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我所说的“紧要情境”，意思是指发生不可预见的剧烈断裂的情境，影响到为数可观的个体，威胁乃至破坏了制度化例行常规的确定性。我在关注这一点时，并未将重点放在分析这类情境的社会根源上，而是着重考察它们的心理后果，探究这些后果对社会例行生活整体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考虑到我已在别的著作中较详细地探讨了紧要情境[32]，这里就只举贝特海姆（Bettelheim）在他的《有教养的心灵》中的讨论为例。这本名著记载了晚近历史上一段臭名昭著的情节，描述并分析了作者和其他人在达豪（Dachau）与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两个集中营里的经历。他写道，在集中营里，“我…目睹情况发生了迅速变化，不仅是人们的行为，也包括他们的人格；比起精神分析治疗可能达到的效果，这里的一切变化都迅速得令人难以置信，也总是剧烈得多”[33]标志着集中营经历的不仅仅是囚禁本身，还包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形式受到的巨大扰乱，这是猪狗一般的生存状态所造成的，集中营看守总是不停地威胁要(或真的）使用暴力，食物及其他维持生命的必需品也十分匮乏。

所有被拘禁在集中营里的囚犯在那些年里都经历了人格上的变化，在贝特海姆笔下，这些人格变化遵循着一系列特定的演变阶段。很显然，这是一个不断退化的过程。囚禁初期的日子给绝大多数犯人留下了严重的创伤。许多犯人往往是在几乎毫无警兆的情况下就被迫远离亲朋好友，在被押往集中营的路上饱受折磨。那些来自中产阶级或先前从事专业工作的犯人，以往一般都不曾与警察或监狱系统打过什么交道，在押送和“进入”集中营生活的最初阶段所经历的错位(dislocation）也最厉害。贝特海姆认为，监狱里和押送途中的自杀主要发生在这些人当中。不过，大部分新犯人都会尽力使自己在心理上远离集中营生活那令人恐怖的压力，努力维持与他们过去生活相连的行为方式。但事实证明，这不可能办到。埃里克松认为处于人的行动自主性核心的所谓“进取心”，此刻已迅速消亡殆尽；盖世太保多少可说是蓄意地逼迫犯人们采取孩童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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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在集中营的日子里大多并未遭到当众鞭打，但在他们的耳边，一天到晚会有好几次回响着屁股挨二十五大板这样的疯狂叫嚣…像这样的叫嚣，以及党卫军和牢头宣泄在犯人身上的咒骂，几乎统统和肛门一带联系在一起。犯人普遍被唤作“蠢货”(“shit”[粪便]）和“笨蛋”（“asshole”[屁眼])，要是哪个犯人被冠以其他称呼，那倒稀奇了。[34]

看守们蓄意无常地对犯人的如厕和清洁卫生实施严格的控制，所有这些行为都必须当众进行。事实上，集中营抹杀了“前台”与“后台”之间的所有分别，“后台”在生理意义和社会意义上都成了集中营生活的关注焦点。

