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心理压抑的加剧：

从西方历史的最初阶段直到现在，社会功能在竞争的压力下日趋分化。这些社会功能越分化，个人在其所有行动中依赖的功能数量也就愈益增多，从而涉及越来越多的人…随着愈来愈多的人必须针对他人的行为调整自己的行为，行动之网的组织方式也日渐精密……个人被迫借助某种划分得日益精细、同时又日益均衡稳定的方式，来管控自已的行为…行动之网发展得如此复杂，如此广泛，在网中举止“得体”需要付出的努力如此艰巨，以至于除了个人有意识的自我控制之外，还牢固地确立了一种在发挥作用时完全不为自己觉察的自我控制机制。[29]

埃利亚斯确实强调了现代西方的某些特殊性质，但这些特征很大程度上被归入一种一般进化论。在“不太复杂的社会”中，个人自我控制的程度较低，情感的自发表现更为强烈，等等。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像孩子一样，率性而为，反复无常。

如果真像我认为的那样，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那么就可以从中得出各种各样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可能包含的解放潜力的结论。[30]①但是，为什么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应该代之以何种视角?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求助于现代人类学的成果，这些发现的确驱除了那种将“原始社会”看作不仅物质技术而且在其他各个方面都是原始的观念。在这里，对语言的研究也许可以提供某种基本参照。显然，不同社会的语言复杂性和物质的“先进”程度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明显的关联。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口传文化和所谓“文明”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整体上的差别。我们甚至不能不假思索地假定，文明就是要比口传文化来得复杂。文明，而且首先是指伴随西方在过去两百年的兴起所开启的那种特定形式的全球秩序，其所涉及的时空伸延程度要比口传文化更为深广。文明的组成部分在时间上(几乎）更为长远，在空间上(肯定）更为广袤。不过，在口传文化中所发现的社会活动的某些特征，诸如与亲属制度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活动的特征，是相当复杂的。当然，也许有必要指出，弗洛伊德以及其他一些采取类似立场的学者的观点，核心主张是关于口传文化中的情感压抑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相对缺乏情感压抑的问题。人们认为这种文化中的情感表达一般是自发性的，但经验证据却根本就不支持这样的命题。某些口传文化具有非常严格的道德禁忌，这些禁忌涵盖了大量的日常行为，在培养儿童时反复灌输的压抑也可能是非常严厉的(有许多学者，尤其是自我心理学家，已经设法证明了这一点)。[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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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二卷在1985年出版时，改为Nation-State and Violence，同时预告第三卷为Betwee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后又改为Between Left and Right，已出版，均有中译本。——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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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的第三个危险是容易导致规范错觉的倾向，就是将那些优势力量，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等同于一个进化等级中道德上的优越性。这样一种倾向无疑和进化论中隐含的族群中心主义意涵密切相关，但二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二者的关联中，调适概念再次成为导致危险的根源。表面看来，这个概念在伦理上是中立的，好像更高等的“调适能力”是那些规范上更高等的社会特征在事实层面上的高等状态。但这个概念一旦被用到人类社会，就往往成为赤裸裸的强权的代名词。如果说“强权并非公理”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进化论的理论家却经常忘记这一点，而这恰恰是他们所主张的进化论本身的结果。[32]

最后，第四个危险是时间歪曲。我指的是进化论思想家往往认定“历史”只能被撰写为社会的变迁，而时间的流逝和变迁又成了一回事，从而将“历史”（history）与“历史意识”（historicity）混为一谈。

那么，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是进化论的一种形式呢？对此我们尽管有某些保留，但如果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我们还是可以说它是的。假定非常广义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那么该术语就可以指这样一种观念：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在实践当中，即在进行日常生活时完成的实践活动当中，形成和再形成的，这种观念体现在广为引用的“人类创造历史”这句话中。这恰恰是我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基本主张时竭力倡导的一种观点。但是在更多的时候，特别是在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非常确定的含义，而且这些含义在马克思本人那里能找到很多文本依据。这种“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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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开篇数页和《共产党宣言》中勾勒出的发展图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前言”中，马克思精辟地阐述了这一图式。

