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应该说，它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影响下瓦解的。现代资本主义是在一些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发展起来的，而这些情境既有助于一种新型权力容器的形成，也受到后者的塑造。这容器便是民族国家。伴随着城墙的消失，一种高度精致化的管理秩序也日趋巩固，而这种管理秩序的运作同样有其严格限定的领土疆界。

附论：帕森斯的进化观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里，一些学者大力倡导进化论的立场，比如莱斯利·怀特(LeslieWhite)，但或许可以公允地讲，他们的作品对社会科学的理论思考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在此考察一位对这类思考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那就是塔尔科特·帕森斯。他的努力可以说是给进化论注入了生机活力，尽管他只是在其著述的后期发展中才做到了这一点。既然帕森斯有关进化论的论述实际上赢得了相当广泛的支持，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详细讨论一下。

帕森斯主张，即使说社会进化和生物进化各自依赖的机制有着实质性的差别，但前者是后者的一种延伸。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帕森斯所谓的“进化程度低于人类的物种与人类之间的分水岭”(watershed between subhumanandhuman)，标志着漫长的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无论生物进化还是社会进化，我们都可以从一些普遍项的角度来理解，即帕森斯所谓的“进化普遍项”(evolutionary universals)。在帕森斯的概念用法中，任何“重要程度足以推进进化进程”的发展类型，如果有可能在不同条件下的不止一个场合中出现，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进化普遍项。[63]视觉就是一例，它在有机世界的领域中是进化共项。有机体拥有了视觉能力，便可以对周围环境作出更为多样的协调性反应，因此，视觉能力具有很大的调适价值。视觉并不只是在动物王国的某个部分出现，而是同时独立地产生于软体动物、昆虫和脊椎动物。这些门类的动物的视觉器官具有不同的解剖形式，因此不能把它们看作同一进化进程的结果，不过，看起来视觉确实是所有更高级的生物进化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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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行社会进化的生物潜能取决于手和脑的进化普遍项。人类的手具有可以分别独立运动的手指，大拇指可以与手掌相对，这都使人手能够借助具有活动关节的手臂，以极为复杂多样的方式来操纵物体。而人脑的发展程度更是远远超过了其他物种，使它能够掌握较为低等的动物不能通晓的活动方式和认知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创造语言和使用语言的能力。这些特征使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享有许多调适优势。帕森斯认为，无论是对于生物进化还是社会进化，调适概念都具有基本意义。他指出，我们不应该将调适理解为一定的物种或社会系统类型对环境条件的被动调整适应，而应该在调适的概念中纳入更为积极主动的求生因素。一个“有生命的系统”的调适可能蕴含“主动关注各种能力的把握，不仅包括面对环境中那些不可变更的特性得以幸存的能力，也包括改变环境来满足系统需求的能力”[64]。这通常意味着能够应付来自环境的一系列挑战，特别是能够处理引发不确定性的那些情况。总之，任何一种有机体特性或社会特性，只要是有助于增进一个生命系统的长期调适能力，从而构成该系统更高水平的发展的先决条件，就都是进化普遍项。在生物性进化普遍项和社会性进化普遍项之间，只存在一个重要的差别：前者不能扩散，而后者可以。因此，一种调适优势最初产生的条件，可能是和促进这种优势为其他一些社会集团所采纳的条件不同的。

