取决于对空间，也取决于对时间的巨细靡遗的安排。毕竟，修道院最早以精确有序的方式对一天的时间进行控制管理。宗教修会最擅长对时间进行有条不紊的控制，而且我们可以直接间接地感受到它们的广泛影响。就纪律权力的绝大多数方面而言，军队都堪称佳例。长期以来，军队一直训练士兵以规整的队形行进。荷兰人最先对军事调动进行精确的时间安排。[39]到了16世纪末，荷兰军队已经发展出一套办法，对部队进行按部就班的训练，使他们能够有条不紊地完成战术动作，同时能够稳定连续地射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对身体的不同运动进行时间上的安排。这一方法以后又应用到在上子弹、开枪、再上子弹的过程包含的各个部分的姿态，并进一步应用到军事组织的其他许多方面。事实上，正是伴随着这些方法的发展，“discipline”这个词的意义发生了变化。最初，“discipline”（训练）是指一种学习过程，被看作“受过训练的人”（the“disciplined”）的主要特征。不过，在军队中，这个词逐渐开始具有今天日常使用这个词的意涵，即指一整套调控方式，而不仅仅是指导过程本身。[40]

活动的时间安排并不仅限于将这些活动划分为时间上经过精确度量的区间。也许后者只是“对身体和姿态进行协调”的最基本条件。纪律权力不仅在于对特定的姿态强加控制，而且正是当姿态和整个身体的定位过程都发生关联的时候，纪律权力才发展到了极致。有效地运用身体意味着身体中没有闲置不用的部分；注意力必须完全放在相应个人的行为举止上。所谓受到纪律控制的身体，就是训练有素的身体：可以说，“纪律”一词的传统含义在此仍然保留着。身体的定位过程是两个时间上相互联系的序列的主要中介因素。一个序列是将姿态分解为定时进行的一系列运动，并规定所运用的身体部位。奥兰治的莫里斯（MauriceofOrange）就此将运用火枪的过程分解为43个步骤，将运用枪刺的过程分解为23个步骤。这些步骤都放在一个战斗单位的士兵群中进行协调安排。[41]不过，同时也要对所运用的具体对象的各个部件进行规定，并且用姿态将这些对象整合一体。要做到这一点，精确的时间安排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对武器和机械的设计使它们日益以前后相接的方式来操作，操作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先决条件。纪律权力不仅取决于如何利用那些既定的材料，而且包括建立一种“与生产机制之间的强制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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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安排还跨越了职业生涯的一系列等级。福柯比较了戈贝林(Gobelins）的制造厂学校的两个发展阶段。这个制造厂是在1667年根据皇家敕令建立起来的；设计方案中就包含设立一家学徒技校。皇家营造主管打算挑选六十名学龄儿童入学，并按照行会学徒的典型程序来组织安排他们的教育过程。学童首先由一位师傅负责，以后要做六年的学徒。此后再工作四年，然后，如果能够顺利通过考试，他们就可以开办自己的作坊。这里的知识传播方式是弥散性的，包含了师傅和学徒之间的劳务交换。要是参照以后的标准来看，学徒生活的时间组织比较松弛。学校创立大约七十年后，开始对学徒进行一种新型训练；它首先是与既有程序方式形成互补。与这些程序方式不同的是，新的训练基于对时间进行精心设计的序列性安排。学童每天上学两个小时，并根据能力和资历划分为不同的年级。如果他们能中规中矩地完成所分派的任务，将会受到老师的表扬。表现最出色的学徒还会受到奖励。学校根据每个学生所参加的考试的结果来决定他们的升降级。学生每天的行为都记录在老师及其助手保管的一本登记簿上，督察员会定期查看。

戈贝林的学校只是18世纪教育普遍趋势中的一个具体实例。用福柯的话来说，这所学校表现了一种“掌管个体存在的时间的新技术”。纪律一方面要“分析空间，分解并重新安排活动”，另一方面也必须关注那些促成“时间的积累和资本化”[42]的途径。可以通过四种途径来达到这一效果：

