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不过，面对这些影响，已经产生了反向压力，主要是来自那些提出所谓“叙事史学”(narrativehistory）的主张的学者。恰如其分地说，从某些主要的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将在“新史学”倡导者和“叙事史学”拥护者之间发生的争论，视为行动/结构的二元论在历史学家那里不折不扣的翻版，这种二元论已经严重困扰了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那些推崇叙事史学的学者反对“新史学”的论述方式，因为在“新史学”经常提出的人类行为的论述中，往往认为人类行为是那些超出相关行动者影响范围的社会原因造成的结果。他们的这种反对自然有自己的道理。因为，历史学引进的那些理论阐述方式，在社会科学中就有缺陷，在历史学中更可能面临严重的局限。但是，如果我们就此提出“叙事史学”作为“分析史学”的替代选择，好像我们必须以一方的完全牺牲来换取另一方，这肯定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人们认为，叙事史学就是讲故事，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历史（学)”（history）和“故事”（story）有着共同的渊源，而且，事实上“histoire”这个词就兼含“历史”和“故事”两种意思。讲述的故事必须符合事实证据的要求，但是，将故事的各个部分贯穿起来，并使读者心仪的，则是看情节是否连贯，看用什么方式传达故事中描绘的那些人的活动的目的，用什么方式描绘活动的场景。因此，埃尔顿（Elton）在描述何谓叙事史学时谈道：“要使读者理解行动，就得清楚地交代行动的场景、情势和起因。”[61这种说法当然是无可辩驳的。埃尔顿和其他一些学者所讨论的叙事和我前面提到的民族志大致差不多。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使用民族志的研究技术就势必与主体主义联系在一起，同样，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叙事史学一定和一种拒弃结构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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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理论立场之间有什么逻辑关联。叙事史学的倡导者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结构社会学的观念引入历史学家的研究，这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他们认定可以全盘忽略这些观念，可就错了。使一个叙事成为有说服力的“故事”的，并不仅仅是情节的连贯，而是如埃尔顿所言，还包括对于行动的“场景、情势和起因”的理解。不过，行动赖以发生的场景和情势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说明它们的时候所运用的逻辑框架，与描述和“理解”行动时不得不使用的说明框架是一样的。我想结构化理论关注的正是这个现象。

让我们从社会科学晚近的发展这个方面，来简要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的讨论将集中在社会学方面。人们也许会说，社会学的起源和现代历史有关，因为人们一般认为，社会学最早就是要分析西方社会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影响。但是，当二战之后的一代社会学家着手研究这些问题，经常受制于一些我前面已经批评过的进化论思想。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和表面看上去相反，进化论很容易成为历史学的敌人而非盟友。这是因为，进化论助长了学者专横地将历史细节问题放在一边，把人类历史硬塞入预先定制好的图式中。

而在进化论没有取得多少进展的地方，也存在非常强烈的趋势，基于曾被我斥为空洞无物的一些术语，将“社会学”辨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历史学”相分离。李普塞特（Lipset）对这种观点的描述就很典型：

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提出一般假设，希望有朝一日将这些假设置入一套更庞大的理论框架，并加以检验…历史学关注的则肯定是分析一系列特定的事件或过程。社会学家寻找概念，以便归纳各式各样的特定描述范畴；而历史学家则必然会专注于实际发生的事情，避免作出不恰当的陈述，这些陈述通过将此时此地的行为联系到彼时彼地，会导致历史学家在描述他们所分析的这些情势中发生的事情时有所歪曲。[62]

然而，李普塞特在此所描述的，不过是对一般化概括的关注和对更具体问题的关注之间的区别，而非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分野。[63]

“社会学”这个词是由孔德发明的，而且，直到十分晚近的时候，还在很大程度上和以孔德为突出代表的那种思维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许多学者虽然反对进化论和功能主义，但却仍然将社会学和客体主义的一些主要观点联系起来。他们一般是用我在前面讨论过的那种方式，来理解李普塞特所说的“一般假设”，把它们看作表述因果关系的法则，不论怎样，这些和行动者行为有关的因果关系的运作是独立于行动者的意愿的。这里所涉及的对立，并不是社会学家往往铭记的“普遍法则的”和“个别表意的”之间的对立。如果像结构社会学那样，认为社会学的独特性就在于主要关注结构性约束的问题，言外之意就是历史学家的研究更贴近有目的的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进行的活动。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理解那些引入历史学的“社会学”概念，我们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叙事史学的拥护者会对此疑窦丛生，以及他们是如何捍卫自己所进行的研究：因为他们把这些研究看作“历史学”，和所谓的“社会学”形成对照。这样，争辩的双方都在支持一种既无逻辑意义、又没有方法论根据的学科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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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学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就是客体主义和功能主义一度享有的霸权地位的衰落。社会学家确实曾经错误地压制了时间维度在社会理论中的重要作用，这肯定也是对历史问题的压制。在功能主义那里，时间、历史和社会变迁全被混为一谈。[64]在社会学中，直到大约二十年前，还有两种传统支配了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分析，一种是“工业社会理论”，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65]但近来，学者逐渐对这两种传统都不再抱有幻想。二战以后的一段时期里，这两种传统往往都带有强烈的进化论色彩，而且还体现了我在前面指出的和进化论联系在一起的几点次要特征。特别是它们往往都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论的色彩。“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对这些发展图式提出了挑战，而这些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攻击这些理论中的欧洲中心论假设。但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史学”的影响。“新史学”表明，社会学家针对前资本主义的欧洲提出的许多推测也许都有些根本性的误导。[66]

