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这种以经验为本的动力可以同将有机物和无机物区别开的因素相比拟，这个因素曾经是生物学独立于物理化学的依据。机械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物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规律无论其分散还是组合都不足以解释以个体生成和建立新秩序为本的技术物体现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生物学不可能成为关于机器的科学，因为生物学考察的有机物总是已经完成个体化的有机物。区别无机物、有机化物体和有机物的难度，和限定生物学区别于物理化学的专业的难度是一样的。然而这里涉及的却是第三类现象(既非有机，也非无机)所特有的困难。

我们所谓的技术物体的经验所特有的经验主义助产术即它的机能一—在此同样和一定的组合筛选有关。在偶然性的背景中，这种助产术依循具有必然性的种系系列、并以其必然性为前景。这些系列包含突变的间断，每一个突变都标志着一个偶然效应转化为机能的新原则®。

1. 工业物体的突变、系谱和自然发展

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改善：一种是主要的，“它改变功能的布局，明显地提高运行的协调性”；另一种是次要的，“它在不改变原有布局的条件下，减小残余冲突的不良影响”。然而，这类消减本身是有害的，因为它阻碍了技术物体的极限系列给技术制造断裂。这种情况就像经济体系通过保护政策人为地减少一个技术体系的薄弱环节一样。轻微的改善在掩盖技术发展的间断性的同时，抹煞了技术物体的动力的深层意义，正如在一定的时段内，生物之偏差遗传的表面连续性会掩盖突变这一进化的现实。当然，这些“突变”是在一定的系谱线之中展开的，它们的背景是连续的。具体化就实现于物体的系列之中，这些系列的最终环节—也是永不可及的环节—就是完全具体的物体。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弄清什么是我们可以赖以“追溯某个专门的技术现实的诞生”的第一环节。

技术与时间

《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第35页。

同样，一个基因遗传的错误会在生物中产生变体。

《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第38页。

086

技术物体的存在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机能在外界机置中产生的结果”，而且也在于它所载有的、使它获得“后代”的“未饱和”现象的“生殖性”。既然如此，一个系列的第一个环节—“原始的技术物体”——便可定义为“未饱和体系”；具体化的过程就是定义物体的复合现象逐渐“饱和”的过程。在进化的过程中，技术物体构成一个物体系列、系谱或系谱线：这是一个以“原始技术物体”为祖先的“家族”，即由“自然的技术进化”造成的繁衍。在系谱之初，是“技术本质的构造性综合发明行为”。技术本质就是系谱的同一性、它的家族环境、以及规定其独特发展形式的内含：“技术本质就在于它稳定地贯穿于系谱的进化过程，它非但稳定，而且通过内在的发展和逐渐的饱和创造新的结构和功能。”我们之所以可以谈论“自然的技术进化”，是因为具体化是技术物体的自然化之路：抽象的技术物体在具体化的过程中走向自然性，这个自然性使它得以摆脱与知识家族的子亲关系，而知识家族又未必能使技术超出它赖以诞生的“理性体系”。由此，自然存在和技术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了，似乎工业技术物体带来了第三种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技术物体“变得越来越近似于自然物体。起初，这种物体需要一个外在的调节因素：实验室、车间、或工厂；渐渐地[……]它摆脱了对这种人为环境的依赖”。正如生物不仅限于它们的物理化学成分一样，技术物体也超出构造其存在的科学原则的总和，它证实了“某种机能和兼容性的形式先于其预期原则而构成。物体的兼容性不存在于构造物体的、分散的科学原则之中，它是在经验中揭示出来的”。如同“自发生成的物体”一样，必须对技术存在作归纳研究，这属于一门“关于组合关系及其变换的科学，这就是一般性的技术学或机械学”。它与其说近似于物理学，不如说更近似于生物学。但是应当避免“在技术物体和自然物体，尤其是生物之间作夸张的类比”。“机械学”不能等同于控制论，因为，我们不能“建立一门孤立的科学，它只研究现成的自动装置的指令和调节机构”，和维也纳尔的主张相反，“我们只能断定，技术物体趋向具体化，而像生物这样的自然物体则生来就是具体的”。有机组织的原则存在于作为趋势、目标和目的的技术物体。这种趋势的动力原则在于人，因为，“没有人推动和实现目的，物理的因果性不可能独立地产生积极有效的具体化”。因此，生物和无机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又一次被重新提了出来。工业技术物体导致我们消除技术逻辑的动力中人的意向因素。然而无论怎样，人虽然不指令，他却操作。我们已经指出，物体在“自然化”的过程中创造一个第三种环境，它超越了自然存在和技术的对立。只有回到这个第三种环境，才能揭示操作行为的本质。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第43页。

087

技术与时间

《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第47页。

同上，第48页。

同上，第47至48页。

同上，第49页。着重号系作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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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超前是组合环境产生的条件

