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无论是在生物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中，进化都同时向两个方向推进。一方面，进化通过调适性改良（adaptivemodification）创造了多样性：新的形式从旧的形式中分化出来。另一方面，进化产生了进步：较高级的形式从较初级的形式中产生出来，并超越了前者。前一个方向是特殊进化(Specific Evolution)，后一个方向是普遍进化(General Evolution)①....…要考察进化的这两个方面，需要采用不同的分类体系。就遗传谱系而言，对特殊进化的研究采用了一种种系生成的分类方式(phylogenetic classification)。在普遍进化的观念中，进化观的侧重点则转向了进步过程本身，并在不考虑种系生成的情况下，将各种形式归入各种发展阶段或者发展水平。(萨林斯)[13]

这些有关进化的说法彼此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斯图尔德只承认萨林斯所谓的“特殊进化”是真正的进化。他实际上明确反对“普遍进化”的说法。但这些定义确实具有一些共同点，有些是明言的主张，有些是隐含的意思。我们可以由此确定将一种理论或途径称为是“进化论的”依据。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进化”这个概念不是一个可以随便使用的概念（这大概不会有人反对)，而是与“发展”或“变迁”同义。社会科学中的“进化理论”要具有独特的含义，就应该体现以下特征。(我认为这些特征既不是随意列举的，也没有夸大之处。)

首先，我们至少必须先假定，进化与生物进化之间存在某些概念上的联系。上面所引述的那些定义已经表明，许多自视为进化论学者的人往往都强调这是进化论的一个标准，当然也不是全部学者都这样认为。这种主张确实是有根据的，因为即使说进化论最初是肇始于社会思想而非生物学，但正是后者提出了相当精确的“进化”概念，并且较为完善地阐述了进化性变革，而且在阐明进化过程时，根本就没有采用任何目的论的观念。如果在社会科学中使用“进化”这个概念，而又与生物学中已经确立的概念语汇没有一丝关联，那才是没什么道理的。但如果光凭这一点，我们还不能说，生物学和社会科学所使用的进化概念必定或者应该是完全对应的。进化论，至少是达尔文主义，近来在自然科学中遭到了猛烈抨击。但是，在自然科学中被抛弃的概念，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却依旧存在，这虽然是件少见的事，却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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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也有人译为“狭义进化”和“广义进化”。—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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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社会进化论必须明确说明变迁机制是什么，而不仅限于根据某种业已确立的标准来指出变迁的演进。因为这一点相当重要，所以需要详细讨论一下。一些主张进化论的学者往往相信，只要我们能够证明，在人类社会中，从有据可考的最初阶段到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某个或某些社会事项(itemoritems)经历了演进的过程，就足以证明社会理论中进化观念的正确性。因此，像怀特就以能量的产量为基础，构建了一项进化指标。社会，或者用怀特的概念“文化系统”，具有多种多样的能量利用方式。在这方面，一些文化系统会比另一些文化系统效率更高。因此，不同的文化系统可以依据一些可资比较的系数，建立某种尺度来排定等级。这些参数是通过将文化系统所利用和消耗的能量总量与这些系统所涉及的人的数量挂钩得出的。[14]自孔德和斯宾塞以来，进化论思想家就一直谈论不断增长的复杂性、分化之类的问题。当然，“进化”也可以仅仅用来指从具体时空中抽象出来的演进(progression)。例如，我们有理由说，在能量消费和分配（或者说是时空伸延）的连续统的一头，是小规模的口传文化，而另一头则是现代的工业化社会。某些特定的技术发展或社会组织形式是其他技术发展或社会组织形式的先决条件，维护这一主张也同样毫无困难。在这种意义上的“进化”，作为一个概念是毫无争议的。但如果我们真的用这种方式使用“进化”这个词，根本就没有对社会变迁作什么说明，而且也不满足第一条标准，即和生物进化之间存在某种合乎情理的紧密关联。

