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就弗洛伊德有关能动作用和自我的术语用法所提出的这些批评，包含了以下几点意涵。“主我”是行动的反思性监控的本质特征之一，但它既不等同于行动者，和自我也不完全是一个意思。我所说的“行动者”(“agent”or“actor”)，指的是作为整体存在的人类主体，定位在生命有机体肉身性的具体时空之中。“主我”并无固定形象，自我也是如此。但自我不是行动者身上某种微型的能动作用机制，而是某些唤回形式的总和。行动者可以通过这些形式的唤回，反思性地概括出在自己行动的起源中，“都包含了些什么”。也就是说，自我是由行动者概括出来的行动者。因此，自我、身体与记忆，这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3.埃里克松：焦虑与信任

强调人的行为中的无意识因素的那些理论，往往采取客体主义的视角，个中缘由不难得见。客体主义和其他许多对无意识的表述一样，都只是将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视为人的活动的表层浮沫，人的活动的真正源泉则另在他处。我在详细论述无意识和社会关系(的少数几个特征）时，不想照搬近几十年来颇为时髦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者的那些学说，尤其是源于拉康(Lacan）理论的那些学说。尽管我们不能否认，拉康的著作里的确包含着某些极具潜力的观念，但我认为他的著作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有着一样的毛病：其中的行动者概念都显得很是贫乏。[17]在对精神分析里所谓“自我心理学家”的作品进行攻击的阵营里，拉康是冲得最前的几个人之一。这些诘难看来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因为现在的人们已对萨利文（Sullivan）、霍妮（Horney）、埃里克松、卡尔丁纳(Kardiner)等学者的学说产生了普遍的怀疑。不过，我认为，这些学者的学说在某些方面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有必要在此借鉴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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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初以来，精神分析理论就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其间各种批判、“修正主义”和自封的“正统”层出不穷。不管怎样，自我心理学家沿循了围绕弗洛伊德著作里精神分析思想的“经典”阐述的两条发展主线。他们一方面采纳了由安娜·弗洛伊德（AnnaFreud）发展起来的视角，即认为弗洛伊德过分关注压抑和无意识，从而未能充分挖掘行动者身上更具认知性和理性的因素；另一方面，他们也已经受到社会研究者(尤其是人类学家)著作的影响，后者证明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形态纷繁多样。弗洛伊德讨论文化的那些著作虽说在某些方面仍相当重要，但它们本质上都受着19世纪人类学里进化论的束缚。认识到这种多样性，也就意味着同时承认存在丰富多样的家庭组织形式，从而承认存在丰富多样的早期社会化形式。如果承认这两方面的因素，并对它们作综合考察，就会在一些实质问题上抛弃精神分析理论中那些更为传统的观点，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想要采取一种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在孩童的发展过程与成人人格方面，各个人类社会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共同之处的。埃里克松在他的《童年与社会》一书中，对这一点作了如下阐述：

精神分析在今日仍贯彻着考察自我的任务…但它的注意力已从集中考察阻碍和扭曲个体自我的各种条件，转向研究自我在社会组织中的根源…漫长的童年期使孩子逐渐成长为技能上和心智上都堪称大师的成人，但这也使孩子终其一生都留有情感方面不成熟的残余。[18]