这些著述的观点符合我前面认定的进化论的所有主要标准，而且还夹杂了其他一些很有害的衍生意涵。的确，马克思在写作时，有时似乎只是打算提出一种有关西欧的历史。但他的著作肯定不仅是针对世界一隅作出的阐释。他的发展图式包括了部落社会、古代世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还要加上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此构成了一种进化框架。在这个框架中，调适伪装在生产力扩张的面目背后，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为什么相对西方而言，亚细亚的社会形式是“停滞的”？因为一旦生产力的发展超出一定限度，它就不能容纳这种生产力了。当然，尽管马克思对达尔文十分钦佩，但如果将马克思与19世纪许多其他形态的进化论完全归入一类可就错了。马克思关注的问题是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日益增强，这里体现出的调适观，与这一观念的其他许多用法并无本质差别。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包含了一种颠倒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把它硬塞到一种特定的发展模式中，而后者与那些更为正统的进化论并没有直接的类似之处。

马克思的进化论也是一个“世界成长的故事”，并暴露出单线压缩和时间歪曲的局限。不过，我们应该主要从它赋予调适机制的作用的角度着手，来批评马克思的进化论。柴尔德的那种历史唯物主义也许在某些方面过于粗糙，但它确实具有一个优点，就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经常偷偷引入的假设变成了明言的前提。诚然，人类必须在他们居处其间的物质环境中幸存下来，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为了幸存所付出的努力，在社会的变革过程中是否发挥了支配性的作用。

我并不认为有办法弥补整个进化论或是特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存在的缺陷。[33]所以我要对这些理论进行解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用一种形式基本类似的理论来代替它们。我们无法提出一种单一绝对的机制来说明社会变迁；没有什么钥匙可以解开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奥秘，也不能将这些奥秘简化为一种单一的程式，哪怕是用这种方式来分析两种不同的社会类型之间的重大转变。

第五章变迁、进化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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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析社会变迁

以上考虑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社会变迁提出一些概括，也不等于说我们要放弃所有用来分析变迁的一般概念。在这方面，有五个概念特别重要。我已经在上一章提到了其中三个结构性原则、时空边缘和跨社会系统。此外，我还要加上两个概念，即片断特征化（episodiccharacterization，或者更简明地称之为片断）和世界时间。[34]

结构性原则分析制度之间关联的方式

片断特征化勾勒出类似可比的制度变迁的方式

跨社会系统详细说明不同社会总体之间的关系

时空边缘 指明不同结构类型的社会之间的关联

世界时间 从受到反思性监控的“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局势

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是片断性的。像结构化理论的绝大多数概念一样，我打算用片断这个概念来说明全部社会活动。如果将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的特征概括为一个片断，就是将这个方面看作若于具有可以明确指定的开端和结局的行为或事件，它们还因此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序列（sequence)。我所谓大范围的片断，是指影响一个社会性总体内的主要制度，或是不同类型社会性总体之间转变的那些可以识别的变迁序列。我们不妨以农业国家的出现为例。将一个国家的形成看作一个片断，意味着在分析上切入“历史”，也就是说，在历史中确定某些组成部分，将它们看作一个变迁序列的开端，然后再追寻这一作为制度变异过程的序列的发展脉络。我们在研究国家的形成的时候，必须结合已经卷入更为广泛的跨社会关系之中的既存社会(当然同时也不能忽视各种内生形式的变迁)，并且要结合相关社会性总体所蕴含的那些结构性原则。有鉴于此，在土地十分肥沃的地区，空间上毗邻的村庄共同体在剩余生产方面的积累有可能是一种导致国家出现的模式，这种模式中的国家结合这些共同体，纳入单一的管理秩序。但这只是许多可能模式中的一种。在许多情况中，军事力量的协调是最重要的因素，借助它可以用强制方式建立一种萌芽形态的国家机器。农业国家总是沿着时空边缘，和周遭各部落社会处于一种既共生又冲突的不稳定关系之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这些部落社会。当然，农业国家也会和其他一些国家争夺某一地区的霸权。如果主张应该在“世界时间”中研究社会变迁，就是要强调不同形式的跨社会系统对片断之间的转变所产生的影响。如果说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具有偶然性，那么所有的社会变迁就都和局势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所有社会变迁都取决于不同的环境因素和事件的关联，这种关联的性质因各种具体情境而异，而情境又（始终会）涉及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这些行动者置身于各种条件之中，并在这些条件下“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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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下图所示的四个方面出发，对社会变迁的方式进行分类。在评估特定片断形式的性质时，我们往往综合这些方面进行考察。在对我们所研究的一个或一系列片断的起源进行比较分析时，一般都会涉及方方面面的考虑。在现代世界中，社会系统在时空伸延方面的扩张，在不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不同区域化方式之间的相互交织，矛盾作为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所占据的显著地位[35]，历史意识作为一种调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变异的力量的盛行，所有这些，再加上一些没有提到的因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背景，来评估一个片断的特定起源。

