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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的重要性,事情就要复杂得多。构建批判理论并不是某种选择;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和结论很容易产生实践后果(和政治后果),而不论社会学观察者或政策制定者是否决定将其“用于”特定的实际问题。
这本书写起来不太容易,有些地方证明写作难以遵循常规性的章节布局。结构化理论的构建在相当程度上须借助它自身的“内部批判”即批判性地评估目前彼此对抗的诸多社会思想流派。我把这些对立意见作为附论,放在与它们最为相关的章节后面,以免与文章主体相抵悟。(附论的有关注释也同样附于相关章节注释之后。)读者若想流畅地捕捉论述主线,可将其略过。不过,它们会有助于读者了解我的观点与别人的差异,或进一步阐发在各章主体里简略论述的主题。由于本书使用了大量新术语,因此我在书末附上了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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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1
第一章结构化理论要点/1
1.行动者与能动作用/5
- 能动作用与权力/13
- 结构与结构化/15
- 结构二重性/23
- 制度的各种形式 /26
- 时间、身体与日常接触/32
第二章意识、自我与日常社会接触/38
- 反思性、话语意识与实践意识/38
- 无意识、时间与记忆/42
3.埃里克松:焦虑与信任/47
- 例行化与动机激发过程/56
5.在场、共同在场与社会整合/60
- 戈夫曼:日常接触与例行常规/63
- 序列性 /68
- 谈话与反思性 /73
- 定位过程/77
附论:弗洛伊德论失言/86
第三章时间、空间与区域化/104
- 时间地理学/104
- 几点批评/110
- 区域化方式/112
- 前台区域与后台区域/116
- 暴露与自我/120
- 具有普遍意义的区域化/123
- 时间、空间与情境/125
8.反对“微观”和“宏观”:社会整合与系统
整合/132
附论:福柯论时间安排和空间安排/137
第四章结构、系统与社会再生产/154
- 社会与社会系统/155
- 涂尔干等人论结构与约束/160
3.“约束”的三种意涵/165
- 约束与物化/169
- 结构性原则的概念/171
6.结构与结构性特征/175
- 矛盾 /182
8.创造历史/188
附论:“结构社会学”和方法论个体主义/194
1.布劳:一种结构社会学/194
2.方法论个体主义:一种替代选择?/200
第五章 变迁、进化与权力/213
- 进化论和社会理论/215
- 调适/219
- 进化和历史/222
- 分析社会变迁/230
- 变迁与权力/241
附论:帕森斯的进化观/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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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基本概念/265
- 对策略行为的分析/271
- 意外后果:反对功能主义/276
- 结构二重性 /280
- 结构性约束问题/286
- 矛盾和有关冲突的经验研究/292
- 制度的稳定与变迁/300
- 融会贯通:结构化理论与各种研究形式/307
- 共同知识与常识/314
10.社会科学中的概括/323
- 社会科学的实践意涵/327
附论:社会科学、历史学和地理学/333
结构化理论术语表/351
参考文献/356
索引/377
初版译后记/416
新版译后记/422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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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结构化理论要点
要想初步阐述结构化理论的主要概念[1],较为有效的办法是从某些分野谈起。这些分野的一面是功能主义(包括系统理论)和结构主义,另一面则是解释学以及各种形式的“解释社会学”。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尽管存在其他一些明显差异,但仍然具有某些显著的相似之处,即都倾向于自然主义和客体主义的立场。孔德(Comte)以降的功能主义思想一向特别注重生物学,认为这种科学能向社会科学提供最为切近、最为适合的参照模式,并且以生物学为指导,从概念上阐述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机制,分析经由适应机制实现的进化过程。而结构主义思想则历来拒斥进化论,避免采用生物学类比,这种倾向在列维一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著作里尤其明显。在结构主义者眼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旨在展现心智总体构成(the overall constitutionof mind)的某些类似特征,所以说,它们之间的契合之处基本上是认知性的。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都特别强调,社会整体相对其个体组成部分(即那些构成它的行动者,人类主体)而言,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然,在解释学思想传统看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根本的差异。解释学集中体现了结构主义者所一贯强烈反对的那种“人本主义”。在解释学的思想观念中,比如在狄尔泰(Dilthey)那里,主体与社会客体对象之间的鸿沟被强化到了极致。主体性是文化历史体验的既构核心(preconstitutedcentre),就此成为社会科学或人的科学(human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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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基。在主体经验范围之外,是与之相疏离的物质世界,接受与人无关的因果关系的支配。在那些倾向于自然主义的思想流派看来,主体性这东西说不清道不明,要不然就几乎成了某种剩余现象。而在解释学看来,模糊不清的恰恰是物质世界,它不同于人的活动,只能从外部加以把握。在各种解释社会学里,对于阐明人的行为来说,具有首要地位的是行动与意义,而有关结构的概念则不那么显要,对制约问题也谈得不多。相反,在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看来,结构(就此概念被赋予的多种不同意涵而言)凌驾于行动之上,它的制约性特征更是受到特别的强调。