不过，社会学家从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学到了大量的东西，比起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承认的要多得多。布罗代尔(Braudel)的著作可谓范例，这些作品尽管在“新史学家”中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在自认为是在“社会学”领域从事研究的人里面却仍是知者寥寥。布罗代尔的著作体现了社会学，特别是由《社会学年鉴》(AnnéeSociologique)群体所传播的社会学，对法国历史学的发展所产生的早期影响。①无疑，它也在一些方面体现了该群体社会学观点的不足之处。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它也大大克服了这些观点的局限，从而不仅以其内容扎实，而且以其理论成熟，始终给社会学以巨大的启发。布罗代尔想要把握的“结构与局势之间的对话”（dialogue between structure and conjuncture)[67]，与我在结构化理论中用更为详尽的方式努力表现的内容十分相似。布罗代尔是研究长时段的历史学家，但他显然也关注如何将偶然的、短期的因素和历时久远的制度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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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上去，大概没有人会比布罗代尔与戈夫曼的差距更大了。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两位学者是完全不相干的，甚至同时提到这两个人都似乎有点可笑。布罗代尔研究的是跨越几个世纪的历史，而戈夫曼绝对回避对社会活动赖以发生的制度背景的发展进行任何分析。但这两位学者的研究都始终立足于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将两个人联系在一起的，是对时间维度的特殊关注，他们都不把时间仅仅看作一段有先后次序的时期，而是社会再生产复杂机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我在前面已经努力指出，要探讨那些最为根深蒂固的制度是如何再生产出来的，戈夫曼会对我们大有启发；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戈夫曼看作分析那些细枝末节或转瞬即逝的现象的理论家。反之，也不应当将布罗代尔视为提倡“决定论的、宿命论的历史学”的学者[68]，仿佛在他研究的广阔历史进程中，个体行动者就像不可抗拒的社会潮流的玩物。历史是事件通过行动和结构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在时间和空间中实现的结构化，是日常生活的世俗性与跨越广袤时空的制度形式之间的相互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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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社会学年鉴》是1896年由涂尔干与西米昂(Simiand)、莫斯等人一同创立的社会学杂志，对法国社会学(以及此后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与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学年鉴》上发表文章的学者，绝大部分是涂尔干的学生和追随者，一度被称为“涂尔干学派”或“年鉴学派”(与后来的“新史学”的“年鉴学派”不同)。而西米昂本人就与贝尔(H.Berr)等人一起被视为1929年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创刊前“新史学”的先驱人物。不过，所谓《社会学年鉴》群体对“新史学”的影响十分复杂，既有直接的学术交流产生的影响，也有思想资源的间接利用。前者尤其体现在哈布瓦赫（M.Halbwachs)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和历史学“年鉴学派”的奠基人费弗尔和布洛赫的学术往来，而后者则突出体现在“新史学”援引涂尔干学派的理论来反对“事件史”等方面。分别参见科塞（L.Coser）为哈布瓦赫的Collective Memory（Chicago:ChicagoUniversityPress，1992)一书所写的序言，以及布罗代尔的名文《长时段：历史与社会科学》，收入《资本主义论丛》173\~20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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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固然是指出，当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著述之间存在重要的融汇现象，但并不打算只是提倡历史学应当变得更富社会学色彩，而社会学也应当更有历史味些。有一点比这个问题更加关键。恢复社会理论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关注，意味着在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经验研究时，应该将行动、结构和情境性作为理论构建的焦点。