我想通过谈论一个片断中涉及的社会变迁的类型，来同时点明社会变迁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是说，一系列变迁是如何深刻地破坏或重塑了既存的制度组合，而这些变迁又是何其广泛。这里有一点很重要，我在其他著述中对此已有较为详尽的论述[36]:在不同的整体社会类型之间的过渡中，通常会存在一些变化的“关键性临界点”(criticalthresholds)。一系列相对迅速的变迁会产生一种长期的发展契机。也就是说，只有首先完成了某些关键性的制度变革，长期的发展才有可能。“契机”是指特定的片断特征化形式发生了迅疾的变迁，而“轨迹”则指前面提到过的变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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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来简要考察一下农业国家的出现，以说明新引入的这些概念。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农业国家的发展看作一种单一类型的片断呢？就连这样一个表面看来平淡无奇的问题，回答起来也十分困难，远非那些提出各种农业国家理论的学者所能想象。他们提出的理论大多相当简单，例如将农业国家的起源与战争、灌溉规划或剩余生产的迅速积累之类的因素联系在一起。我已经指出，要描述一个片断的特征，就意味着要进行大量的概念抉择：究竟哪一种社会形式是我们假定的变迁序列的“起点”，发展的典型轨迹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人们所说的“终点”在哪里。

或许我们有必要先指出，“国家”是个含糊的概念。它既可以指“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state-basedsociety)的整体形式，也可以指这种社会中特定的政府体制类型。为了使问题简化，我将用“国家”来指第二种意思。如此一来，最初要描述片断特征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抉择问题，即通过将某些政治制度存在的情况与它们不存在的情况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来寻找二者的主要差别。根据纳德尔(Nadel）的说法，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国家的存在需要具备以下条件：（1）集中化的管理机构，同时(2)声称对领土享有合法控制，以及(3)一群与众不同的支配精英或阶级，他们具有特定的培养方式、招募方式以及地位属性。[37]这一说法或者大致类似的说法已经为许多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卓有建树的学者所采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福特斯（Fortes）和埃文斯一普里查德（Evans-Prichard）的经典分析。[38]反过来看，国家是从什么类型的社会情境中发展形成的呢？许多学者认为，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当然是不具有上面界定的那些国家制度的社会。但事实上，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或者说，事情之所以这样简单，只是由于我们不假思索地使用了一种内生模式。实际上，在一个已经构成的“社会”中发展形成了国家制度，而这个“社会”在国家形成后还很大程度上保持不变，这种情况或许并不常见。相反，国家的发展经常使以往没有关联的多个社会统一体融合在一起，也有可能同时导致其他一些以前业已存在的社会统一体崩溃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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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将国家和酋邦（chiefdom）区分开来时，必须牢记这一点。也许酋邦一般是国家的前身（而当国家崩溃或者被摧毁时，它仍能继续存在)，但国家的形成却很少直接出自酋邦的“扩张”或者“内部分化”。人类学的文献似乎经常假定，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区别国家和酋邦，但事实绝非如此。在正常情况下，二者的区别是以集中化为基础的。与国家相比，在酋邦中，酋长之下也有一批相应的官员，他们的官职也需要多少相同的权力和地位。无疑，国家和酋邦的区别有助于我们梳理相关经验材料。不过，在不同的地方，划分的界限可以各不相同。以塔希提岛为例。[39]在塔希提岛，有三个内婚的世系集团，这些集团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地位和政治责任分层的。所有酋长都来自岛内不同地方的这三个集团的上层，他们都接受最高酋长的领导。但这些集团是否能称为“国家”呢?克雷森(Claessen)说能。[40]但耗尽心血研究古代塔希提社会的学者奥利佛（Oliver）则说不能。[41]

