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这里的差别在于，在“商品一货币一商品”的关系中，货币被转化为某种使用价值，后者随后是要被“消费”掉的。而在“货币一商品一货币”这一相反形式中，货币并未被花掉，而是“增值”了，这正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奥秘。在“商品一货币一商品”的关系中，同一货币要素两次转换了自己的位置，完成了交易行为。而在“货币一商品一货币”的关系中，转手两次的不是货币，而是商品。货币要转化为资本，须取决于运作过程的循环更新，即“流动”，只有“货币—商品一货币”的关系能实现这一点。因此，应更精确地把“货币—商品一—货币”关系写作“货币一商品—货币①”，成为一种扩张性的过程。在此，商品流通与使用价值的直接关联被割断了。资本所交易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

不管怎么说，“货币一商品一货币①”既可反映产业资本，也可反映商业资本。因此，它只是个“一般资本公式”。在产业资本或制造业资本的发展中包含着某种更深刻的结构性关系，这种发展就像私有财产实质的变化一样，是以某种显著的社会变迁过程为前提的。在大规模地剥夺工人对其生产工具的控制权的情况下，工人们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以维持生计。在这种更为深刻的关系下，资本有可能转化为劳动，劳动也得以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特性之一便是充当创造价值的源泉。资本主义的劳动契约实质上包含了货币转化为等值劳动力的过程。“这种关系没有任何自然基础，也没有一种普遍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基础。它显然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革命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式灭亡后的产物”[25]①。因此，将这一关联分离出来，有助于分析资本主义建构出的新兴制度形式最为关键的结构特性之一。而“一般资本公式”并未反映出劳动力是一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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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文本192页。——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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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劳动契约的前提在于，雇主与工人在彼此都“在形式上自由”的情况下，“在市场上相遇”，这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一方是劳动力的购买者，另一方则是售卖者。劳动力的“占有者”只出售了自己一定时期内的劳动力，雇主也只在这一定时期内有权“雇用”这一劳动力。而在奴隶制情况下，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所占有，劳动力不可能商品化。劳动力的价值与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都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需的时间，对于前者而言，即取决于确保提供劳动力的那些人维持肉体生存所需的东西。劳动力的雇佣要转化为利润，当然得依赖剩余价值的创造。“必要劳动时间”只是用作维持工人即劳动力来源的生存的；利润得来自剩余劳动。

上图区分了三种抽象水平，它们彼此之间并无明确的分隔点。如前所述，结构丛的确定对于全面阐述总体的结构性原则来说至关重要，但这两项工作显然是互相融合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最低的那层抽象水平，即分离出结构化过程的要素或中轴。要分析出结构化过程的要素，就得暂时悬搁制度分析，但也使研究层次更贴近对共同在场关系的直接考察。为保持与上文讨论的连续性，接下来，我想分析马克思对劳动分工这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要特征的论述。大体上我是赞同他的分析的，但此处的目的主要是拿它作个例证。[26]

马克思致力于揭示，劳动分工与生产过程的性质密切相关，并因此与本章前文描绘的结构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劳动分工把上文列举的较大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结构特征与更贴近我们的工业企业组织过程联系起来。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超出贸易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它牵涉到工场兴起的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在一个特定的雇主控制下，把各具手艺的工人召集在一个特定的场所中，协调他们的活动，制造某种单一的产品。然而，这种协调过程会逐渐把工人们原先拥有的技能的各个方面一一剥离开来，把工作任务分解为一个个“复杂精细”的步骤，“其中每一项操作都具体化为一名工人的专门职能，全部操作由这些工人的联合体完成”[27]①。第二种孕育生产过程的模式则多少可说是与此相反。它也是在一个场所里召集许多工人，但他们做的是同一样工作，每一名工人都能制造完整的商品。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认为，在这两种模式中，“外在环境”所导致的变迁方向大体是一致的。劳动就此被重新分配；工人们不再以同样的方式并肩劳作，操作过程被分解为许多精细的工作任务，并以某种协作方式组织在一起。因此说来，最终的形式在两种情况中都是一样的：“一个以人为部件的生产机器”[28]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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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好几个方面来说，劳动的精细分工都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过程至关重要。它使管理者更有可能直接监控工人，并进一步巩固了劳动纪律。但它同时也体现并促成了作为劳动力的劳动与机器生产技术的结合，因为“局部工人”（detaillabourer）所执行的，是一系列受到严格限制的重复操作，它们可以和机械化生产流程的运动相协调。虽说企业里的劳动分工并不仅仅是外界分工（即“社会劳动分工”)的一个方面或其延伸，但二者之间多少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社会劳动分工”必须依赖来自不同产业部门的产品的买卖；而企业中的劳动分工则源于一大堆各具差异的工人将劳动力出卖给某一雇主，后者又将这些劳动力协调起来加以利用。

