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要理解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必须要考虑人的反思性这个因素，而许多国家形成理论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如果对各种局势性条件有所察觉的人类行动者考虑到了这些条件，并且因此在行动中顾及这些条件，那就不能将它们当作和法则的“边界条件”相类似的东西来处理。

克雷森和斯卡尔尼克（Skalnik）兼采上述各种理论的精粹，把可以用来说明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都列在了下面。不过，他们指出，在国家形成的具体实例中，有些因素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而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也会各见差异：

(1)人口增长或人口压力；

(2)战争、征服或者它们带来的威胁；

(3)技术进步或者某种剩余产品的生产；

(4)意识形态和合法化；

(5)既存国家的影响。[51]

这些“因素”尽管在逻辑上似乎具有同等地位，但事实上(5)与其他四个因素的逻辑地位并不一样。要想认真探讨(5）这个因素，意味着考虑我前面所提到的与跨社会系统、时空边缘和“世界时间”有关的所有问题。因此，将这些问题压缩成一个额外“因素”，添加到其他一些已经提到的因素上，绝对是荒谬可笑的。

弗里德(Fried)引入了“原生”(pristine）国家和“次生”(secondary)国家的区别[52]，这一提法此后被广泛采纳。我们可以先从这一区别着手，以此揭示有关问题。在国家发展形成的地区，如果此前不存在任何国家形式，那么出现的国家就是原生国家或原初国家；如果该地区或毗邻地区以前曾经存在过其他的国家形式，新出现的国家就被称为次生国家。这两类国家的差别至少提供了一种考虑“世界时间”的主轴，同时也将跨社会的关系直接引入分析。我认为，前文有关论述已经表明，根据经验材料来识别哪些国家是原生国家极为艰难。不能将原生国家定义为在孤立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国家。因为，仅仅是对某些政治组织有所“耳闻”，它们的影响就足以使一个国家成为次生国家。因此，埃及古王国有时被看作原生国家，根据就是它看起来是在一个孤立的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尽管有关这一点的考古学证据其实相当匮乏)。但这只不过意味着在这一地区以前没有任何已知的国家形式存在过。而此前就已存在的美索不达米亚诸国对埃及的影响，肯定不容小觑。[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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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从这个例子得出的启发是，原生国家和次生国家的范畴是极不平衡的。原生国家的例子很难遇到，而且实际上，即使是在我们看来有充分理由属于这一范畴的那些情况，也很难保证它们不是次生国家，因为很可能只不过是以前国家的影响已经销声匿迹了。因此，尽管没有什么理由阻止人们推想原初国家的发展方式，但如果以对原生国家的已有知识为基础，来构建有关国家形成的一般过程的理论，就很容易使人误入歧途。而如果我们将所谓“次生国家”作为考察国家形成的原型，也就是说，考察那些在一个以前已经有国家、或者存在具有相当集中化程度的政治组织的世界或地区中发展形成的国家，可能会得出远为丰硕的成果。

如果是在一个已经有国家存在的世界中，我们就很容易说明国家或国家形成模式的观念的来源。那些雄心勃勃的领导者及其追随者会遵循这些观念来行事。有一件历史事实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日本近代领袖经过慎重考虑尽管也受到大量来自西方的外在压力—所采纳的那种工业发展模式，是从欧美以往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尽管由于近代日本的这一变迁既相当突然，影响又颇为深远，这个例子无疑显得比较特殊。然而，人类不可能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效仿或借鉴其他地方的人们的经验，以补偿自身权力或影响的不足。换句话说，那些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人，对这一过程所涉及的一系列步骤在此之前不可能一无所知。我们完全可以假定，国家建设的领导人几乎总是能够在大体上意识到，在集中化的政治形态中，权力会具有何种性质，以什么为基础。据此，我们就能够说明大量有关国家形成和衰亡的现象了。我们不必设想个人或集团对社会变迁一般在心里会有通盘的组织计划，然后再着手贯彻执行。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只限于现代。