贝特海姆特别强调，集中营里的事件一般是不可预见的。在正常的社会情境下，个体在日常生活例行常规中拥有一种自主行动感，但在集中营里却几乎完全瓦解，甚至不敢肯定还能不能挨到明天，从而摧毁了社会生活正常绵延时蕴含的“未来”感。也就是说，犯人生活在彻底的本体性不安全（radicalontologicalinsecurity）情境中：“由于集中营的政策朝三暮四，盘算将来变得毫无意义，个人既没有能力，又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正是这一点破坏深重”[35]。有些犯人成了“行尸走肉”，无论未来如何发展，他们都打定主意听天由命。虽说他们还是作为行动者的人，但行为中已不再表现出这一点，避免与他人目光交接，身体举止迟缓，走路步姿机械。这些男男女女很快就死去了。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成功地维持了一小块属于自己控制的领域，他们可以称此为“自己的”日常生活。只有这些人得以幸存下来。正如贝特海姆所言，他们维护了“那大大减少但却依然体现的人性的原则”。话虽如此，他们仍不可避免地采取一系列孩童般的态度，无法遏制地急遽丧失了时间感和“盘算将来”的能力，些微小事也会引发情绪上的剧烈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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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都是那些在集中营里待不满一年的犯人(包括贝特海姆本人）的行为。那些在集中营里幸存了几年的“老犯人”的行为表现则有所不同。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对集中营以外世界的了解和兴趣，把自己纳入集中营的生活，参与作为新犯人时曾感到如此冒犯的种种羞辱人的仪式，仿佛以此能将自己重新构建成行动者。他们往往回想不起往昔生活中的人物、地点与事件。绝大多数但不是全部老犯人最终对压迫者即集中营看守本人产生了认同，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种经过重构的人格。贝特海姆认为，这些老犯人之所以模仿捕获他们的人的活动，不仅仅旨在曲意奉承后者，而且是因为将党卫军的价值规范投射到内心深处。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解释这些事件?阶段的顺序看来是相当清楚的(尽管贝特海姆本人并未这么划分)。生活中的例行常规被扰乱，并且遭到持续不断的蓄意攻击，从而引发了某种高度的焦虑，“剥离”了与身体控制的安全感和社会生活的某种可预期框架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化反应。在行为模式的不断退化中体现出焦虑的突然高涨，基于对他人的信任的基本安全系统也就受到了威胁。有些人对这些压力缺乏应付能力，也就这么屈服并被淹没了。有些人则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控制与自尊，从而幸存了较长一段时期。但到最后，至少在大多数老犯人那里，发生了某种“再社会化”（resocialization）过程，重新建立起某种(有限且极其含混的）信任态度[36]，包括对权威形象的认同。首先是焦虑被强化，再是退化，然后是重新建构典型的行为模式，这种顺序也会出现在其他方面颇有差异的紧要情境之中。比如在遥无止期的战场上置身炮火之下，在监狱里强遭讯问拷打，以及面临其他一些压力极大的情况。[37]

与此相反的是，日常社会生活在正常情况下包含着某种本体性安全，它的基础是可预见的例行常规以及日常接触中身体方面的自主控制，并随着具体情境变化和个体人格差异而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在日常生活的可逆时间中，个体遵循着例行化的活动路径，这种例行化特征的“发生”，须由个人在共同在场情境下维持的各种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来“引发”。基本安全系统无法充分地遏制焦虑，以防止焦虑“浸没”习惯性活动方式，这是紧要情境的一个鲜明特征。在普通的社会生活里，行动者在动机激发之下，乐意维持得体的交往，进行各种“修补”活动，戈夫曼对这些都曾敏锐地予以分析。戈夫曼曾经偶尔提及，之所以存在这些现象，是因为社会生活是某种个人自愿参加的相互保护契约。但这里的情况并非如此。行动者可以借助交往技巧这种机制，再生产出“信任”或本体性安全的状况。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们可将较为基本的张力纳入一定的渠道予以控制。之所以说日常接触的许多具体方面并非直接受动机激发，道理即在于此。话说回来，要将跨越时空的习惯性实践活动整合在一起，还是得有一般化的动机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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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场、共同在场与社会整合

