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化和再商品化的推拉过程中。提供医疗保障和公共交通就是这方面的例证。设置社会化的医疗服务，就意味着将医疗保障的一些重要方面去商品化，将它们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而不考虑需要服务的人能否支付服务的价格。不过，那些较为富裕的人，即使能够获得公共医疗服务，也往往会选择私人医疗服务，因此，他们对社会化的医疗服务需求最少，但恰恰是他们通过累进税制为此支付得最多，与他们所受到的服务不成比例。他们也许会因此施加压力，要求将某些公共医疗服务改回商业化运营。公共交通的情况也差不多。那些处于较高的税档的人，为公共交通提供的资金最多，但他们的绝大多数出行都会乘坐私家车。因此，他们很可能反对那种把公共交通当作社区的全民福利的政策，而更支持将公共交通当作可以商业化运营的服务的政策。因为那些低收入群体可能持有与此相反的看法，所以随着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相继上台，政府的政策就在对这些服务进行去国有化和再国有化之间反复摇摆。[29]

奥菲的分析敏锐地提出了冲突和矛盾的关系问题。但在直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打算先探讨一下次生矛盾的论题。原生矛盾与次生矛盾之间的关联方式多种多样，直接程度大小不等。有些关联方式是相当一般性的，而有些则高度情境化。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些例子，它们都是从社会学文献中随意挑选出来的。它们都是产生偏离后果的实例，但我认为也完全可以说它们体现了矛盾。

(1)一项有关老年人的研究分析了向他们提供收入补助的问题。美国政府采用收入补助保险来改善大量低收入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但这种做法在提高了这些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的同时，却使他们的收入将将超出了国家的医疗救助的合格条件。这样一来，医疗机构就拒绝向他们提供医疗服务的福利，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生活比以前更糟。

(2)一项有关警察的研究表明：在纽约市，要减少现有警员中办公人员加班费的开支，就要在街道上多安排一些巡警。但是，警察加班的主要原因是办理逮捕的程序。街道上警察数量的增加导致了逮捕更多的人，结果，人们本来是指望靠新政策来解决问题，可

第六章 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316

317

297

它的推行反而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3)一项研究分析了底特律的城市暴乱。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政府作了大量努力，以避免在底特律的贫民区再次发生暴乱，政府向内城区的居民提供更高的福利待遇和就业机会。但是，这就吸引了大量穷人从外城区迁入内城区，以把握相关规划所提供的好处。这些外来的人，许多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因此进一步扩大了失业队伍。而其他找到工作的人则抢走了本来会落到城里长期失业者头上的工作。因此，人们发现那些被认为会导致爆发暴乱的条件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30]

这些例子都有助于我们更加透彻地理解两种矛盾与社会冲突的发生之间的关联。这两种矛盾分别是结构性矛盾，还有艾尔斯特和布东所使用的那种意义上的矛盾。简言之，我要提出如下主张：如果出现了偏离后果，或者被相关人员认为会出现这种效应，那么矛盾就可能和冲突直接联系在一起。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矛盾总能产生偏离后果，或者所有的偏离后果都是矛盾性的。但矛盾是一种结构性偏离(structuralperversity)，可能会不断地引发一些偏离后果，处于具体情境中的行动者的行为就会展露出这一点。偏离后果可能会产生怨恨，而且恰恰由于这些后果所具有的“反弹效应”(reboundeffects)，它们才会成为动员人们参加斗争的力量，至少是潜在的力量。也就是说，在一些场合中，当相关的所有人或者绝大多数人都期望他们会有更好的处境，那么事情反而会变得不如以前。因此，要考察冲突的起源，先研究矛盾性的偏离后果会很有收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将矛盾等同于这种特定形式的后果，就过于狭隘了。因为，一方面，结构性矛盾有时根本就不会导致偏离后果，而另一方面，与能够激发冲突的矛盾相关的情形有不少，并非只有偏离后果。