那么，利用这些观念重构的国家形成理论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首先必须记住一点，一般化“社会力量”运作的前提，是受其影响的人具有可以具体说明的特定动机。例如，说“人口扩张”是导致国家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意味着存在某种动机模式，推动人们对这种扩张（以及产生扩张的各种相关因素）采取某些特定的反应行为。其次，由于存在“世界时间”的影响，意味着影响国家形成的各种主要因素可能会大不相同；一种全面性的说法可能对某些情况适用，但对另一些情况就不那么适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将国家形成作为一种片断类型所得出的概括都毫无价值。不过，这些概括可能只适用于范围比较有限的历史语境和时期，而不像绝大多数颇有影响的理论的开创者预想的那样，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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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以卡内罗（Carneiro）的理论为例。图12在形式上再现了这一理论。卡内罗强调战争在国家起源中的重要作用。但他指出，在所有类型的社会中，都或多或少地定期发生战争，因此仅凭这个因素并不足以说明国家的形成。他主张，当那些卷入战争的集团被限制在物理上有限的农耕区内时，比如说尼罗河谷、底格里斯一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印度河谷、墨西哥山谷以及秘鲁的山谷或沿海地区的河谷，战争往往会导致国家的形成。在这种环境中，由于不太可能向外移民，战争可能会逐渐产生对稀缺资源的压力。既有生活方式在压力下会逐渐受到破坏，这就导致某些集团谋求在军事上压倒其他集团，以集中控制生产。无论对于激发争夺资源的冲突，还是促进管理权威的集中化，人口增长往往都是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54]最终，整个河谷或流域会统一为一个酋邦，随着各种管理资源愈益集聚，这一地区就逐渐凸显为一个国家了。然后，国家也许会向外拓展疆域，征服周边民众，使他们归顺。正是在这里(尽管卡内罗没有明言)，理论假定某些类型的动机对于说明国家的发展具有首要的意义。而且，我们也许还可以加上以前存在的各种政治形式在策略、模式或扩散影响方面所遗留的效应。我们也可以推论说，那些置身于国家形成过程的人，在面对资源的压力和既有行为模式的时候，并没有改变这种行为模式，以更新他们的社会协作方式。人口压力并不一定导致资源的不平等划分。并且，在这种情境中，逐渐加强集中化控制的趋势并不是不顾参与者的意愿而必然发生的。这些过程可能都涉及了制定强化这种控制的政策的行动者对于所谓“社会需求”的反思性理解，尽管没有人设想的结果会和实际产生的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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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罗与大部分人类学和考古学有关文献中的常见做法一样，也把他的论述看作一种有关“国家起源”的理论。“国家起源”一般是指原生国家，虽然在作者本人的论述中，这一点并不十分清楚。我认为，鉴于前文已经提到的理由，如果我们摆脱了原生国家和次生国家的区别就会得出更有价值的成果。卡内罗的国家“起源”模式同样也可以看作国家的政治解体或分裂模式。他的理论简练精辟，富有启发，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理论要想站得住脚，就得适用于所有已知的国家形成的例子，哪怕我们能够清楚地区分原生国家和次生国家。卡内罗也承认，很容易发现和他的理论不相吻合的例子，所以就试图修正他的理论，以便使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坚信如果自己的理论不具有这种普遍性，就肯定存在某种缺陷。国家并不总是在物理上有限的地理区域内发展形成的。要使理论能够解释这种情况，卡内罗引入了一个他所谓“资源集聚”的概念。当自然资源在某个特定地区内特别集中时，人们往往会受到这一地区的吸引，从而导致该地区人口过于密集。一旦该地区人口密度达到相当程度，往往就会出现国家形成发展的模式。不过，这样发展的理论就显得不再那么有说服力了，因此肯定最好是就此承认，这一理论只能涵盖某些类型的国家形成情况，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当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努力确定这一理论的有效性界限。但不管怎么说，一种理论即使是只能阐明一定范围内的现象，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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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要反思“人类创造历史”这句话，特别是放在马克思著作的广泛范围内来反思，都势必要考虑冲突和权力的问题。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们不仅是在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中创造历史的，而且是在支配的环境中，通过一些人发动针对另一些人的斗争实现的。要解构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抛弃一些马克思用来构建其理论的主要观点。但就权力及其与冲突的关系而言，也许有些悖谬的是，我们需要进行一番重构。我来谈谈这是为什么。