第三，必须详细指明社会发展所经历的一系列相继出现的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变迁的机制是和社会组织的某些类型或者某些方面的前后替代相关联的。人们在安排这些阶段的序列时，可以根据特殊进化的形式，也可以根据普遍进化的形式，甚至可以结合两种方式。在这里没有必要偷换预设，假定进化尺度上的演进就意味着是根据道德标准判断的进步(progress)，虽说有时这么说确实是有根据的。下文我会强调，进化理论特别容易将“演进”和“进步”混为一谈，这是因为，在实践中，人们往往很难避免族群中心论的假设，尽管进化论在逻辑上可能并没有暗含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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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确认一种社会变迁的机制，就意味着要以某种适用于整个人类历史历程的方式来说明变迁，但不是把这种机制作为唯一发挥作用的机制，而是视为占支配地位的机制。这里最适宜的候选概念毫无争议，因为这个词几乎出现在所有的进化理论中，不管在其他方面这些理论的差异有多大。它就是“调适”(adaptation)，而且一般是指针对物质环境的调适。

并非所有以调适概念为基础的对社会变迁的阐述都是进化论立场的，因为有些阐述并不符合前三条标准。但在进化理论中，调适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概念，进化理论的说服力也就丧失殆尽。[15]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调适概念在阐明社会变迁方面实际上没有价值(我正打算揭示这一点)，那么进化论就丧失了大部分号召力。不过，我还会进一步从另外两条批判思路入手，批驳各种进化论：其一，这些理论在分析中将人类历史强塞到一个并不符合描述的模子中；其二，这些理论往往与一系列站不住脚的支撑论点联系在一起，尽管也有例外情况。

1. 调适

我们可以发现，在某种社会语境中使用的调适概念具有以下特征：（1）要么是空洞无物的，也就是说这个概念的意义是如此宽泛和含糊，以至于与其说它使人清心明目，不如说它让人愈发困惑；(2)要么就是包含一种似是而非、缺乏逻辑的主张，倡导使用功能主义的说明方式；(3)要么这些理论所预测的人类社会的动态趋势被证明是错误的。

首先考虑第一点：在生物学中可以用相当精确的方式使用调适概念，而这个概念最初也正是来自生物学。[16]在生物学中，调适概念的通常含义是指有机体的基因库以某种方式受到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影响，成为各种经过选择幸存下来的特征的结果。如果将“调适”作为一个整体标签，用来指人类对他们的物质环境作出反应并改变这些环境的特征的各种过程，那么，我们在社会科学中，也可以以一种有说服力的方式使用这个概念。因此，拉帕波特（Rappaport)将这个概念定义为“一些有机体或一群有机体在面对环境的短期波动和环境构成方式或结构的长期变化时，通过它们的状态、结构或构成方式的反应性变化，在自身内部和彼此之间维持自平衡的过程”[17]。不过，进化论的社会思想的特征，在于将这种用法大大延伸，使这个概念沦为无可救药的含混用语。例如，哈定（Harding）在讨论调适概念时，一开始便将这个概念界定为“确保并维持对环境的控制”，这当然无可非议。但他接着就说，在进化理论中，调适不仅指各个社会和自然的关系，而且指“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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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自然所作的调适会形塑一种文化的技术，并借此形塑这种文化在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构成要素。不过，针对其他文化所作的调适也可能形塑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后者进而又影响了技术，并决定该文化未来的发展历程。调适过程的整个结果是生产出有组织的文化整体，整合一体的技术，社会，还有意识形态，同时应付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来自自然的双重选择性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外部文化的影响。[18]

