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我们经常同时使用矛盾(contradiction）和冲突(conflict）这两个术语，那么，我们在分析上又应该如何体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冲突 表现为特定社会实践的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的斗争

（结构性）矛盾 系统组织的结构性原则之间的分裂

我所说的冲突，是指不同行动者或群体之间实际发生的斗争，而不考虑这种斗争具体发生的方式及其动员的根源。虽说矛盾是个结构性概念，但冲突不是。冲突和矛盾之所以往往重叠在一起，是因为矛盾体现了各个社会系统的结构性构成中主要的“断裂带”(faultlines)，往往牵涉到不同集团或者说人群（包括阶级，但不仅限于此）之间的利益分割。矛盾体现了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机会的分配。这些生活机会原本是就可能世界而言的，但现实世界却揭示了这些可能世界自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如果说矛盾并不是必然会酿发冲突，那么原因就在于，行动者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不仅对自身的利益有所意识，而且有能力和动机去左右它，但这样的条件有相当的可变性。例如，我们完全可以说，阶级分化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利益之间的对立（也必然意味着存在共同利益)，但若仅根据这一见解，当然不能就此直接推出阶级冲突所以发生的条件。比如说，在农业国家或阶级分化社会里，支配阶级与臣属阶级之间之所以不太发生冲突，主要原因只是因为，二者之间绝少发生会为冲突的实际发生提供具体情境的接触。 [37]

根据我以上概括的观点，那些浸淫于受传统制约的可逆时间的社会，即那些“没有历史”的社会，都显著表现出生存性矛盾享有主宰地位。结构性矛盾的兴起（其根源我不打算在此说明）“激化”了社会变迁的过程，但只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下，这种过程才变得“白热化”。与迅猛持久地发生社会转型的现代世界相比，传统帝国和其他类型的国家似乎不存在变迁。马克思颇有些鄙视地概括道，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就是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静滞，但这实际上是一切大规模农业社会的一项共有特性。有位学者曾这样评论道：直到两三个世纪前，贯穿整个世界历史面貌的各种社会形式还都具有一项共同的特征，即“比较普遍地缺乏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变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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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造历史

我想根据介入集合体再生产过程的关系的形式，区分出两类主要的集合体，并分别称之为社团（associations）和组织(organizations)，并且将它们与社会运动（socialmovements）区分开来。正像在所有社会系统中一样，社团中的社会再生产是以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规律化行为为场所和渠道完成的。发生例行性日常接触的互动场景，是由构成它们的行动者在相互联系的角色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在反思性层面上实行监控的。然而，虽说这种监控是场景再生产的条件，但它并不表现为某种积极主动的努力，以试图控制或改变再生产的环境。一般来说，传统的合法性模式与社团的普遍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并不仅仅是时间意识体验的一种特定形式，它还体现出“既往之事”对于日常生活连续过程所享有的具有道德意义的辖制。即使是在最“冷”的冷文化中，我们也不能错误地假定传统完全排斥变迁或行为多元化。希尔斯(EdwardShils）对传统特征的描述或许很巧妙：传统就像“雨点落在窗玻璃上时的运动…一条颤动的水流朝某个角度往下滑，与另一条朝不同角度滑动的水流碰上了。它们汇合成了一条水流，一会儿又分成了两条；如果窗玻璃和雨点都相当大的话，这两条水流各自又会再度裂变”[39]①。不过，这个比喻并未传递出传统的根本特征，是传统将例行常规根植于“传统社会”。在这方面，列维一斯特劳斯非常正确地强调，传统正是可逆时间的唯一中介，联系着日常生活的绵延和制度的长时段。