工场中的劳动分工包含了资本家对人的无可争议的权威，人只不过是归他所有的某种机器的部件。社会中的劳动分工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彼此发生接触，他们只承认竞争的权威…(马克思用讥讽的笔调附道）工厂制度的热心的辩护士们在反对社会劳动的任何一种普遍组织时，就只会说这种组织会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大工厂，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29]③

用这种方式来分析劳动分工，就是要阐明将企业内部形式与社会性总体更广泛的方面联系起来的结构化中轴，同时表明与“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当然，我们应该更详尽地阐发这些关系。在制度分析中，需要详尽阐发在跨越时空的制度化实践“聚合”中包含的转换/中介关系。然而，一旦我们放弃了对制度分析的悬搁，无论在哪一个层次上考察上述所有的结构关系，都必须把它看作系统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它们有助于分析出在跨越时空的制度“延展”中再生产循环(circuitsofreproduction）的基本特征。必须清楚一点，分析再生产循环并不等于单单确定社会稳定性的来源，实际上，这种分析还有助于指明在社会性总体转换类型时伴随的一些主要变迁形式。我们会设问：要使系统再生产的某些特定状况得以产生，什么是“必须发生”的？这种提问方式并不是什么改头换面的功能主义，而是某种反事实的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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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文本374页。——中译注

②参见中文本375页。—中译注

③参见中文本394\~395页。—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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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图表的形式，勾勒出一个再生产循环（参见图11）:

我们在此重新引入结构二重性，意味着为制度分析留出考察虚拟时空的余地，从而再次进入“历史”。这里重复一下贯穿结构化理论的一个主题：社会系统的所有结构化特征，都同时是定位在情境之中的行动者权宜性完成的活动的中介和后果。在共同在场的情境下，对行动实施反思性监控，这是社会整合起到固着作用的主要特征，但就定位在情境中的互动而言，无论是它的条件还是后果，都远远超出了那些情境本身的范围。“延展”的机制是丰富可变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反思性监控本身也往往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对系统再生产前提条件的理解活动本身也已经成了那些条件的一部分。

为了更具体地了解这些观点，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上文讨论过的结构丛。“商品一货币”与“货币一商品”这两种相反相成的转换，当然只是通过买卖双方在一系列不同情境下的活动才得以发生的。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一货币一商品”的关系，使三个“登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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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tispersonae)彼此产生了联系。某种商品的占有者与货币的某一持有者发生接触，此时的货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成了“它①的过渡性的等价形式”。作为“第一个转化的终点的货币，是第二个转化，即购买另一种商品，的起点”[30]②。但马克思的这种解释并不是太令人满意，因为结构性关系在形态上并不完全等同于作为其人格化身的相应个体的行为。正是在马克思的论述体现出的这种倾向里，人们可以把握到，阿尔都塞在提出人类行动者只不过是生产方式的“配角”这一观点时，其文献依据何在。与此同时，我们还很容易体会到，这样一种分析风格是如何陷入功能主义陷阱的。其原因即在于，一旦把结构性特征之间的关系分离出来，认为它有自身的“内在动力”，把它看作功能必要条件，而不是持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条件，那么，定位在历史情境中的个体活动看起来就的确有些多余了。无论何时，系统再生产的总体条件都不可能仅凭其（在反事实假设意义上）所依赖的结构性关系而“确保”自身的存在。同样，仅仅分析虚拟时空中存在的这些关系，也无法说明其产生的原因。这就意味着，当我们从这种分析转向对系统再生产条件的考察时，转换关键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我所谓的再生产循环，指的是反馈到其来源的过程所具有的极其清晰的确定“轨迹”，不管这种反馈是否受到具有特定社会定位的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马克思在用“资本循环”这一术语时，脑子里想的似乎就是这样一种过程；然而，尽管他有时用该术语指我所说的结构丛，我却想用它来指社会再生产的实际条件。从场所的区域化来考察再生产循环，一般来说是会有所收获的。认为诸如此类的循环与电路循环之间存在某种相似之处，这种比拟并没有什么坏处，因为我们可以借助电路循环的图像来勾勒再生产循环，时间地理学的图示技术也许正适用于此。马克思本人也明言，伴随“货币一商品一货币1”关系的再生产循环，其实是基于多种宏大的变迁过程，后者不仅仅局限于社会之中，而且还在国际范围内展开，其中就包括出现在不断扩张（并且发生内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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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商品。——中译注

②参见中文本130页；另外此处英文原文将“第二个转化”误为“第三个转化”。——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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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兴城市地区的人口聚居过程，还有一些涉及工作场所性质的变化。不过，除此之外，还包括交通运输的机械化，自18世纪晚期以来通信手段的迅猛扩展，以及由摩尔斯电码的发明而揭开序幕的电信技术的发展，这些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1. 矛盾