可以说，在结构性矛盾的场合中，偏离后果只是可能产生的偶然性产物。矛盾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直接联系，体现出激发冲突的更为一般性的条件。资本主义是一个阶级社会，“私人占有”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与阶级分隔紧密咬合，而阶级分隔又体现了阶级之间的利益对抗。当然，矛盾和利益之间的具体关联可能各不相同。但我们有理由断定，原生矛盾和次生矛盾越是相互汇合，越是有可能出现各种利益分割之间统御一切的联合，也就越有可能沿循矛盾的“断裂线”发展形成公开的冲突。我们可以认为，考察矛盾与冲突之间的关系，有三种情况特别重要：行动的不透明性（opacity)，矛盾的扩散（dispersal)，以及直接压迫的普遍存在。[31]如果用威利斯的术语，所谓行动的“不透明性”，指的是行动者对其所属社会系统的各种矛盾特性的洞察程度。对矛盾的本质有所洞察，会促使人们采取行动，以求解决或者克服这些矛盾。但是，如果只把行动者的这种洞察力和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这个论述就有些似是而非了。矛盾是一种推动变迁的源泉，但常人行动者一旦了解到这一点，他们就既可能改变这种矛盾处境，也可以尽其所能来使这种事态稳定下来。如果我们考虑马克思假想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预言，这一点的确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马克思认为，随着工人阶级的成员日益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性质，他们将动员起来，改变这种状况。马克思似乎没有充分重视，社会中的统治集团对于系统的了解也有可能足够精细，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个系统趋于稳定。我们可以从这些角度出发，来理解为什么国家的作用会日益扩大。国家不仅仅受到原生矛盾的推拉作用；国家机构也可以竭力监控系统再生产的条件，从而尽可能减少冲突，而如果没有国家机构的作用，这些冲突就很可能会爆发。

社会的构成

318

298

矛盾融合或分散的程度的差异可能取决于主要两类条件。一类条件涉及所谓“不平等发展”，另一类条件则和区域化有关。我们在这里无须对不平等发展的概念或其经验意涵多加讨论。这个概念通常是和马克思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和托洛茨基与列宁的作品联系在一起，但是，阐述并且运用这一概念的学者绝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不过，和一般人的看法相比，这个概念确实可以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中使用。人们通常只有在考虑和大规模的变迁过程的关系时，才会想到这个概念；但它没有理由不能同样用于范围有限的时空情境。这里，有关区域化的论述肯定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特定的区域“跨度”，和不同的变迁程度联系在一起，可能会导致矛盾的积累，而且几乎也会导致偏离后果。列宁认为，20世纪初俄国所面临的处境正是属于这种情况。不过，其他形式的区域化也可能导致矛盾趋于分散，或者成为互不相于的片断。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冲突就会零星地发生，并交错相关，这样就使某些冲突的结果抵消了另外一些冲突的结果。至于直接压迫，是指通过使用暴力，或者威胁这样做，来阻止激烈斗争的出现。人们通常认为，使用暴力就是表明冲突的发生，但实际上，威胁要使用暴力，或者只是用某种方式策略性地展示暴力，同样足以防止某种异议发展成为公开的斗争形式。任何倾向于认为对暴力手段的控制不能用来减少那种根深蒂固的冲突的人，都应该思考一下像南非这样的例子。[32]①

第六章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319

299

1. 制度的稳定与变迁

最后，我要再考察一项研究，它和上面所讨论的那些研究都不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直接受到了结构化理论的影响。我指的就是英格汉姆（Ingham）最近发表的一部著作。在书中，他对大约两百年以来“伦敦城”在英国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33]英格汉姆所研究的经验问题是：“伦敦城”作为位于伦敦的金融中心，如何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相对于英国的工业资本，始终维持着显著优势地位。而他关注的更为一般的问题，则是现代国家的性质。

根据英格汉姆的观点，结合在一起构成伦敦城的那些组织主要从事的活动可以说是“商业性的”。这些活动包括为贸易提供资金，商品和交通的保险业务，外币兑换业务，等等。这些组织不仅与英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关，而且和资本主义企业在全球扩张的分支机构有关。在这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伦敦城在对英镑作为“世界货币”即一种在国际范围内有效的交换手段进行管理时所发挥的作用。英格汉姆批评了一些认为伦敦城只关注“金融资本”的理论。伦敦城的活动就是围绕着资本的循环流通，就此而言，它当然是金融性的；但伦敦城主要关注的是各种形式的经纪业务，为那些直接从事资本的生产性用途的人提供中间人方面的服务，以此获取利润。