有些学者继续保持了弗洛伊德对性心理（psychosexual）发展阶段的原初论述中的某些总体要素，同时从社会科学文献里汲取营养，其中最杰出的或许可算是埃里克松与萨利文两人。下文我将借鉴他们的观点，虽说对它们我仍有许多保留与批评之处。埃里克松在他的病例分析报告和文化比较研究两者基础上，区分了从婴儿期到成年期人格发展的一系列阶段。他对婴儿动机倾向和心智能力性质的分析尤其具有说服力。但在我看来，他以在句法上对语言的掌握为标准，来判明孩童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起点，这种做法并不充分。诚如乔姆斯基所言，在句法上掌握语言确实是个体生活中的一次转折，我们很容易辨明它的各种后果，但其缘起却仍然模糊，令人可望而不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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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社会里，婴儿的初期养育都主要是由承担育儿角色的单个行动者（a single mothering agent)控制的，这一角色几乎总是由孩子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来承担。诚然，人格发展的初期阶段可能会显著地伴随着有机体生理特征所产生的需要或紧张的缓解。但弗洛伊德硬要把这些东西塞进一个决定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框架图式里，而我们需要的则是一种更具弹性的框架，以领会不同社会之间及单个社会内部存在的种种差异。我们可以这样说，婴儿与母亲之间最初的互动会逐渐积淀下来，融入“无意识”的发展，而步入成年后的社会成员，在其“行动”中所包含的“身体运动”和“身体控制”也都不尽相同。如果我们接受埃里克松的看法，就可以围绕身体如何转化为一种在世上行动（acting-in-the-world）的工具，划分出三种顺次产生的两极对立。第一种，也是最早产生的一种，是“基本信任”（basic trust）与“基本怀疑”（basicmistrust)。新生儿汇集着一大堆冲动，从遗传学角度来讲，生存在一个陌生异己的环境中的他，已经具备了某些先天的自均衡调适机制；母亲的活动提供了关爱与保护。她的不在场并不意味着遗弃，这种感觉的最初产生促成了时空在心理上的“束集”，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信任”(这里我们把它看作一种人格特征)。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交织关系背后的心理动力机制，根源在于身体，在于身体的需要及其满足与控制的形式。