一边是社团，另一边是组织和社会运动，这种区分与我在首章里提出的再生产模式的区分是相符合的。组织和社会运动是对突出体现在日常实践活动连续过程中的系统再生产条件进行反思性调控的集合体，并鲜明地体现在阶级分化社会的各个环节之中，正是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阶级分化社会与部落社会的分离。反思性的自我调控作为集合体的属性之一，依赖于对信息的汇编，并通过控制信息汇编过程来影响社会再生产的背景状况。反过来，对信息的控制又依赖于某种独特的信息储存方式，它不同于在个体回忆、讲述神话传说或故事、“活生生的传统”下的实践意识等情况下可资利用的方式。在阶级分化社会中，对信息进行汇编与储存的基本模式就是书写，它的发明标志着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之所以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书写所带来的储存及恢复信息的形式促进了时空伸延程度的扩展，也是由于它改变了“传统”的实质内涵：所谓人类生存于历史“之中”这一点从此有了新的意涵。在阶级分化社会中，传统的基础始终很坚固，在相对有限的城市地带之外，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在先秦诸子眼里，前世与今世的相互交织是一种变动不居的关系，不仅是“古”“今”之间相互渗透，而且，历史是“面”而不是线性的，即沿平面横向运行，而非“退”入时间。在他们看来，生活遵循着代代传承的“礼”或者说传统仪礼。荀子曰：“古今一也。类不悖，虽久同理”[40]①。但书写的出现仍然意味着传统开始被视为“传统”，是许多行事方式中的一种。这样理解的“传统”已不再是习俗的一种根基，因其久远而受人尊崇，而是一种允许人们质询的话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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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译文据[美]E.希尔斯：《论传统》，37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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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历史”，我们有必要在此回到马克思有关人类“创造历史”的名言，但先得搞清楚这里所“创造”的到底是什么。萨特和列维一斯特劳斯的争论已经向我们表明，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心血来潮。对全体人类而言，所谓生活在历史之中，是就其生命通过时间而展开的意义上来说的，可现存的各种生物也都具备这一特点。人类社会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社会，是因为它是以反思性的方式确立的实践活动，但是如果仅凭这一点，本身又很难说明“历史”的内涵，或者说什么是人类历史的特殊性。如果说对以上这些论题的回应必然是历史性的，那这种提法也并没有任何悖谬之处，因为“历史”显然利用了两种意涵：时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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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见《荀子·非难篇》，据王先谦撰：《荀子集解》，《诸子集成》第二卷，52页，上海，上海书店，1986。——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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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一斯特劳斯在对“野性思维”的分析中，敏锐地捕捉到一些相关的问题。在《图腾制度》一书中，他告诉我们，在柏格森的绵延概念和“全体苏人（Sioux）（从南部的奥塞奇人[Osage]到北部的达科他人[Dakota]）共有”的观念之间，存在某种相似之处。即“都认为事物与生物只不过是饱含创造力的连续性的物质体现形式”[41]。柏格森建立一种关于时间的哲学的努力与海德格尔更为充分有力的观念一样，都可以被看作试图摆脱现代西方文化的世界观中所体现出的“线性”或“单线”时间观。根据柏格森的把握，绵延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融合，是实际构成“实在”(reality)的差异秩序。苏人的宇宙观则与此相似，有一首歌谣如此描绘道：

无论何时何地，

万物虽动亦静。

飞鸟筑巢小憩，

也要择枝而栖。

行人动静自如，

神祇亦须息停。

光华绚烂之日，

月亮星辰心灵，

世间草木生命，

皆传神的足迹…[42]

这种“历史”观在阐释事件的时候，将时间与重复而不是社会变迁相关联，与人类处身于自然界中的关系而不是他们转变这个世界的能力相关联。

如果说人类“创造历史”中的“历史”指的是某种线性时间观，并结合下述观念，即行动者只要通过不断增进对自己过去的了解，就能改变他们的未来，那么这种观念只是在维柯（Vico）之后方才形成的。维柯的著作的确可以被视为一座桥梁，是对时间和连续性的旧有理解与某种新兴观念之间的过渡。以下是他的一段著名论述，汤普森（E.P.Thompson）也引用过这段话，并对其大加称赏。[43]维柯这样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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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之中事件的发生；对这些事件的编年记载或解释说明。事实上，我们现在往往将这两种意涵混为一体，这正体现了当代某些关键特性，同时也表明，在人类“创造历史”这一简单的观点陈述之下，潜藏着多么复杂的问题，因为要想把它说清楚，我们就必须对时间作出哲学说明。这里，我们又回到了本书一开始就谈到的结构化理论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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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包括所有各民族的人类世界确实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虽说他们对其活动的后果并非全然知晓，不过这个世界所自出的那种心智往往是不一致的，有时还恰恰相反，而且经常超出人们自己所追求的那些个别特殊的目的…造成这一切情况的正是心智，因为人们是凭理智来做出这一切的；是心智而不是命运，因为他们这样做是经过选择的；也不是偶然机会，因为他们经常这样做的结果也永远是一样的。[44]①