即使对于最复杂精致的社会组织形式，日常生活的例行常规也是不可或缺的。个体在日常活动过程中，在具体定位的互动情境下，与那些身体和自己共同在场的他人进行着日常接触。

共同在场的社会特征以身体的空间性为基础，同时面向他人及经验中的自我。戈夫曼倾注了大量精力来分析这一现象，特别是有关“脸面”的问题。但对这一问题最有说服力的思考或许得算是梅洛一庞蒂了。以下我将考察他的有关论述，它们将直接把我们引向戈夫曼的观点。梅洛一庞蒂指出，身体并不完全像物质客体那样“占据”着时空，如其所言，“我身体的轮廓是某种无法被普通的空间关联跨越的边界”[38]。这是因为，身体及其运动的经验是各种形式的行动与自觉意识的核心，其实是这些行动和自觉意识确定了身体的整体统一。用梅洛一庞蒂的话来讲，这种以身体为核心的在场的时空关联，被纳入的是一种“情境空间性”(spatiality of situation）而不是“位置空间性”(spatiality ofposition)。对身体来说，它所谓的“这里”(here）指的不是某种确定的坐标体系，而是积极活动的身体面向其任务的情境定位。他用一种酷似海德格尔的风格写道：“如果我的身体可以成为某种形式’，前面存在着一些重要形象，而对其背景漠不关心，这是因为身体被它的任务极化(polarized)，以这些任务为面向而存在，能将自身聚集成一个整体来完成这些目标；身体意象最终成为陈明我的身体在世（in-the-world）的一种途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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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茨坦（Goldstein）等人通过对脑损伤病人的考察，生动地刻画了上述具体过程。[40]例如，有些病人没有能力进行脱离视觉可见情境的运动。一个人只有能够观察到自己所实施的运动，并真切地触及相关的身体部位，才能指明那一部位。这些观察表明，“触摸”（touching)与“指向”（pointing）尽管表面上都是“定位性”的现象，但两者显然有所不同。这种差异表明，身体空间作为各种习惯性行动的聚合领域，极其复杂，意义重大。我们若是要求脑损伤病人完成一项特定的身体运动，他的整个身体都会采取一种全面的姿态，参与实施这一任务，而不是像正常人一样尽可能分解为细小的姿态。譬如，要求他敬礼，病人会采取全身性的标准姿态，因为他只不过是接受了与运动相对应的一般化情境，才成功地作出这一姿态。而与此相反，正常人则会将这一情境看作某种测试或游戏。即如梅洛一庞蒂所言，他“将自己的身体用作表演的手段”[41]。病人的困境使我们得以深切了解日常情况下如何将身体纳入活动的绵延，因为只有在具体行动情境中，身体才能进行各种动作，也才能被它的拥有者理解为“身体”。维特根斯坦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举起我的手臂和我的手臂举了起来，这两者有什么不同？”不管他原本想让我们关注什么，这个问题在此引发了许多疑难，因为它像是把某种测试或游戏性的要求当成典型情况；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误把行动理论的关键当成“运动”与“行动”(一系列分离的动作）之间的显著差别，而不是日常行为流中身体活动的时空情境关联。

身体在行动流中的这种活动直接关系到本体性安全或“信任”态度，即相信日常生活绵延中包容的自我及世界的连续性。脑损伤病人面对某个对象，先得详尽考察它的物质特性，然后才能辨认出它是什么，比如说一把“钥匙”。正常人只是在特殊的情境下，比如在聚会上玩一种游戏，有确凿理由怀疑对象的表面不能反映其本质的时候，才会这样详尽地考察对象。倘若我们试图对所有对象都这么细致审查，那日常生活就不太可能保持其连续性了。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加芬克尔的“类推句”(etceteraclause）除了用于语言或谈话，还可用于与外界发生物质关联的身体活动。所有这些都进而与时间和时间感产生内在关联。让我再引一段梅洛一庞蒂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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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常人来说，涉及运动或触觉的每一件事，都会使他有意识地表现出一大堆针对身体或对象的意向，它们都来自作为潜在行动核心的身体本身；但病人的情况则与此不同，他们的触觉印象始终含糊不清，别人也琢磨不透…正常人可以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所以不用移动他的位置，只要立足于可能性，就能产生某种现实感（actuality)。但对于病人来说，产生现实感的范围仅限于处在实际接触范围内的感觉材料，或者凭借某种明确的演绎过程就可以与上述感觉材料联系起来的东西。[42]

当然，身体并不是一个不存在分化的统一体。格伦(ArnoldGehlen）认为，直立并向世界“开放”是人类“特有”的姿态。然而，这种姿态无疑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我们并不一定非得先将社会进化看作与生物进化类似的形式，才能看出对于共同在场情境下人的社会过程来讲，这一点意义何在。在人身上，脸面不仅仅只是最贴近言语的生理器官，还是体验、情感和意图复杂交错的主要身体区域。在人的社会关系中，脸面会通过某些方式影响个人在共同在场情境下彼此的空间安排，这些方式虽已司空见惯，但意义却非常重要。与绝大多数动物社会里的定位方式相比，采取“面向”正和自己说话的他人的定位尤其重要。在面对面的日常接触中，可以直接参与进来的人数受到固有的严格限制，除非是几个人面对人群或一群听众发表讲话的那些类型的情境。但即使是在这些情境里，人群或听众也得舍弃彼此之间的面对面接触。脸面作为表达与沟通媒介的首要地位具有道德方面的意涵，其中大部分已被戈夫曼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他人正在说话时背过身去，这种姿态在绝大多数(也许是所有?）社会里都表示漠视或轻蔑。而且，绝大多数(所有？）社会都倾向于承认，脸面这个词的语义既指面容(physiognomy)，又牵涉到自尊的维护。不少文化，比如传统中国文化或其中某些方面，在绝大多数情境下无疑都特别强调维护脸面的重要性。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这可能与本尼迪克特(Benedict)等人著名的“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的区分有关。虽说现在看来，这种区分过于简单化了，但我们大致可以肯定，维护脸面与“找补”(saving)脸面普遍体现在不同文化的社会日常接触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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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夫曼的著作贯穿着两个相辅相成的关键主题，一是共同在场情况下对行动领域里的身体的控制，一是脸面的普遍影响。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共同在场”这个术语呢？在此我采取戈夫曼的用法：共同在场是以身体在感知和沟通方面的各种手段为基础的。一旦行动者“感到他们是如此接近，以至于自己正在做的一切，包括对他人的体验，都足以被他人感知到，他人也足以感知到自己这种被感知的感觉”，就具备了戈夫曼所谓的“共同在场的充足条件”[43]。虽说这种“共同在场的充足条件”只有发生在那些物质上在场的人之间的无中介接触，但到了现代社会，各种电子通信手段，尤其是电话，已经使得中介性接触也可以带有共同在场情形下的某些亲密性。[44]在当代社会中，在其他文化中的不同模式里，一间屋子里包含的空间通常限定了预期里的共同在场边界。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派对的时候，整个屋子可能是“敞开”的。当然，在许多“公共场所”里，比如置身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共同在场并没有明确的物质边界限定。