人们通常把这些看待社会科学的视角彼此之间的差异归为认识论的问题,但它们实质上也是本体论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行动、意义和主体性的概念,确定它们与结构、制约等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如果说,各种解释社会学的确以主体的某种霸主地位作为自身的基础,那么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所提倡的则是社会客体的某种霸主地位。我之所以要提出结构化理论,基本目标之一就在于终结这些建立霸主体制的努力。在结构化理论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人类的社会活动与自然界里某些自我再生的物种一样,都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也就是说,它们虽然不是由社会行动者一手塑成,但却持续不断地由他们一再创造出来。社会行动者正是通过这种反复创造社会实践的途径,来表现作为行动者的自身;同时,行动者们还借助这些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再生产出使它们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当然,自然界里展现出来的那种编码程序式的“认知能力”,并不同于人类行动者体现出的认知技能。我试图从解释社会学中借鉴的几项重要贡献,正在于如何从概念上理解人的认知能力及其与行动的关联。我们要想描述人的活动,前提是必须通晓这些活动中显现出的各种生活形式,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接受结构化理论在解释学方面的出发点。
人类行动者认知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征,是社会实践循环往复的安排过程中根深蒂固的要素。实践的连续性是以反思性为假设前提的,但反过来,实践之所以可能具有反思性,又恰恰是由于它存在连续性,使得实践在时空向度上体现出独特的“类同性”(thesame)。因此,我们应该把“反思性”理解为持续发生的社会生活流受到监控的特征,而不仅仅是“自我意识”。所谓成为人类中的一员,就是成为一个有目的的行动者,他们的活动自有其理由,如果被问及,也都能在话语层次上阐述这些理由(包括对此撒谎)。然而,像“目的”(purpose)或“意图”(intention)、“理由”(reason)、“动机”(motive)之类的术语,我们用起来都得小心,因为哲学文献里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大多渗透着解释学的唯意志论,都完全剥离了人的行动在时空中的情境关联。要知道,人的行动是作为一种绵延(durée)而发生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行为流,正如认知一样。有目的的行动并不是由一堆或一系列单个分离的意图、理由或动机组成的。因此,最好把反思性看作根植于人们所展现、并期待他人也如此展现的对行动的持续监控过程。这种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是以理性化为基础的。而这里所说的理性化,是指一种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止状态,它内在地体现于行动者的资格能力(competence)之中。将时空视为社会实践的构成部分,这一本体论的看法是结构化观念的基础,它的出发点是时间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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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当代英美学者通常所给出的那种“行动”观,即有关行动的分析性哲学,对我这一思路的借鉴意义很有限。“行动”(action)并不是一些“行为”(acts)的组合:只有在我们对已经历过的经验的绵延给予话语层次上的关注的时刻,所谓的“行为”方得以构成。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脱离身体来探讨“行动”,因为身体正是“行动”与它的周围世界的中介,是行动中的自我的统合体(coherence)。我所说的行动中自我的分层模式(stratification model),就是将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及动机激发过程视作根植于行动中的一系列过程。[2]行动的理性化是指作为过程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它与其他两个维度一样,都是人的行为的例行特征,人们以理所当然的方式在行动中完成它。在日常接触、情节片断等互动情境里,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一般都例行化地与对这种互动场景的监控融合在一起。我在下文将指出,对于行动纳入我称为共同在场的这种时空关联来说,这一现象是非常关键的。考虑到互动情境纷繁多样,行动的理性化就构成了他人评价行动者一般化的“资格能力”的主要依据。不过得说清楚,应当抵制有些哲学家的倾向,即把理由等同于“规范承诺”(normative commitments),因为这种承诺只是行动理性化的一部分。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领会规范只是社会生活“事实上”的界限,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态度来对待它。在日常观察中,我们会注意到这些态度具有某种虽说略显老生常谈的特性,即行动者就其所为以话语形式给出的理由,可能不同于真正体现在这些行动者行为流中的行动的理性化。