人类生活在社会中，并且创造着文化。而按照帕森斯的描述，文化的符号特征对于调适过程来说至关重要。“符号”代替了基因，成为组织社会进化的要素。虽然社会系统的符号性质是以一系列一般性的有机体能力为基础的，但每一代都不得不重新学习掌握这些符号性质。“文化取向”(cultural orientations）在发挥自身作用时，和基因程序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由于沟通是文化的基础，而语言又是沟通的基础，因此，语言是一种基本的进化普遍项；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都存在语言。根据帕森斯的观点，无论是在一般性的社会组织过程中，还是在社会变迁中，符号系统都具有某种引导作用。这是因为，符号系统处于人类社会的控制论等级制(cybernetic hierarchy）的顶端。在帕森斯的“行动框架”中，符号系统居于社会系统、人格和有机体之上。物质环境限定了社会中形成的各种行为方式，或者说对它们施加了各种限制，但以最直接的方式调控这些行为方式的，还是文化系统。[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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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形式的文化多少等同于宗教。帕森斯认为，宗教是“即使在最简单的行动系统”中也可以发现的四种进化普遍项之一。其他三种是语言沟通、亲属制度和技术：“它们的存在构成了最低限度的条件，使我们可以称一个社会真正是人类社会。”[66]这些进化普遍项和行动的整体特征联系在一起，并因此和生物进化的一般框架相关联。我们可以把从最基本的行动系统类型开始发展起来的进化，当作一个渐进分化过程来分析，而分化指的就是功能专门化。分化往往可能导致彼此分离的每一种专门功能都具有更强的调适能力，尽管并不必然如此。也就是说，分化是一种“调适升级”(adaptive upgrading）的过程。我们可以从这些角度来分析分化遵循的路线。鉴于社会系统具有控制论的特性，这些分化路线必定是功能性的。系统的复杂性是日益增长的，这不仅仅来源于分裂(segmentation)，而且涉及某些子系统的专门化发展，它们在作为整体的系统的运作中承担更具专门性的功能，还涉及将各功能分化的子系统相互关联的整合机制。[67]这些子系统包括：模式维持(patternmaintenance)、整合、政制和经济。它们构成了帕森斯分析的基础。

在最简单的社会类型，即原始社会中，四种子系统分化的程度非常低。原始社会的特征是具有一种特定的“构成性符号体系”(constitutivesymbolism）的系统，它赋予群体以某种与其他群体不同的确定的文化认同。这种符号体系总是与亲属关系直接关联，比如说，体现在有关创立这一共同体的祖先神祇的神话形式中。神话既将这个群体维系在一起，又提供了一套解释框架，让它用来应对来自自然界的突发事件和各种威胁。原始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就在于生活诸领域全面蕴含了构成性符号体系。它进入了宗教、道德和技术活动的领域，渗透其中，使它们融为一个更具凝聚力的社会统一体。帕森斯(和涂尔干一样）以澳洲各土著社会为例。这些澳洲土著社会的社会组织几乎完全由亲属关系组成，还包括将它们和各种图腾实践、交换关系以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联系在一起的联结方式。若是从经济方面来说，这种联结方式是“最简单的”，依赖狩猎和采集浆果、根茎以及五花八门的食用昆虫。部落群体的地域分布范围相当广阔。但是，虽然它们的构成性符号体系具备确定的地域指涉，然而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明确划分的领土疆界。尽管亲属关系至关重要，但在各种亲属单位之间不存在纵向的分化；社会中也不存在在权力、财富或宗教声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宗族。澳洲各土著社会是依据性别和年龄进行功能分化的，但除此之外，还包含了由亲属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类似的环节性集团(segmentalgroup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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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澳洲诸土著群体这样的最原始的社会，可以和“较为发达的原始社会”(advancedprimitive type)区分开来。这一过渡的标志是各种亲属群体之间不再具有相同的地位。当某个群体成功地掌握了资源，从而得以控制婚姻纽带的形成过程时，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然后，人们就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来积累物质财富以及其他权力基础。社会纵向分化的趋势取代了那些较为简单的社会中更显平等的特征。经济交换与这一过程紧密相连：定居、农业或畜牧业取代了漂泊不定的狩猎和采集。不过，这时仍然没有出现一个单独分化出来的“经济”，但物质生产率的提高引发了经济压力，导致私有产权的巩固和领土控制的稳定。无论在从相当原始的社会向不那么原始的社会的过渡中是怎样产生了分层，它都是首要的、基本的进化普遍项。往往首先是通过一个家族上升到某种特权等级，才导致分层的出现；通常是这个家族的长者获得了王的名号。较为发达的原始社会要比不那么发达的原始社会更具有异质性，不仅涉及阶级分化，也包括族群、宗教和其他方面的对立。诸如祖鲁（Zulu）这样的非洲王国是这类社会的最佳例证。帕森斯承认，在祖鲁王国和其他一些类似的王国中，军事力量对于形塑和巩固社会秩序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他还强调，一种发达的宗教文化的形成，意义也许更为重大，因为它使国王的地位合法化，促进了社会的团结。