社会的构成

① 吉登斯撰写本书时，南非尚未取消种族隔离政策。——中译注

300

英格汉姆指出，要充分地理解自18世纪晚期以来伦敦城地位为何长久不衰，就必须抛弃此前文献中占支配地位的那种内生式理论分析风格，并努力把握伦敦城中最重要的组织如何对各种突发政治事件做出反应。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希法亭(Hilferding)，都主要是采取内生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概念来说明伦敦城的作用(或排除相关说明)。马克思承认并论述了伦敦城在19世纪英国经济生活中的独特性质，并从英国经济的某些特征出发，分析了伦敦城的这些独特性质的起源。他认为，在这一时期，英国的经济正从商业资本占支配地位转向工业资本占支配地位。而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工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会很快将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从这种中心位置驱逐开。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本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将逐渐压倒传统确立的“银行统治”的体制。因此，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根本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思路，来分析为什么长期以来伦敦城一直能够维持它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希法亭的观点尽管是在晚些时候提出的，但却同样存在着缺陷。在他看来，“金融资本”的形成是银行业和大型工业相融合的结果，在英国，相较别处，发展的步伐虽然姗姗来迟，但最终也会像其他社会一样发生同样的融合过程。19世纪英国在制造业方面还是龙头老大，使它在这方面可以暂时落在后面；不过，国际竞争保证英国最终会出现和其他国家一样的模式。[34]

然而，这种模式并未出现。原因何在？英格汉姆的观点是，现代英国社会的显著标志，不仅在于它产生了第一个工业经济体系，而且在于它是世界商务交易的中心。英格汉姆指出，必须把伦敦城和民族国家的性质连在一起考虑，才能理解伦敦城最重要的特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但是国家不能收放自如地控制这种货币在其领土外的流通；而且，不同货币的价值和稳定性也存在广泛的差异。部分由于英国在19世纪的工业优势(但这不是唯一原因)，伦敦城很早就开始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世界货币”的中心，成为定期的交易结账的国际清算场所。在这方面，伦敦城几乎垄断了某些类型的商务交易。诚然，这种垄断地位，以及采用黄金一英镑的本位制，取决于一系列政治条件。但我们必须把这些政治条件和英国在工业上的领先地位区分开来。伦敦城和英镑的重要性所持续的时间，要比英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的时间长得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但是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人的预期相反，纽约并没有就此取代伦敦，成为世界主要的结算场所。

第六章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321

301

根据英格汉姆的论述，我们必须从下面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这些现象。在19世纪早期，英国推行了一系列财政改革。改革者的意图主要是解决国家长期积累下来的债务问题，而拿破仑战争更不啻火上浇油。不过，改革的结果却是促进了金融行业脱离工业资本家，汇聚到伦敦城的机构组织中。伦敦城的财富日益增长，使一部分贵族阶层有可能继续维持他们的地位；否则，由于农业经济重要性日益降低，他们已经丧失了原有的权力基础。作为“绅士交易”(gentlemenlyexchange）的组成部分，伦敦城的商人和银行家反过来又获得了贵族的外在标志。就此而言，19世纪影响伦敦城发展的那些进程，不仅使一定类型的阶级权力得到了增长，而且还维持并实际上强化了所谓“前工业”的商业资本主义。伦敦城不仅在具体位置上和工业为主的北方分开了——这是区域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而且在经济和政治上，一直和工业资本主义的那些中心有着显著的区分。伦敦城在英格兰银行的控制下是高度集中的。而银行业系统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维持英镑这个“有信用的”世界货币形式的稳定角色。[35]这一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财政政策，它一直在确保英镑的法律有效性，而仅靠伦敦城纯粹的经济活动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无论如何，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问题来看，在英格汉姆对英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评价中，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它的具体论述是否准确可靠，而是它体现出的理论整体立场。通过批评内生模式，英格汉姆的分析避免了许多研究现代社会的理论中根深蒂固的某种发展决定论。我所谓的发展决定论，指的是一种考虑社会变迁问题的思维方式，即认为在一定类型的社会中，只有一种“前进道路”，只要一个具体社会属于这种类型，它终归会在某个时候踏上这条道路。因此，用这种思维方式来看，“工业资本主义”具有某些普适的发展模式，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属于“工业资本主义”，就会重复这些发展模式；如果有些社会没有体现这些模式，那肯定是因为它落伍了；或者说，出于某种原因，这个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这种思维方式还总是包含某种功能主义：如果某些发展进程对于一个或一类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是因为这个社会的制度秩序在功能上需要这些发展进程。这就等于是诉诸某种隐含的功能需求，来“说明”为什么一个社会“必须”遵循某种发展道路。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只有将这里的“必须”放在一种反事实的情况中来理解，才是妥当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初，面对工业资本的“需求”，抛弃伦敦城“过时”的商业角色是英国“必须”或“不得不”发生的历史进程。如果把这一论述看作反事实的，它至少具有潜在的启发性。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问这样的问题：伦敦城的权势地位一直维持不变，对于工业资本来说，这一事实的后果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上述那个句子中的“必须”能够说明问题，其实就会造成障碍，使我们不能理解事情的实际发展历程为什么是这样的。英格汉姆的著作清楚明白地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的构成

