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11.社会科学的实践意涵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不可避免地要牵扯到“主体之间的关系”(subject-subject relation)，而这种关系恰恰是其研究主题。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发现与其所关注的客体和事件所构成的世界之间是相互分离的。这一点保证了科学知识和客体世界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种“技术”关系。在这种“技术”关系中，科学家把他们所积累的知识“应用”到一系列独立构成的现象上去。但在社会科学中，情况就不同了。诚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所言：“自然科学理论也改变实践的面目，但在它的影响下发生变化的实践并非它的研究对象…我们把这看作理论的应用’。”在社会科学中，“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理论改变了它自身的对象。”[50]这段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涵，直接关系到我们应当如何评价社会科学的成就，以及它们对于社会世界的实际影响。

有些学者认为，社会科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如果我们接受他们的观点，那么社会科学无疑只能算是一种失败的模仿。社会科学没有得出自然科学里面一些比较精致成熟的领域中所确立的那些精确法则，而实际上，出于我已经提及的那些原因，社会科学将来也不可能得出这样的法则。从表面上看，创造一种“研究社会的自然科学”的热切希望的破产，似乎标志着我们不可能再相信社会科学可以像自然科学影响“它们的世界”即自然界一样，影响“它们的世界”，即社会世界。一代代提倡自然主义社会学的学者之所以不懈努力，依据的观念就是社会科学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需要“赶上”自然科学。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在思想成就上，从而也在实践成果方面，显然都要胜过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问题，就是要恢复它们业已丧失的基础，从而能够用类似自然科学的方式应用它们的成果，来控制社会世界中的事件。孔德的设想就是以这种立场为基础的，而自孔德之后，又有许多学者以各种面目乔装打扮，一再重申这一立场。

下面这段话就是这种立场的典型表述，引自一位在其他方面都远远称不上是孔德追随者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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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和这个世界上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一样，都满怀不安地看到，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中，进步要比自然科学缓慢得多。正是自然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推动着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我们的社会科学，迄今为止产生的影响要逊色得多。越来越多的人日益担忧在这种对照中存在一种危险的脱节。人控制自然的能力突飞猛进，而且实际上是加速度增长，与此同时，人控制社会的能力，首先是控制他自身的态度和社会制度的能力，却严重滞后。究其原因，至少是部分在于，我们关于人及其社会的知识进展过于缓慢，而且这些知识也未能及时转化为社会变革的行动。[51]

乍看上去，就改变作用的大小而言，社会科学的影响似乎没法和自然科学的影响相提并论，这一点似乎再明显不过了。自然科学具有自身的范式和得到人们一致认同的发现，并能运用精确的数学手段，来表述具有高度一般性的知识。在自然科学中，“奠基人”往往已经为人所遗忘，或者被视为只具有古董价值的观念的开创者。科学和技术的融合已经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各种物质变革。与此相对，社会科学则似乎总是纷争不断，无法忘却其“奠基人”，这些人的作品往往被奉为重要性经久不灭的经典。今天，政府在决策时也许偶尔会咨询一下社会科学；但比起自然科学所带来的全面影响，社会科学所发挥的作用就显得无足轻重。比起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享有更高的社会威望，这似乎完全符合二者不同的成就以及物质影响。

然而，这种把社会科学看作自然科学的穷亲戚的观点，真的是正确无误的吗？我们至少可以说，如果考虑了双重诠释的重要意义，这种说法要想站得住脚，至少会难得多。重申一遍，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和“它们的世界”是绝缘的。某些把自然科学看作样板的学者，追求一种自成一体的知识体系，但上面这一点肯定会使社会科学很难完成此项任务。不过，这一点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科学能够参与“它们的世界”的构成过程本身，这可是自然科学无法实现的。