（1）将一生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划分，从而专门确定各个发展阶段的时间。因此，训练期可以与职业生涯本身有清晰的分界。在训练期内可以确定晋升的步骤，妥善安排所有接受指导的学生，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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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渐进地逐一经历这些阶段。

(2）可以根据一套通盘的计划，组织安排单独进行的训练阶段和其后的“职业生涯”—只是通过这种划分方式，“career”这个词才获得了它的现代意涵。教育必须摆脱师徒关系中那种人格化的依附关系。必须用非人格化的方式来设计教育计划，尽可能将其分解为最基本的一些操作步骤，从而使任何接受教导的人都可以方便地掌握。

(3）每个时间段的结尾都要安排考试。考试不仅保障每个人都经历了同样的指导过程，而且根据每个人的相对能力将他们区分开。在获得一份职业的过程中，逐级安排了各种考试，这使得每个学徒要晋级的话，必须成功通过每一次考试。

(4)可以根据学生所要获得的职位的等级，来指定不同形式或不同水平的训练。每一个序列的最后阶段，都会有一些人中止学业，被分派到一个特定级别的职位上，而另外一些人则继续通向更高级别的学习。每个人都根据自已所确定的职位或等级而置身于某一时间序列。

将各种前后相继的活动“序列化”，使权力有可能持续而全面地介入这些活动：使权力有可能在每时每刻都进行巨细靡遗的控制和定期的干预（区分不同的人群，纠正不当之处，惩罚错误，淘汰不合格者)；使权力有可能确定每个人的特征，并因此根据他们在所经历的序列中的水平来使用他们；也使权力有可能积累时间和活动，并重新发掘这些时间和活动，使它们构成一个总体，落实为一个可用的最终成果，而这就是一个人的终极能力。散布的时间片断被糅合成一个整体，从而产生某种益处，并借此把握一个时段，否则就不可能把握它。权力直接与时间相关联：它确定对时间的控制，并保障时间的用处。[43]

因此，纪律方法体现了一种对时间的特定理解，将其视为等距的标尺。福柯指出，在时间的序列化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程序，它与将身体活动勾画成分隔的空间是相对应的。这种程序就是“操练”(exercise)，即对身体强加一种循序渐进的定期肉体训练，以期最终使之达到一种适当的状态。所谓“适当”(fitness)，不仅指身体准备就绪，而且指身体具有一种一般化的适应能力，可以完成派给它的任务。操练的观念和实践都具有宗教方面的渊源，但它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纪律组织的世俗主题。操练要求在较长时期内定期参加，对身体的特定部位进行演练。它直接表现了控制身体的重要意义：结合其他身体来对某个身体实施控制，对于整个纪律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身体被看作某个更大范围的复合体中一个不断活动的部分。总之，纪律表现出如下主要特征：“分隔性”(cellular，从空间分配的角度来看);“有机性”(organic，根据按部就班的程序来确定活动的准则)；“发生性”(genetic，就序列性的阶段而言);以及“组合性”(combinatory，将人类活动组合成为一台社会机器的运行路径)。福柯引用吉贝尔(Guibert)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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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勾绘的国家将具有一种简单可靠、便于控制的管理方式。它就像那些庞大的机器，用简便的手段就可以产生巨大的效果；这种国家将从它自身的力量中涌现出力量，从自身的繁荣中催生出繁荣。它将驳斥那种粗俗的偏见，后者诱使我们设想：帝国终将受制于难以抗拒的法则，走向衰亡。[44]