6.戈夫曼：日常接触与例行常规

由于戈夫曼孜孜不倦地考察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常规，所以在他的著作里，关于社会整合的特征有许多富于启发的地方。我们首先必须指出，对戈夫曼的著作存在几点误解。只有撇除这些误解，我们才能最有效地利用这些洞见。在此必须把戈夫曼从他那些过于殷勤的追随者的包围中解救出来。人们经常把戈夫曼看成一位风格特异的社会生活观察者。他敏锐地把握到了我所谓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的许多内在精妙之处，这种敏锐的感受力更多地来自深刻悟性与游戏笔调两者的融合，而不是某种苦心安排的社会研究途径。[45]但这种看法极具误导性，戈夫曼之所以在一般人眼里算不上是个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社会理论家，这也算是原因之一。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戈夫曼的著作非常系统，而且可以说正是这一点赋予其著作理智的力量。还有一种误解，戈夫曼本人生前并未太当回事儿，没有着力预防。这种观点认为他的著作只对某种“微观社会学”具备重大意义，而这种所谓的“微观社会学”可以截然脱离于“宏观社会学”的问题。在我看来，把勾勒社会互动中在场与不在场的相互交织关系理解为戈夫曼著作的关注焦点，这种解读方式要有意思得多。我在此重申，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机制必然彼此交合，而戈夫曼的著作显然对这两方面都有涉及，虽说他对长期性制度过程或发展的有关问题向来是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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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人们时常认为戈夫曼的著作只适用于当代社会的情况，不仅如此，它们直接反映的只是那些具有独特的现代风格、甚至只是那些具有独特的美国做派的人的行为特征。因此，古尔德纳才会这样评论戈夫曼的著作：

它的取材限于零碎的生活片段，生活在它眼里成了非历史、非制度性的东西，就像只生活在狭隘的人际环境中，这是一种超出历史、超出社会的生存状态……(它）反映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新中产阶级已不再相信努力工作会有好报，也不相信勤勉专注是成功的前提。在这个新的世界里，人们精明地感觉到，个人的成就与丰厚的回报，实际的贡献与社会的调节，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理性。这是身价高昂的好莱坞明星的世界，是股票市场的世界，市价与应得收入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46]

古尔德纳明确将这种立场与他称之为“结构性”的思路对立起来，认为两者互不相容。戈夫曼所描绘的社会世界不仅仅在文化意义上是相当局限的，而且只限于探讨转瞬即逝的东西，却无视形塑人们生活的那些持续发挥作用的制度形式。我们不能说这样指责戈夫曼姑且就算它是一种指责纯属无中生有。但古尔德纳的批评也无非是再次表明，我在上文所指出的二元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影响是多么普遍。制度形式的固定性并不能脱离或外在于日常生活接触而独自存在，而是蕴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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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常接触本身之中。

日常接触具有转瞬即逝的特性，这体现了日常生活绵延的时间意识，体现了所有结构化过程的偶然性①。但戈夫曼通过极具说服力的具体案例证明，“消逝”（fadingaway）作为社会互动组合性安排(syntagmaticordering)的内在组成部分，与社会再生产形式明显体现出来的固定性是协调一致的。虽然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在著作里明确指出这一点，但我仍认为，他的著作揭示了在所有社会里都能发现的共同在场的特性，虽说事实上这些著作更重要的价值或许是有助于我们辨析当代社会的新颖特征。我们可以以戈夫曼的著作为镜，去透视许多世界，而不止是一个世界。不过，我在使用戈夫曼书中阐述的观念时，并不想全盘照搬他自己所强调的地方。