情境性既涉及时间，也涉及空间，因此这里我们可以转而探讨地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在知识界中，地理学一直不如历史学时兴，而且讨论地理学和社会学之间关系的文献也要比讨论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关系的少得多。许多社会学家一直关心“社会学”事实上或是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是“历史的”。当然，对此有许多种理解方式，就看怎么理解“社会学”和“历史的”这些术语了。但据我所知，很少有学者以同样的兴趣关心社会学与地理学的相应关系。这可能不仅因为历史学和地理学具有不同的知识声誉，而且还因为比起时间概念来，空间概念似乎更显而易见一些。空间中的距离明显更容易把握，也便于用概念来处理；而时间中的距离则并非如此。基于这些思维方式，空间似乎就只需留给地理学家来处理；而且，研究空间形式也比较无趣。但是这个结论实际上很肤浅。尽管话说起来有些别扭，但人类确实是既“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也“创造他们自己的地理”。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空间构型对于社会理论来说，和时间性的维度一样至关重要。而且，正如我所一再强调的，出于许多原因，从时空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要比分别考虑时间和空间更为合适。

19世纪晚期的人文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和社会学有着共同的渊源；与历史学的情况一样，人文地理学也受到涂尔干及《社会学年鉴》的同仁们的强烈影响。在地理学的早期形成过程中，两位也许是最有影响的人物，拉策尔（Ratzel）和维达尔(Vidalde la Blache)，都曾受过他们的影响。拉策尔有一句名言，“人就是一块土地”[69]，但他同时也强调，社会组织是独立发展形成的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涂尔干在拉策尔的著作中，敏锐地捕捉到他想要发展的社会学观念的“潜在盟友”[70]。而维达尔的“生活方式”（genredevie）概念，则直接体现了涂尔干的影响；维达尔的观点为卢西安·费弗尔(LucienFebvre)所继承，从而影响了一批法国历史学家的研究，其中就有布罗代尔。[71]布罗代尔将地中海地区看作一个整体来考虑，而不是遵循民族国家或以政治方式界定的“欧洲”所划定的边界，这种做法强烈地体现了维达尔的侧重点。不过，此后拉策尔和维达尔在社会学中的影响就不大了。在二战之后的数十年间，社会学和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各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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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那以后，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尽管在研究中，地理学和社会学的融合还没有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融汇那么广泛，但人文地理学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恢复了以往几代学者一贯和社会学保持的密切联系。[72]20世纪60年代的“新地理学”和“新史学”一样，受到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中引入的量化方法的强烈影响。传统的观念认为，地理学基本上就是研究区域化问题。现在，这种观念逐渐为以更抽象的方式强调空间形式的新观念所代替。由于“新地理学”积极响应在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中出现的思潮，实际上它已经遭到了在现代社会政治思想中有强大影响的经验主义的批评。但不管怎么说，今天，地理学家的著作对社会学的贡献，已经可以和社会学家对地理学的回报相提并论了。这是因为，人文地理学包含了许多和社会学一样的概念，同时也陷入了类似的方法论争论。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努力阐明，在我看来，地理学概念可以在哪些主要方面融入结构化理论。当然，我并不想让读者认为，赫格斯特兰德及其追随者的著述能够完全代表地理学向社会学提供的全部贡献。只是对于结构化理论来说，它特别重要，个中原因我已经尽力指明。对时间地理学进行适当的批判性考察，可以从中汲取许多具有理论深度的洞见；而且时间地理学还提供了许多可以直接应用到经验研究中的研究技术。尽管我们随时可以将时间地理学和既有社会研究技术联系在一起使用，但比起后者，时间地理学还是有三个方面略胜一筹。首先，它促使经验研究者更加留心互动的各种情境性因素，特别是在将这些因素和行动者活动经过的环境的物理特征联系在一起时，就更是如此。社会学家所进行的社会研究，大多数不怎么愿意考察环境的物理特征和社会特征之间的关联。这方面值得赞赏的例外，是芝加哥学派和所谓“生态视角”的理论家们。[73]其次，正是时间地理学促使我们关注处于社会制度核心的日常活动例行化的重要性。第三，时间地理学发展了日常生活是一系列相互交织的时空路径的观念，同时提供了一种标示并分析社会再生产模式的方式。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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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用一些更抽象的空间形式模型来取代地理学中的区域化观念，但在我看来，这种尝试基本上属于误入歧途。我并不认为，非要把区域化的相关分析搞成使地理学成其为地理学的独特关注，会有多大裨益。相反，我努力强调，应该将区域化看作在社会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观念。我们最好不要将区域化完全理解为是一个空间概念，它同时表述了各种情境在时空中的聚集。对于社会学来说，这样理解的区域化，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经验层面都是至关重要的现象。再没有什么概念能比它更有助于我们校正“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研究之间的划分所带来的误导；也没有其他任何概念更有利于我们反击那种认为“社会”就是一个具有明确划分的边界、轮廓鲜明的整体的假设。社会学在考虑区域化的观念时有三个问题：其一是主要把它放在城市社会学中分析；其二是主要联系邻里街区的问题来使用这个观念；其三，传统上总是将城市社会学看作社会学诸多“分支领域”中的一个。

