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图2描述了结构二重性的各个方面。[36]人类行动者不仅能在日常行为的常规状态下监控自己及他人的活动，还有能力在话语意识层面上“对这种监控过程本身进行监控”。所谓“解释图式”，就是指被纳入行动者知识库存的类型化模式，行动者在维续沟通过程时反思性地使用它们。行动者在互动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利用的知识库存，与他们在提供说法、给出理由等活动中借助的大体一致。[37]意义的沟通并不一定只能被视为时空“之内”发生的过程，行动具体情境的各个方面皆是如此。行动者在意义构成的过程中，以例行方式融入日常接触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特征。沟通是互动的一项普遍要素，其概念内涵比沟通意图（即行动者“想”说或“想”做的东西）要来得广泛。这里，我们再次需要注意避免两类还原论。有些哲学家试图以沟通意图为出发点，发展出有关意义或沟通的全部理论；另一些哲学家则与此相反，认为沟通意图充其量只不过是构成蕴含意义的互动特性的枝节因素，而互动的“意义”则是由指号系统（signsystems）的结构性安排支配的。不管怎样，结构化理论对以上两种观点一视同仁，同样关注，它们体现的是二重性的两个方面，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二元论。

在日常英语里，“应答能力”（accountability）这个观念清晰有力地表达出解释图式与规范之间的交织。要想就某人的活动“给出说法”(accountable)，既要阐明它们的理由，又要给出一些规范性的根据，借助这些根据可以使这些活动“站得住脚”(justified)。人们总是“预期”那些投入一系列具体互动情境的人完成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而互动的规范性要素则总是偏重这些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行为的正式守则(formalcode）①，比如那些受到法律保护的法则（至少在现代社会里)，在权利与义务之间通常体现出法律所宣称的某种对等，二者之间可以相互提供正当化证明(justification)。但实践活动中并不必然存在这样的对等。很有必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在帕森斯的“规范功能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那里，都过分强调了规范性义务被各社会成员“内化”的程度。[38]这两种观点都未能吸收以下这种行动理论，即认识到人类作为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而存在，反思性地监控着彼此之间的互动流。当我们主要从“社会客体”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系统时，强调重点就移到了某种合法性秩序所具有的普遍影响。这种合法性秩序作为社会行为的某种总体限定物或“规划制定者”而存在，在规范方面取得了协调一致。在这种视角下，我们看不到，社会系统的规范性要素其实只是一些依赖于情境的权宜性（contingent）主张，只有通过在日常实际接触的具体情境中有效地调动各种制约，才能得到维持，“受到重视”。规范性制约体现出支配的结构性不对等，而那些名义上隶属于规范性制约的关系其实也是五花八门，不只是表现出人们想象中规范所引发的那些承诺。

第一章结构化理论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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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所谓集中研究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只不过是将受到反思性监控的社会行为悬搁（epoché）起来，即暂时中止考虑，这种集中研究才成其为一种正确有效的步骤。在这样的悬搁之下，我们可以区分开社会系统在结构方面的三种维度：表意、支配与合法化。下表给出了考察这些结构性特征的意涵。符码理论作为考察各种表意结构的前提，理应借鉴近几十年来崭露头角的符号学中的突出进展。与此同时，我们务必得警惕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的联盟，以防符号学中混入结构主义在考察人的能动作用方面存在的缺陷。指号只是作为互动中沟通过程的中介与结果而“存在”着的。结构主义者在把握语言概念时与探讨合法化一样，都倾向于将指号看作言说和书写的既定特征，而不考察它们循环反复地植入意义沟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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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若对应以下的符号学意义，则也可译为“形式化符码”。—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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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表意结构也同样承受着权力在社会生活里无所不在的影响。因而，我们在把握表意结构的时候，始终应该注意结合支配和合法化的维度。这里，我们不得不谨慎地绕开某些立场。如此一来，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的批评以及随后引发的争论便将一些相关的论题摆到了我们的面前。[39]比如，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充斥着语言学色彩，未能揭示出在意义框架里包含了权力的差异。这一批评意见当然已是相当正确，只不过哈贝马斯还要进一步努力，以展现各种“被系统地歪曲了的”沟通形式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可是他并未能够以此为基础，令人满意地将权力概念与某种制度理论结合起来。要知道，“支配”并不等同于“被系统地扭曲了的”表意结构，因为在我看来，支配正是表意符码存在的条件。[40]我们不能单单从分配的不均衡性来考察“支配”与“权力”，而应该把它们看作社会交往(或者我可以说人的行动本身）中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这里我们必须联系福柯著作的意涵来考虑，不把权力看成某种本质上令人厌惧的现象，因为它不仅仅只是“说不”的能力；我们也不能设想未来会有这么一个社会，完全“克服”了支配的现象，而这种渴望至少在某些社会主义思潮那里表现得很突出。