意见的分歧与其说是经验方面的，不如说是在概念问题上。这一分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体现了学者们在确定社会对象的类别时经常遇到的困境。我认为，克雷森制定的国家存在标准过于宽泛。当然，制定分类标准和确定制度关联的特定机制，很明显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学者不可能从一套不涉及任何理论的分类体系出发，然后再向其中注入理论解释。因此，克雷森以对二十一个所谓“早期国家”的研究为基础，宣称在这些国家和城市生活方式之间没有特定的联系。但事实上，克雷森在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中所援引的所有例证，几乎都属于他所谓的“雏形国家”(inchoatestates）范畴，而在我看来，称它们为酋邦似乎更准确一些。[42]

我们如何确定所考察的变迁的轨迹呢?现有文献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不仅通常要放在内生框架中考虑，而且还蕴含了进化论的前提。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以单向方式提出的，只和国家的发展有关，国家的存在被视为这一发展的终点。但为什么我们非得用这种方式来考虑涉及农业国家的片断呢?或者哪怕只是主要以这种方式来考虑问题呢?在一个特定地区中，一个国家的发展经常伴随着周边邻国的瓦解或削弱，也许正是前者导致了后者。国家的瓦解和国家的最初形成一样常见，所以，没有理由只关注一个过程，而忽视另一个过程，尤其是它们还经常联系在一起。因此，我更愿意这么描述这个问题：在理解影响农业国家的制度变迁过程时，我们应该致力于分析那些导致酋邦和国家形式之间相互交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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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表述，读者应该就清楚了，为什么这一立场与通常只关注国家“起源”问题的做法相去甚远。而且，读者也会理解，为什么大量有关国家“起源”的文献尽管经常大胆提出各种普遍性的概括，但却很少获得足够的经验证据的支持。根据这些概括优先考虑的是哪些因果力量，我们可以将它们归为几类。[43]其中最有影响的或许要算是强调人口因素、战争和生产力增长的学说。柴尔德的著作已经对强调第三个范畴的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考古学中，他的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来源，几乎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影响还要大。这类理论往往带有强烈的进化论色彩，并且总是假定国家的“起源”是和纯粹的技术变迁或剩余生产的积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点尽管还没有陷入虚假的功能主义“说明”，但却与经验材料相抵触。有些情况和这些学说比较吻合，即剩余积累在先，国家发展在后，而且新兴的统治阶级“推进”了国家的形成。但这些都是例外现象。[44]国家的形成阶段经常和生产率下降、财富败落联系在一起，而不是相反，虽然人们有时可以劫掠周边地区的财物。

