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因此，这项研究的主题和威利斯的研究相当类似，尤其是它们都涉及了年轻人对学校和工作的态度。该研究还用各种例子说明了国家对系统再生产所进行的反思性监控的方方面面，这正是当代社会特有的现象。根据意大利议会的一项法案，要求登记造册，为所有离开学校找工作的年轻人提供帮助。所有的被访谈对象都是登记在册的人。这项法案既为那些招募年轻人的雇主提供了便利，又考虑给这些年轻人安排多种形式的就业培训，凡此等等。这项研究计划本身就属于当局试图以反思性的方式来影响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努力的一部分。研究由地方政府提供资助，原因部分在于政府以往有关离校生的政策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以前，政府每年向那些没有工作的高中或大专毕业生提供六百个待遇优厚的工作岗位。然而，却有三分之一的人不接受政府给他们提供的工作。制定这一政策的人对这种反应十分困惑，他们显然一直认为，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只要有人给他们收入还不错的工作，就会欣然接受。为了搞明白怎么回事，他们资助了这项研究。

研究报告的作者甘贝塔（Gambetta）在对材料进行分析时，始终紧扣着结构性约束的问题。他提出的问题是，个人在对不同的教育机会进行选择时，是受到外力的“推动”(pushed)呢，还是“自己作的判断”(jump)?如果存在外力的话，这些外力在什么意义上类似于“结构社会学家”描述的那些推动个人步入特定的行动进程的力量？甘贝塔首先总结了调查的结果，他的做法和其他各式采用“结构社会学”立场的研究非常类似。例如，用这种方法，可以证明阶级背景影响了教育选择的性质。一个来自“上层阶级”家庭的孩子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概是一个“工人阶级”家庭背景的孩子的四倍。这样的一些差别究竟告诉我们什么？它们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存在一些机制，导致了调查所发现的这些相关关系；无论这些影响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它们的效果远不是清楚明确的。因为许多上层阶级的孩子并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而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子弟却进入大学深造。不过，这些调查资料确实表明，影响教育选择的因素可不仅仅是包括那些涉及个人的因素，后者可以有效呈现为各自独立作出的决定的集合。莱博维茨(Leibowitz)曾经综述了大量研究，它们主要在北美地区进行，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证明，如果用社会经济背景来说明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限，可以“被说明”的方差从10%到47%不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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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粗糙的相关关系，显然只能模糊地表现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因此，甘贝塔通过统计控制许多可能有影响的因素，更仔细地考察了组间方差的来源。经济差异的指标是每个孩子的家庭收入，“文化资源”则根据父母的教育程度来衡量。控制了这些因素后的结果表明，父亲的职业，这几乎是研究中用来表明阶级背景最常见的一个经验指标，仍然对最终受教育程度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结果还呈现出产生效应的前后序列。工人阶级子弟比起其他阶级的孩子，更可能在早年就被淘汰，辍学去接受最早获得的就业机会。但在那些继续就读的孩子中，工人阶级的子弟却比阶级地位背景较高的孩子更可能进入大学；换句话说，那些阶级地位背景较高的孩子，一旦已经获得了较高程度的教育，他们就可能中断学业。这便提醒我们，阶级地位较高的家庭也许往往多少会自动地保证他们的孩子受教育的年限超出通常离开学校的年龄。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子弟所受到的影响也有上向的“推”力，而不仅仅是下向的“推”力。工人阶级的父母往往不会坚持让他们的孩子接受长期教育，除非有特别的理由促使他们这么做，比如有个孩子天赋异禀，或者有特别强烈的动机要留在学校里，等等。