对马克思有关冲突和支配的诸多论述，有一种反对意见虽然比较肤浅，但绝非无足轻重。它认为，这些论述过于夸大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在历史中的重要意义。不论“历史”是什么，它肯定并不是主要由“阶级斗争的历史”构成的，而支配也并非总是以阶级支配为基础，即使“归根结底”①，也并非如此。不过，更根本的问题是马克思著作中假定的权力概念，虽说马克思很少直接使用权力这个词。马克思将权力(以及作为其具体体现的国家）与分裂（schism)，即不同阶级之间的某种利益划分，联系在了一起。这样一来，权力就和冲突联系在一起，并构成了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马克思对阶级分化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支配现象所进行的分析和控诉可谓令人钦佩，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却像是一个超越了支配的社会。在这方面，正如涂尔干所发现的[55]，马克思主义和更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他们在19世纪时的反对者即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之间，有许多共通之处。这几种思潮都努力“摆脱权力”，并都认为权力和冲突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既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权力是以阶级冲突为基础的，当然就不会对预言中的未来社会构成任何特定的威胁，因为未来社会的创立必须以消灭阶级分化为前提。不过，自由派人士认为，社会不可能实现这样一种革命性的重组，权力的威胁是无所不在的。权力标志着存在冲突和潜在的压迫；因此，国家的组织形式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要尽可能限制国家的范围，通过民主的方式，使人们分享国家的权力，从而驾驭国家。 [56]

第五章变迁、进化与权力

①恩格斯在写于1894年的一封著名的信（致博尔吉乌斯）中，澄清了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些“误解”，指出经济条件等必然性因素“归根结底制约着历史发展”。在这封信中，就涉及了对“人类创造历史”的理解问题。吉登斯这里提到“归根结底”，实际上是隐含了对恩格斯理论的批评，不过恩格斯主要关心的是经济条件“归根结底的必然性”，与吉登斯这里的分析稍有不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731\~7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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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理论的重构将首先假定上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权力并不是必然和冲突联系在一起的，不论冲突是指利益的分划，还是指各方积极的斗争：而且权力也并不一定本质上就是压迫性的。帕森斯对权力的分析招致了一连串的批评[57]，但我们不能就此否认，他的探讨有助于纠正现有文献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这个定义本身并不涉及权力是否和纯粹的集团利益联系在一起。从这个定义来看，权力并非自由或解放的障碍，而恰恰是实现它们的手段。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愚蠢地忽略权力的约束性特征。权力要存在，前提是存在各种支配结构，在社会再生产运作（它们似乎是“不为人所注意的”）的过程中，权力可以借助这些结构“顺利地流通”。因此我们说，暴力及其威胁的形成发展并不是权力运用的典型情况。那些令人感到权力至为深远的效果的历史局势，或者牢固地确立了这种效果的历史局势，其实并不一定充斥着血腥残暴，激烈搏杀，或对立阵营的正面对峙。

不过，指出这些之后，就需要将结构化理论和帕森斯以及福柯所开辟的分析权力的不同思路区分开来。当帕森斯将权力和所谓的“集体目标”联系在一起时，就牺牲了权力概念与利益概念毫无本质关联这一洞见的部分力量。如果说权力和局部利益的实现没有任何逻辑关联，那么它和集体利益或“目标”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更为重要的是，帕森斯强调规范共识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从而严重低估了不同规范之间对抗相争的重要意义，而且也忽视了在许多情形下，对行动进行制约时会直接涉及暴力以及对于暴力的恐惧。[58]而另一方面，福柯在重新振兴权力概念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使权力受限于一种尼采式的论调，似乎权力先于真理。虽然原因不同，但福柯和帕森斯一样，对权力的分析始终是不够充分的。“创造历史”进程中包含的能动作用和认知能力与权力问题相关，但在他们的理论中却都没有令人满意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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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发展这些不同侧重的论点，我打算在结构化理论的概念框架中讨论权力的几个方面。关注的基本问题当然是权力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必须非常重视帕森斯的下述论点：权力不是一种静态的性质，根据它与不同形式的系统特征的关系，可以得到相应的发展。不过，我不打算接受他在拓展这一观点的意涵时提出的看法。

