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其实，所有这些分析本来都可以用一种功能主义方式来叙述，并且用它的术语来“说明”。我们可以说工业资本主义“需要”大量的人，从事报酬绵薄的体力劳动，或者充实失业的产业后备军，从而可以这样“说明”他们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对这些需要所作出的反应，也许是某些尚未指明的“社会力量”的结果，而正是这些需求使社会力量发挥了作用。两种不同的论述方式可以对比如下：

（1）是威利斯所发展的那种观点。在（1）中，一系列给定的社会活动(“小子们”的作对行为）被解释为有目的的行动。换句话说，威利斯指出，这些活动是在有限认知能力的条件下，以有意图的方式，出于某些理由而进行的。分析者可以通过指明那些限制因素，揭示他所考察的活动的意外后果是怎样从行动者有意从事的行为中产生的。要做的解释工作，就是发现所考察的行动者的理性和动机激发过程。行动者对其所作所为是有理由的，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又产生了某些自己没有意想到的具体后果。(2)没有试图详细讨论行动者行为的意图性。人们也许可以假定，行为是有意图的，用默顿的术语来说，这种行为具有显功能(manifestfunctions)。但在功能主义的解释中，这方面通常不被视为很有研究意味，因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发现一个社会系统的理性，而不是个体的理性。识别这个系统的某项功能需求被设定为具备说明上的价值，也正是它促成了以某种方式满足该需求的后果发挥作用。默顿对霍皮人祈雨仪式的功能解释（参见边码第12\~13页）与这样的分析图式十分吻合。在默顿那里，霍皮人参与仪式的意图特征只是一笔带过。他认为，祈雨仪式的“目的”就是下雨，实际上达不到这个目的。参与仪式这件事表面上看是一项非理性的活动。不过，我们可以识别出仪式所对应的一项功能需求，产生了一种具有正功能的后果。小型社会需要一套统一的价值系统来凝聚自身，参与祈雨仪式使共同体能够定期集会，在这些场合，可以公开确认对群体价值的拥护，从而强化了这种价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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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文已经指出为什么(2）这种解释达不到说明的目的，而且不管我们要考察的活动是什么，这种说法根本就不是对这一活动的说明。不过，柯亨(Cohen)近来提出了一种巧妙的说法来挽救这种理论[9]，即提出所谓的“后果律”(consequencelaws)。解释(2）并不能算是一种说明，因为它没有提出一种机制，将功能需求的定位和假定它们在我们要说明的活动所属的更广泛社会系统中导致的后果联系起来。在确立“后果律”时，我们提出了有效的概括：只要一个给定的社会事项对于另一个社会事项具备功能，就会发现前者的存在。如果我们将一种特定的社会活动归入后果律中，可以看作一种“粗糙的”功能主义说明。但是，“粗糙的”功能主义说明根本就算不上什么说明，而且还有危险的副作用，暗示它们所指的那些社会系统具有较高程度的社会统合，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说(2）“粗糙”就是承认忽视了将所考虑的社会事项或社会活动与其功能后果联系起来的因果关联。那么，如果这些因果关联被发现，又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应该正是(1）中给出的那一类：具体指明有意图的行动（或者说是有意图的行动的诸类型）产生了意外的后果(或者后果的诸类型)。换句话说，只有转换成(1）的说法，（2）才能起死回生。但在（1）里面，根本就没有必要使用“功能”这个概念。“功能”概念潜在的意涵是认定社会系统具有某种目的论的特性：功能主义者认为，社会事项或者社会活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一定的功能需求。但它们具有功能性的后果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它们为什么会存在；相反，只有对有意图的活动及其意外后果的解释才能说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也许这些社会活动比起“后果律”所设想的更容易和它们的结果分开考虑。由于“小子们”对他们的生活境况“似懂非懂”，因此，对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再生产来说，他们行为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功能。但威利斯认为，正是这种“似懂非懂”，对于相关个体来说具有一种激进化的潜力，它有可能导致一些破坏，而不是统合更广泛的社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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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义学者的工作在社会研究中之所以意义重大，恰恰是因为它促使我们关注到，在行动者有意为之的事情和他们所作所为实际导致的结果之间，的确是存在差异的。然而，我们完全可以在彻底抛弃功能主义术语的同时，更明确地辨识并努力解决相关的问题。使用功能主义的语言的场合一般来说有三种。这三种场合在社会分析中都很重要，但用非功能主义的概念来表述都不困难。