在探索日常接触情境下话语意识与实践意识之间的关系方面，戈夫曼的著作不失为一项重大贡献。但他却绝少谈论无意识。事实上，他可能根本就不认为像无意识这样的现象在社会生活里有什么重要意义。而且，戈夫曼对于日常接触的分析与其说是探究人的动机激发过程的源泉，不如说是以受动机激发的行动者为前提，这一点正是许多批评他的人的矛头所指。这种匮乏后果很严重，戈夫曼的著作之所以让人感到存在某种“空白”，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缺乏研究制度转型的长期过程的兴趣)。戈夫曼如此精妙地刻画了行动者对行为的反思性监控，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会遵循例行常规做事呢？如果这些个体的确像戈夫曼所描绘的那样，玩世不恭，精打细算，富于交往技巧，刻意求适于给定的社会情境，那倒也多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虽说许多人也这样阐释过戈夫曼，但这并非我想从他开创的研究领域中借鉴的主要意涵。日常社会接触中普遍存在的交往技巧，社会构造中对于紧张的修补，对于“信任”的维持，戈夫曼著作中的这些论述重点，恰恰反映了他念兹在兹的是如何维护社会连续性，是亲密关系中的社会再生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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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为contingence，可译为“偶然性”（突出结构作用及结果的不确定性）、“或然性”(突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概率特征）、“权宜性”(突出行动者策略性的选择)。—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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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夫曼把互动的大体结构划分出了以下几种类型，我将选用其中几个概念，但略有改动。这些概念表示如下：

[共同在场](co-presence)

聚集（gatherings）

社会场合（social occasion）

无焦点式互动(unfocused interaction)

有焦点式互动(focused interaction):

日常接触（encounters)（面对面交往）（face engagements)

例行常规（routines)（情节片段)（episodes)

聚集指的是在共同在场情境下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组成的人群。我用“情境”(context)(戈夫曼更喜欢用“situation”)①来指发生聚集的时空“层”(bands)或时空“带”(strips)。任何进入这种时空层带的人，都使自己“有条件”参与该聚集，如果它只包括两个人，那么参加的人其实就起到了构成聚集的作用。聚集意味着须在共同在场中，并通过共同在场，完成对行为交互的反思性监控。聚集中亲密无间、协调一致的情境特征对这种监控过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情境包括互动的物质环境，但不仅仅是指互动“在其中”发生的意思(参见边码第118页)。行动者在构成沟通的过程中，以例行常规的方式利用着情境的各方面特征，包含手势与谈话的时间安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点对于手势与谈话中系统阐述“意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对此加芬克尔的阐述最为详尽。[47]语言学家总想通过考察个体言说者“内在”的语言能力，或是考察分离开来的言语行为的特征，来研究语义学问题。然而，我们只有通过考察整个谈话过程的情境安排，才能把握日常语言用语意涵的多义性在会话过程中获得的“意义界限”(closureofmeaning)。

聚集也可能非常松散，转瞬即逝，比如飞速交换“以示友好的一瞥”，或在大街上互相打打招呼。如果聚集发生在形式化程度更强些的情境中，我们就可以称其为社会场合。社会场合是包含了众多个体的聚集，一般具有相当明确的时空界限，采用特定形式的固定设施，比如有规可循的桌椅排放等等。社会场合提供了(戈夫曼所说的)“结构形成中的社会情境”(structuring socialcontext)，其中“很有可能”发生众多聚集，在这种情境中“形成，消散，又再次形成，而个中的行为模式又往往被视为合乎礼节的，(经常还是）官方正式或刻意而为的”[48]。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例行常规都属于这一类，比如企事业单位里的上班时间。但还有许多远不是那么有规律的社会场合，包括派对、舞会、体育赛会及其他许多例子。当然，一块物质空间有可能同时充当好几个社会场合的发生地点(site)或场所(locale)，其中每一个都包含好几起聚集。但在特定的时空区域内，多半有一个得到规范保证的“首要社会场合”(overridingsocialoccasion)，其他的社会场合大抵受这一场合的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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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此本书中译未作严格区分，详见书末“初版译记”。——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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