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人们在日常社会接触中，存在一种对身体的定位过程(positioning)，这是社会生活里的一项关键因素。“定位过程”这一术语在这里的意涵是很丰富的。身体定位于与他人的共同在场的无中介背景：戈夫曼极其精细但又不失力度地向我们展示了社会生活的持续过程中固有的脸面功夫(face work）、姿态（gesture)，以及对身体动作的反思性控制。当然，我们还可以联系日常接触在时空向度上的序列性（seriality）来理解定位过程。任何一个个体都既定位于日常生活流中，又定位于他的整个生存时段即寿命中，同时还定位于“制度性时间”的绵延，即社会制度“超个人”的结构化过程中。最后一点，每个人都以“多重”方式定位于由各种特定社会身份所赋予的社会关系之中，这是社会角色概念主要适用的范围。共同在场的多种手段直接以身体的感性特质为中介，明显不同于与时空中不在场的他人之间建立的社会纽带(socialties）和社会互动形式。

彼此之间互相“定位”的不仅是个人，还有社会互动的情境。以赫格斯特兰德（Hägerstrand）为代表发展起来的时间地理学（time-geography)，其中的技术与途径在考察这些关联，探求社会互动的情境特性方面极富洞察力。时间地理学也将个体在时空中的定位作为其主要关注点，但尤其强调源于身体的生理特征以及行动者活动环境的物理特性对活动的制约。这里提到的只是地理学家的作品能够给予社会学启迪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对都市风格的解释。我认为后一方面对社会理论也具有重大意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时间地理学对空间和位置总体上保持的敏锐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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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夫曼相当重视日常接触的区域化(regionalization)现象，我也认为区域化概念对社会理论而言十分重要。它历来就是地理学家著述中的主要关注点，但我认为，他们在运用这一概念的时候，一般过于偏重纯粹的空间向度。我们可以联系不同的场所(locales）来有效地考察社会互动的情境定位特征。正是通过这些不同的场所，个体的日常活动得以协调在一起。所谓场所，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地点(place)，而是活动的场景(setting)。加芬克尔极其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社会行动者循环不断地，并且往往是以无须明言的方式，采用场景来维系沟通行为中的意义。但场景区域化的方式与日常接触的序列性特征彼此之间也多有影响。一般而言，时空的“固定性”(fixity）也就意味着社会的固定性，日常生活物理环境（milieux）实质上的“既定”特征与惯例彼此交织，深切地影响着制度再生产的形貌。在区域化里，某些类型的活动与人是被“封闭”(enclosure)起来的，而另一些类型的活动与人则是被“暴露”(disclosure）的，所以说区域化在心理和社会层面上也都有着很强的影响。在此我们再次发现，从表面上看，戈夫曼与福柯这两位思想家彼此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但他们都非常强调，封闭与暴露之间，禁闭与展示之间，其界限在社会角度和历史角度上都是变动不定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说这两位思想家有着重大的关联。

我不认为可以将共同在场情境下的日常接触看作某种基础，在它之上，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建构起较大的或者说“宏观结构性”的社会特征。比起所谓“宏观社会学”研究所关注的那种现实来，“微观社会学”研究所探讨的现实也并不就更具体实在一些。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说，共同在场情境下的互动就是转瞬即逝的，而大规模的或长久确立的制度就一定是稳固可靠的。每一种见解都有各自的支持者，但在我看来，这种意见分歧并没有什么切实的意义，无非是更加具体地反映出我谈到过的社会理论中的二元论。我们最好是重新理解“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对立，关注共同在场情境下的互动如何在结构上融入具有广泛时空伸延(time-spacedistanciation）的系统，即关注这类系统如何在大规模的时空范围中伸展开来。也就是说，要将问题探讨清楚，最好是按照我对社会整合(socialintegration)与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这两个术语的界定，考察这两种整合之间的关联。但我们还必须添上至关重要的一点：不能纯粹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来把握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关系，而是必须返回到实质研究中去，都市风格理论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只有在城市出现(在现代则是“人造环境”[createdenvironment]中的都市风格）之后，系统整合才有可能获得显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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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社会系统”的概念以及与它相关的“社会”观念时，我们实在是得非常小心。