人们一般认为，矛盾这一概念理应只限于逻辑上的思考，而不应该用于社会研究。这种说法的确有相当根据，因为人们在使用该术语的时候，常常很不清晰，与逻辑上的矛盾没有任何特定的关联。话说回来，我觉得只要谨慎使用，这个术语对于社会理论还是不可或缺的。我建议在两种意涵上使用它：“生存性矛盾”（existential contradiction）与“结构性矛盾”。它们虽说不是对逻辑的原有用法的直接扩展，但也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

所谓生存性矛盾，我指的是在与自然界或者说物质世界的关系方面，人的生存的一项基本属性。在人类境况的核心，可以说存在两种相反力量的对抗：生活一方面依赖于自然界，另一方面又不从属于自然界，而且与自然界相互抵触。人类源自无生命自然界的“虚无”，又会消失，回到无生命的异己状态。这么说，不像是社会科学的话题，倒更像是不加掩饰的宗教主题，应该是神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我想，它其实是有很大的分析价值的，虽说我并不打算在此详论。

而结构性矛盾指的则是人类社会的构成性特征。我认为，结构性原则是在矛盾之中展开运作的。也就是说，各种结构性原则的运作既彼此依赖，又相互抵触。[31]这种意涵上的“矛盾”还可再细分为两种：其一是原生矛盾（primarycontradiction），即那些参与构成社会性总体的矛盾；其二是次生矛盾（secondarycontradiction)，即那些以原生矛盾为基础、或由后者所产生的矛盾。我不想使这些概念仅限于一系列抽象的对比，而是要联系上文对社会类型的具体考察。结构性矛盾的概念牵涉到对国家的具体特征的界定。我们把除了部落社会以外的所有国家类型，都看作原生结构性矛盾的中心(虽说它不一定也是产生这种矛盾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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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区分的三类社会中，部落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最为紧密。我之所以这么说，并非就它的技术发展水平而言，至少不是单单指这个方面。在部落社会里，人们在共同在场的情况下彼此密切地生活在一起，遵循自然界的节律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在认知层面上将自然界与自己的活动整合在一起。如果只是从文明尤其是现代西方文明的角度来评价这一点，就只能得出否定性的结论，认为它未能达到较高的认知水平。列维一斯特劳斯曾经这样写道，“我们习惯于认为，人类学……考察的是那些未经文明化、没有书写体系、前工业或非工业类型的社会”，这段话就很能说明问题。无论如何，从某些方面来看，该从否定角度来界定的，恰恰是所谓的“现代”社会。今天，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已经只是偶然地、断片式地依赖于“类体验”(genericexperience)，依赖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具体“把握’”[32]。神话式的“世界观”及其表征模式促成了自然条件与社会状况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使各个层面上能发现的显著差异等同起来，这些层面包括“地理的，气候的，动物的，植物的，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仪式的，宗教的乃至哲学的”[33]。

神话充当着生存性矛盾的认知中介。也就是说，透过神话，讲述者以及聆听者得以深入探究和“阐明”有关乱伦、性、生与死的主题。即使把部落社会说成冷文化(coldculture)，各项制度尚未陷入不停的变迁流动之中，其原因也并非像进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这些社会不能很好地“适应”自然界，而是由于那些制度全面地、无中介地与自然界相互融合。可以说，生存性矛盾凭借亲属关系和传统的关键作用，直接体现在那些制度中。列维一斯特劳斯所说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具体把握’”，主要是围绕亲属关系建立起来的，而生命也是通过亲属关系被生产出来，或就“生命”的本义而言，被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传统是道德意涵得以渗入日常生活可逆时间的基础；浸淫在传统之中，有限的个体生存与永恒的道德交织在了一起。我们没有必要将这样的社会生活处境描绘成某种卢梭风格的田园牧歌；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充斥赤裸争斗的血腥暴力”的村野粗朴生活，还是口传文化展现的图景，都直接体现出人与自然的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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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文化具有断裂性特征，即由具有高度在场可得性的多重中心所组成，其间不同“社会”的界限常常不太明确。在这样一类去中心化的系统里，并不存在结构性矛盾。生存性矛盾勾勒出了自然界的轮廓。国家的兴起标志着结构性矛盾的产生，而前者又首先是与城市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我并不是说国家的基础只是在城市“内部”，而是说城市是权力的容器，它结合自身与乡村的关系，孕育出国家形式的结构聚合点(structuralnexus)。结构性矛盾产生后，削弱了生存性矛盾，但并未完全将后者消解。城市是一种与自然相异在的环境，因此推动孕育出某些新的态度与符号系统，它们不同于与自然环境和事件相和谐的那些旧有形态。在符号和物质这两种意义上，城墙都将城市环境与外界隔离开来。然而，传统的城市只能通过与其农业腹地的交换，才可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且，它的内部格局和建筑与自然环境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般需要结合传统确立的符号象征。如前所述，在传统社会里，区域分布和建筑物的排列时常体现出神圣宇宙论意义上的细微差别。