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段话：

谁若因人民的拥戴而当上君主，一定要努力维持和人民的良好关系，这对于他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人民所要求的只是不受压迫而已。但谁若借助贵族的支持，逆人民的意志成为君主，那么即位后最要紧的，就是要想方设法把人民争取到自已这边；要做到这一点也不难，只要他把人民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就行了。因为人民原本以为这个人会作恶，结果却从他手中得到了好处，这样人民会以更大的感激之情来报答这个施恩者。如果君主能这样做的话，人民将会立即友善地对待他，较之他借助他们的支持赢得王位更甚。[52]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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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弗利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对政治活动中的权力和民众支持现象的观察思考。他最初之所以提出这一论断，是打算促进现实的政府治理机制的发展，而人们也确实是这样看待这一论断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马基雅弗利的著作广为人知以后，政府治理的实践就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追溯这些著作的影响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马基雅弗利式的”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但是之所以会这样，似乎与他的著作的实际内容并无多大干系。比如有一个原因就是，某些享有威望的统治者对马基雅弗利的说法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君主可以应用的原则，臣民一样可以用，甚至那些与他作对的人也可以用。像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这样的小册子，在实践当中产生的后果可能曲折多变，枝蔓横生。有人认为，我们可以在一个领域中检验和评价社会科学的各种发现（即所谓职业专家的“内部批判”)，然后径直“应用”到另一个领域（即实践行动的世界)，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社会科学知识更典型的命运与这种图景大相径庭。

当然，称马基雅弗利是一个“社会科学家”是否有根据，这个问题尚待讨论，因为在他写作的时代，人们还没有对社会制度的性质进行系统化的反思。不过，假设我们往后看到18世纪末、19时期初，也许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对社会议题进行详细的经验研究。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时期是社会科学开始拥有与自然科学类似的经验证据基础的最初阶段。不过，引人注目的现象倒是社会科学家所发展的各种研究技术，提供的“数据材料”，立即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东西恰恰是用来研究这个社会的。官方统计的飞速发展既是这一过程的症候表现，也是它的物质结果。正是通过使用系统的社会调查方法，人们才有可能收集这种统计材料。这些社会调查方法的发展与新的管理控制形式密不可分，只有借助官方统计的材料收集活动，新型的管理控制才有可能顺利推行。而官方统计一旦确立，又可以为新的社会分析方式提供条件，例如，从此可以对人口模式、犯罪、离婚、自杀等问题进行经验研究。话说回来，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文献又会再次影响那些进行相关统计的人的实践。例如，许多验尸官、法庭官员和其他人，包括那些筹划乃至实施自杀的人，都会阅读有关自杀的文献。[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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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段译文综合参考了慧泉和潘汉典的中文译本：《君王论》，慧泉译，4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君主论》，潘汉典译，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译文有改动。——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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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对社会生活特定领域进行深入研究，需要发展理论的元语言，并进行专业分工，这些都保证了社会科学不至于完全和它们的“研究对象”融为一体。但是，一旦我们认识到“职业”社会分析者和常人社会分析家之间存在复杂多样、持续不断的密切关联，我们就容易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忽视社会科学对现代社会的构成所造成的深远影响。社会科学的“发现”，即使是极具启发性的，也难以始终保持新颖；实际上，这些“发现”越是具有启发性，就越可能融入人们的行动，从而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准则。

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发现与它们的“研究对象”处于一种“技术性”关系。也就是说，自然科学所产生的信息具有实践意义，它作为一种“手段”，可以用来改变由各种物体和事件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独立给定、自动运行的。但是，社会科学和它们的“研究对象”之间就没有这种“技术性”关系，社会科学的发现对于常人行动的影响，只在微不足道的意义上讲才是“技术性”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许多可能的置换关系都来源于此。要证明情况确实如此，我们也许需要回到上面的例子，再来看看马基雅弗利对政治活动性质的论述。下面列举了马基雅弗利作品可能涉及的方方面面：

（1）马基雅弗利在相当程度上可能只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述了许多统治者—无疑还有其他人早已知道的东西。这些人甚至可能已经在话语层面上知晓了这些问题，虽然他们不太可能将这些问题像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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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弗利那样简洁有力地表达出来。

(2)一旦人人都可以看到马基雅弗利撰写的著作，著书这件事就确实将新的因素引入了社会世界。因为也许人们以往已经知道了这些东西，但却没有这样的著作。

(3)“马基雅弗利式的”这个词被某些人滥用了，他们听说过马基雅弗利提出的那些观点，但却不一定亲自读过这些著述。在英国，《君主论》的第一个英译本于1640年问世，而在此之前，就有许多人认为马基雅弗利是一个散布邪恶的人。