表面上来看，这两个词似乎没有什么毛病，如果使用时把握分寸，或许还是不可或缺的概念。“社会”具有双重意涵，一是指有具体界限的系统，一是指一般性的社会交往。我也对这种双重意涵有所利用。但是，对区域化的强调会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社会系统中的“系统性”程度可能千差万别，所谓的“社会”，很少能轻易地指明它们的界限。至少在我们进入由民族国家构成的现代世界以前，情况就是这样的。功能主义与自然主义往往诱使人不假思索地承认，社会是明确限定的实体，而社会系统是内在高度整合的统一体。因为这类视角即便表面拒弃直接的有机体比拟，也往往与生物学概念关联紧密。而我们之所以会作如是观，通常也只是因为诉诸某种实体观，认为存在一些明确脱离于周围世界的实体，并显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所谓的“社会”根本就不是这副样子。我引入了“跨社会系统”(intersocietal systems)和“时空边缘”(time-space edges）这两个术语，以便更清楚地阐述实际状况。它们指的是区域化的某些特点，即其范围跨越了那些足够独特、可辨识为社会的社会系统。我在本书后文将广泛运用以上观念来评估有关社会变迁的各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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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望自己在构建结构化理论的时候，不要陷入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的二元论中去。然而，有些学者已经批评我未能充分重视客体主义所强调的那些因素，尤其是未能充分认识到社会系统结构性特征的制约性一面。我认为这种批评并不妥当，为此我比较详细地挖掘了“制约”在社会理论中的丰富意涵，并辨析了结构化理论中对这一术语的好几种理解。我并不怀疑结构性制约的实质与重要性，但这并不等于说就只能投向结构社会学的怀抱。当然，我也努力表明自己并不想过分地贴近方法论个人主义。结构化理论中对“结构”这一概念的表述，与它在社会科学中的一般用法是有些差异的。为此我还引入了其他一些以“结构”为核心的概念，并尽力说明它们的必要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结构性原则”(structuralprinciples)，指的是各个社会或社会总体(societaltotalities）在结构上的属性。我还想指明，正是通过结构性原则的概念，我们可以最有效地挖掘矛盾(contradiction)这一概念对于社会分析的具体价值。当然，我们也不能以纯粹抽象的形式表述这些概念，我会结合人类历史中可以区分出的三种主要社会类型来考察。这三种社会是：部落文化，阶级分化社会(class-divided societies)，以及伴随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现代民族国家。

论及历史，势必使我们回想起那句著名的论断：人类创造历史。可是，人们所创造的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这里的“历史”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无法用像最初那句格言那样简洁有力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事件流逝的历史与它的书写史之间当然是有所差别的，但我们不能夸大这种差异的程度。第一种意义上的历史是时间意识(temporality）的历史，是绵延中的事件。我们总是把时间意识看作某种线性序列，以这种方式思考的历史就成了具有明确方向的运动。但这种时间观很可能只是某种文化局限下的思维方式，即便不是，我们也必须避免将“历史”等同于社会变迁。所以说，我们有必要挑明“历史意识”(historicity）的特定意涵：它是置身于始终面临变迁的社会世界中的一种特定感觉。在这样的社会里，马克思的原理属于某种普遍的文化自觉，而不是独属于专业社会思想家的理论。以书写史形态出现的历史也自有其困境与疑点。我之所以说这些，只是想表明这两种历史并非截然不同，所以我们不能截然区分历史与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在精确描述纷繁的生活形式，解释文本，阐明行动、制度与社会转型等等工作中，都会遇到解释学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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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我们又应该如何来研究社会变迁呢？我认为，苦苦寻求某种社会变迁理论，注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倘若这里所说的“理论”是指单用一套机制—比如以往进化论者偏好的适应[adaptation]和分化选择[differential selection]—来说明社会变迁)。同样的逻辑谬误，会使人更广泛地假设社会科学可以揭示人的行为的普遍法则。