322

302

英格汉姆的研究还成功地避免了和内生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另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假定，不论学者研究的是什么社会特征，在这方面最先进的那个社会，出于研究的目的，它就成了一个样板。[36]因此，在马克思等许多人的心目中，19世纪的英国现身说法，告诉其他社会，它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英国作为工业上最发达的国家，它所预示的发展道路就是其他国家注定要遵循的。但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大概没有几个人还会这样来看英国，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难道这种观点所代表的思维方式，会随着英国经济的黯然失色而销声匿迹吗？根本不会。今天，是美国这个“经济上最发达”的社会，在社会理论和经验研究中充当了类似的角色，即使在大多数学者那里，这种预设并没有像帕森斯持有的那种进化论观点那么露骨。他们出于某种研究目的，参照这样或那样的标准，根据社会在这方面的发展水平，将各个社会分等论序排列。诚然，我并不否认这种做法有时也有一些用处。同样，尝试指出不同社会的制度秩序具有哪些共同点，这既合情合理，也属必不可少。但所谓“比较研究”必须名副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只有通过对不同社会进行直接比较，才能对所谓“典型”的发展进程进行评价，而不能预先就将任何一个社会看作某一内生发展进程的样板。

第六章 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323

303

英格汉姆明确揭示道，伦敦城这种显著地位最初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其他原因推行的财政措施的一个意外后果。因此，在马克思和其后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商贸经纪和高利贷只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特有现象，但却成为英国资本主义的持久特征。恰恰是因为伦敦城的支配地位逐渐和它在跨国交易中充当的经纪人角色联系在一起，这个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才是不可能重现的。但是，如果说伦敦城在19世纪早期确立的支配地位实际上是一种意外后果，那么它此后采取的各种捍卫并扩大其权力的政策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20世纪初以后，英国经济开始面对来自其他发达工业国和新兴工业国日益激烈的竞争。面临此等情形，伦敦城的经济霸权在国内外都开始受到严重的威胁。正像英格汉姆的分析所揭示的那样，无论是银行业还是财政部，它们内部的集团都积极推行各种政策并获得成功，旨在保护伦敦城各组织的特权地位。

英格汉姆的研究体现了一种对“世界时间”相关问题不同寻常的敏感，十分引人注目。在19世纪早期，伦敦城是在与一定的事件局势的关系中，逐渐形成它的现代形式的。它始终能够维持作为商务活动中心的地位，这既取决于英国作为工业国龙头老大的地位，也取决于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资本主义关系的进程。在19世纪早期，那些推行财政改革的人相信，英国商人既然已经成功地从荷兰人和法国人手中抢走了昔日的大宗贸易，当然也可以在自由贸易政策与坚持金本位相结合的基础上巩固英国的经济力量。例如，贸易委员会主席赫斯基森(Huskissen)就曾促请人们将英国的地位和前几个世纪威尼斯的地位相比。但是，这种政策影响之所以这样有效，无非是因为存在英格汉姆所描述的特定的阶级联盟。而且他明确指出，伦敦城权力最初得以巩固的条件，截然不同于后来那些维持伦敦城地位的条件。在19世纪，伦敦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据的角色有一个直接的经济基础，这就是英国作为工业制造国的成功。而到了20世纪，这一基础不再具备了；英国经济的“工业”和“商贸”部分开始有了各自不同的活动领域。此时，伦敦城已经在国际上确立了世界货币经纪中心的地位，使它能够始终保持它的权力。但是，由于国内国际的各种环境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伦敦城的繁荣其实可能正是以英国工业的相对衰退为前提的。