不过，较为发达的原始社会依旧属于帕森斯区分的第一个进化阶段。第二个进化阶段是“中间”（intermediate）社会所处的阶段，它包括两种亚型，“古代社会”和“发达中间社会”，它们都和书写的存在有关。帕森斯用“识文断字的手艺”(craftliteracy）这一点来概括古代社会，即书写主要用于行政管理方面的记录，或者用来编纂巫术和宗教的戒律。识字是少数僧侣集团的特权，甚至在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普通教育中，也不包含这部分的内容。古代埃及是古代社会的范例。这类社会具有一种“宇宙论意义上的”宗教秩序，后者在构成性符号体系方面比原始共同体更为普遍化，也更具系统性。它具有政治机构和管理机构，这些机构都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宗教职责。古代社会的调适性能要比原始社会优越，因为前者的功能责任是集中由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来承担的。发达中间社会包括像罗马和中国这样的“历史帝国”。在这些社会中，上述的那些因素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所有这些社会都和韦伯所分析的“世界宗教”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它们的特点是出现了“哲学突破”(philosophicbreakthroughs)①，区分了神圣世界和物质世界，不再把国王看作神，从而出现了大规模的文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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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这些历史帝国的出现，专门化的文化合法化作为一种进化普遍项开始获得了确定的形态。文化合法化的焦点在于政治方面，它是巩固政府统治权威的手段。“满足合法化的需要”意味着除了统治者以外，开始出现专门的政治领袖。

长期来看，政治领袖要想凌驾于极为广泛的社会力量之上，并且相对来说不受具体文化差异的限制，不仅需要具有充分的权力，而且这些权力还得具有合法性…将不同文化模式的合法化和社会中已经分化形成的各种机构结合起来，这是合法化这个进化普遍项的基本特征。[68]

第二个进化普遍项是科层组织的出现。帕森斯接受了韦伯的观点，承认科层制对于有效地进行大规模的权力动员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帕森斯指出，在发达的中间社会里，政府、军队以及分化形成的其他制度门类在管理协调活动方面表现出广泛的扩张。这些历史帝国所引入的第三种进化普遍项，是与市场交换有关的货币的使用。根据帕森斯的观点，市场交换是一种权力系统，但它摆脱了政治权力所面对的一些“困境”。政治权力归根结底总是要依靠某个行政管理实体所强加的惩罚性制约措施；货币尽管具有政治权力的一些特征，但却是一种更为一般化的资源，它既可以在“生产者”中流传，也可以在“消费者”中流传。货币这种资源将人们从对特定政治集团的忠诚中解放出来，使人们摆脱了先赋性亲属纽带的限制。但这三种进化普遍项都得以第四种进化普遍项的存在为前提，即“一种高度一般化的普遍主义规范秩序”(ahighlygeneralizeduniversalistic normative order)[69]，这种秩序的范例就是法律体系。不过，这种秩序已经将我们带到了现代性的门槛，因为在一些历史帝国里，虽然已经发展起相当发达的科层组织和市场，但各种形式的一般化法律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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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雅斯贝斯（K.Jaspers）较早提出了轴心期（AxialPeriod）的理论，来解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他指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存在一个“历史轴心”，中国、印度和西方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精神变化，“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的源泉，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帕森斯所谓“哲学突破”实际上就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认为中国和罗马这些“历史悠久的帝国”在符号性构成体系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世界宗教，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文化创新。参见[德]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7、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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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是帕森斯的图式中等级最高的进化形式。而现代西方的发展和两个“温床”社会(“seed-bed”societies）有关。这两个社会分别是希伯来和希腊，它们都具有特别深远的影响。（帕森斯对此的一段评论十分具有代表性：“佛教是目前所提到的文化复合体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并在它最初形成的社会之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佛教并没有导致现代性的出现，并且对于西方社会没有什么根本意义，所以我们不打算详尽讨论。”[70])那么，这两个社会的某些文化特征又是如何从发源地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的呢?是什么因素使这两个社会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文化创新呢?对于第二个问题，帕森斯认为，事实上，只有政治上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小型社会才有可能产生这些文化创新。大帝国横跨广袤的领土，充斥着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就不可能产生这种文化创新。而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恰恰是由于希伯来与希腊这两个社会此后都丧失了独立，使它们的文化创新得以广为传播，被规模更大的社会实体中的重要阶层所采纳。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大部分是被“文化阶层”（scholarclasses）所接受，而不是为占有支配地位的政治集团所采纳；后来，这些文化影响成为西方那些牢固确立的传统的“主要社会支柱”。现代类型的社会正是从西方这个“独一无二的进化区域”中形成的。[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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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断言，与中间社会相比，西方社会的出现代表了调适能力的又一突破。西方的一些特性，如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保障大众公民权的法律和民主社团的普遍出现，使得分化有可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具备明晰边界的社会的“领土一体性”。至于普遍化法律的发展，我们可以一直上溯至大陆罗马法和英国普通法两种法系之间的结合。英国的普通法对于促进契约自由，保护私有财产，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帕森斯认为，它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独特标志”；英国的法律秩序是“工业革命最初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72]，也是大众民主发展的条件。反过来，民主又构成了高度分化的社会中有效行使权力的条件。那些没有形成民主的社会，包括“共产主义极权组织形态”，就不具有已经形成民主的社会的那些调适优势。在今天，哪一个社会在进化路线上迈进得最远呢？还用问，当然是美利坚合众国!这是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在对整个人类进化历程进行了宏大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尽管谈不上很有创见，也颇令人欣慰。[73]