在福柯对纪律权力的讨论和韦伯对现代科层制的分析之间，存在明显的类似之处。当然，他们各自的作品有着不同的侧重点。韦伯关注科层制的“核心地带”，即国家及其管理机构。另一方面，福柯的著作则很少直接分析国家的机制，而是进行“症候学的”(symptomatically）考察，即通过分析一些似乎位居边缘的组织形式，比如医院、收容所和监狱，来考察国家。不过，两位学者都强调一种新型管理权力的出现。之所以出现这种管理权力，是想通过精确的规定和协调，对人们的活动进行集中的组织控制。韦伯的作品初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对时间和空间的转变的相关主题进行探讨，因此，本文有必要指出韦伯的观点是如何已经包含了这一主题。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该主题在韦伯那里只是隐含着的，并没有明白表达。首先来看看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性质的分析。究竟是什么因素，使“理性的资本主义”和以往的资本主义形式有所不同？首先，“理性的资本主义”具有一种稳定而有规律的特征。以往存在的各类资本主义企业，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断续零星、间歇不稳的。理性的资本主义须在空间上形塑有规律的市场关系；而只有当科层国家形成之后，这种关系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为科层国家不仅保障了私有产权，而且也保障了其他一些基本制度，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有规律的纸币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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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时间的控制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理性资本主义的企业是一种能够以稳定有序的方式来运作的企业。只有从这些方面着眼，我们才容易理解韦伯为什么要强调复式簿记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复式簿记使企业有可能进行长期连续的资产记账。资产记账就是对盈利机会进行评估和验证，即在一项交易或投资之初估计资产总额，然后与此后一个时期的资产总额进行比较。盈利可能性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能否预见到未来的事件，并对这些事件进行估算。复式簿记就是一种时间机器，因为它既体现了各种单位的定量化，又是后者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正是借助这种定量化，我们才可以根据“有序时间”来判断一个企业的绩效。[45]

对时间的控制是所有科层制的共同特点，而不仅限于实行资产核算的企业。复式簿记既是一种预见未来事件的手段，也是一种“存放”过去事件的手段。科层规则也具有这样的双重作用。韦伯断言，现代科层制如果没有档案的整理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这些档案就是所谓的“文档”，它们一方面记录了过去，同时又规定了未来。文档不仅是科层程序中使用的公文，而且是这个程序的范例。只有借助这些文档，才有可能进行连续不断、有规可循的操作，而科层纪律正是以这种操作为基础的。文档一般交由特定的科室进行组织管理，而正是这些文档与其他一些因素一起，赋予了每个科室在一套科层体制中独一无二的位置。一个“科室”既是一个物理场景，也是管理等级制中的一级。虽然韦伯很少论及这一点，但科室在科层体制中的物理分布正是这种科层组织的一点独特性质。科室的物理划分使所有的科室都相互隔绝，并因此赋予每个科室中的职员以一定的自主性，但与此同时，这种隔绝也构成了等级制强有力的标志。