如果主张语义学(semantics）先于符号学（semiotics)，而不是符号学先于语义学，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要说清楚以上问题，可以将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的意义观与我们能从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出的意义观加以比较。[41]索绪尔（Saussure）认为，在单独的语言单位中不存在任何“肯定确凿的价值”(positivevalue)。如果追随他的立场，建立从“差异”的角度来理解意义的理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强调符号学的先在性。指号领域与意义框架都产生于组成符码的有规则的差异。“回归符码”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学者采用的典型策略。但在这种策略下，我们很难甚至无法再切入活动和事件的世界。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认识到，产生意义的符码具有关系性特征，在于社会实践的秩序安排，在于人们“应对”社会活动纷繁复杂的情境的能力，那么这种所谓的“回归”就根本没有什么必要了。维特根斯坦本人在放弃早期著作中某些主要观点时，肯定也曾发现这一点，只不过他针对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哲学背景。他早期对语言和意义的分析最终虽说以自相矛盾的悖论告终，但这就像印第安人的攀绳把戏，攀上目标之后就撤梯子，他后期的观点终于牢牢把握住了例行社会实践这一基础。即使是最复杂的符号关联，也是以日常活动中受规则控制的特性所产生的语义学特性为基础的。

第一章 结构化理论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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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把上表所示术语体系里的“表意”(signification）一词包含的“指号”(signs）等同于“符号”(symbols)。许多作者混用这两个术语，而我则认为，夹杂在符号秩序内的符号是制度“聚合”(clustering)的一个主要向度。[42]指号的多义性（polyvalent)特征蕴含着“附加意义”(surpluses of meaning)，而符号的作用就是将这些“附加意义”凝结在一起，并融入纵横交错的符码，后者有着纷繁多样的意义关联形式，沿循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两种轴线发挥作用。各种符号秩序和相关的话语型态是意识形态在制度方面的焦点。不过，在结构化理论里，意识形态并不是某种特定“类型”的符号秩序或话语形式，比如我们不能从“科学”中分离出所谓的“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指的只不过是某些支配关系中的不对等，是它们将表意过程与局部利益合法化联系在一起。[43]

根据有关意识形态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表意结构与支配结构和合法化结构的区分只是分析性的。支配依赖的是两种不同类型资源的调集。一是配置性资源，指对物体、商品或物质现象产生控制的能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指各种形式的转换能力；二是权威性资源，指对人或者说行动者产生控制的各类转换能力。有些类型的配置性资源（例如原材料、土地等等）可能看起来像是具有某种“真实存在”，而结构性特征整体上并不具备这一特点，这我上文业已提到过。就具有某种时空向度上的“在场”而言，这些类型的配置性资源显然从某种角度上说的确具有“真实存在”，但即使具有这种“物质性”(materiality)，事实上，只有当诸如此类的现象融入结构化过程时，它们才成为我在此所用的那种意义上的资源。从逻辑上说，资源的转换性特征相当于符码和规范性制约的转换性特征，并与后两者的具体实现有着本质上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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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给出的制度秩序分类体系，其前提在于拒斥有时被称为“实体主义者”(substantivist)的“经济”“政治”及其他制度的观念。我们可以来看看下图所包含的各种关系：