人类对他们自己的“历史”所抱持的理解或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历史的内涵与改变历史的力量，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应该特别警惕进化论，因为这种思想及其各种翻版在社会科学各个不同领域里都曾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当我在社会科学语境中使用“进化论”时，是指在具备下述特征的特定框架中阐发社会变迁：其一，各社会都以一系列不可逆转的阶段为发展道路，哪怕我们同时承认，并非每个社会都须历经每一个阶段才能达到更高水平；其二，与生物学进化论有某些概念上的联系；其三，根据某种或某些既定的准则，比如复杂性的增长或生产力的扩张，来确定各阶段发展显示出的方向性。针对这些观念，可以提出一系列反对意见，要么论其内在缺陷，要么论其引申意涵，而进化论与它们即使不具有逻辑关系，也势必会导向这些意涵。“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富有争议的用语，对它有好几种主要的理解方式；但根据这些标准，至少有一种使我认为它正是进化论的某种翻版。如果这么理解，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就只不过是体现着更具普遍意义的进化论本身及其所引发后果的某些局限，故此也同样应该摒弃。

在我看来，硬把“历史”塞进一般意义上的进化论或是更为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偏好的那些框架图式之中，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所以我要探讨解构历史而不是重构历史，也就是说，要以截然不同于进化论的方式来描述社会变迁；想只作局部修补并不可取。在这方面，除了已介绍的概念，我还采用了另外两个，即“情节片断”(episode）和“世界时间”(world time)（前者出于盖尔纳[Gellner]，后者源自艾博华[Eberhard]①)。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可以说是体现为一系列的情节片断。共同在场情境下的日常接触当然是具有情节性结构的，但我之所以引用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表现出特定类型制度重组的大规模变迁过程，比如农业社会中城市的形成，或是早期国家的形成。如果我们对各个情节片断进行比较，很可能会有所收获，但我们不能完全脱离孕育它们的具体背景。而“世界时间”能有多大效力，恰恰在于它们事实上可供比较的程度。“世界时间”关注的是历史中那些纷繁变动的局势(conjunctures)，这些局势有可能影响表面上相仿的情节片断的状态和结果，也可能改变其中的行动者对这些状态和结果的了解。我将探讨几种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以展现这些观念的分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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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理论如果无助于阐明经验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其价值就不过尔尔了。我在最后一章探讨了这一论题。我想这必然牵涉到结构化理论作为一种批判形式又意味着什么。我不想在方法论问题上大作修补，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在结构化理论的逻辑或实质内容中，会有什么东西以某种方式限制运用特定研究技术，比如调查测量手段、问卷之类。我们在这里需要考虑的，是针对具体的研究问题，应该采取哪些具体的技术手段，应该如何解释结果，但这和上面所说的完全是两码事。结构化理论如果要和经验研究挂钩，关键在于如何看待研究者已经置身于他的研究“主题”这一事实的逻辑意涵，在于如何阐发行动与结构这类核心观念的实质蕴涵。我在抽象理论层次上业已提出的某些观点可以直接用于经验研究层次。许多社会理论，尤其是与结构社会学有关的社会理论，都过于贬低行动者实际拥有的认知能力，其后果在经验研究成果中昭然可见。它们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未能提供线索，以使我们充分认识行动者的认知能力：首先，社会行动者自身极有可能十分关注许多话语现象中的潜在意义，但社会研究却常常轻易忽略了这些潜在的意义。倘若研究者不能注意到它们，就会贬低行动者就其自身及他人行动的状况所能给出的解释。具有这些特征的话语形式很难体现为对命题式信念(propositional belief)的陈述，而是像幽默和反讽那样，更多地从风格、表达方式或具体言说情境而不是所说内容来展现自身的意义。不过，话说到这里，我们就得添上更重要的第二个方面，即有必要认识到实践意识的重要性。要是行动者对自己之所为的了解仅限于他们可以用不管什么风格的话语就其说上两句，那我们就看不到相当一部分认知能力。我们必须在经验研究工作中融入对实践意识的考察，而不应该断言：在经验研究里，考察意识中的非话语成分肯定要难过话语成分，哪怕从定义上说，行动者自身不能直接评述前者。另一方面，无意识范畴之下汇集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些问题，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在追问时，采用完全不同于描述性社会研究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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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位德国汉学家的中文名亦多见艾伯华的译法。