(4)马基雅弗利在著述中利用的那种话语，体现了现代国家的法律秩序和宪政秩序根本变革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以某种特殊的、相当新颖的方式来考虑“政治”，这本身就是“政治”形成过程的关键环节。[54]

（5)如果一个统治者被认为是马基雅弗利的追随者，还试图根据马基雅弗利的告诫来进行治理，他会发现要比没人知道马基雅弗利的论述时更难运用这些原则。例如，统治者的臣民们一旦知道马基雅弗利曾说过，民众对于那些他们本来以为会压迫自己的君主的善意举动，尤其会感激涕零，他们就会怀疑统治者的那些善意举动。

(6)马基雅弗利对于上述各点中的绝大多数都相当清楚，而且在《君主论》中明确提醒读者注意其中一些方面所带来的后果。因此，这几个方面也就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对它们本身的认识已经成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马基雅弗利的论述已经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融入了现有社会，那么为什么这些论述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呢?为什么人们依旧认真讨论他的学说，认为它们和现有社会关系重大?为什么那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不能像自然科学家一样，忘记自己学科的“奠基人”？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考虑到，一位像马基雅弗利这样的思想家，他所阐述和代表的那些观念具有怎样的根本特征。马基雅弗利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手段，使我们可以深入反思某些关键的概念与实践，它们都已经融入了现代社会中主权、政治权力等现象的本质。通过研究马基雅弗利的著述，我们可以对现代国家的独特性有所认识，因为他是在现代国家发展过程的较早阶段写下其作品的。马基雅弗利的著作无疑揭示了某些政府治理原则，或者说是赋予了这些原则以一种特定的话语形式，而这些原则可以普遍应用于各种国家。不过，他的著作之所以没有“过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这些著作（以不同凡响的风格）对自身参与构成的现象进行了一系列反思。这些著作所阐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仅和现代社会的起源有密切关联，而且与现代社会中那些更为持久的组织形式也有着重要关系。在自然科学领域，一旦产生了一批更好的理论，古旧的理论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了。而既然理论本身已经融入了它们的“研究对象”(尽管也许在其他一些方面，这样的融入会遇上一些阻力)，就必然保持了一种古旧的自然科学理论所不具备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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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进社会科学的批判性，社会科学家在观念上就必须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社会科学话语自身具有的实践内涵。事实上，社会科学本身就深刻地包含在它们的研究对象之中，这就意味着观念史的角色事关根本。比如说，斯金纳(Skinner)研究了那些论述中世纪以后的国家的现代话语形式是怎样出现的。他的研究表明，这些话语形式本身就成为构成这些国家性质的重要因素。[55]斯金纳证明，现代国家的性质假定它的公民要了解现代国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它又是怎样运作的。通过这样的分析，斯金纳使我们认识到现代国家具有多么具体而独特的形式，它又是如何与各种话语变迁交织在一起，而这些话语变迁都已经融入了常人的社会实践。

社会科学不能提供那种“引而不发”的（重要）知识，时刻准备着，一旦需要就可以激发出适当的社会干预。在自然科学中，在不同的理论和假设中作出取舍所依据的证据标准，掌握在自然科学专业工作者手中（原则上应当这样，实践当中也通常如此，偶尔也有李森科主义[Lysenkoism]①之类的例外)。这些专业工作者在筛选证据、构建理论的时候，不会受到这些证据和理论所指涉的那个世界的于扰。但在社会科学中，情况就不一样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当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发现带给人们的启示最大时，与自然科学中的情况差别也最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相较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决策者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似乎要少得多。社会科学必然要借助大量它们所研究的社会中的成员已经熟知的东西，而它们所提出的那些理论、概念和发现，又会返回作用于它们所描述的世界。专家的概念工具以及社会科学的发现，与社会生活中包含的各种运用知识完成的实践活动，这两方面的“鸿沟”虽然也存在，但却远没有自然科学中那样泾渭分明。从“技术性”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似乎有限，而且确实也受到了各种限制。不过，要从对所分析的世界的渗透来讲，社会科学的实践后果其实非常深远，过去如此，现在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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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森科（1898—1976)，苏联生物学家，在担任农科院院长期间，利用政治力量强行推行自己的学说，压制孟德尔的学说，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控制了苏联生物学界，影响甚至波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李森科主义就用来泛指借助学术外的政治力量干预学术事务。—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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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论：社会科学、历史学和地理学