那么，工人阶级子弟是被外力推动这么做的呢，还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是否因为他们对自己即将面对的生活机会，属于威利斯所说的“似懂非懂”，从而导致了他们的“落伍”？通过对手头材料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甘贝塔成功地证明，工人阶级子弟比起阶级地位较高的孩子，在作出是继续就读还是辍学这一最初决定时，对缺乏学业成功这一点的反应要大得多。这表明，工人阶级家庭和他们的孩子会以一种讲求实际的态度，来理解在学校体制中“坚持下去”会面临的重重困难。为什么相比起其他孩子，那些在学校继续就读的工人阶级子弟更可能坚持读下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尝试给出如下解释：对于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来说，比起阶级地位背景较高的那些孩子，继续就读更多是意味着一种价值认同（认同一些在文化上与工人阶级“相异”的价值）。而且相对而言，继续就读的物质成本也更高，因为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支持一个孩子在学校读书，比起阶级地位较高的家庭，边际成本要更大。一旦他们认同了这种价值，比起阶级地位较高的孩子，他们就会有更高的文化“投资”和物质“投资”需要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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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假定，有关劳动市场的知识，以及对工作的一般态度，都会影响这些决定。本例中，甘贝塔讨论了一种有关劳动市场行为的观点—“停放理论”(parkingtheory)。这种观点在意大利已经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根据这种理论，受教育的年限往往与在早年辍学时面临的社会流动机会成负相关。要想避免失业，学生就会在学校里待更长的时间。停放理论暗含的对学生动机的说法是：倘若其他情况相同，优先考虑工作，其次考虑求学。提出这一理论的那些学者[18]，就行动者的动机和理由有所论述，但这些论述大部分既不明确，又很“薄弱”。不过，由于停放理论可能导致一些和直觉相反的结论，所以它颇为耐人寻味。例如，它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受教育年限可能和一个街区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成负相关。因此，巴巴格利（Barbagli）发现，在整个意大利，人均收入和11至15岁年龄组的入学率呈正相关。相反，过了15岁这个年龄，法律就允许辍学，而继续就读的比例和人均收入就呈现出负相关，和其他一些衡量省级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也是如此。他从这些材料得出结论：由于更难找到就业机会，较穷省份的那些孩子往往会继续就读。[19]

不过，由于停放理论在动机的解释方面比较“薄弱”，我们没有办法考虑对这些结果提出不同的可能解释。例如，如果在学校待的时间更长不会带来什么可能的经济收益，那么继续就读的模式还会照旧吗？这里，停放理论会得出和那些“人力资本”理论不同的结论，后者是从成本一收益的角度来考虑个人的教育决策的。为了评价这些不同的可能解释，甘贝塔考察了在皮埃蒙特地区个人坚持读到大学的决定和经济差异之间的相关程度。结果显示，继续就读不仅仅像停放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否定性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就读是一个肯定性的选择，受到继续教育所提供的机会的“吸引”。但是，正如研究所表明的，就各种“人力资本”理论本身所包含的有关动机的假设而言，这些理论都过于简单化了。而且，当各种行动者分别考虑完成的行动历程叠加在一起产生了意外后果时，这些理论就都不能把握了。留在学校继续就读，本来是打算将来就业能够尽可能增加自己的收入，但是也许这样的决定却带来有悖于初衷的偏离后果。每个人都是预期将来会找到高收入的工作才会继续就读的。但是，如果太多的人都这么做，预期的收益就会消失殆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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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是受到外力推动的呢，还是自己作出的判断？甘贝塔最初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促使他超越了结构社会学通常的界限。他在分析手头的经验材料时，能够从制度视角转向对有目的的行为的研究。他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社会学傀儡”(sociologicaldopes)。不过，在这里，我并不打算直接探讨甘贝塔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而是要进一步遵循上一章所发展的思路来考虑他的研究。不妨让我重审一下前面对行动约束的论述。首先，不管什么人，如果不是已经受到某种力量的“吸引”，约束就不会“推动”他去做任何事情。换句话说，即使限制行动历程的那些约束十分严格，我们的说明也应该蕴含对有目的的行为的描述。其次，约束是五花八门的。在目前这项经验研究中，重要的是将由各见差异的制约手段所导致的约束与结构性约束相区分。第三，要研究结构性约束在不同的具体行动情境中的影响，就意味着要详细说明，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因素限制了行动者的认知能力。

我们不妨从后往前探讨这些问题。显然，就第三点而言，甘贝塔的大量论述实际上是和辨识行动者认知能力的界限有关。具体而言，他十分注意揭示父母和孩子对当地劳动市场可能有怎样的了解。这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他同样注意分析了行动者在学校环境方面的认知能力。他的研究是一种运用统计手段进行的研究，不可能像威利斯的著作一样提供那么丰富的细节材料。但是，甘贝塔也指出，我们完全可以依据调查材料，推断出父母和孩子对教育的“现金价值”可能拥有什么样的知识。