汤普森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都从这段话里捕捉到了马克思的先声，这无疑是颇有眼光的。然而，如果我们将维柯视为马克思的直接先驱，则未免忽视了前者思想中残留的一些对时间和“体验”的不同见解。汤普森曾经说过，“维柯本人的努力在于发展一种循环论的理解角度（cyclicalintelligibility)”，却又不经意地放弃这种看法，转而强调“他那有关进程论的精彩表述”，认为“所有经久不衰的历史思想都必须以其为出发点”[45]。但“循环论的理解角度”是维柯观点的根本组成部分，而“历史思想”开始将“历史进程观”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也只是晚近之事。

现代组织和社会运动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世界中发挥作用的：诸神退隐，传统瓦解，反思性的自我调控就此有可能呈现为历史，也呈现为社会学。资本主义在短短数个世纪之间兴起于西方，主宰了现时代。现时代是历史意识(historicity)盛行的时代，是对社会的“进步运动”产生自觉意识—正是这种自觉意识形塑了这场“运动”——的时代，是“感受到”斯宾格勒所描述的“世界历史”的时代。先是在印刷术的普及和大众识字率的提高影响下，后又在电子传媒的发明推动下，促成了对信息的汇编、分析和恢复，这既激发了历史意识，又表现着历史意识。这些前提条件都通过对共同在场情境下的沟通的某种“异化”，扩大了时空伸延(distanciation）的程度。所有的书面文献都开始远离(distanciated）它的作者，印刷术大大增进了这种伸延。电子传媒使时间意义上的在场与空间意义上的在场分离开来，这一现象对当代的集合体形式意义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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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译文参考[意]维柯：《新科学》，609\~6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有改动。——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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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社会运动属于图雷纳（Touraine）所说的“决策单位”[46]。它们处于以话语形式调动起来的信息流中，利用了某些颇具特色的(权威性和配置性）资源。社会科学文献中充斥着形形色色互争短长的“组织理论”，与之相比，对社会运动的考察显然未能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在这样一个满目皆是革命和以社会剧变为取向的各色学说激烈冲撞的世纪里，竟然还会存在这种现象，似乎没啥理由。必须承认，图雷纳等人的主张的确有它的道理，组织和社会运动这两种观念在现时代的意义同样重要。我们之所以在概念上可以把社会运动与人口流动、迁移等区分开来，就是因为社会运动蕴含着高度的反思性自我调控。可以把社会运动简明扼要地界定为“旨在建立一种生活新秩序的集体性事业”[47]。社会运动和组织不同，它不是在固定的场所中展开运作的，其中的定位过程也不具备与“角色”联系在一起的明确界定。

科恩(Cohn)对中世纪欧洲千禧年运动的概括，有助于揭示现代社会运动的某些独特要素。在他看来，是某种获得救赎的幻象激发了千禧年运动，这种幻象具有下述特征：

(1)集体的：信奉者作为一个群体沉迷于它；

(2)尘世的：它将在此岸世界而不是某种彼岸天国得以实现；

（3)紧迫的：它即将突如其来地降临人间；

（4）总体的：鉴于它将彻底改变此世的生活，新的天启将不仅仅是现存状况的改善，而是完美至福；

(5）伴随着某些动力，在人们的意识里，它们具有超自然的神奇力量。[48]