在此我不打算讨论国家或国家权力的来源。[34]我只需提一点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早期国家”的形成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也就是说，体现城乡关系的国家代表着一种新型的结构性原则，它一方面仍依赖于旧有的原则，另一方面却又与之相对抗。这种结构性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城乡之间的共生/对抗关系。城市作为权力的容器，产生出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饱蕴潜力的动力机制，摆脱了冷文化中的“非历史”特征。阶级分化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在它的“经济”与“政制”之间没有明显区别。而国家也几乎不可能声称自己应该代表整个社会。国家权力尚未丧失与生存性矛盾的关联，它的符号象征仍顽固地表现为某种宗教形式。国家可以利用业已巩固的权力，以此得到创新。就此而言，它也有可能摆脱传统的控制。不过，它多少须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向传统作出妥协让步，因为在国家机构集中的主要中心之外，传统的信仰和实践活动仍然到处维持着自身的地位。鉴于国家权力需要以监控为基础，它的核心就主要是在国家机构物理意义上的场所(比如宫殿、寺庙、官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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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的形成引发了次生矛盾，同时也改变了“历史”的范围和步伐。国家孕育出跨越可观时空范围的社会关系，至少可以说是大大强化了后者。也就是说，国家一方面产生并巩固集权，把社会活动的许多方面“吸收”进自己的范围，同时也促进了其他一些纽带和相互关联的发展，后者的社会范围与区域范围都超出了国家声称自己享有主权的范围。这种情境下的结构性矛盾牵涉到国家对某一特定地域享有的主权。这种主权既依赖于某些遍及行政管辖范围、包含多种机制的过程，又与这些过程相对抗。后者既包括与其他国家的外部关系，也包括各种跨越国界的商贸组织、宗教团体、知识社群等等组织形式的存在。

次生矛盾是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后者的发展又与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模式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形成交织在一起。次生矛盾与以往时代的那些矛盾有着质的区别。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联绝非纯属偶然，这一点我在别处已经有所论述。[35]姑且极简言之，民族国家取代了城市，成为新的权力容器。由于“人造环境”的兴起(其范例即为现代都市生活的“建筑环境”，但不仅限于此)，城乡关系的形态发生了变化，这是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对于国家政治上的形成和“经济”上的分化来说，时间与空间性质上的转变都是十分重要的。这种转变过程将结构性矛盾从生存性矛盾中分离出来，并使前者逐渐取得了压倒后者的主宰地位。简言之，人类的社会组织不再与自然界有任何相对应之处；自然界沦为生产扩张的一种手段。对生存状态的探询与质疑受到压抑，但这种压抑并不彻底，也不可能彻底。实际上，对于由资本主义所引发的结构性矛盾来说，这种压抑还是至关重要的。结构性矛盾之所以具备独特的爆发性潜力，压抑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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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里，国家这一“公共”领域孕育了“市民社会”这一“私人”领域，后者又与前者彼此分离，并保持着某种张力。从这种模式中，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原生矛盾。我们不能错误地假定，市民社会包括了国家范围之外的一切，从而包含了那些先于国家权力出现、但尚未被纳入国家权力领域的制度。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领域有着共同的起源，这一点我现在只是提出个判断，但不管怎么说，我想在此表明自己的主张。资本积累就发生在市民社会之中，并受到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上价格、利润、投资机制的推动。因此，在我看来，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至少在大体上对应于资本主义“私人积累”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经典概括。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体现整个共同体权力的“社会化”核心，是以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为基础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促成了这些机制，但后者却反过来摆脱了前者，并与之相对抗。

现代资本主义的来临揭开了全球新秩序的序幕。新秩序中的次生矛盾集中体现于资本的国际化（及资本主义总体机制）与民族国家的内部巩固这两个过程之间的张力。或许正是因为这些过程有各自的发展方向，所以社会理论中的大多数流派都认为，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实际上，社会思想里流行的看法是，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消除政治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天然趋向，而民族国家只是这一天然趋向的附生现象，甚至只是后者的阻碍。在19世纪的社会思想中，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主要对手马克思主义里，我们都不难找到这种观点的根源。尽管这两者在其他方面具有显著分歧，但它们都认为，透过经济关系可以揭示政治形态的真正根源，也正是经济变迁充当着现代世界转型过程的主导源泉。然而，这种观点未能看到，“经济”确实是迅猛而持续的变迁所发生的领域，但它若要从其他领域中分离出来，就必须以现代国家的权力为前提。现代国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共同构成一个世界，这并不只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变迁内在本质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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