关于第二点，应该指出，有许多种制约手段会影响孩子的位置；这些与结构性约束的来源之间的区别一望可知。法律规定了入学年龄和最低退学年龄。父母和孩子有时无视这种法律义务，特别是在意大利南部地区。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法律规定设定了一个框架，甘贝塔所分析的那些类型的决策都是在这个框架内作出的。此外，孩子还面对来自父母和学校其他人物的非正式制约。既然父母必须资助那些留在学校继续就读的子女，他们就握有强硬的经济制约手段，影响他们的孩子是否会进一步接受教育；当然，除了这些，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还包含其他更微妙的制约机制。像威利斯那样的研究都相当清楚地揭示了在学校环境中也存在形形色色的这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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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最后来看看第一个问题。研究者要在一个具体的行动情境或一类行动情境中辨识出结构性约束，就得考虑行动者与动机相关的那些理由，而这些动机正是偏好的来源。当约束严重束缚（可行的）备选方案，以至于行动者只剩下一种或一类选择时，我们就可以假定，行动者除了服从别无办法。这里包含的偏好是否定性的，就是希望避免不服从带来的后果。如果情况是行动者“只能这么做，除此别无他法”(couldnot have actedotherwise)，那是因为在行动者必需的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只有一个选择。我一直强调，千万不能将这种情况和“除了去做，别无办法”(could not have done otherwise)混淆起来，后者标志着行动的概念边界；而结构社会学家往往混淆的就是这种差别。当只存在一种（可行的）选择时，对这种限制的觉知，再加上需求，就给行动者的行为提供了理由。正是因为约束，行动者所理解的那种约束，构成了行动的理由，结构社会学才容易省略对行动理由的分析。[21]当然，即使可供选择的范围十分广泛，行动者给行动提供理由的过程也会涉及约束问题。这里，我们又需要小心从事。在任何具体情况中，形式化的偏好模式或决策模式都确实可以提供一种强有力的分析方式，用来解释结构性特征之间的关联，但是它们不能代替借助民族志手段来更为细致地研究行动者给出行动理由的过程。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那帮“小子”的行为。一种“经济”模式无疑可以使我们对他们行动的理由有所了解。他们看到正规教育给他们提供不了什么好的工作前景，实际上就决定一旦有可能，就辍学找工作，以便减少损失。不过，如果只是这样来表述他们的行为，根本就没有传达威利斯的研究所揭示的那些微妙之处或复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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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贝塔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是：在辍学者所直接面对的行动情境中，结构性约束具有哪些影响。考虑到每一项具体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有限性，他关注的问题尽管有些狭隘，但无疑是有情可原的。不过，我们显然可以换一种方式，更为深入地分析结构性约束对他所研究的行动历程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探讨，行动者的动机和给出理由的过程是如何受到其成长过程和此前经验的影响和塑造，进而，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受到范围更广泛的社会中的一般制度特征的影响。不过，在原则上，分析这些“社会力量”的方法与甘贝塔研究中采取的方法完全一样。也就是说，结构性约束总是通过行动者的动机和理由发挥作用的，它们（经常以迂回分散的方式）确定了一些条件和后果，从而影响了他人所获得的选择机会，也影响了他们从这些选择机会中想要得到的东西。

6.矛盾和有关冲突的经验研究

继续探讨将教育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话题，就提供了一条实质线索，以进一步考虑与经验研究相关的广泛问题。在前面有一章我曾指出，可以有效地将矛盾概念与结构性特征和结构性约束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在那一章里，我的讨论比较简短，而且十分抽象。我只是指出，在社会理论中，我们可以赋予矛盾概念以清楚的意涵，而且有必要将矛盾和冲突区分开来。冲突这个术语，指的是不同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某种积极主动的对抗形式。现在我打算基于经验语境捍卫这种主张，不过我只关注前文我说的“结构性矛盾”。近年来，在赋予矛盾概念以确定的经验内容的各种努力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具启发的做法是那些受到博弈论影响的学者的著作。这些学者所采取的立场明显和方法论个体主义有联系。[22]其中的一位作者布东（Boudon)对教育和国家政策进行了大量论述。而另一位持有这一立场的学者，即埃尔斯特(Elster)，他的著作是我们刚刚分析的甘贝塔的研究所借鉴的主要思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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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东和埃尔斯特将矛盾和行动的意外后果联系在一起，他们把这种意外后果看作所谓“偏离效应”的一种子类，有可能是多个个体有意图的行为的结果。埃尔斯特将这样理解的矛盾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涉及所谓的“反目的性”(counterfinality)，一种涉及“次优性”(suboptimality)。[23]前者和埃尔斯特所说的“合成谬误”(the fallacy ofcomposition）有关。这种错觉认为，在一些既定的情况中，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可能的行为结果，对于同处这些情况中的其他任何人来说，必然同时也是可能的。例如，某人将他所有的钱都存到银行里并获得了利息；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并不能得出结论，所有人都将钱存到银行里，全都会获得利息。