“战争理论”也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因为如果说农业国家有哪一方面多少有些周期性的话，那就是它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卷入战争（工业化国家也不例外)。当然，斯宾塞主张的那种进化论认为，在工业时代形成之前，战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国家的形成和解体我已经强调，二者往往是同一个过程确实经常涉及战争。但指出国家经常从事战争活动是一回事，说这些活动在这些国家的起源中扮演支配性或决定性的角色就是另一回事，而认为这些活动在所有农业国家的形成(或衰落)过程中都扮演了这种角色，就更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了。第一种说法我们无可辩驳。第二种说法充其量也只在部分场合中才有效。第三种说法则纯属无稽之谈。人口理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它们往往是主张：生育率上升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导致人们能够获得的生存空间显得相对有限，这样产生的压力促使权威的集中和权力的分化。[45]当然，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一般规模要比部落体制大，往往要大得多。与人口理论关系密切的一种观念认为，“新石器革命”刺激了人口增长，进而导致国家的形成。但这种说法无论在普遍层面上，还是在具体层面上，都是不能成立的。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与任何已知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的形成发展之间，都存在漫长的时间距离。更具体地说，事实证明，那些在有限范围内形成的国家并非总是人口压力逐渐积累的结果。有些例证和人口理论十分吻合，但也有许多例证并非如此。因此，迪蒙(Dumont)在考察墨西哥山谷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国家形成过程以后，得出的结论是认为人口增长并不能说明国家形式的发展，虽然前者确实与后者有所联系。[46]其他还有一些研究则表明，在国家形成之前的那个时期，人口有可能下降。[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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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阐释国家形成的学说强调的是不同社会之间在战争之外的关系。博兰尼（Polanyi）就此研究了远程贸易对国家发展的影响。[48]据我所知，还没有什么人将这一观点发展成为一种有关国家形成的一般性理论；就算真有人这么做，那么结果比上述理论还要糟。这种观点确实至少促使我们关注跨社会系统在国家形成和衰亡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影响。不过，无论是谈论战争还是贸易，都没有正视跨社会系统的性质这一分析议题。我已经在前一章强调指出，如果只是将这种跨社会系统视为联系明确划定的各种社会整体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可谓无济于事。要研究跨社会系统，就不能再假定，可以轻而易举地回答“一个社会’是什么”这个问题。让我们再看看艾博华讨论的那类例子。在同一地理范围内，可能有无数社会虽然毗邻而居，但却没有多少直接接触，可是在名义上或实际上还隶属同一个中心的政治统治。[49]相反，在这个地区，可能会存在一些在时空位置上相去甚远、但却存在密切关联的集团。我在谈论“时空边缘”时，考虑的就是这种现象。因此，正像在传统中国一样，莫卧儿王朝（Moghul）治下的印度，大量印度农民实际上和莫卧儿人①没有什么接触。他们的语言、风俗和宗教都不同。巨商大贾只处于所谓“莫卧儿社会”的边缘，但他们与许多群体的接触和联系却遍布大范围的空间，延及印度次大陆乃至整个近东。僧侣大抵也如此，他们所属的团体跨越了印度次大陆，有时甚至范围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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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整个近东，在南亚的某些地方，乃至在中国福建沿海，都发现某些一样的民间传说，但在菲律宾或者海南岛却没有发现类似的传说，我们不应大惊小怪。贵州苗裔数百年来一直保留着他们自己的习俗、信仰和传说，尽管汉人的定居点和他们仅仅相距数里，但在这些居住区中盛行着不同的习俗、信仰和传说。除了经济剥削或军事侵犯，这一地区的苗人和汉人彼此之间一般并不发生互动。贵州的苗人却和越南的苗人风俗相同，因为正像我们经常证实的那样，即使相距路程迢迢、时间久远，他们之间仍然维持某种接触。 [50]

我们至此提出的观点是，有关国家“起源”的各种理论往往具有许多缺陷，之所以如此，一般是因为从内生模式和/或进化模式角度出发来描述片断特征，也是不能在跨社会系统的情境中考察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结果。但除此之外还要加上一点，即这些理论忽视了“世界时间”的影响。如果将这些问题放在一起考虑，我们就会逐渐发现，这种理论往往看似是要说明“国家的起源”问题，实际上却是闭门造车。我所谈论的“世界时间”的影响，并不意味着用一套世界历史的日历来安排事件或事情。艾博华在使用这个词时有两个含义(但他并没有作出明确区分)。而我使用这个概念也同时指这两个方面，它们都关系到限定我们对片断诸类型进行概括的那些因素，其中一个涉及局势，另一个则涉及人的认识能力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我用“局势”一词来指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位置中，各种影响的相互作用对于某个特定片断，这里就是国家的形成或衰亡，所具有的相关意义。在各种环境因素关联在一起的局势中，会产生一个发展过程。但即使这些发展过程“结果”类似，比如说都巩固了大体相同的国家机器，这些局势之间仍然可能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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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也就是南下侵入印度的突厥人。——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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