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因此，在我们社会中基本的工作一付酬的结构和总体性制度/机构之间存在着某种不相协调的地方。总体性制度/机构也和我们社会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即家庭不相协调。有时，人们将家庭生活和独居相对而提，但事实上，更为恰当的对比是家庭和群居。对于那些在工作地点和一群工友同吃同睡的人来说，他们几乎不可能维持一块有意义的个人天地。[47]

福柯将刑律、精神病学和医学的调查程序看作体现纪律权力一般性质的范例，在监禁组织中采用这些程序时就尤其如此。但在这方面，“总体性制度/机构”再次与这些制度/机构之外的日常生活路径形成鲜明对比。在这里，戈夫曼所谓“自我的领土”(territories of theself)受到冒犯的方式并不适用于那些在大墙之外生活的人们。在这方面，可以举出“总体性制度/机构”的四项特性：

（1）讯问程序不断逾越被绝大多数人视为有关自我和身体的“信息存储”的合法范围。换言之，有关被羁押者的各种特征以及过去行为的资料都收集在工作人员可以接触的档案卷宗中，尽管无论是被羁押者还是其他人都认为这些资料是有损名誉的，会以遮掩或闪避予以保密。

（2）封闭和暴露之间的原有界限瓦解了，而这些界限通常可以用来保护某种本体性安全感。因此，个人的排泄、保持卫生和修饰仪表的活动都可能不仅得当众进行，而且还要面对他人的严密管制。

（3）被羁押者经常被迫始终不断地和他人发生关系。因此，正像他们没有后台区域来完成如厕活动一样，他们也没有后台区域来维持一些摆脱了其他地方所必需的纪律要求的社会生活。和贝特海姆一样，戈夫曼也注意到，在“总体性制度/机构”中，人类返回到一种孩童般的依赖状态。[48]

（4）各种活动的时间序列化，无论长期、短期，都受到严格的规定和控制。被羁押者不能像工人一样拥有“自由时间”或“他们自己的时间”。而且，那些在外面的世界中通过了一系列考试或经历某种职业生涯的一系列阶段的人，通常也能够将这些序列化的活动和具有不同模式的其他时间单位相互比照。例如，婚姻和生养孩子的时间分配就是和其他生活领域中涉及的那些活动分开进行的。

第三章时间、空间与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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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禁组织中，控制的辩证关系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在一些情境中，人类行动者特有的自主性，即“以另一种方式行事”的能力，受到严格的限制。被羁押者对他们日常生活所施加的控制形式，往往是首先集中在避免自我贬损上。当然，反抗也是被羁押者采取的方式之一；而且，不论管理人员在执行纪律程序时采取什么措施，反抗都必定是被羁押者一个重要的考虑，某种程度上会强迫自己进行反抗。不过，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他一些反应方式。包括戈夫曼所谓“拓殖”(colonization)和“情境退却”(situationalwithdrawal)。前者指在那些被控制的时空的缝隙之中构建一个可以容忍的世界；后者指在某种程度上，个体拒绝遵从人们期望一个有能力的行动者应该表现出的行事方式。但无论在囚犯当中，还是在“精神病人”那里，最常见的或许只是“泰然处之”(playing it cool)。戈夫曼敏锐地将这种反应描述为“多少有些机会主义地融合了次生的调适、态度的转变、拓殖以及对被羁押者群体的忠实……”[49]。