这里的调适概念已经完全成为一个过于宽泛的概念，以至于包括了对社会组织和社会转型可能造成影响的所有方面！

这完全是各门社会科学中的进化理论的典型用法（例如，可以比较一下边码第270\~272页中讨论的帕森斯对这个概念的用法)。导致这种用法的原因十分明显。即使像拉帕波特那样，以相当精确的方式来确定“调适”的意涵，并且清楚地划定那些被调适的因素的范围，这个概念显然也不足以充当社会变迁的一般机制。如果环境指的是“自然环境”，而针对它进行的“调适过程”指的是对自然环境中的显著变化作出某些反应，其结果是改变了现有的有机特征或社会特征，那么“调适”概念就完全是过于狭隘了，学者不能依赖它来充当解释社会变迁机制的概念工具。只有将“调适”概念某些方面的含义加以扩展，用这个概念说明社会变迁的一般机制才具有说服力。人们常见的做法，是将其他社会也纳入“环境”的概念中(即“社会环境”)，或者在“调适”中或多或少地纳入一些似乎能推动变迁的重大社会过程，只要这样的变迁有助于一个社会维持某种类似稳定的形式。不过，一旦这样做，概念就会变得过于含糊，而一个概念工具如果什么都能说明，其实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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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前面引述的那些“调适”定义表明，“调适”概念往往由于它的空洞性，总是出现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说明”中。某些社会或者某些类型的社会已经存在了一段时期，而因为这些社会已经存在，所以它们必定（是历经选择性调适而）幸存下来的，这样的主张即便有什么价值，也是微乎其微。但那些采用“调适”概念的说明却恰恰常常堕入这种陷阱。因此，我们经常看到进化论的学者作出如此说明：某个社会事项是由于具有更强的调适能力，所以才幸存下来。但是，我们又该如何来理解调适能力呢？如果一种社会事项持续存在，而另一种社会事项很快就消失了，那就足以证明前者具有更强的调适能力，这和上面界定调适概念的方式大同小异。不过，即使是比较狭义地理解“调适”，所提出的说明也往往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功能主义，存在的缺陷往往是半斤八两。[19]下面这个例子摘自柴尔德（G.H.Childe）的著作，它的说法很能代表许多相关文献，并且也产生了广泛的实质影响。柴尔德写道：

先谈一个明显的事实：人要是不吃不喝，就无法生存下去。所以，一个社会的成员如果不能保证获得足够的食物，以维持自己的生命，并进行生殖活动，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有一种社会提倡某些信仰或制度，导致完全切断食物供给（例如，全部埃及农民被迫终年修建一座超级金字塔)，或终止生殖活动(有一种广泛存在的狂热信念，认定独身是一种美德，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是要终止生殖活动)，那么这个社会很快也就会不复存在。透过这些极端的例子，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食物供给甚至在决定信仰和观念的机制中也是最终控制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假定，维持生计的方法也以具体的方式最终发挥了一种类似的控制力量。可以预想，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人们维持生计的方式“决定”了他们的信仰和制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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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柴尔德来说显而易见的事实，却并非从他的前提推导出来的自然结论。单单认定某社会或社会事项具有功能紧迫性，并不意味着该社会或社会事项本身就对满足这种功能的制度的形塑过程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现在来谈谈对调适观念的第三种批评。如果能够发现一种动力机制，成功解释史上各人类社会主要类型的复杂多样和继替发展，那么调适这个概念就有说服力了。各种进化学说在这方面表现出缺乏经验证据。如果确实存在某种一般化的动机激发的冲动，推动人类不断地针对其物质环境，以更有效的方式作出“调适”，那就找到了支持进化学说的基础，但这种迫力根本不存在。[21]或者也可以假定，在人类社会中可以找到某种与自然选择相对应的过程。这正是19世纪的许多进化论学者所假定的一个命题。比起“自然选择”来说，斯宾塞更偏爱他自己的术语，即“适者生存”，但蕴含的观念依旧。他不是将“幸存”解释为满足一定环境的物质要求的结果，而是把它看作在军事上胜过其他所有社会的结果。斯宾塞指出，通过战争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最适应社会生活的那些人群取代了适应程度较差的人群”[22]。尽管这种观念在今天已经大半被抛弃了，甚至在主张进化论的学者那里也不受欢迎，但它却具有坚实的经验依据。战争对社会变迁的确有深刻的影响。可如果仅仅诉诸军事力量，整体说明价值有限，尚不足以将“调适”转变为一种有竞争力的进化机制。不过，一旦我们开始添加别的因素，就又重陷窠臼：一种概念能说明一切，其实等于啥也没说。