假设我们用一种功能主义的方式来复述威利斯的发现，那就会成这个样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教育具有将个人配置到职业分工体系中各个位置上的功能。”首先，如果我们把这一论述理解为一种潜在的反事实条件句，那它也是可以接受的。[10]许多功能主义的断言或所谓“说明”，都可以这样来理解。但事实上，这些说法只不过是确立了一种尚待说明的关系，而并没有说明这种关系。我们完全可以不使用“功能”这个概念，换一种方式来表述：“要维持职业分工，教育系统不得不确保将个体因人而异地配置到职业位置上。”这里，“不得不”(hasto)一词的确切意涵是反事实的，条件性的；如果要使某些结果出现的话，它就要找出一些必须满足的条件。它建立了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应该把它理解为是设问而非作答。如果这样，这种说法就完全是合法的。但是运用“功能”这个术语可能会引起误导，因为这意味着“不得不”是指某种需求，而这个需求正是社会系统的特性，以某种方式产生了一些力量，从而导致某种适当的（功能性的）反应。我们也许会误以为已经解决了一项研究课题，而其实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确立了一项尚待研究的课题。其次，我们也可以将上面的论述理解为指一种完全依赖意外后果的反馈过程。我已经指出，说“教育…具有配置个体的功能…”是模糊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意料之内的方面和出乎意料的方面之间的差别。因此，在这样的论述中，我们就不清楚，所考虑的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是“因果循环”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我前文所称反思性自我调控的结果。只有当处于社会再生产过程某个环节并受这些社会需求影响的人们认为，社会需求确实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蕴含的因果因素，它才会作为这样的因果因素而存在。人们在设立那帮“小子”所在的教育系统时，认为它的目的是促进机会平等。而它的实际结果却恰恰相反，是维持了流动壁垒。但教育部或者国家的其他领导机构并没有计划这么做。如果这些机构真想这样做，由铁腕的决策者深谋远虑地安排教育，以维续阶级体系，那么这一过程会和现状大不相同。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有的现代教育系统都包含了反思性调控的努力，这些努力所导致的后果又会对那些制定教育政策的人施加反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不对这种复杂性进行研究，就不能把握再生产的实际条件。其结果就是某种形式的客体主义，认为无论发生什么，都是社会力量的结果，而且就像自然法则一样不可避免。不过，另外一种做法是有可能接受某种阴谋论，认为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过是某些人精心设计的结果。前者是功能主义特有的观点，它的问题是没有充分重视有意图的行动；而后者的局限则来源于未能看到，活动的后果总是不断地脱离最初发起者的控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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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构二重性

我想，从本书前面的讨论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结构二重性是结构化理论的基本概念，它的意涵就体现于行动的“条件”和“后果”这两个术语所具有的错综复杂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以身体在场的具体情境为场所和渠道的。当我们从对策略行为的分析过渡到对结构二重性的认识时，就不得不“步入”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努力去认识，在一定范围情境内所进行的实践，是以何种方式嵌入范围更为广泛的时空之中的。简言之，我们必须尽力发现具体情境中的实践和制度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威利斯的著作对我们很有启发，可以形象地看到：那帮“小子”在学校中发展一种作对文化的时候，在多大程度上是利用了范围更为广泛的、而非其行动直接情境的规则和资源?