许多社会学研究已经证明，哪怕是在那些面对最严格的纪律管理的监禁组织中，这种被羁押者群体仍然可以对日常活动施加相当程度的控制，这一点无须置疑。但在其他一些情境下，诸如工作的情境中，下级有可能行使的控制程度更高，因为这些情境与监禁组织中的情境的对比更加鲜明。上级有意要对那些受其权威支配的人的活动进行控制，从而保证他们完成指派的任务。说在监狱或收容所中的情况是“对身体的纪律控制”，这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因为管理人员并不关心怎样促使这些人在生产性活动中进行协作。但在工作场所和学校中，情况恰恰如此。管理人员必须诱使工作人员的表现达到一定水准。这些管理人员不仅关注时空的分化和身体的定位，而且也关注行动者行为之间的协调问题，要求这些行动者的所作所为遵循特定的方式，从而产生协作的结果。福柯谈到的身体并没有脸面。在工作场所的监控环境中，监控总是意味着直接监督，纪律包括大量“脸面工作”，涉及对控制策略的操练，而这些策略多少都得由在场的行动者精心协作才能完成。通过将一群人“容纳”在一个时间和空间都有限的场所，从而可以在共同在场的情况下，连续不断地对这群人进行监督，这种方式对于生成纪律权力来说，显然极为重要。但要求这些行动者一同工作，产生某种富有成效的结果，往往会使这些行动者得以控制工作场所的日常操作，从而导致监督不能严格有效地进行。监督者和管理者与其他所有人一样意识到这一点，并且通常在他们采用的贯彻纪律的措施中考虑了这一点。[50]只有当劳动者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聚集在一起的情况下，在一个紧密整合的纪律空间内，工人才能够掌握某些形式的控制（比如可以干扰乃至中止整个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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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最后再对福柯和戈夫曼谈一点看法。在这两位学者的著述中，身体的定位过程和纪律控制都是主导话题之一。和福柯一样，戈夫曼也花了大量篇幅分析“癫狂”的性质。他们对监禁组织抱有共同的兴趣，但这又容易使人忽视他们在对癫狂看法上的差异。就对“不健全”和“理性”关系的看法而言，戈夫曼的视角其实是彻底质疑了福柯的相关见解。福柯认为，我们所谓的“癫狂”，或者采用那种已经大获全胜的医学比喻，即“精神疾病”，是在相当晚近的时代才创造出来的产物。癫狂是人类自觉意识和激情中受到压制的阴暗隐蔽的一面。启蒙运动和现代思想对它都无法领会，只能把它看作“非理性的”。在传统文化中，或者至少在欧洲中世纪，愚行（folly/folie）拥有自身的理性，使人们可以直接接触上帝。但自17世纪中叶以来，“癫狂不再处于生者或死者的世界的边缘，不再是一种末世论形象；训练癫狂之眼的黑暗，催生各种不可能的形式的黑暗，已经消失殆尽……”[51]。然而，也许福柯的这种观点所赋予癫狂的那种辉煌，它并不拥有，也从未拥有？他在将癫狂看作理性的另一副面孔的时候，也许恰恰表达了它打算贬斥的那些启蒙运动主张。理解癫狂或者它的现代面目即“精神疾病”的实质的线索，很有可能并不在于幻觉中的肆意放纵，或者对其他世界的神秘幻想，而在于身体和姿态上的那些不得体所具有的远为世俗的特征。真正表现出癫狂的实质的，也许是社会性的残障无能(socialdisability)，而非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进入一块业已失落的非理性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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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时间、空间与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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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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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时间、空间与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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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同上书，82页。

[34]同上书，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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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形象。因此，在他分析杀人犯里维埃(PierreRivière)的案例时，里维埃本人的性格很少从那些被讨论的证词中显现出来，而只是被视作一个“话语片断”。而卡洛·金斯伯格(CarloGinzburg)对于曼诺乔(Mennochio)，一位16世纪异端分子的宇宙观的描述，则在这方面提供了十分鲜明的对照。参见Foucault等编，Moi,Pierre Rivière...(Paris:Plon，1973);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London: Routledge, 1980),xvii\~xviii页，以及全书各处。

第三章时间、空间与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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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结构、系统与社会再生产

我谨在此总结一下本书前面各章的要旨，以免讨论主线变得过于零乱，让读者无所适从。结构化理论从二重性的概念出发，重新理解了一系列对于其他社会思想流派而言至为根本的二元论或二元对立。尤其是“个体”与“社会”这一对二元理念，被重新构建为能动作用/行动(agency)与结构的二重性观念。行文至此，我一直主要关注于摸索出一套概念，以阐明作为反思性行动者的“个体”的内涵，将反思性与定位过程和共同在场联系起来。不过，有关区域化的讨论开始引导我们认识到，这些关注点是如何与考察在广泛时空跨度中伸展开来的社会系统交织在一起。因此，下一步就是更详尽地探讨社会科学里被许多人用作主要分析单位的社会这一概念。我们需要对该术语进行审慎的考察，我认为有些用法最好彻底避免。