第一章结构化理论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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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哲学家和社会场景观察者来说,这种背景状况时常令人困扰:我们如何得以确知人们并未掩饰自己活动的理由?这还不算严重,更令人困扰的是,在两个行动过程层次之间,尚存在着广阔的“灰色地带”,是行动者的话语意识觉察不到的。在日常接触中包含了大量舒茨所说的“知识库存”(stocksofknowledge),我更乐意把它称为共同知识(mutualknowledge),是行动者的意识无法直接觉察到的。这样的知识绝大多数是实践性的,人们要想在社会生活中“持续”完成各种例行活动,它们也不可或缺。无论是在个体行动者的经验里,还是考虑到社会活动不同情境下行动者的差异,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之间都没有什么固定的区分,而是彼此有所渗透。不管怎么说,在它们之间,不存在像无意识与话语意识之间那样的鸿沟。无意识包括某些类型的认知和冲动,它们要么完全被抑制在意识之外,要么只是以被扭曲的形式显现在意识中。精神分析理论告诉我们,行动中无意识的动机成分自有其内在等级秩序,体现着个体行动者生活史的“深度”。我这么讲,并不是说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基本原理毫无异议,而是必须摒弃那些著述中蕴含或者助长的两种还原论:一种是制度还原论,它企图将无意识作为制度的根基,却未能充分重视自主社会力量的运作;另一种则是意识还原论,它力图表明社会生活是多么严重地被行动者自觉意识之外的暗流所主宰,但不能充分把握行动者特有的对自己行为的反思性控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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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者与能动作用
有关行动者的分层模式可用图1来表示。活动的反思性监控是日常行动的惯有特性,不仅涉及个体自身的行为,还涉及他人的行为。也就是说,行动者不仅始终监控着自己的活动流,还期望他人也如此监控着自身。他们还以例行方式监控着所进入情境的社会特性与物理特性。行动的理性化是指行动者对自身活动的根据始终保持“理论性的理解”,这同样是例行性的,一般也都不必大惊小怪。我已说过,即使说行动者拥有这样的理解,也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对行为的具体部分以话语形式给出理由,更不等于以话语形式详细阐明这类理由的能力。不过,其他有资格能力的行动者还是期望,倘若他们问及行动者,后者一般总能对自己的大部分所为作出说明,这一点也是根据日常行为评判一个人是否具备资格能力的主要标准。哲学家们经常追问关于意图和理由的问题,而常人行动者则一般不会这样问,除非行为的某些方面很明显令人费解,或者是资格能力中出现“疏忽”或破裂,而这些“疏忽”或破裂事实上可能是行动者有意而为的。因此,如果其他个体所从事的活动,对于他作为成员所从属的群体和文化而言,不过是循例而行的话,那我们通常就不会询问他为何如此。同样,假使行动者似乎不太可能承担“疏忽”的责任,譬如身体控制方面的闪失(参见边码第81\~83页对“哎哟!”的讨论)或是失言,我们一般也不会要求他对此作出说明。当然,假如弗洛伊德说的不错,那这样的现象也属事出有因,虽说不管是犯这些闪失的人,还是现场目睹者,都很少意识到这一点(参见边码第94至104页)。
第一章 结构化理论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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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理由指的是行动的根据,那么动机指的则是激发这一行动的需要。不过,与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和理性化不同的是,动机激发过程并不与行动的连续过程直接联系在一起。它所指涉的与其说是行动者惯常的行动样式,不如说是行动的潜在可能。只有在较不寻常的背景中,在以某种形式偏离于惯例的情境下,动机才可能直接作用于行动。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动机提供的是通盘的计划或方案,即舒茨所谓的“筹划”(project)。并在这种“筹划”中逐步完成一系列行为。至于我们的日常行为,则很少出自动机的直接激发。
尽管说具有资格能力的行动者几乎总是可以用话语的形式,就自己之所为给出自己的意图和理由,但他们并不总是能够说清楚动机。无意识层次上的动机激发过程是人的行为的一项重要特征,当然,下文我将针对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本质的解释,提出自己的一些保留意见。对于结构化理论而言,实践意识的观念至关重要。对于人类行动者或人类主体的这一特性,结构主义显然视而不见[3],而其他类型的客体主义思潮也有同样缺陷。在社会学的各种思想传统中,我们只有在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里,才能找到对实践意识本质详尽而透彻的分析。事实上,正是在这些思想流派和日常语言哲学的共同努力下,才揭示出那些正统的社会科学理论在这方面的缺陷。我并不想把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搞得泾渭分明,相反,鉴于行动者的社会化过程与习得经验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这两者之间的区分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之间不存在什么固定界限,两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在于,什么是可以被言说的,什么又是只管去做的。不过,在话语意识和无意识之间,还是存在着主要以压抑为核心的障碍。
我用这些概念来取代传统精神分析的三维概念:自我(ego)、超我(super-ego)和本我(id)。对此本书将另行说明。弗洛伊德对自我和本我的区分无法很好地用于分析实践意识,因为精神分析理论与我们前面所说的其他类型的社会思潮一样,都未能在理论上为实践意识提供容身之处。在精神分析的概念库中,“前意识”(pre-conscious)与实践意识或许最为贴近,但在通常用法上显然还是有些不同。我宁可用“主我”(I)来代替“自我”(这正是弗洛伊德在德语原文里所用的)。自我被描述成某种缩微了的行动者,而我的新用语虽未能避免这种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但总算是迈出了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主我”这个词的使用,来源于行动者在日常社会接触中的定位过程,并因此和后者有着紧密的联系。“主我”作为某种指称性的术语,与“宾我”(me)蕴含的行动者对自身的丰富描述相比,在实质内容上是“空洞”的。行动者在谈话中反思性地熟练掌握“主我”“宾我”和“你”的关系,是他在语言习得过程中逐渐产生出资格能力的关键。既然我不采用“自我”这一术语,显然最好也不要采用“超我”,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个蹩脚的术语,用“道德良知”(moralconscience)来代替它肯定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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