——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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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义在社会科学中一度相当重要，这不仅体现在它作为一种理论阐述类型曾经显赫一时，也在于它大大推动了经验研究。在人类学中，田野调查的兴起多少与功能主义的影响紧密相随；而在社会学中，功能主义思想也激发了一大批经验研究。我想这就是我们理解功能主义之所以富有魅力的关键。但我依然认为，它在概念上的影响极其有害。功能主义十分强调行动的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尤其是认为这些意外后果会有规律地发生，从而牵涉到社会系统制度化特征的再生产。功能主义者当然有理由对此大加铺陈，可是，我们即使不用功能主义的概念，也完全能够考察意外后果。况且，只有在界定出行动的合意图特性之后，我们才能在经验层面充分把握，如何在行动后果里划定非意图成分。这就又一次要求我们更充分地解释能动作用，而不限于那些乐意接受功能主义前提假设的人通常的认识。

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的规则与资源；我们说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特性具有结构性特征，就是指各种关系已经在时空向度上稳定下来。我们可以抽象地把“结构”概念理解为规则的两种性质，即规范性要素（normative elements）和表意性符码(codes of signification)。而资源也具有两种类型：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和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前者源于对人类行动者活动的协调，后者则出自对物质产品或物质世界各个方面的控制。以下两点对于开展具体的研究工作尤其有用：一是考察作为结构性关系之“转换关键”(transformationpoints)的各种实践是如何在日常惯例中相互交织在一起；二是考察制度化实践有哪些类型的方式连接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关于第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可以分析私有财产，即一组所有权，如何可以被“转换”成产业权威或者说是维持经营控制的方式；至于第二个方面，我们必须在经验层面上确定：在既定具体情境下考察的业已定位的实践，在多大程度上以特定方式汇聚在一起，从而直接参与系统再生产。这里的关键是不能忽视作为互动场景的场所的重要性。要研究这些东西，社会学家没有理由不采纳地理学家摸索出的一些研究手段，包括时间地理学的图示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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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还是站在正统共识主宰期间的立场上来理解社会科学，那它们所取得的成就就不会给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社会研究之于实践议题似乎也是隔靴搔痒。而自然科学，至少是那些较为完善的部分，则已经建立起严格限定且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法则，可以用来阐明许多不会引起什么争议的经验观察。和自然科学齐头共进的技术能力兼具建设性与破坏性，令人敬畏交加。有些人想直接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当然与自然科学相差甚远，在认知角度和实践角度两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但是，倘若我们认识到社会科学不应该成为自然科学的某种翻版，并且从某些方面来看，还是完全不同的一项事业，那就会全面重估它们之间的相对成就及影响。社会科学中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普遍法则，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经验检验和证明的方法不甚完备，而是因为如上所述，鉴于行动者关于其自身行动背景所拥有的知识(或信念)，要概括人的社会行为，所牵涉的因果条件本质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默顿（Merton）等人已论述过所谓“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问题，这一特例其实反映了社会科学中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社会科学与自己的活动构成社会科学研究主题的人之间，存在着交互解释的作用，即“双重诠释”(doublehermeneutic)。我们无法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结论与它们所探讨的意义及行动世界截然分开；另一方面，常人行动者（layactors）也是社会理论家，他们的理论参与构成了作为专业社会观察者或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对象的那些活动和制度。