上述的这三种做法都应当有所质疑。我已经努力阐述，区域化当然不等于“区域科学”，而是具有非常广泛的用途。“城市社会学”是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且在这个方面，两个学科的相互交流极为丰富多彩。维达尔的研究主要以农村环境为基础，而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城市环境，在这两种研究之间，有着颇具启发的共通之处。帕克了解法国人文地理学方面的著述，不过，他似乎是独立形成自己的主要观点的。令人遗憾的是，帕克的影响在城市生态学领域是最强的，而后者的特点就是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客观主义的立场。帕克在其后期作品中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将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简化为空间关系”，就可以设想“有可能采用物理科学的基本逻辑来研究人的关系”[75]。但在早期著作中，他更强调应该将邻里街区看作一种情境化的现象，是由作为生活方式的独特的社会特征安排的，并体现了这些特征。我们需要保留的正是这种强调，并应该把它看作和普遍的区域化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仅仅限于城市的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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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必须强调一点：城市社会学并不是社会学的区区分支之一，并且，我们还要认识到，近来城市理论所取得的发展，已经帮助我们进一步摧毁了地理学和社会学之间一些无谓的区分。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考察城市的性质，对于分析许多通常被认为纯属逻辑性的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有关微/宏观的问题。在这里，“城市”这个词有些误导。如果说，在大规模社会的组织形式中，城市几乎无时无地不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阶级分化社会中的城市与现代城市并不是一回事。如果说，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体现了一种新型的时空组织，那么它就和传统的城市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和那些资本主义工业类型的社会一同起源的。我们没有必要完全赞同卡斯特(Castells）著述的全部论题，但可以承认，他的重要之处在于将城市理论的重点从“城市社会学”转向新的方面，强调城市生活方式对于社会理论具有普遍的意义。[76]要想借助结构化理论，对当今工业化社会进行经验研究，研究方案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分析作为“人造环境”基础的城市生活方式。

从地理学家的著作中，社会学家能学到些什么呢？我想，能学的不367仅是区域化的重要性和研究区域化的技术，而且包括地理学家传统上所谓“位置”（不过我比较愿意使用“场所”这个词）在社会实践的再生产中的重要意义。普雷德（Pred）的作品颇具启发，可以为例。它实际上是将对城市生活方式的经验研究与受到时间地理学和结构化理论影响的视角结合起来。[77]普雷德十分正确地指出，要想从经验的角度出发，充分地把握社会互动的“情境性”方面的丰富特征，就要了解“特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制度”是怎样“在时间和空间中连续不断地与位于特定时空的行动、知识积累和具体个人的生平发生关系的”[78]。在一些特定场所中，诸个体的日常路径取得相互协调，再加上一些研究者所称的“位置感”(sense ofplace)，都是结构二重性的某些特征的具体体现。“日常路径”和“生平路径”之间的辩证关系，既体现了个体生平的连续性，也体现了制度再生产的连续性，而这两种连续性也反过来体现了这种辩证关系。在维持本体性安全的过程中，某种位置感似乎非常重要，这正是因为它搭建了一种心理纽带，一边是个体的生平，另一边则是某些场所，它们构成了个体经过的时空路径中的场景。对区域、国族等更大规模的场所的认同感，似乎与局部化的日常生活情境所孕育和强化的认同感颇为不同。对于大范围的制度连续性的再生产来说，后者可能比前者要重要得多。[79]普雷德提出，在研究中应该探讨“takingplace”这种说法所包含的双重含义。①社会活动固然是占据了一定场所的位置而发生的，但我们不能将此理解为这种活动是在特定情境中被动地局部化的。人的活动是通过占有和改造自然，从而“占据一定位置/发生的”。在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人造环境中，这一点体现得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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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反过来，地理学家又可以从社会学家这里学到什么东西呢？也许实际上微不足道，因为在过去数年间，地理学家已经对社会学中盛行的争论和问题了如指掌。不过，社会学可能作出的一项贡献，是帮助地理学打破一个假定，即会有一门独特的“空间科学”(scienceofspace)。在人文地理学中，空间形式总是社会形式。某种地理学文献中典型的断言是，地理学关注的是“通过发现空间法则”来确定“各组事实之间的空间关联”，并“通过研究空间问题的模式或系统，构建空间理论”，阐明“不同法则本身的关联”[80]。当然，我在前面已经驳斥了这样的说法所表现的法则观；而且这些说法还代表一些学者的努力，他们打算发展一门“空间情境中的社会物理学”[81。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些学者假定空间具有自身的内在性质。这种主张在逻辑上颇可质疑，而在经验上则属徒劳无益。我们不能将空间看作塑造社会集团的结构的空洞维度，而是必须将它和互动系统的构成联系在一起考虑。有关历史学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人文）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上或方法论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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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它既指“发生”，又指“占据位置”。——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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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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