考虑到人们如此频繁地引用科恩的著作，有必要提醒大家一点，不能过分推广他的观点。我们不能简单套用上述特征，来描述中世纪所有的社会运动。当然，千禧年运动也并不会随着中世纪的终结而消亡。但我们还是能颇为自信地说，晚近绝大多数的社会运动都不具备千禧年运动的上述各项特征除了第（2)点，常常还包括第（3）点。[49]现代社会运动几乎都是此岸性的，也无一例外地具有对抗性。而它们所处的“历史意识场域”(fieldsof historicity)，其实和自身所对抗的那些组织、社团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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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运动并不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能够解开“历史之谜”。但从某些方面来说，它的确可算得上是当代社会运动的原型。在上文讨论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循环中，“劳动力”被作为一种商品，“转换”成其他商品。当然，不管怎么说，劳动力也是一种不同于其他任何商品的特殊商品。工人们发现自己在所处的环境中，没有权利参与和自己有切身利害的决策，因此竭力通过各种“防御性控制”(defensive control)，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这样的环境。劳工运动的根源即在于此。一旦劳工运动汇入了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它的活动领域里就直接融合了历史意识。有那么一系列相当一致的观念，同时为劳工运动和与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组织形态灌输着活力。无论是改良主义的劳工运动，还是更具革命激进倾向的流派，都旨在促进生产力本身的增长，而它们的对头也是致力于通过资本积累来发展生产力，只不过前者主张以一种平等主义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而已。话说回来，在这一点上，劳工运动并不能代表整个现代社会运动。在马克思看来，它背负着对社会性总体进行全面重组的重任，其行为体现着普遍利益，而阶级分化所体现的则是局部利益。这种观点已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这不只是因为无产阶级未能实现革命[50]，甚至也不是因为它倾向于将所有的局部利益都还原为阶级利益，而恰恰是因为它揭示了历史意识理念本身的历史根源。我们的时代对以科学和技术创新为引导的启蒙运动的成就持有彻底的怀疑，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历史意识已然不复拥有自己往昔不容置疑的绝对主宰地位。

与此类似，从某些方面来看，资本主义企业既是现代组织形态的典型，又是产生那些孕育自己的环境的主要创新源泉之一。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里，企业中的反思性自我调控与对于经济生活整体的反思性控制两者不相适应。韦伯在论述资本主义企业中复式簿记的重要意义时，对这一点也已有所阐明。不管怎么说，反思性自我调控是从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获取动力的，在这一点上，又是韦伯解释得最清楚。这里包含着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为深刻的问题之一。组织对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实行反思性监控，那么，组织形式的多样化是否就是从带有剥削性质的既定支配模式中获得解放的途径?马克思在预言社会主义将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时，无疑是相信这一点的。然而，从韦伯到福柯，批评他的人以及他的对头们已经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告诉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基本原则，即使不是抱着彻底怀疑的态度，也须谨慎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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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论:“结构社会学”和方法论个体主义

1.布劳：一种结构社会学

不属于结构主义传统的那些学者所强调的“结构视角”，与社会科学里的客体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这些自视采取这类视角的人的著作里，总会出现某些主题，特别是涂尔干“社会不仅仅是构成它的所有个体的总和”的观念，以及结构性特征仅仅包括社会系统对行动者产生约束性影响的那些属性(这是我已批评过的一种观念)。“结构视角”还喜欢强调时间中的持存和空间中的延展。结构的延续时间比个体行动者的生命要长，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个体行动者活动所及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结构是“超个体的”。[51]显然，这些见解与我在本书前面讨论的一些观点颇有相契。但这里也常常涉及某种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因为人们经常主张或是假定，要考察社会活动的结构性特征，就是要揭示出对人的行为产生的因果影响，它类似于在自然界中发生作用的因果影响。