我所提出的时空伸延的概念和权力理论有非常直接的关联。通过探讨这种关联，我们可以阐发作为社会系统一种可以扩展的特性，支配所具备的主要特征。我在第一章中已经描述道，权力是以支配结构的再生产为场所和渠道产生出来的。构成支配结构的资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配置性资源，另一种是权威性资源。社会系统在时空方面的任何协调活动都必然涉及这两种资源的特定组合。以下详细对比了这两种资源：

配置性资源

1环境的物质特征(原材料、物质能源）

2 物质生产/再生产的手段(生产工具、技术）

3产品(由1和2的相互作用所创造的人造物)

权威性资源

1 对社会时空的组织(路径和区域的时空构成）

2身体的生产和再生产(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组织和关系)

3对生活机会的组织(自我发展和自我表达的机会的构成）

这些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资源；它们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构成了权力的具有可扩展性的中介。各种进化论学说总是偏重左面一栏的那些资源，也就是面对环境进行“调适”时所采用的各种物质资源。但是，正如我在前面的探讨中所表明的，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完全一样，都是“基础结构性的”。我丝毫不想否认，人们周围的自然环境对于社会生活模式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各种重大技术发明也可能带来影响，以及人们可能获得并加以利用的物质能源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很久以来，人们一直就习惯于强调这些因素，而我认为，相当关键的问题是要证明权威性资源同样重要。这是因为，如果我们首先到物质世界的变革中去寻找人类历史的普遍动力，那么我们就和马克思主义一样，依旧受到维多利亚时代观念的限制。

显然，配置性资源的存储密切关系着时空伸延，各个社会的时空连续性，以及权力的生成问题。狩猎者和采集者缺乏储存食品和其他物质必需品的手段，只能利用大自然这个天然仓库来满足他们一年到头的需求。他们直接依赖自然的慷慨馈赠。不过，这并不一定等于说，他们就生活在贫困之中。相反，他们的仪式、典礼和宗教活动通常总是丰富多彩，远远超出日常生活中相对有限的物质要求。而在农业共同体中，人们至少采用了某种生产技术，并以多种方式拓展了自然界中可资利用的存储场所，从而促进了社会关系在时空中的“延展”。这些方式包括：种植了多种季节性作物，在技术可行的地方尽量储存收获物，通过休耕轮作来保持社会长期稳定的生产能力，等等。在阶级分化社会中，人均农业生产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尽管与小型农民共同体相比，这绝对不是普遍的情况。灌溉规划和其他一些技术创新的作用更多地体现于使生产更加有规律，更加协调，而不是提高平均生产率。在较大规模的农业国家中，食物和其他各种不易长久保存的物品的贮存成为首要任务。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各种人造食品的买卖与其他各式商品的交换一样，对于社会存在至关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发展出一系列贮存易于损坏或变质的物品尤其是食物的技术，资本主义也就不可能通过扩张而形成一种新的世界经济体系。[59]不过话又说回来，资本主义也导致了并且依赖于几近日新月异的技术创新，同时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利用。社会对技术的创新速度和利用规模都比以往上了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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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这种方式来描述人类历史，这部历史听起来就像是“生产力”逐渐扩张的序列(而且往往是被有意制造出这种效果)。物质资源的增长对权力的扩张来说，确实具有根本意义；但如果没有权威性资源的变化，配置性资源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可以肯定的是，权威性资源同样是社会变迁的“杠杆”，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配置性资源。至于社会时空的组织，指的是在社会中（以及社会之间）区域化的形式，借助这些区域化形式，日常生活中的时空路径得以构成。狩猎采集共同体，以及相对来说数目较少的大规模游牧文化，只有这些社会的整体时空组织才意味着这些社会中的整个群体在时空中有规律的运动。这里用“只有”这种说法似乎不太恰当。因为直到不久以前，狩猎采集社会还一直是这个地球上最典型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在人类社会中，空间的固定性就意味着将场所固定在一定的“建筑环境”中，特别是以城市的形式出现的“建筑环境”。这种固定性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崭新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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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性资源的第二个范畴，即身体的生产和再生产，不能被完全纳入配置性资源一栏的第二个范畴。当然，物质再生产的手段对于人类有机体的再生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来说，形形色色的物质限制一直遏制着人口的总体增长态势。但是，在一个社会中，对民众的整体数量及其历经时间的再生产进行协调，却属于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权威性资源。当然，权力并不仅仅取决于由某种管理秩序控制的人口规模。但系统组织的规模确实对权力的产生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在这里，我在第三章描述的身体的各种约束性特征和促动性特征就十分重要了，事实上，只有以它们为基础，才能分析上述意涵的管理资源。不过，此外我们还要加上生活机会（lifechances）的范畴，这个现象同样也不仅仅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率。由权威性资源所产生的权力的性质和范围，不仅仅取决于在时空路径中被区域化的身体安排，而且取决于行动者能够获得的生活机会。所谓“生活机会”，首先就意味着在不同形式的社会，以及社会的不同区域中，人能够幸存下来的机会。不过，“生活机会”也指一系列范围广泛的倾向和能力，韦伯在最初引入这个概念时，心里想到的就是这些方面。仅举一例：大众识字程度。一群普遍识字的人口既可以在广泛的时空范围中被动员，也可以动员自身。对识字人口的动员方式会迥异于生活在主要由口传文化构成的社会中的人们。