这些论述听起来像那种使社会学蒙受恶名的东西，至少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这样。不过，他在有关进化论的论述中，临结尾时又加上了几句声明，告诫读者不要过于关注他分析的细节，因为真正重要的是“进化普遍项的观念，以及使这种观念得以立足的根据，即一般化调适能力的概念”[74]。读者要是以此为基础来作判断，就难免忽视本段开头提到的那种印象。其实我大体上会遵从这一建议，不过，帕森斯对美国的赞赏是和他的进化论思想方式完全吻合的，下面我就来谈谈这一点。

我在上面提到的标志进化论思想的标准，帕森斯的理论每一条都吻合。他明确指出进化不仅仅是“历史”，并且在论述中主张，社会进化和生物进化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质分析上都是彼此关联的。在他的分析中，一再出现我们所熟悉的调适概念。帕森斯具体描述了他最感兴趣的演进（即制度的分化)，并且完全以价值和符号的“控制论”影响为基础来解释变迁的机制。他的论述还体现了进化论思想的一些衍生的缺陷，分析时不够谨慎，从而未能避免进化论学说经常会陷入的那些严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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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大力强调社会进化是生物进化的延伸。当然，这种论点肯定在某个角度上是不容辩驳的。身体的物理特征(大脑容量很大，又具有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直立行走，等等)的确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人类社会交往和文化的早期发展大致可以说是一个赖以幸存的特征，使智人能够取得进化成功。然而，如果我们并不认为，只用一套简单的概念来同时说明生物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做法具有理论上的美感，那么我们根据上面的事实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答案是：什么结论也得不出。生物进化与遗传变异有关，与后代身上的基因特征有关；生物学家可以用少数相对简单的机制来简明有效地加以说明。社会进化同时涉及两个方面的关系，既包括人类社会和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对“进化”的各种特征的描述对这些现象并不适用，而且，我们也很难以“进化”的方式来说明具有特定顺序的一系列变迁，除非进化论学者能够证明，在人类社会中存在和生物进化类似的机制。帕森斯的理论是一种典型的进化论论述，它指出在生物进化和人类文化的早期发展之间存在联系，好像凭借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能作出证明。本来需要拿出证据来支撑的论点，反而好像成了一个提供证据的来源。

帕森斯的理论论述和所有进化论文献一样，其中的调适概念都是既含糊不清，又无所不包。不过，他的这个概念并没有因此丧失典型意义。帕森斯明确指出，调适和“幸存”有关，并且和人类社会与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有关，但绝不仅限于此。它具有更为宽泛的意义，和化减不确定性(the reductionof uncertainty)有关。帕森斯从系统理论那里借鉴了这个观念，在分析符号和价值的控制论影响时，他也如法炮制。但由于他根本没有界定“不确定性”这个概念，所以“化减不确定性”这个论点过于含糊宽泛，几乎没有什么用处；而如果我们赋予它更多的经验内容，充其量也只是似是而非。我们姑且认为帕森斯脑子里有两种意思：化减自然界中难以预测的现象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或者化减未来事件的不确定性。在帕森斯勾画的进化量度上，各种类型的社会的进化在这两个方面似乎都没有取得什么明确的进展，更不用说这两个方面是否提高了这些社会的分化“幸存”能力。至于技术发展，或者对权威性资源的操纵，它们确实都导致了人类社会对物质环境的控制能力的日益增长，但绝不等同于对各种结果的不确定性的化减。例如，一位拥有更“有效”技术的农夫，面对变幻莫测的天气，相比于一个猎人或者采集者，或许更容易受到它的影响。在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里，技术和经济变革的规模更大，也更不稳定，还存在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以及核武器的存在。有谁能够认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对未来的不可预见性的化减，就一定要比旧石器时候的人们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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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帕森斯将构成性符号体系产生的控制论性质的控制(cybernetic control)看作进化的主导机制，并将这种机制和进化普遍项的调适能力的增长联系在一起。但这种做法肯定很难令人信服。很明显，帕森斯是有意通过采用这样一种思路，以对抗历史唯物主义及其他一些类似理论，只要这些理论也将技术或者更为一般性的经济组织方式看作影响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但他的理论并不比他反对的那些理论更有说服力。这里我们再次发现，原本是借助类推方式而建立的主张被偷换成了经验论据。在以机械方式控制的系统中，对较低能量的控制论控制可以支配那些耗费更多能量的运动。帕森斯随后便将这种现象与基因合成蛋白质以及细胞代谢的其他方面进行比照，好像生物学类比多少可以使他有关“构成性符号体系”对社会变迁具有控制性影响的主张更能站得住脚。这种纯属臆想的概念类比同时发挥了两种作用。一方面，帕森斯从这种概念类比推出，各种符号和价值在社会进化中具有控制性的地位，而另一方面，在他的著作中，好像这种比拟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证明上述论点。