我们可以在分析上详细指明，从对策略行为的研究到对结构二重性的考察，概念上的过渡都涉及了哪些方面，即如下图(制度分析则可以从另一端开始，沿着上向的箭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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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区域之间的相互交织→超出直接互动情境的空间扩展
例行化→超出直接互动情境的时间扩展
时空伸延
各种形式的社会性总体

如果不再分析策略性定位的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进行的活动，就意味着需要研究一些新的现象：首先是他们的行动情境的区域化与范围更广泛的各种区域化形式之间的关系：其次，他们的活动在时间中的嵌入性，也就是说，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再生产出了长期确立的实践或者实践的某些方面；第三，哪些方式的时空伸延，能将我们考虑的各种活动和关系与整个社会的特征或者跨社会系统联系在一起。

威利斯对其中一些现象的讨论尽管用的术语和我的有些差异，但还是颇有见地的。虽说受到了阶级分隔的强烈影响，学校的正式等级制还是理所当然地包含了在社会许多领域普遍存在的行为方式和规范期待。学校作为一个场所，在物理空间上是和工作场所相分离的，在时间方面则和孩子一生中的工作体验相分离。尽管学校和工作场所都具有某些全面性的纪律权力模式，但它们并不只是同一种制度形式的两个侧面。威利斯指出，学校的纪律具有强烈的道德化倾向，这一点是工作场所中的纪律所不具备的。学校纪律体现了一种“抽象的教育范式，它维持并再生产出该范式所促成的东西”[11]。这种权威轴线的道德性，或者说它所强调的规范要求，影响了带有反叛色彩的亚文化的性质。当这帮“小子”对学校例行常规的细枝末节公然展现藐视时，他们不仅是在行为上背离了人们的期待，而且借此表明他们拒绝接受那些道德特权，因为他们认为老师的权威就是以这些特权为后盾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教职工在竭力确立他们的权威时，能够利用的资源也不仅仅是声称他们具有合法性。教职工是分配知识的“资源中心”，那些听话的孩子承认这些知识是稀缺的商品，即使那帮“小子”不这么看；而且，这些教职工可以采取更直接的方式，控制各种活动的时间安排和空间安排，正是这些活动构成了教室的组织和整个学校的时间表的组织。当然，在所有这些过程中，教师都间接地借助了来自校外社会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制度支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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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小子们”的态度和行为，当然不是他们自己完全凭空创造出来的；他们借助了自己校外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同时还借助了整个工人阶级共同体在历史上形成的经验积累。那些偏离了学校环境中的规范和预期行为的孩子，有能力利用这些经验财富，改造其中许多内容，以影响学校环境。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参与再生产了那些范围更广泛的情境中的各种特征，但他们是以创新而不是机械的方式来参与的。街坊邻里和闹市通衢为青年文化提供了符号形式，更直接地构成了反学校文化中经常提到的话题的来源。威利斯还提到，成年人讲述的和他们上班生活有关的那些故事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那些有关他们对待权威的态度的故事。父母参与了向孩子传播工人阶级文化的过程，但他们彼此之间显然在行为方式和具体观点上都不尽相同。