正如埃里克松所言，“因此，婴儿的第一项社会成就，是他可以让母亲不在眼前，而不至于产生过分的焦虑或狂躁，因为她已经同时具备了外在的可预见性和内在的确定性”。可预见性、连续性、同一性(sameness)，这些都提供了“某种基本的自我认同感，其基础…在于婴儿开始认识到，存在一些内在的感觉和影像，自己已经对它们有所记忆或预期，与之紧密相应的还有一类熟悉并且可以预见的外在的人与事”[19]。这里的“信任”相当于信心(confidence)。埃里克松指出，信任与信心之间从很早开始就具备了确定的交互性，即至少存在某种萌芽状态的“可信赖感”(feelingof“being trustworthy”)，并伴随着信任感普遍扩展到他人身上。这当然不是说信任在最初形成时没有产生冲突或张力。正相反，信任的产生是以普遍弥漫的焦虑感为背景的，而控制住这种焦虑感则是人的行为最普遍化的动机源泉。婴儿与母亲之间的互动为成长中的个体编织了一张网，不管它编织得怎样，个体从此以后就无法逃脱。母亲这个行动者（也是所谓“概化他人”[generalizedother]①的一位代表）在给予婴儿关怀的过程中，向婴儿施加了社会性的要求，这预示了与日后社会关系的形塑联系在一起的规范性约束。这种共同在场的酬报缓解了不在场导致的焦虑，确立了参与(engagement）与疏离（disengagement）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日常接触之所以丰富多样，基础正在于此。与此同时，婴儿基于对作为行动中介的身体的控制（伴随语言技能的掌握，对身体的控制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自主性不断增长，也扩展并整合了这种辩证关系。每个个体都有权通过维护身体隐私和自我统一，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尽管这种权利的具体方式和内涵都会随着具体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然而，自我还不得不应对社会参与(socialengagement)，同时还必须适当考虑如何在符合交往技巧的前提下承认他人的需要。婴儿还不懂得这些，也不明白这种考虑与脸面之间的关系。贝克尔（Becker）认为，脸面是“一种积极外向以防他人审视和拆台的自我呵护（self-warmth）情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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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与怀疑这组两极对立是张力控制系统（tension-managementsystem）的基础，是围绕着心力外投（projection）和心力内投(introjection）这两种人格机制之间的关系组织起来的。弗洛伊德认为，婴儿期的心力内投把外在的仁慈善良看作反映内在的确定性，而心力外投则把内在的伤害处理成外在的恶意。[21]这些机制基于认同过程，并被覆盖上多种更为成熟的心理形式。但当个人置身极端威胁或危机中时，这些机制会再次凸显。身体日后的生理成熟使个体有可能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埃里克松提出，按照弗洛伊德的主张，把这种发展理解为体表快感带的转移，并不是最恰当的思路，尽管说固恋现象（fixations）①或许的确以此为中心。“憋住”（holdingon）和“排出”（lettinggo）这两种说法显然适用于对身体排泄物的控制，但却是通过双手双臂的“握住”和“松开”这种一般得多的方式来表述的。这一阶段的主要核心，是自主与怀疑（doubt）或羞耻（shame）这一两极对立，而握住与松开则是对应于这一两极对立的关联行为。和前一个阶段一样，这一两极对立也能够承受普遍化的张力，同时也可能得到缓解，缓解的方式有时较为温和，有时则颇具破坏性。“憋住”/“抓住”是一种热切渴望留住某种东西的方式，它既可能体现出冷酷的自我专注(self-absorption)，也可能是某种表达自主性的关注模式。与此类似，“排出”/“松开”可能意味着侵犯性冲动的某种满怀敌意的情感宣泄，要不然就是某种轻松得多的态度，只不过是“让它去吧”。我们似乎有必要强调，羞耻是一种与罪疚（guilt）相对的重要的心理动力。有许多精神分析学者遵从弗洛伊德的点拨，简单地联系对于暴露生殖器的恐惧（fear）来谈羞耻。这当然也有助于警示有关身体“显现”方面的焦虑，戈夫曼已经指出了它的重要性(我在下文也将提到这一点)。但弗洛伊德的说法肯定会使我们过于狭隘地理解羞耻现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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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米德的术语，指当人们在看待他人时，用一般的、非特定人格化的角色来归类，并以此控制自己的行为(反应)。给予个人以自我认同的有组织的社区或社会群体可以称作“概化他人”。——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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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或自我怀疑的情感是普遍存在的，日常谈话中频繁出现“羞臊”(ashamed)及与此相当的用语(“羞辱”“丢脸”等等)，就很能说明问题。有些学者认为，罪疚是“私人的”，而羞耻是“公共的”，这一观念似乎难以成立。羞耻蚕食着自尊的根基，并显然与相对温和得多的“尴尬”（embarrassment）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羞耻还是尴尬，在心理角度上都定位于参与和疏离的交织关系，都意味着某种失败，即由于这样那样的“错失”，未能“完成”某些特定的行为表现。与“罪疚”不同的是，羞耻与尴尬都涉及日常接触中的双方，也就是说，个体可以用后两个术语来形容自己或对方的行为。我可以对自己和自已做的事感到羞耻或尴尬，但我也可以对其他人的行为感到羞耻或尴尬。在此我们似乎察觉到在这两种情感之间有着细微的差别。替某人的行为感到羞耻，体现出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某种纽带关系，标志着认可与他人的协作关系甚至是对他人的责任。替某人感到尴尬，而不是对他的行为漠不关心，则表明我们对不必要地“现眼”的人充满同情，以及彼此之间的默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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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心理机制的一种，指对某个对象（包括人、事、物或身体的某个部分）抱有“不正常”的偏执关注乃至爱恋。—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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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松在谈婴儿的羞耻(成年人的安全系统中仍有它挥之不去的残留痕迹）时，联系了身体的姿态以及身体的“前台”“后台”区域。鉴于戈夫曼也执着关注类似现象，埃里克松的这种思路就特别值得注意。这里我们发现，可以用另一种更能体现社会因素的形式，来表述弗洛伊德的肛门记忆(anal retention)理论。“前台”与“后台”是日常接触发生的地方，是充当社会场合(occasion)活动舞台的具体情境，或许还直接关系到另一种更加基本的经验，即身体本身前台/后台的区域化。在社会生活中，维持“前台”就是要避免羞耻引起的焦虑，而丧失前台则肯定会引起羞耻或尴尬。对婴儿来说，“后台”(behind)就意味着“屁股”(the behind):

这个小生命身体的那块区域，是一块尚待开发的大陆，那些想要侵夺它的自主权力的人可以在上面施展魔力，支配它并有效地侵入它……因此，爱与恨、合作与任性、自我表现的自由与压抑，这些对应关系何者将占上风，这一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自制而不失自尊，以这种感觉为基础，可以发展出稳固的友善自信；丧失自制能力，过度遭受外来控制，就只能产生出挥之不去的怀疑与羞耻性情。[23]