常人行动者作出有见识的社会学思考，专家作出与此类似的努力，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诚然，我并不想否认这两者之间确实有所区别，只是说它们必然会模糊互渗。无论是创新的理论，还是经验的调查，社会科学家对于他们所研究的主题，都没有绝对的垄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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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或许说的都不错，但如果仅仅基于这些看法，我们仍然不能肯定，应该重估社会科学的上述成就与影响。我们如何能够严肃认真地提出，社会科学对社会世界的影响毫不逊色于自然科学对物质世界的影响，甚至尤有甚之?尽管说如果考虑到各种具体情况千差万别，这样的比较当然不可能精确，不过我认为，这一看法其实也还是站得住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有关社会过程的思考(理论及对这些过程的观察）会持续不断地介入、脱离、再介入它们所描述的事件世界。一个没有生灵的世界，一个无视人类对它可能提出的任何看法的世界，不可能存在这样的现象。以17世纪欧洲思想家提出的主权理论为例，这些理论来自对社会趋势的反思与研究，又反过来卷入这些社会趋势。不借助以话语形式阐述的现代主权国家理论，就不可能产生现代主权国家。西方现代性的一个总体特征，就是国家政权在政治上的“自我监督”明显趋向于不断扩张。这种趋势孕育出的社会气候与知识氛围，正是产生社会科学专业化、“职业化”话语的源泉，而后者又反过来表述前者，推动前者的发展。人们肯定能找到一些根据，证明社会科学集中参与的这些变迁至关紧要。与之相比，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改变似乎并未如此深远。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地思考这些见解，就不仅可以了解到，社会科学不太可能产生大量的原创性知识，也可认识到，似乎有些悖谬的是，过去提出的那些理论和观点，今天看来仍然有其可取之处，这是自然科学里的陈旧观念所无法比拟的。社会科学中最为出色、最吸引人的观念，一是参与酝酿孕育它们的舆论气候和社会过程，二是不同程度地与人们用来推动构成这些社会过程的理论应用融合在一起，三是从而不太可能与常人行动者的某些思考结论截然分开，在这些经过思考得出的结论里，常人行动者可以在话语层次上明确阐述甚至改进人们用来构成社会过程的理论应用。这些事实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社会学(对其而言，这些事实的相关性最为明确）就尤其如此，既影响经验研究的开展，也影响理论的阐述与接受。就经验研究来讲，这些事实意味着，社会科学要想在探索恰当的理论检验方式的同时，“维持”对理论的认可，要比自然科学困难得多。社会生活是变动不居的，有魅力或有实践潜力的理论、假设与结论一旦被应用于社会生活，可以检验它们的原初根据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这里的交互“反馈”(mutual“feed-in”)可能会有许多复杂的变化，另外还附带着一些固有的困难，体现在社会科学自身可能面临的变量的控制、观察的重复及其他一些方法论困境中。常人行动者和职业科学家对自然科学所指涉的客体对象或事件持有成见。就自然科学针对这些成见提出质疑的程度而言，它的理论具有新颖性、创新性等特点。但社会科学里的理论不得不多少以理论所探讨的行动者业已抱持的观念（尽管他们不一定在话语层次上阐述它们）为基础。一旦这些社会科学理论重新融入行动，或许就会丧失其原创性，乃至成了老生常谈。主权观念及其相关的国家理论在最初提出的时候宛如石破天惊，但今日看来，它们多少已经成了它们参与确立的那种社会实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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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为什么还有一些社会理论，在孕育它们的背景条件已经消逝之后，仍然能够保持自身的青春活力呢?既然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国家主权的概念和现实，为什么17世纪的国家理论对今日的社会思考或政治思考仍能有所借鉴呢?这当然正是因为它们参与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置身的世界。这些理论是对社会实在的反映，同时，它们实际上既促进了这种社会实在的构成，又与我们注目的社会世界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而对于自然科学的当前实践来说，理论若是被更出色地完成同样任务的其他理论所取代，就已然毫无价值。有些理论本身推动构成了它们所解释或阐明的对象，对这些理论而言，就不可能有此遭遇。从事实际工作的自然科学家或许完全有理由认为“观念史”可有可无，但对社会科学来说，它就远不止是附带性的了。

以上思考倘若正确，会直接让我们思考社会科学作为一种批判，就像社会生活中实际进行的那样。我们不能满足于正统共识提出的“技术”批评观，它是根据自然科学模式提出的。技术批评观假定，社会科学的“内部批判”(internalcritique)，即社会科学工作者针对彼此观点所作的评价，可以径直产生对于常人信念的“外向批判”(externalcritique)，这是介入社会实践生活的基础。然而，若是考虑到“双重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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