我们姑且承认，调适能力的图式再加上构成性符号体系的“控制论”影响，确实能够提供一种说明社会进化的整体框架，大体类似于生物学家用来说明自然进化过程的那种理论框架。那么，在分析人类社会时，对于“幸存”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依旧需要比帕森斯给予更多的关注。它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和“社会”是什么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在生物进化中，幸存和灭绝是截然互斥的情况，究竟是此是彼，取决于形形色色的再生产条件。一个种群如果不能有效地通过竞争获得它所需要的环境输入，就不能使它的基因留传下来，从而就会灭绝。但在社会世界中找不到和这些情况真正类似的现象。如果我们把调适能力定义得过于宽泛，把战争动员的能力都包括在内，那么，社会单位显然经常不能成功地“调适”，因为它们经常被其他社会单位征服或破坏。但一种类型的社会一般很少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全部灭亡。而且，如果一个群体被其他群体所殖民或者征服，而不是被彻底清除，在一个有所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它一般还会在相当程度上继续保持以往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些群体是否算是成功地“幸存”下来了，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认定“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进化论研究的合适分析单位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帕森斯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放在他对社会的实际分类中，以此来回避这个问题。而“原始社会”也缺乏明确界定的边界，这是进化上处在低等状态的标志之一。[75]不过，我们可以就此提出一种替代性的观点：究竟什么可以算作一个可以和别的社会区分开的“社会”，这个问题阐述起来要比帕森斯所设定的困难得多，至少，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到来之前，情况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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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的理论是一个范例，几乎体现了我们在进化论论述中发现的所有典型的有害倾向。它似乎不加掩饰地提出了一种“世界成长故事”，不知不觉地滑向了单线压缩，又几乎是有意地选择了我所谓的规范错觉的立场，并把它看作一种优点。帕森斯对“原始社会”的讨论最能体现他著作中特有的“世界成长故事”。帕森斯很偶然地提到，澳洲土著社会属于“已知最原始的社会”[76]，但却没有作进一步的讨论。他明确指出，自己之所以把这些社会看作进化程度最低的社会类型，主要标志就是因为它们缺乏分化，经济发展水平低，亲属关系占据着显著的地位。但为什么他没有考虑亲属制度的复杂性、澳洲土著在仪式和艺术方面丰富的文化生产呢？帕森斯之所以对此几乎只字不提，是因为他采用了一些典型的进化论做法，抹杀了社会某些方面比如技术的“原始性”和整个社会的“原始性”之间的差别。“文化相对主义者”曾经非常恰当地强调，在不同的时空处境下，各个小型的口传文化之间也会具有巨大的复杂差异。[77]对此帕森斯又会作何解释?如果他只打算提出一种普遍进化观念（这样一来，就我对进化这个概念的理解而言，他就根本算不上一个进化论者)，而不考虑这种复杂性，也不考虑这种小型的口传文化曾经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候都占据了支配地位，那么他的观点也许会站得住脚。但他显然对特殊进化也兴致勃勃，力图指明“原始社会”转向“较为发达的原始社会”，并进一步转变为“中间”类型的社会系统这一过程的主要变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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