而且，在形成他们的看法时，父母和孩子之间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有些父母表达出的态度和那帮“小子”相差无几，而有些父母则极不赞同甚至强硬反对这些孩子的行为。还有些父母对学校的各种价值观满腹存疑，甚至充满敌意，但他们的孩子却对学校所期待的行为标准亦步亦趋。换句话说，这帮“小子”的活动和来自更广泛社会中的各种影响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所有相关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国家的学校体系作为一种受到反思性监控的社会现象，利用了社会学研究和心理学。二者的影响都渗透到了这所学校的实际组织过程中(不用说，那里的教师现在也熟知了威利斯本人的研究)。在课程体系组织以及课堂教学安排方面，学校已经多少开始贯彻“因材施教”(progressive）的新方针。“小子们”能够直接接触来自校外社会的学术研究的主要场合之一，就是结合就业指导。现在，根据规定，所有学校都必须向孩子们提供就业指导。就业指导主要是受心理学理论和心理测验的影响，在学校内部很受重视。威利斯指出，就业指导虽然笼罩着一层人人平等的光环，但还是强烈地反映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志向抱负。就业指导集中在“工作”问题上，传播的观念往往和这帮“小子”从父母和街坊以及同一共同体成员那里听到的有关工作的态度和观念形成鲜明对照，而后者却特别对他们的胃口。他们取笑或者漠视就业讲座所发的那些材料。但这种反应还不仅仅是一种否定的反应。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洞察了工作的真正特性，而那些听话的孩子还死不认账。不过也许“小子们”真的有这样的洞察力。听话的孩子不得不“费劲地”学习，求得文凭，因为他们不知道投机取巧的窍门。要想在职场上混下去，需要胆量，能够决断，还要善于把握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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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难看出，正是他们从工人阶级既有的劳动环境中耳濡目染并加工发挥的那些观点发挥了作用，使得这帮“小子”逐渐深陷他们离校后面对的那些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这帮孩子与学校的“官方”规范之间形成的断裂的源泉，却以非官方的形式，在学校和工作情境之间建立了延续性。正是反学校文化为这帮“小子”提供了离校工作所遵循的主要指南。无论是这些孩子，还是他们的父母，都认为学校里的权威关系与工作场所的权威关系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构成了二者之间的认知联系和情感联系，这与学校和工作场所中的“官方”利用制约手段建立的那些联系相去甚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时间维度上延续久远、空间维度上分布广泛的经验基础，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被每一代人重新培养起来，为他们在学校和工作这两个原本相互分离、各不相干的社会世界架通了桥梁。这帮“小子”对于学校的看法引导他们迈向了自己的未来，但是在他们眼中，未来“就那么回事儿”(flat)，反正都差不多，而不是中产阶级特有的那种职业生涯观念，即不断地晋升。因此，“小子们”无所谓具体选择什么工作，逮着一份工作就干，而不是认真仔细地考虑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机会，然后再从中挑选一个。威利斯清楚地表明，这帮“小子”注定一辈子都得干普通的劳动，尽管他们心中根本就没有这种“普通劳动”的观念。但是，他们想要立即拿到最丰厚的薪水，而且认定工作总归是没啥意思的。他们受到这些欲望和观念的驱使，就一定会有这样的行为。