第三个阶段的焦点，是进取心与罪疚感的两极对立。该阶段的对应表现是掌握了句法完备的语言，这也是它发展到顶点的标志。这一阶段是俄狄浦斯过渡期，不管它多么含混复杂，都是人的心理发展过程中一个普遍的危机阶段。这一阶段在身体方面的特点是能够站起来，直立行走运动，婴儿的生殖器官也逐渐成熟起来。这一阶段会深深影响日后的人格发展，这是由两方面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的：一方面是需要压抑早期对母亲的依恋(这一点男孩女孩都一样)；与此同时，随着语言技能方面的飞跃，婴儿本人也获得了参与这一压抑过程的能力。之所以说这是个进取的阶段，是因为俄狄浦斯过渡期的完成赋予孩子一定的内在控制能力，否则孩子就不能挣脱家庭的直接限制，敢于闯入同龄伙伴群体。但获得这种自制能力的代价是同时受到了压抑。在某些人身上，在某些情境中，压抑会产生各种源于罪疚感的焦虑，后果极为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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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自身就此开始永久地分裂。以往增进其婴儿期身心成长的各种本能片断（fragments）如今一分为二，一套属于婴儿期，它使幼童始终保持旺盛的成长潜力，另一套则属于父母，它支撑并促进了自我审视、自我监督与自我惩罚。[24]

合而观之，这三个阶段体现出逐渐实现自主的进程，不妨理解为奠定对行为的反思性监控能力的基础。但这里所谓的“自主性”，并不是指摆脱引发焦虑的外来刺激，也不是指构成成年人格安全系统的各种应付焦虑的方式。婴儿人格与成年人格中的动机成分来源于某种普遍化的倾向，即避免焦虑，维护自尊，防止被羞耻与罪疚“浸没”。我们可以假定，由于安全系统的机制先于语言出现，所以它们一直停留在无意识层面上尽管说恰恰是在俄狄浦斯阶段，孩子开始学会将自己构建为一个“主我”。

图3显示了几个相继发生的阶段。它们假设独立与依赖之间的比重可能会有变化，假设在身体形态与心理机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如果我们要考察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那就意味着首先从空箱(emptyboxes)开始思考。当婴儿期的固恋或各种形态的回归(regression)①开始普遍影响行为的动机激发过程时，这些所谓的空箱就会填满了东西。