正因如此，华莱士（Wallace）指出，在他所说的“社会结构主义理论”（social structuralist theory）与“社会行动主义理论”（socialactionisttheory）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表现为“在社会结构主义理论看来，目的性等涉及主观取向的因素最多不过是次要的，甚至是(?）与对社会现象的说明毫不相干的…”[52]这种见解所表现出的直率绝非异乎寻常。梅休(Mayhew)最近的说法恰好体现了这些思考方式。他认为，社会学理应关注“结构性”的东西。所谓结构，指的是各种关系组成的网络，对这样的网络进行分析，可以而且应当不需要诉诸任何个体特性。他写道：“在结构社会学里，分析的单位从来都不是个体，而是社会网络。”[53]与通常情况一样，这里的“结构视角”也意味着接受某种相当简单幼稚的行为主义。梅休声称，“结构论者在分析中不采用像意图或目的这样的主体论者的概念”[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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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劳那里，这类观念已经被改造成完善得多的形式，比如他一系列新作中的表述。他的观点无疑代表了社会学观点的一个主要倾向。[55]他和绝大多数英美社会学学者一样，与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观念毫无相关或相似之处。但不管怎么说，他也很谨慎地与功能主义保持了距离，提出应该在理解结构的时候“剥离其在文化以及功能方面的宽泛意涵，直抵其核心属性”[56]。布劳认识到，不同的学者对“结构”有着不同的用法。但他同时指出，这些学者一般也都认为，就其最基本的意义而言，结构从某种角度上指的是社会位置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根据布劳的界定，以结构为主导视角的社会科学关注的是各种人口分布参数，而不是行动者本身。他所谓的“结构参数”，就是与个体可能占据的社会位置有关的划分个体聚合的任一标准。对此，布劳作出了如下说明：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讨论人口总体的年龄结构，部落的亲属结构，组织的权威结构，社区的权力结构，以及社会的阶级结构。这些都不能说是社会结构的类型，而只是通过某一维度区分社会位置的分析性要素。单一参数所产生的不同位置，必然会为不同的人—无论该个体的男女、老少、贫富所占据。但由几个参数综合产生的位置，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同一个人会同时占据着不同参数上的位置……社会结构体现在不同的分化形式之中，我们在分析时必须一一分开探讨。[57]

在布劳看来，考察结构参数的任务清楚地勾画了社会学独特的关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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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劳提出，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结构参数。一是横向的“定类参数”（nominalparameters)，就是说将既定的人口总体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分为许多个类别，比如按照性别、宗教或种族；二是等级性的“定序参数”(graduatedparameters)，即依照某种级别尺度，包括像财富、收入、教育这样一些标准，将个体区分开来。以结构为主导方面的考察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探究这些参数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与互动聚合相联系。当不同参数之间的分化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太可能形成诸如此类的互动聚合。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参数进行分析研究，来说明社会分化与整合的形式和程度。布劳的著作体现出他是个“结构决定论者”，“相信比起文化价值观和规范来，能够对社会生活施加更加根本的影响的，是客观社会位置的结构，人们就是分布在这一结构之中。”[58]他的目标是说明社会的各项结构性特征之间的变异，而非与个体的态度、信仰或动机有关的因素。根据他的用法，他认为，无须考察社会的全面特征，就可以进行结构性分析。

但不管怎么说，布劳还是提出了与这些特征有关的主张。例如，他认为在小型的口传文化中，亲属关系是分化与整合的主要结构性协调轴心。而工业化社会的情况则与之相反，其特点是“多重异质性”(multiform heterogeneity)，即多个结构参数的复杂交织，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团体联合与互动聚合。他同时指出，当代西方社会正发生着规模可观的结构合并过程。这实际上体现出布劳持有的某种观念，即“单向度”的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威胁。[59]

布劳试图基于这些观念来构建其理论，他称之为关于社会结构的演绎理论。该理论的起点是由极其简单的分析术语(例如聚合体或群体的规模）所构成的命题，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更为复杂的概括性规则。布劳指出，这其中的一些假设是根据“本质上属于心理学范围的原则”而来的。比如有这么一条规则，认为人们更喜欢与和自己有相似属征的他人来往。不过，我们并不能直接根据这样的心理定理，推断出作为分析对象的结构特征。布劳的演绎理论是一套复杂的体系，包括数十条关于“结构效应”的定理，其中有的完全可谓是不言自明(“人们不仅与自己群体的成员来往，还和其他群体的成员接触”)；有的虽然大有商榷余地，也还有些意思（“随着社团中权威的去集中化，各个行政等级之间的非正式交往也会增加”)；有的则颇为新颖，但却存在相当的误解(“高流动率会促进结构变迁”)。在布劳看来，“理论要想体现出社会学的特点，其内涵是很明确的，就是要通过社会结构的各种特征来说明社会关系的模式，而不是通过所作出的假设，无论这些假设是否能由心理原则推断而出。正是所采用的逻辑阐述本身的性质，赋予说明以结构性”[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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