社会的构成

324

304

英格汉姆的著作证明，影响伦敦城兴起的那些条件，以及后来维持它特权的那些条件，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性。也许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把伦敦城看作国家的“一部分”，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它的经济权力都深深地依赖各种政治因素。“银行统治”和政府高层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促进了伦敦城在英国经济中的霸权。但是，塑造伦敦城角色的关键，是它在国际经纪业务中的核心地位。显然，那些将国家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现象或某种集体行动者的观念，都不能处理英格汉姆分析的这种现象。某些关键的政策因素，例如和20世纪30年代的金本位制相联系的那些政策因素，左右了伦敦城的命运。处于战略位置的不同集团的人，他们之间往往形成各种变幻不定的忠诚关系或者结盟关系。只有从这些关系的角度，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上述的各种政策因素，这些政策所产生的结果往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从更为一般的层面上看，和我前面针对那些分析传统国家的研究所指出的一样，从对现代国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汲取类似的教训。我力图证明，如果采用一种类似进化论的方式或是各种内生观念来研究“国家形态”，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误解。无论是研究传统国家，还是现代国家，现有文献中占主流地位的那些理论绝大多数都算不上一个恰当的国家“理论”。至少有一点，这些理论所能具有的一般适用性，可能比他们的倡导者所想象的要低得多。当然，像“农业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一般性范畴要是存在的话，那肯定这些国家共同具有的一些制度特征也得存在，而且，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国家也可能具有一些共同的动态趋势。但是，表明这些国家的性质是一回事，说明这些国家的发展或变迁进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某些人或集团，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可能多少会了解这些动态趋势，而他们的相关知识也会成为这些趋势本身的一部分，并能够以特定方式发挥作用，塑造这些趋势。在一个时间、地点或某个特定的局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换一个场合可能就相对无关紧要，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些因素曾经在那个场合中造成过影响。最初导致伦敦城支配工业这一现象的条件，与后来使伦敦城得以维持其地位的那些条件，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第六章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325

305

我们将在下面几个小节中讨论一些针对理论和概括的性质所提出的问题。但在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最好是先提一个问题，大概我用来说明结构化理论论点的这些经验研究已经在读者的心里引发了这样的问题。英格汉姆的著作也许部分受到了一些结构化理论观点的影响，但是其他几项研究在完成时都没有受到结构化理论的直接影响。如果第一流的社会研究无须借助“结构化”和其他一些概念，一样可以做得很好，那么为什么还要自寻麻烦，采用这些笨拙的概念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有好几点是需要说明的。结构化理论中所包含的观念，可以对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那些研究工作提出一些非常基本的批评和修正，前面我已经尝试用多种方式表明了这一点。如果对于这些我认为是卓越的研究都如此，那么对于那些水平稍逊一筹的研究，这些批评意见就显得更有说服力了。而且，我们讨论过的所有研究都花费了大量篇幅，对所分析的问题进行了严肃的理论反思。关于威利斯的著作，强调这一点也许尤其重要。人们可能会轻率地把这本书描述为无非是一部富有洞见的民族志研究，尽管算得上颇为出色，但也就不过如此。然而事实上，威利斯的著作还包含了围绕社会再生产问题所进行的重要的理论分析，这一分析无论对他进行的经验研究，还是采纳的解释方式，无疑都是重要的启发。既然威利斯的理论讨论至少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我所发展的观点，那么他的这项研究工作自然也就提供了一个特别具有启发性的源泉，可以用来考察我的那些观点的潜在意涵。

不过，比起上述两点来说，有一点更为重要。当然，任何在一定的局部场景中从事细致的经验研究的学者，都不必非得在研究中采用一系列抽象观念。本来可以不用这些概念，而是用日常语言简洁地描述社会现象，用了反而会显得臃肿累赘。对于许多经验研究的宗旨来说，应该把结构化理论的概念看作是和任何相与竞争的理论视角一样，都只是激发感受的手段①，而不应有其他奢望。也就是说，这些概念可以用来考虑研究中的问题，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但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同样错误的观念：一种认为，具备理论思维其实任何从事社会科学的学者都应该具备一定程度的理论思维就意味着要在研究中始终抱着一大堆抽象概念不放；另一种则认为，如果完全没有这些理论概念，我们一样可以干得非常好。

社会的构成

326

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