1. 进化和历史

人类历史并没有一副进化论式的“形貌”，而如果硬要将人类历史塞入这样一种“形貌”，势必会有所歪曲。这里，我打算列举三个原因，来说明为什么人类历史不同于物种的进化模式，并将指出，在社会科学中采用进化思想容易导致四种危险。自19世纪以来，进化论的批评者已经有力地驳斥了进化论的绝大多数基础观念，不过，这里也许仍有必要清楚地阐述这些批评意见。在进化论的“形貌”中，进化是一桩枝节横生的树干，或者一株节节攀升的藤蔓。时间的流逝和物种的演进都被统合进来。但用这种形貌来分析人类社会，却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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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创造自身历史的过程是在他们认识到自身历史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人类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存在，是通过认知来把握时间，而不仅仅是“度过”时间的。这一关键区别尽管已是老生常谈，但通常只有当进化论学者讨论是否在原人和智人之间存在显著的突变这个问题时，他们才考虑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们仅仅将这种反思性看作添加到既有进化过程中的某种新的因素，使自然选择过程变得更加复杂而已。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思性实际上破坏了任何打算通过一系列简单、自主的因果机制来阐明社会变迁的做法。理解历史“中”发生的进程的努力不仅构成了“历史”内涵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改变“历史”的一种手段。

生物学中的进化论依赖于假设各物种的起源是相互独立的，物种是不可变的，除非发生突变。这些条件并不适用于人类历史。“社会”绝不具有物种那种程度的“封闭”。生物学家可以相当容易地回答“什么在进化?”这个问题，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我们难以轻易找到“进化单位”(unitof evolution)。[23]这一点我在上文已经谈过了（参见边码第163\~168页)，但仍有必要在此重申一遍。进化论学者一般要么谈论“社会”的进化，要么分析“文化系统”的进化，并假定发展程度最高的“社会”或“文化系统”只不过是从发展程度较低的“社会”或“文化系统”中分化出来的产物。至于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一个“社会”或“文化”，却随着进化论思想家习惯强调的特征的不同而不同。进化论学者和“传播论”学者之间的争论只能导致掩盖这个问题，因为两个学派往往都将社会或文化看作是许多相互分离的整体，分歧主要在于，它们对影响社会或文化的变迁源泉的具体见解不同。

用盖尔纳的话来说，人类历史绝不是一个“世界成长的故事”(world-growth story)。盖尔纳论述道，两个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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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人类问题时摆脱………全面增进成长…的意象……这似乎是依据西方历史模式得出的一个自然结论，而西方的历史一般被看作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西方历史似乎具有某种连续性，并且始终表现出波动中的上升—或者无论事实怎样，至少看起来是如此，并且人们一直接受这样的教诲。发轫于中东两河流域的文明史，似乎是一部连绵不断的历史，大体上呈增长态势，只是偶尔才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历史似乎就是围绕地中海沿岸缓步推进，然后向北大西洋两岸发展，事情变得越来越好。东方帝国、希腊、罗马、基督教、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工业化以及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历史总是由这套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构成的，只是有个别差异，尤其是晚近事件的细节、侧重点和未来预期方面；这一切人们早已烂熟于心，而且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依旧构成了理解历史的背景意象…这幅图景当然与生物进化论十分吻合，而达尔文主义的胜利似乎正是问题的关键。历史学和生物学这两个相当独立的学科，似乎为同一条连续曲线分别提供了不同的组成部分。[24]

可以说，猎犬号的航行①标志着将西方人带向与形形色色的异域文化发生接触的征程。西方人将这些文化分门别类，都归入一个无所不包的图式，而西方世界在这个图式中自然是位于发展的顶峰。进化论图式今天尚无摆脱这种族群中心主义的迹象。在西方的社会科学中，你上哪儿能找到一种分析图式，将传统印度或古代中国视为发展的尺度之巅？或者就此而言，把现代印度或现代中国视为最先进的社会?[25]