我已经说过，我们既不能把历史学家当成只处理时间维度问题的专家，也不能把地理学家看作只考虑空间维度问题的专家；许多人都已经认识到，这种学科分工是社会科学中抑制时间和空间维度考虑的具体体现。还有一种观念与此相对应，认为社会科学关心的就是如何阐述具有普遍性，或至少是高度一般性的法则。这里，我们面对的就是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之间传统形成的壁垒森严的界限：人们认定，社会科学关注的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普遍有效的概括，而历史学分析的则是位于具体时空情境中的事件的逐步展开。鉴于我在本书中力图发展的主要观点，我认为，没什么必要再费尽口舌，说明为什么这种传统观念实际上毫无价值。

如果历史学家不是处理时间维度的专家，那么我们能否说他们是研究过去的专家呢?这种观念也许不仅乍看上去很有吸引力，而且确实有许多出类拔萃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支持这种观点。奥克肖特(Oakeshott)是这样阐述“历史过去”这个概念的[56]：个体感知的世界“无可置疑地属于当下”。我站在马路牙子上，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当我站在那儿的时候，时间流逝而去，但我关注的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当下”，在这个当下，“时间流逝的特征就是没有发生任何显著的变化，甚至没有让我感到有运动”[57]。在我眼前，一个装着假腿的人一瘸一拐地走过。他就是“连续不断的当下”的一部分，除非在我看来，他不是一个现在装着假腿的人，而是一个已经失去了腿的人。奥克肖特主张，这种对过去的意识并不是通过忽略当下产生的，而是通过一种特定的解释当下的方式产生的，这种解释方式关注的就是“失去”这个词所引发的事情。历史理解中的当下包含了各种被视为是残存物或遗迹的东西，它们构成了所谓的“保存下来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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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历史学家只有借助这些残存物才能进入过去。而历史研究关注的首要问题，就是搜集那些散见于当下的残存物，复原那些人们推测已经湮没的东西，要在这种混乱上强加某种秩序，修复这些残存物遭到的破坏，将残缺不全的部分拼凑起来，识别其中的关系，辨认残存物的由来，从而确定它的真正性质，是出自往昔的一项实践、哲学还是艺术等方面的成就。[58]