$$
\begin{array} { r l r l } & { \mathrm { S \mathrm { - D \mathrm { - } L } } } & & { \tilde { \mathcal { I } } \tilde { \mathcal { I } } \tilde { \Xi } \tilde { \mathcal { I } } \tilde { \mathcal { K } } \tilde { \mathcal { I } } \tilde { \Xi } , / \tilde { \mathcal { I } } \tilde { \mathcal { I } } \tilde { \Xi } \tilde { \mathcal { I } } \tilde { \Xi } \tilde { \Xi } \tilde { \Xi } } \\ & { \mathrm { D } \mathrm { ~ ( a u t h o r i t a t i v e ) ~ -- } \mathrm { S \mathrm { - } L } } & & { \tilde { \Re } \tilde { \mathcal { I } } \tilde { \Xi } \tilde { \Psi } \tilde { \Xi } \tilde { \Psi } \tilde { \Xi } } \\ & { \mathrm { D } \mathrm { ~ ( a l l o c a t i v e ) ~ -- } \mathrm { S \mathrm { - } L } } & & { \Xi \tilde { \Xi } \tilde { \Psi } \tilde { \Psi } \tilde { \Xi } \tilde { \Xi } } \\ & { \mathrm { L \mathrm { - } D \mathrm { - } S } } & & { \tilde { \Psi } \tilde { \Xi } \tilde { \mathcal { I } } \tilde { \Psi } \tilde { \Xi } } \end{array}
$$

此处S=表意结构，D=支配结构，L=合法化结构

“实体主义者”观念的前提，在于假定这些不同的秩序有着具体的制度分化。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以“政治”为例，这类现象就只能出现在具有自成一体的国家机器等形式的社会中。但人类学家的著作已经卓有成效地指出，所有社会中都存在着“政治”现象，即与权威关系的安排有关的现象。这样的结论同样适用于其他制度秩序。在从概念上把握“经济的”(economic）时尤其应该谨慎，哪怕我们已经肯定地指出，所谓“经济的”并不必以某种明确分化了的“经济”(economy）的存在为前提。某些经济学文献里存在一种强烈的倾向，即用只在市场经济语境中有意义的概念来“追溯”解读传统文化。至少在类属的意义上来说，将所谓“经济的”界定为围绕稀缺资源展开的争夺，并不恰当。[44]这有几分类似于不能把权力仅仅看作局部利益的争斗。所谓“经济的”的主要特征并不在于资源的稀缺性本身，更不是针对分配的争斗或局部利益分化。正相反，所谓“经济的”的领域是由配置性资源在社会总体的结构化过程中固有的构成性作用所给定的。这里需要再提醒几点。如果我们主张，所有社会都受到发生物质稀缺的可能性的困扰，那么这与认为围绕稀缺资源的冲突构成了社会变迁根本动力的假设就只有一步之遥了。至少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流派，以及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持有这种假设，但该假设不仅在逻辑上有所缺陷，通常需要借助某种似是而非的功能推理，而且在经验上也是站不住脚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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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结构化理论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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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间、身体与日常接触

在这一简要的开场白的总结部分，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探讨有关时间和历史的主题。时间作为此在的限定性，作为“存在从无’中凸显而出的无限性”(the infinity of the emergence of being from nothingness)，或许是人类生存体验中最为扑朔迷离的特性。海德格尔在把握这一问题时，竭力寻求一种最根本的方式。但这位哲学家被迫采用的术语体系艰涩含混，令人望而生畏。这样做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时间，或者说是经验在时空中的构成，同时也是人的日常生活的一项单调乏味的明显特征。我们能灵活自如地适应跨越时空的行为连续性，却无法在哲学层次上言明这一点，这两方面某种程度上缺乏“契合”，时间之所以令人困惑不解，根本要害正在于此。这就是“圣奥古斯丁的问题”①。对这一问题，我未作特别的澄清。但在我看来，社会理论中的根本问题，即“秩序问题”(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的方式，与帕森斯塑造这一用语时的阐述已经大为不同)，就是要说清楚，人们如何可以借助社会关系跨越时空的“伸延”，超越个体“在场”的局限性。