在某些社会理论传统中，社会这一概念有个特点，即直接与约束概念相联系。事实上，主张结构社会学的学者往往把约束看成社会现象某种意义上的界定性特征。而我并不认为如此，并将尽力表明自己的观点，即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兼具促动性和约束性（enablingandconstraining)，同时我也会具体说明应该如何理解“结构性约束”。这又涉及另一个问题，即阐明应该如何尽可能令人满意地构建与“结构”相关的其他一些概念。要想阐述这样的概念，无论如何不能完全限于概念层次。通过对动机激发过程的描述，我已经为有关能动作用和自我的讨论增添了一些具体内容，同样，我也将提出有关社会类型的分类体系和解释，以充实对结构性特征的考察。这又将引导我们回到有关“历史”的问题，它会为下章研究社会变迁时思考有关问题做些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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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在形式上总得是前后顺次展开的，尽管我们通过“反反复复”地涉及一系列相关论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安排方式的缺陷，但它仍不免有其表述上的空间架构。有鉴于第一章的讨论，我认为，虽说有关行动者和共同在场的章节先于探讨较大的社会系统的章节，但这并不预含着我在概念上抱有“从个体出发”的意思，也不是说我主张从某种意义上看个体具有社会所不具备的真实性。我不接受任何诸如此类的观点，本章后面的附论将澄清这一点。

1.社会与社会系统

日常用语里的“社会”一词显然有两种主要意思(其他还有一些，比如“上流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其一是“社会交往”或社会互动里包含的广义意涵；其二是作为一个统一体的某一“社会”意思上的社会，它有特定界限，以使自己与周围其他社会区分开来。这样两种意思的确使得该术语含糊不清，但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虽说社会总体一般会与确定的场所形式相联系，但它们绝非始终具有明确划分的界限。社会科学里有那么几个有害的假定，人们往往受到它们的影响，假设社会作为社会性的整体(socialwholes)，是可以被清晰界定的研究单位。其中就有一种假定，总想把“社会系统”看成在概念上密切关联着生物系统，即生物有机体的肌体。在19世纪的社会思潮中，涂尔干、斯宾塞以及其他许多学者在描述社会系统时，往往都直接采用有机体比拟。这种立场在今日已很少再有人使用了，但暗含的类比还屡屡可见，哪怕是那些用其他视角的学者，比如用“开放系统”来讨论社会。第二种因素是社会科学中盛行我称之为“内生”(endogenous)或“展开”(unfolding)的模式。[1]这类模式认定，社会的主要结构性特征内在于该社会，它们同时支配着社会的稳定与变迁。这种看法往往与第一种见解有所关联，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人们设想社会所具有的特征类似于控制有机体形式和发育的那些特征。最后，我们还应该提到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用实际上只属于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社会的特征，来概括所有类型的社会性总体。民族国家具有精确限定的疆界，而历史上更为常见的显然是其他一些类型的社会，它们并不具备这一特点。[2]

第四章结构、系统与社会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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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总体只能建立在沿时空边缘(time-spaceedges，参见边码第244\~246页)分布的跨社会系统(intersocietalsystems)的情境中。认清这一点，会促使我们拒弃上述假定。所有的社会都既是社会系统，又同时由多重复合的社会系统交织构成。这种多重复合的系统既可能完全“内在于”社会，又可能跨越社会的“内部”与“外部”，在社会性总体与跨社会系统之间可能形成多种形态的关联。跨社会系统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它的特点是包含了不同类型社会之间的各种关联形式。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分析其间所涉及的自主与依赖的关系，把它视为支配体系加以考察。而所谓的“时空边缘”，指的是构成跨社会系统的不同社会类型之间存在的相互关联和权力差别。

因此，总而言之，“社会”是以其所嵌入的一系列其他系统性关系为背景，从中“凸显”而出的社会系统。它们之所以能够凸显出来，是因为确定的结构性原则推动产生了跨越时空并且可以明确限定的全局性“制度聚合”(clusteringofinstitutions)。这种聚合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规定性特征，但后者同时还有其他一些特征值得一提[3]，包括以下方面：

(1)社会系统与某一具体场所或地域之间的结合。社会占据的场所并不一定是固定的区域。游牧社会会沿循各种类型的时空路径四下漫游。

(2）存在某些对合法占据一定场所提出权利诉求的规范性要素。当然，这种合法性诉求可以有各种模式和风格，也会遇到不同程度的异议。

（3）社会成员内部普遍存在某种情感，认为他们之间拥有某种共同的身份/认同(identity)，无论这种情感是以何种方式被表述或揭示出来的。这种情感既可以体现在实践意识里，也会体现在话语意识中，而且并不预设社会成员之间存在某种“价值共识”。个体或许会清醒意识到自己归属于某一确定的集合体，但并不一定同意这种状况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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