韦伯还强调指出，工作人员的办公地点与其住所之间的分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①科层制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职员的职业生活与他们的家庭生活之间相互隔离。当科层制中的集体资金和设施与职员的私人财产保持分离，当人际关系或者亲属关系的纽带不再作为各种决策或任命的基础，而且当有关家户的事务与公务区别开来，那么科层纪律的那些非人格化的准则就可以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韦伯明确指出，只是在现代的西方社会，才出现了家与工作场所的彻底分离。但我们也注意到，在区分各类科层组织的运作领域的过程中，场所的分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空间和场景的分化，既塑造着社会的模式，也反映了这样的模式。任何对这种影响作用有所怀疑的人，都应该考虑一下“伦敦城”(City)①在英国的区位安排。在空间分区上，伦敦城和“工业”的中心相互分离，完全集中在一个地区，体现了其所在的英国社会的主要制度特征（参见边码第319\~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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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书此处有注解标记，但书后实际脱漏注文，并导致本章附注接下来的六个注解的序号与注文不对应。中译已逐一修正下调。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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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不妨回到福柯。在这样一个简短的附论中，我并不想评述他的分析中史实的正误，或者探究他的分析所依据的整体观念中存在哪些可以觉察的理论缺陷。我只想就其对纪律权力和时空模态的关系的解释补充一二。且让我先从上段有关韦伯的探讨出发。在福柯的分析中，监狱和收容所就是纪律组织的典型体现。用戈夫曼的概念来说，这些就是“总体性制度/机构”。福柯借用巴尔塔（Baltard)的话，概括它们的特点是“全面严苛的制度”。福柯如此评论道：“监狱无论内外都不存在空白(has neither exterior norgap)；除非它彻底完成了任务，否则，谁也不能打断监狱的运作；它必须没有间歇地作用于个体：这就是一种日益增长的纪律……它几乎对囚犯施加了总体性权力；它在内部具有自身的压迫和惩罚机制：一种暴君一样的纪律。”[46]但在绝大多数时候，工厂、办公室、学校、兵营和其他一些监控与纪律权力发挥作用的场合并非如此。福柯承认这一点，只是没有进一步论述。不过，注意到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在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区域中，“全面严苛的制度”与其说是通则，不如说是例外。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由于监狱和收容所是纪律权力发挥到极致的地方，它们就能比其他不那么包揽一切的组织更明晰地体现这种权力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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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伦敦城是指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英国商业、金融中心。—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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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或上学）的路程也许可以和那些监禁组织一样深刻表现现代社会的制度特征。事实上，纪律权力要想大规模地运作，条件是社会生活的不同部分在时空上的区分。绝大多数孩子只是在一天的某些时间以及一年的某些时期才上学。而且，即使在上学的时间内，一般来说也只是在确定的时段里，即“上课”的时间内，我们才可能看到较为严格的纪律形式。毋庸置疑，只有将人们“容纳”在具有专门物理划界的场景中，才能系统地生成纪律权力。但韦伯十分正确地指出，恰恰是当我们将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与纪律发挥作用的方面分开时，管理性纪律才能最有效地运作。这是因为，纪律就要求有规律地应用行为标准，而这种做法和其他生活领域中活动的实施方式并不一样。这里面的原因不仅包括了韦伯所提到的那些因素，而且涉及了纪律的“机器”性质。福柯正是在这方面陷入了困境。关键不仅仅在于如福柯所承认的那样，人类不愿意被作为机器人来对待，因而监狱也是一个充满斗争和反抗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福柯笔下的“身体”并非行动者。即使是最严格的纪律形式，也得假定那些受制于这种纪律的人是“有能力的”人类行动者，所以才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而机器只需设计出来就万事大吉了。但是，除非资源被彻底剥夺，否则，有能力的行动者只可能在一天的某些时间里屈从于纪律，通常是用这种屈从作为代价来交换报偿，可以在其他时间里摆脱这种纪律的控制。

在这方面，阅读戈夫曼对“总体性制度/机构”的论述可能要比阅读福柯更有教益。因为戈夫曼特别强调，入狱或者关入收容所很明显不同于人们在其他场景之间的运动，就后者而言，人们只是度过一天里的部分时间。“总体性制度/机构”通过它包揽一切的性质，对置身其中的人们施加了一种总体化的纪律。要面对这些环境作出“调适”，也就意味着、并通常直接导致了一种自我贬损的过程，因此，被羁押者往往在行动自主性的常规要素受到严重限制的同时，还被剥夺了自我认同的标志。可以说，“总体性制度/机构”既体现了现代社会其他情境中存在的监控和纪律的各方面特征，也与这些情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般而言，“总体性制度/机构”会带来戈夫曼所谓的“民事死亡”(civildeath)，即丧失了投票以及参与其他政治活动的权利，丧失了遗赠财产、签署支票、离婚抗辩或者收养孩子的权利。但是，除此之外，被羁押者还完全没有相互独立的活动领域。而对于一般人来说，在一个领域被拒绝的报偿却可以到另一个领域中去寻求。在这一点上，戈夫曼的有关论述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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