不过，要证明历史不是一个“世界成长的故事”，也无须提出这样的问题—就这些问题对进化理论造成的破坏而言，它们在逻辑上显然不是无懈可击。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将智人的历史描述如下：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智人最早出现的时间，但可以确信的是，人类在其存在的大多数时期里，是生活在小型的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在这段时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无论就社会变迁还是技术变迁而言，都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演进，“稳定状态”是更为准确的描述。出于某些尚存在广泛争议的原因，在某一时刻，阶级分化的“文明”形成了，首先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然后是世界其他地方。但此后相对短暂的人类历史，其特征也并不是文明的持续进步；它更符合汤因比的历史图景文明历经兴衰，并和部落酋长制不断发生冲突。西方在全球上升到显著的优势位置，导致了这一模式的终结。这一现象尽管只不过经历了短短的两三百年，就给“历史”打上了和以往所发生的一切迥然不同的烙印。学者们认为，与其将现代世界看作对阶级分化社会中存在的各种条件的逐步削弱，不如把它看作与传统世界的一次断裂更有启发，而传统世界似乎在这一断裂中无可挽回地土崩瓦解了。现代世界是从与以往世界的断裂中诞生的，而不是后者的延续。工业资本主义最初发源于西方世界，并在那里站稳了脚跟。伴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新的世界就此到来。这个新的世界的独特面目正体现在这种断裂中，而社会学事业所倾力作出说明的，也正是这种断裂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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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猎犬号(Beagle)是英国海军的一艘双帆船，1831至1836年曾在太平洋等海域进行过远洋考察。达尔文曾经以博物学家的身份亲身参与，并以考察资料为依据，发展了著名的物种起源理论。——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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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先简要地列举进化论思想招致的四种危险。至于如何避免这些危险，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和进化论思想决裂。我将这四种危险称为：(1）单线压缩（unilinealcompression);(2）对应压缩（homologicalcompression);(3）规范错觉(normative illusion);(4）时间歪曲（temporaldistortion)。

第一个危险，单线压缩，是指进化论思想家往往将普遍进化压缩为特殊进化。所以人们往往认为，在欧洲，封建主义先于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脱胎于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总和。因此，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封建主义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先驱。那么，封建主义是否是资本主义进化历程中的一个普遍“阶段”呢?[26]当然不是，尽管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及其他一些社会思想①流派也都这样认为。

我用第二个危险，即对应压缩，来指某些作者想象在社会进化的各个阶段与个体人格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存在一种对应的关系。这里至少有必要稍微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尽管它与上面讨论过的各种进化论前提没有直接的依存关系，但却经常和进化论思想联系在一起。明确地说，人们往往假定，小型口传文化中所谓特有的那些形式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到了较为先进的社会中，只能在个体发展的较早阶段发现。例如，可以假定社会层面的组织的复杂程度反映在人格发展的复杂程度上。与此相关的一种看法是：社会越复杂，对情感的压抑也越强。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就是这种立场最富权威的著作。弗洛伊德用“文明”一词来指“所有使我们的生活不同于我们动物祖先的成就和管控的总和，它们具有两个目的，一是保护人类抵御自然，一是调节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27]。弗洛伊德在讨论“文明”时（对这一观念，我们原本还可以谈很多很多)，十分强调对物质世界的控制日渐加强，因此与历史唯物主义有许多强烈的共通之处。因此，当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采纳了弗洛伊德有关社会发展的其他一些观念时，这种做法也许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令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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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原文为“though”，应系“thought”之误。——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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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Marcuse)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基本观念，力图利用弗洛伊德对“文明”的解释，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动物人”到“人”的转变代表了从原始野蛮生活到文明的转变：

从 到直接的满足 延迟的满足快乐 限制快乐欢乐（玩乐） 苦役（工作)被动的接受 活跃的生产没有压抑 安全感[28]

马尔库塞与弗洛伊德的差别只在于：他认为“与自然的斗争”虽然是人类物质存在的基础，但会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创造的生产力中得到缓解，不过无法在这样的秩序中获得人性的表达。

在埃利亚斯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相类似的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利用，只不过没有马尔库塞彻底重构社会的观念。埃利亚斯在构建他的理论时，直接围绕着一个定理，即随着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必然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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