深入考察孩童的发展过程，我们会非常清楚地看到，自主行动能力的形成与对他人作为行动者的理解密切交融。我们可以区分出孩童发展形成能动作用概念的三大步骤，它们分别对应于埃里克松所说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所谓“简单能动作用”(simpleagency）的认识，即认识到他人可以介入事件系列，产生因果效应，从而改变这些事件。[25]婴儿意识到它的身体是行动的核心，并同时赋予他人的身体类似的特性。虽说在婴儿眼里，作为反应对象的“类似能动力量”（agent-like）的他人，其行为的特征相对较为简单明确，但从很早开始，他们便会在与这类形象的互动中作出不同的反应。[26]不过，婴儿仍是以某种工具性的态度来对待其他行动者，将他们作为环境中某种特定类型的客体对象，而不是作为与婴儿自我在物质上分离的生命，可以去而复返。认知上理解能动作用是独立生命的特征，与和信任相维系的情感方面的资格能力两者之间似乎有着密切的关联。但要说到明确的“人的”特征，即为全体人类行动者共有，而不仅限于父母这样的特殊形象的特征，则标志着向第三阶段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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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回归或倒退，指当个人追求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或受到严重挫折时，即以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发展早期的某些行为来适应当前，由意识状态倒退回无意识状态。—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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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果茨基（Vygotsky）等人业已指出，在运动技能（对作为行动核心的身体的把握）与语言句法的掌握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虽说维果茨基在书中很少回答所谓的“乔姆斯基问题”，即孩子如何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掌握协调句法结构的本领，但书里确实阐明了有关能动作用与言语关系的几个重要特征。千差万别的语言使用形式是以孩子们“实践智力”（practicalintelligence）的增长为基础的，换句话说，是以实践意识的某些特定方面为基础的。[27]可以这么说，从埃里克松理论图式中第三阶段的结束开始，“实践智力”就加快了它的发展步伐，因为孩子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作为某种行动中介的身体。然而，“实践智力”的产生一直可以追溯到很小的婴儿那些最初的摸索；在发展的关键阶段，学会合乎句法地开口言说与实践技能的增长这两个过程重合在了一起。维果茨基有关成年人的言说与行为之间如何“脱节”(dissociation)的某些看法，与梅洛-庞蒂对脑损伤病人的讨论(参看边码第65\~67页)有着惊人的相似。具体来说，一个孩子可能会完成一项相当复杂的任务，但前提是在任务的每一步都给出有关如何运动的言辞描述。孩子们就像许多“神经不正常”的人那样，在公共场合毫无顾忌地自言自语，当然，我们必须把这种现象与皮亚杰（Piaget）所界定的“自我中心言说”(egocentric speech）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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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对埃里克松的讨论与借鉴已经很多了，我想应该在此说明一点：在采纳他的某些观点时，我是有严格的限制和鉴别的。我认为，埃里克松的著作中最平淡乏味的地方，或许正是那些替他赢得最大名声的东西，即有关“自我认同”（ego-identity）的发展形成的理论，以及从婴儿一直延伸到青春期乃至以后各个人格发展阶段的重要意义的学说。埃里克松之所以批评弗洛伊德有关“自我”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论述[28],部分原因在于这些论述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有所欠缺。弗洛伊德在自己著作里引证的社会学文献存在严重缺陷（比如当时有关群体心理的讨论)。同时，精神分析的方法是以考察个体病史为基础的，这样两者之间就存在巨大的鸿沟。无论是弗洛伊德本人，还是他那些忠实的追随者，都未能对某个已经分化的社会作出任何令人满意的描述；“有关社会组织的观念及其对个体自我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只是以一种恩赐的态度谈了一下所谓社会因素’的存在，就对付过去了”[29]。埃里克松指出，这样一来，弗洛伊德就从与群体的无规律本性和本我的原初本能的对立关系出发，来确立自我概念。他试图描述沦为战场的人的道德感知，并为此引进了超我或自我理想的概念，当然，他主要还是通过自我被迫承受的某种负担来考察这两个概念。埃里克松试图弥补这种一头重一头轻的倾向。我们在关注婴儿的哪些东西为社会组织所不容的同时，也应注意考察孩子如何能从社会组织那里获得好处，还应更多地将目光投向纷繁多样的社会组织类型的不同影响。而埃里克松的自我认同观念，就是想弥补传统因循的精神分析概念的局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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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很大程度上同意埃里克松对弗洛伊德的批评意见。但“自我认同”这个术语并不令人满意。我说过，精神分析理论用“自我”这个概念用得太滥了。“自我认同”的概念往往只是加剧了已有的混淆，甚至连埃里克松本人也承认它至少有四种含义。它有时指的是对个体身份的某种“自觉意识”；也可以指“对个人性格延续性的无意识追求”；第三种含义是“暗自努力实现自我统合(ego synthesis）的某种准则”；第四种意思是“维持与群体理想和身份的内在连带（innersolidarity)”[31]。或许可以这么说，这些含义单个来看就没有一个特别清晰，更何况把它们统统搅和在一个概念里！

1. 例行化与动机激发过程

我在下文中将不使用自我认同这一概念，而是借鉴埃里克松对身体自主性的根源与实质的论述，以及有关信任的观念。我认为，个体行动者对客体世界连续性和社会活动的构造抱有信任感。这种信任感的基础，在于个体行动者与其在日常生活过程里进行活动的社会情境之间，存在着某些可以指明的关联。如果说，我们只有通过日常活动在社会实践中的反思性构成，才能把握主体，那我们脱离了身体所经历的、行动者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日常生活的例行常规，就无法理解人格机制。以实践意识为基础的例行化概念是结构化理论的关键所在。行动者在沿着日常生活路径前进的同时，还保持着人格的连续性；而社会制度只有在它的持续再生产中才成其为社会制度，对这两点来说，例行常规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我认为，考察例行化将给我们提供一种关键手段，以阐明一些独具特色的关系形式：一方是基本安全系统，另一方是日常接触的片断性质中固有的反思性构成的过程。

当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的既有模式遭到剧烈破坏乃至崩溃时，会对具体情境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可以通过考察这个问题，即考察所谓的“紧要情境”(criticalsituations)，来探究例行常规的心理性质。这里的意思是说，个体的生命过程或者说“周期”，即活动的绵延，是与制度的长时段相互交织的。对于具体个人或人群来讲，正是这种交织关系的性质使紧要情境本身被纳入社会生活的规律性。个体自出生伊始，以死亡告终，其间不断经历的各种过渡仪礼(rites ofpassage）正是诸多危机的典型标志。不过，即使这些情境对个人来说是非连续性的，其实还是构成了社会生活连续性的内在组成部分，从而往往体现出明确的例行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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