埃尔斯特论述的关键是，如果我们对许多合成谬误的实例进行重新描述，可以发现这些情况都包含了矛盾的社会关系。当在许多个人的聚合体中，个人的行为方式属于下面这种情况时，就会导致矛盾后果：如果个人孤立地行动，就会产生和意图一致的效果，而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则会产生一种偏离效应。如果演讲厅里的所有观众都踮起脚尖，以便更好地看到演讲者，其结果便是谁也不会达到目的。如果在某个地区，所有的农夫都通过伐树来扩大土地面积，结果就会由于植被破坏导致土壤侵蚀，最终每个农夫的土地都比开始有所减少。不仅没有人有意达到这样的结果，而且这些结果还和处于这一情境中的所有人想要实现的目标恰恰相反；不过，导致这些结果的行为最初意在满足行动者的需求，而且，要不是这种行为变成所有人的普遍行为的话，个人本来是会达到这个目标的。我们不妨看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利润率下降这一趋势的讨论。[24]如果经济增长的步伐过快，就会吸纳所有可以雇佣的劳动力资源，一旦雇主发现缺乏合适的劳动力，工资就会提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雇主会引进那些可以节省劳动成本的技术创新。虽然说，单个工厂主通过引进技术创新可能获得更多的利润，但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因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上升了，剩余价值总额以及利润总额就都下降了。一旦某个经济部门的所有工厂主都引进了同样的技术创新，他们的处境就可能比以前更糟。

第二类矛盾关系，所谓次优性，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界定的。这种情况就是，在一个博弈论情境中，当所有参与者都选择一个最终会达到均衡解的策略，他们同时意识到，其他的人也会像自己一样做，这样所有人都会得到相应的均衡结果。而如果这时他采取另一种策略，他本人就会得到更多。与反目的性的情况不同，在次优性的矛盾关系中，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他们的行为和其他人的行动以不同方式融合在一起发挥作用，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假定农夫们组成一个卡特尔，栽种一种特殊的作物，就能确保较高的利润。如果卡特尔成立了，个别农夫要是能够无视卡特尔的协议，从中渔利，而不为其所限，那他获得的利润就会更高。如果所有农夫都意识到情况可以如此，那就根本成立不了什么卡特尔。[25]布东曾经用一种与此大体类似的解释，来研究教育和社会流动的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大大扩张。随着教育水平的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从事了和他们的学历不相称的工作，也就是说，要是以他们所干的工作的正式要求来衡量，他们的学历明显过高了。这样就导致了受挫情绪。部分是对这种情绪所作的反应，许多国家设立了所谓“短平快”（short-cycle）的高等教育，设置了一些短期课程，给学生提供更有弹性的短期选择。不过，很少有人选择这样的课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布东指出，短平快教育的失败可以从与囚犯困境类似的角度来理解。学生们意识到他们接受这种教育可能会面对哪些后果，从而作出了理性的选择，导致了这种次优的结果。研究表明，那些选择短期教育课程的人，确实和那些接受更传统的长期课程的学生一样有机会找到收入优厚的工作。而且大多数学生也了解这一事实。所以，也许有人会出于直觉地假定，会有相当一批学生选择短期课程，制定这些政策的政府就这么想。布东指出，这个假设看似一目了然，其实并不那么正确。学生所作的选择和囚犯困境取决于同样的事实，即每个人在选择时，都知道其他人也在根据同样的可能作出选择。学生实际上是通过选择长期教育，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机会，即使有些人可以通过选择短期课程以获得更多的好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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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斯特和布东的阐述之所以很吸引人，不仅是因为他们能够使矛盾概念具有清晰的含义(虽然布东本人并没有使用矛盾这个概念)，而且还因为他们表明可以用什么方式赋予矛盾概念以经验内涵。人们有意为之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如果偏离了最初的意图，乃至于追求某个目标的活动恰恰使人们不太可能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些后果就是矛盾性的。不过，这样的矛盾概念所面临的困难也是很明显的，它和这种概念所借助的博弈论模式密切相关。当然，博弈论模式无疑在经验研究中非常有用，无论是提示研究者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还是如何对调查结果进行解释，都有很大帮助。布东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即为一例。但是博弈论在社会科学中却似乎只能应用于有限的范围。如果我们抽象地或是用数学方式来表述博弈论的模型，这些模式会显得优雅精致、令人满意，但它们和实际发生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却往往很不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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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存在下面这些特定情况，那么将博弈论模型应用到经验问题上，就很容易站得住脚：有确定的“决策”需要作出；可以比较容易地指出涉及了哪些可供选择的后果；分别进行这些决策的一群人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沟通。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情况并不难找到，但是也有非常多的社会生活情境不属于这种类型。如果说，和博弈论的联系是限制埃尔斯特等人考虑矛盾概念的思路的一个根源，那么另一个根源就是这种思路和方法论个体主义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埃尔斯特所明确采取的那种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立场。尽管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关联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为什么二者往往会殊途同归。在埃尔斯特看来，所谓的矛盾，就在于分别进行的个人行为和它们的合成后果之间的脱节。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我所谓的策略行为分析。从这种立场出发，根本不可能理解在系统再生产的结构条件中包含的矛盾。