日常生活绵延的运作方式有些类似列维一斯特劳斯所说的“可逆时间”(reversibletime)，我这种说法可不是毫无根据。无论时间“本身”(不管这东西到底应该是什么）是否可逆，日常生活的事件和例行活动在时间中的流动都不是单向的。“社会再生产”“循环反复”等等用语，展示了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展示了以不断逝去(但又持续不断地流转回来）的季节时日的交错结合为基础而形成的例行惯例。日常生活具有某种持续性，具有某种流，但它并不具有方向性；所谓的“日常”(day-to-day）这一形容词及其同义语体现出，这里所说的时间只有在重复中才得以构成。相反，个体的生活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不可逆的，即“向死而生”(being towards death)。洛威尔（Lowell)在诗中写道，“此即死亡，至死方知；此即黑毒蛛，意味着死亡”。这里的时间是身体的时间，是在场的前沿边界，截然不同于日常活动的绵延中内在的时空消散(evaporation)。我们的生活伴随着有机体生命的“逝去”，在那不可逆转的时间中消逝而去。我们谈论着“生命周期”，说明这里面也存在着某些重复的因素。但生命周期实际上是个专指世代继替的概念，也就是下图所展示的时间意识的第三种向度，即制度的长期存在，一种“超个体”绵延，或者说制度性时间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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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古斯丁对时间的探寻，可参见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一。——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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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体验的绵延:“可逆时间”

个体的生命跨度:“不可逆时间”

制度的长时段:“可逆时间”

在日常生活连续性中组织起来的实践活动，是结构二重性主要的实质形式。可逆的制度时间既是它的条件，又是它的结果。然而，我已经指出，不能把日常生活的例行常规说成某种“基础”，认为社会组织的各种制度形式是以此为基础，在时空之中构建而成的。正相反，这两者彼此介入对方的构成过程，同时也都介入了行动中的自我的构成过程。所有的社会系统，无论其多么宏大，多么广泛，都体现着日常社会生活的例行常规，扮演着人的身体的物质特性与感官特性的中介，而这些例行常规又反过来体现着社会系统。

对于本书以下章节所展开的观点而言，以上这些看法都非常重要。身体是积极行动的自我的“所在”(locus)，但自我显然不仅仅是作为其“载体”的有机体物质特征的延伸。要从理论上概括自我，意味着阐述一种分析动机激发过程的观念(我的主张大体如此)，并结合行动者的无意识和意识两方面特征之间的关联来考察。我们要想理解自我，就不能脱离“历史”，在这里，“历史”的意思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时间意识，体现在我业已区分的三种维度的相互交结中。

我在上文已经引入了共同在场的观念，并特别将它与社会整合相对应。对时空向度的“置括”(bracketing）既是人的社会联系的条件，又是它的结果，而考察共同在场情境里的互动则是这种“置括”的基本要素之一。在这里，“系统性”主要是通过基于实践意识对行为实施的例行反思性监控而实现的。戈夫曼敏锐地将各种共同在场条件下的关系称为日常接触，这些关系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展开而逐渐淡化。在研究日常接触方面，戈夫曼可算是最富洞察力的一位，下文我将大量借鉴他的著作。戈夫曼的著作之所以重要，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执着地思考社会活动在时空向度上的安排过程。绝大多数的社会学家都不把时空关联看作社会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的关键，而是将它们视为塑造出社会活动“边界”的东西，可以放心大胆地留给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之类的“专家”去研究。而戈夫曼则属于为数不多的另一派学者。不过，在名义上自成一体的地理学专业领域中工作的那些学者，也已经做出了他们独特的贡献。因此我认为，赫格斯特兰德的时间地理学为结构化理论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分析形式(当然尚须加以适当的批评修正)，非但如此，其中有些观点还相当直接地补充了戈夫曼的观念。

第一章结构化理论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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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指出，与那些在物质状态上不在场的他人之间发展出的关系，涉及一些特别的社会机制，与在共同在场情境下包含的有所不同。这里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下有关制度的结构化过程的一些基本问题。制度的结构化过程有其“横向生长”(lateral)的一面，考虑到社会活动的时空伸延程度在当今这个时代扩张迅猛，这一点就尤其如此。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又再一次引发有关“历史”的问题，因为我们所谓不在场的他人，还包括了过去各个世代的人，他们的“时间”或许截然不同于以某种方式受其活动残余影响的人的“时间”。这些问题将是我在本书最后几章里关注的焦点。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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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者若想查考对结构化理论基本概念更为详尽的讨论，须参见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特别是该书的第2章与第 3章；CentralProblems inSoci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79); 以及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Macmillan/Berkeley: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1981)的第1章与第2章。

[2]参见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56\~57页。

[3]参见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第1章。

[4]参见 Donald Davidson,“Agency”,收于 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0)，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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