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作为支配扩张的媒介，配置性资源的储存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进化论的文献中的一项常见主题。相比之下，人们比较陌生的是权威性资源的储存，而它对于权力的产生同样至关重要。“储存”是在行动层面上将时空“束集”在一起的媒介，包括运用知识管理筹划中的未来，回忆已流逝的过去。在口传文化中，人的记忆几乎是信息储存的唯一仓库。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我们在理解记忆（或回忆）的时候，不应该仅仅结合个体行动者的心理特征，还应该把它看作制度再生产的循环往复特性所固有的东西。这里，储存除了假定存在一种“活生生的时间”（livedtime）的现象经验，还假定存在一些时空控制方式，而储存权威性资源的“容器”就是共同体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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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把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的储存，理解为信息或知识的存留和控制，而各种社会关系也由此得以跨越时空而长久持存。储存的前提是存在信息再现的媒介，信息恢复或回忆的方式，并且像所有权力资源一样，须以存在散布信息的方式为前提。木刻，简帛，书籍，文件，胶片，磁带，所有这些都是信息储存的媒介，只是在储存能力和具体储存方式方面各具差异。所有这些媒介在恢复信息方面都依赖人类记忆的回忆能力，但同时也依赖解释信息的技能。在任何给定的人群中，也许都只有少数人才拥有这种技能。当然，所储存的信息的散布也受到信息生产能够利用的技术的影响。例如，机械化印刷的出现，就限定了究竟哪些形式的信息是可以获得的，以及哪些人可以利用这些信息。而且，正如麦克卢汉(McLuhan)这位现在已为人忘却的预言者所不懈强调的那样，信息媒介的特征直接影响到它们参与组织的社会关系的性质。[60]

正是储存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容器，产生了前章所指社会的构成过程中各主要类型的结构性原则。我想说的是，信息储存是使时空伸延成为可能的一种关键现象，也是在被反复再生产的支配结构中将各种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结合在一起的一条线索。只有伴随新的信息储存方式—首先是书写—的完善，城市才有可能发展起来。城市就是“权力的熔炉”或者容器，而阶级分化社会的形成就依赖于它。尽管我在别处曾经引用过芒福德（Mumford）的以下这段论述[61]，这里我还是不禁要再次提及，因为它典型地概括了这一点：

城市生活的开端，也就是城市本身第一次成为人们注意的现象，体现在城市的每一部分中的权力都骤然增长，权力本身在人类各项事务中的作用也极度扩大。此前，各式各样的制度都是零散孤立地存在，只是依照季节性间隔，成员①会汇聚到某个共同场所举行集会：狩猎者的营帐，圣碑或神殿，旧石器时代原始人举行仪式的洞穴，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庄，所有这些都汇集到一处规模更大的集会场所，即城市这种容器的原初形式持续了大约六千年，只是在几个世纪前它才开始瓦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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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原文为“number”，疑为“member”之误。——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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