我提倡的就是后面这种矛盾观念。对于社会理论来说，这种理解要比埃尔斯特和布东所提出的矛盾观念有更广泛的意义，而且在经验研究中使用的范围也更广。我并不想质疑他们的观点的重要性，而是想用这种矛盾观念补充他们的观点。可以认为，他们讨论的那种矛盾后果，经常和我所称的结构性矛盾之间产生系统的关联。我除了要把矛盾概念和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预设分开，还不想像他们那样抽象地理解矛盾的概念。也就是说，我打算用一种实质性的方式，将矛盾概念和前面我区分的所有类型的社会性总体联系起来。从这种联系的角度来看，在这些社会中，虽然存在许多次生矛盾的例子，但它们都是从赋予社会以结构的那些支配性矛盾类型那里派生出来的。不过，根据我的定义，原生性结构矛盾和次生性结构矛盾依旧保留了埃尔斯特赋予矛盾概念的意义的核心：系统再生产的条件需要依靠各种结构性特征，而这些结构性特征的运作恰恰是要否定它们赖以奠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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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举例说明有关资本主义国家原生矛盾的一些相关思考，我们可以参考奥菲(ClausOffe)有关这一问题的一些论述。[27]这些论述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质问题的分析上，至少其主要方面都和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吻合，而且它们已经产生了大量富于启发的经验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形式可以用以下特征来描述（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特征）：

(1)“禁止政治权力根据自身的政治标准来组织生产过程。”换句话说，那些大型经济组织部门不是由政府协调的，而是由在经济企业的“私人”领域中从事的活动协调的。这些“私人”领域的制度基础，就在于私有财产，在于劳动力的世俗“所有制”。

(2)“政治权力通过征税机制和对资本市场的依赖，间接地取决于私人积累的数量。”也就是说，国家的资金是借助税收机制，从国家机构不直接控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抽取来的。

(3)“既然国家取决于超出其组织权的积累过程，每一个拥有国家权力的人基本上都乐于促进那些最有利于积累的条件的发展。”[28]

第三点是前面两点的一个重要补充，因为它使这一论述避免了幼稚的功能主义意涵。它表明，国家机构的那些官员也了解前面两点所指出的那些现象，而他们正是依据这些知识行事的。

那么，为什么说，具有这些特征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矛盾的社会形式呢？这是因为，使国家得以存在的那些条件恰恰导致了与国家权力相悖的机制，而这些条件的运作还取决于这些机制。用传统的术语来说，“私人占有”既要求“社会化生产”，同时又否定了后者。奥菲发展了另一种在分析上十分有力的方式来表述这种思想。他指出，国家依靠商品形式，但同时又依靠对商品形式的否定。商品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价值的买卖；当价值不再被视为可以用货币来交换的东西，就丧失了商品化的特征。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性就体现在它处于商品化、去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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