接下来，我们不妨到更广泛的时空框架里看问题。在这个框架中，存在一种工人阶级文化的再生过程。正是它导致了“小子们”这样的群体的各种情境性活动，而这些活动又影响了上述的过程。威利斯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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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某种方式为社会准备劳动力而言，学校中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过程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家庭、亲友、邻里、媒体，以及工人阶级在生产活动之外的整个经验，也同样关系重大，它们都对劳动力的持续再生产以及劳动力日常参与劳动过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还要重视工作场所，无论是其客观方面，还是它产生的作对文化，都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对在生产场所之外进行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反作用，从而导致一种无法预见也往往意外的意义和导向的循环，就像我们在反学校文化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种循环关系发挥着作用，最终保存并维持了一种特定的构型。也许，这又和官方政策的本意有所偏离了。[13]

在这里，提到有关劳动力的问题，就和我在第四章举例讨论的转变/中介关系发生了关联。我不打算重复这个问题，只是想指出，我们如何可以在分析上从反学校文化的情境性活动的角度出发，推出相关的结构性关系来。工业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全面的社会性总体，它的再生产过程所涉及的结构丛，除了前文所论，还可列举如下[14]：

私有财产：货币：资本：劳动契约：工业权威

私有财产：货币：教育优势：职业位置

第一组结构丛左端结构性特征的转变和前文分析的一样。不过，它们是否能够兑换成靠近右端的结构性特征，则取决于劳动契约以何种方式“转化”为工业权威。马克思详尽分析过，资本主义劳动契约的形式与封建秩序下领主和农奴之间存在的效忠纽带相去甚远。资本主义劳动契约是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是两个“形式上自由”的行动者在劳动市场上的相遇。这种新型的劳动契约的一个主要特征，就在于雇佣者雇佣的不是“劳动者”，而是劳动者的劳动力。利用货币这种统一交换媒介，劳动力转变成为一种等价物。工业资本主义作为一类生产体系，它的存在所包含的结构转变过程是不能缺少劳动力这种等价物的。对于雇主来说，抽象劳动可以在量上转化为等价的时间单位，使在不同产业部门劳动的个体所从事的具有质的差异的工作可以被相互换算。劳动契约通过经济权力转变成为工业权威。一旦绝大多数工人沦为无产者，雇主作为一个阶级就能够对工人行使这种经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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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些关系要能够存在，条件是“货币所有者必须在市场上和自由劳动者相遇，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15]①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这里的“必须”理解为马克思就其分析的现象所作的功能“说明”，至少是暗含了这样一种“说明”，仿佛这一陈述确实说明了这些现象何以发生。在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中，有一些关键问题的分析确实带有强烈的功能主义色彩。但是，我们姑且承认，完全可以按我提出的办法来解释这里的“必须”，亦即只是设问待答。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们不仅要涉及资本主义的早期起源，而且须联系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总体的制度秩序的持续再生产，因为没有什么机械力量可以确保再生产过程日复一日、代代相传。

威利斯对这帮“小子”在具体情境中的行动的研究有助于指明，上面所指出的结构性关系是如何在行动中得以维持并再生产。由于“小子们”对社会系统“似懂非懂”，尽管他们对工作性质无所谓，却乐意进入职场，从而使自身构成“抽象劳动力”。他们假设所有工作都一样，从而巩固了劳动力的可交换性的条件，而劳动力的可交换性就以结构方式包含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契约中。这似乎令人痛惜，因为如果威利斯所言非虚，那么这帮“小子”的作对文化恰恰有效地使他们在某些方面比起那些听话的孩子来，更加紧密地把自身的活动与他们所反对的那个秩序的各项制度整合在一起。不过，正是在这种关系的复杂性中，我们可以发现重要的是不能仅限于从结构中“解读出”行动，反之亦然；换言之，重要的是要抵制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的二元论。这帮“小子”的情境活动，尽管由于混杂了意想之中的后果和意图之外的后果，显得颇为复杂，但相对于整个制度再生产范围广泛的复杂过程来说，还只是微末一角。如果我们考虑第二组结构丛靠近右端的那些制度特性，必然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些特性使行动者的教育优势可以兑换成分化的职业位置。有一些比较直接的方式，有钱就可以转变为教育优势，而教育优势又可以转换成优势职业位置。因此，私立教育可以用钱来买，而接受私立教育的人比那些受公立教育的人更有可能谋得收入较高的职业。但是，在绝大多数时候，货币、教育优势和职业位置之间的转换，所涉及的再生产循环通路都远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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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译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略有改动，以和英文引文保持一致。—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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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结构丛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手段，可以用来对给定的制度秩序的一些主要特征进行概念分析。但是，我在前文业已强调，结构指的是各种关系脱离了时空所构成的虚拟秩序。只有在处于具体情境中的人类主体运用各种知识完成的活动中获得了具体体现，结构才能得以存在。正是通过这些活动，结构被再生产为嵌入时空跨度的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因此，要考察结构二重性，始终需要探讨我此前所称的结构化的各个维度或者说轴线。

1. 结构性约束问题

现在，让我们来进一步研究有关结构性约束的问题。这里，我想换个例子，不再讨论汉默镇学校（Hammertown school)中的男孩们。不过，读者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好像威利斯所进行的这种民族志研究不适于分析这样的问题。相反，威利斯的大多数论述都恰恰可以理解为是对于结构性约束的性质的精妙研究，理论思考细致完善，经验素材丰富翔实。但是我不想让人以为，相对其他类型的社会研究而言，民族志研究是社会学家首选的研究方式；而且，为了进行制度分析，我们所关注的聚合体的规模，往往(尽管不是必须）会大于用民族志的方式可以自如处理的程度。转向新的研究的同时，也不妨让我换个国家来看看。这里，我们的讨论将立足于在意大利西北部的皮埃蒙特（Piemonte）地区对教育机会的研究。[16]研究报道了一项问卷调查和一项访谈调查的结果，都是在高中生中进行的，总数大约三千人。在这两项调查中，接受较为详细的访谈的那些年轻人都是在访谈前一年的时间内刚刚开始找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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