历史学家就是借助那些残存下来的过去的断片，努力复原没有保留下来的那些历史面貌。

我们可以从两种略微不同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这种对历史性质的解释。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历史学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复原一个失去的过去：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历史看作在某种程度上为历史学家所特有的一种文本诠释技术。根据第一种解释，历史学就具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根据第二种解释，历史学的独特性就主要是方法论上的。但如果我们稍微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两种说法，就会发现它们都没有多少道理。基于奥克肖特举的那个站在街角的人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奥克肖特用“当下”这个词来指的现象，近似于我所称的“在场”。但是，对在场的限制既体现在时间维度，也体现在空间维度。运用解释方式恢复一个失去的过去，是很难和另一个方面的工作分开的，实际上也不应该分开。后面这项工作就是同样要运用解释方式来阐明“水平方向”地散布在全球表面的各种文化差异。因为所有这样的分析都需要通过复杂微妙的方式，将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协调在一起。如果哪位读者不承认这一点，他也不大会赞同我在前文中发展的结构化理论。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奥克肖特的观点看作一种方法论主张，它等于说历史学的独特性就体现在历史学家的技艺方面；在这方面，历史学家成为知道如何解释那些过去时代幸存下来的文本或遗迹的专家。这种观点在历史学家中间肯定很有市场，而且并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显然专家对文本或物质遗迹的细读和阐释是历史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可能有许多社会科学家也认为，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分工就是围绕着这些界限区分开来的：社会科学感兴趣的那些行动者是活生生的，社会科学家可以直接与其沟通；而历史学家研究的行动者则已经死去，历史学家无法和他们交流。这显然是一项重要的差别，这不仅是因为生者可以回答问题，而死者却不能，而且还因为生者还可以作出回应。也就是说，任何有关这些人的所谓“发现”一旦在他们中间散布开，他们就可能会主动地提出问题，或者改变自己的活动。不过，我们并不能根据这个事实得出结论，认为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可以根据这些界限作出有价值的分工。因为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历史学一样，也都是针对文本和其他“二手”资料，或以其为手段而完成的。对社会科学家而言，相较于必须花在文献材料上的工夫，在直接与其研究对象即行动者的沟通方面耗费的精力可能要有限得多。而且，要领会文本的意涵，也就是用这些文本来描述并例示一定的活动情境，究竟需要解决多少解释性的问题，不仅取决于时间上的“距离”，而且取决于要利用多么有限的材料得出多么重大广泛的结论，以及在解释过程中涉及的文化差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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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说确实存在两门学科，它们之间的交错地带关系到在场的界限问题，那么这两个学科肯定就是考古学和诠释学：之所以是考古学，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显然是各种在现代社会中属于过时的遗迹、遗存或古董，创造它们的社会潮流已经一去不返，它们就遗留在那里；另一门之所以是诠释学，因为必须要对一个“保留下来的过去”中的各种残存物进行解释，不论残存物是瓶瓶罐罐，还是纸卷书简，而且还因为恢复过去的任务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势必牵扯到另一任务：协调在许多共存的文化中出现的各种意义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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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社会科学并非研究当下的历史学，也不可能成为这样一门学科；同样，社会科学并非仅仅关注，也不可能仅仅关注那些超越具体时空的普遍概括，那么，我们又如何将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区分开来呢？我认为，我们必须像涂尔干(尽管涂尔干是依据另一种思路得出这个结论的）一样回答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这种看法在概念的逻辑上是一致的，从思想的角度来看，也是站得住脚的。即使说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之间存在分工，那也只是实质研究上的分工，根本不存在逻辑或方法论上的分野。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特定种类的文本材料、语言或“时期”，但从事这些研究也不能脱离社会理论中各种概念和固有的两难困境来进行。不过无独有偶，即便是那些关注如何用最抽象一般的理论来探讨社会生活问题的社会科学家，也同样不可能摆脱解释文本和其他一些文化对象的诠释学要求。历史学研究就是社会研究，反之亦然。

现在提出这种观点，已经不再像以往一样是异端邪说。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历史学领域发生的变化。艾布拉姆斯（Abrams）在讨论历史学家的研究时，概括得非常精彩：

在过去二十年里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进展，是出版了相当一批在理论上具有自觉意识的历史研究作品。在这些作品的影响下，以往那些认为历史学原则上不介入社会科学理论世界的观念逐渐成了无稽之谈。社会变迁是由那些意图进取的人创造的。尽管职业历史学家中仍有一些残余分子坚持认为，理论不属于他们的行当，但随着历史学这门学科中公认的代表作品的理论意识日益明晰，而且随着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理论方法日益稳定地明确彼此的融合，这种看法越来越不得人心，不再是构成历史学“制度准则”(institution)坚不可破的有效基础，而是愈益明显地成为一种徒劳的怀旧慨叹。[59]

这里的关键说法是“理论方法的融合”。不论在其他方面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可能存在怎样的分工，它们都分享着社会理论的有关问题，有关行动、结构和各种形式的说明的问题。

斯通(Stone)富有见地地探讨了艾布拉姆斯提到的过去二十年里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60]斯通区分了社会科学对“新史学”产生影响的几种方式。他同意艾布拉姆斯的观点，也认为历史学家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和社会理论之间存在不可逃避的联系。也就是说，历史学家逐渐认识到，他们不能完全掩盖那些引导他们研究的理论预设；通过明确地讨论这些理论预设，他们将以往不愿明言的东西坦然讲出。其他一些来自社会科学的影响则更多是方法论方面的。量化方法已经用于研究多种领域的历史问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即使单就使用了量化方法而论，这一现象也不容小觑，在历史学中也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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