物体的自然化以及由此形成自己特有的环境使它避免了功能超常现象，这种现象会限制它的不确定性，并因此使它从属于二个人为的环境。功能超常是指“技术物体过度专门化，以至不能适应在使用或制造条件内的甚至极微弱的变化”。

技术物体是技术和地理两种环境的汇合，所以必须渗透二者之中。它是二者之间的调和。比如电动机车就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在技术环境中，它把电网系统的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另一方面在地理环境中，机车的性能和铁轨网络使机械能适应地形条件的变化。电动机车因此体现了两种环境的相互作用。假如我们把电动机车和工厂的电动马达比较，就会注意到，后者“几乎完全在技术环境中运行”，它不需要适应非技术的环境，因为，它的运行条件是严格确定的，正因为它被专业化了，所以就不能具体化。相反，“不属于某个特定的环境，适应使两个各自处于进化中的环境发生关系的功能，这种要求必然会限制物体的适应性，并确定了它的自治性和具体性”。技术物体应当具有摆脱一切专门化的趋势，这正如人类由于其器官的可变性总是倾向于最大限度地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

干巴尔(Guimbal)涡轮机一例便可确证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我们可以由此引出组合环境的概念，并指出一般性的具体化过程会引起何种生态系统。“这种涡轮机浸没在和发电机直接配对的压力管中，它的体积很小，安装在一个充满油压的机匣之中”。浸泡在水中的涡轮机的特点是，为它“提供能量”并使之运转的水属于自然环境，技术运转本身使水成为“多功能”的因素，因为“水散发了电机产生的热量”。但是机油作为技术环境的产物，在与属于自然环境的水的关系中，同样也成为多功能的因素：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第50页。

同上，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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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油润滑电机，隔绝线圈，并把线圈的热量传向机匣，使之在机匣中通过水释放出来；最后，机油还可以防止水进入机匣[……]。超压本身就是多功能的；油在高压中不断地润滑轴承，同时防水，从而弥补了轴承封闭不足的缺陷。[……]这种具体化的实现和多重关系的结合是以多重功能性为前提的。”

换言之，这里的“自然”环境本身被整合，并受到多重功能的决定：具体化在物体之外实现，物体并不简单地将技术环境和地理环境堆砌，它和人类活动一样，创造自己特有的环境—组合环境超出地理和技术两种环境的总和。

“决定一个环境之诞生的是适应-具体化过程，而不是现成的环境。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在新生环境被发明之前，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发明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有跳跃，这个跳跃的实现根据就是它创造的环境的内部关系：涡轮和发电机配对的可能性前提恰恰就是它自身的实现。”

物体自我决定它的机能，即自己提供机能的条件，这就抑制了功能超常现象。技术物体作为环境的创造者对自然形成构架。自然的水流动在技术物体之中：它并不仅仅服从物体的机能，而是促进这个机能(干巴尔涡轮机提供了海德格尔曾经提及的莱茵河水坝的深层意义)。技术物体把它的“自然环境”验之以理，并因此而自然化，它通过和这个环境的紧密结合而实现自身的具体化，因此也根本地改造了自然环境。这种生态现象可以在当代技术的信息空间中观察，即当代技术发展了普遍化的同时性(比如实况转播和实时处理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模拟倒置技术等)，但是被整合进具体化过程的主要因素是人化环境人文地理，而不是纯自然的地理。在此，关于具体化过程的思考不能仅仅停留于物体的水平，要上升到体系的范围。

技术与时间

《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第55页。

090

开创自己特有的环境就是构造。由于技术已经信息化，并在机器的机能方面开辟了最大限度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既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功能超常，同时也使组合环境普遍化，所以，这种意义上的构造并不是“自然的人化”，因为它不是人为的构造。具体化物体趋向它的自然本性，“这个过程完全可以体现为人的自然化”。然而，西蒙栋加入了一个中心论题：

“在人和自然之间产生了一个技术地理环境，它之所以可能，完全是由于人类的理智：通过机能的结果实现某种格调的自我限定必须以超前这个发明性的功能为前提，而超前既不存在于自然中，也不存在于现成的技术物体中。”

尽管趋向具体化的技术物体自身具备具体化的动力，但是它仍然要以超前的可能性为前提。而这种可能性取决于操作者、发动者或动力因，即人。

在此我们将试图提出：这种超前能力本身要以技术物体为前提，就像形式不先于物质一样，超前不先于技术物体。

第一部分人的发明

《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第57页。

091

第二章技术学和人类学

“人既带来和平也发动战争，他用自已的双手撰写法典，为诸神竖立祭坛和雕像，建造船舶，刻制箫笛、竖琴，打造刀钳，制造所有艺术器具；在文字中，人类留下了这些技术的理论记忆，以致借助文字记载和手工，人们可以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之类的古人交谈。”

—加利安

1. 作为时间问题提出的技术问题的悖论

吉尔提出：在技术体系决定技术发明的论点下，我们为何、怎样从一开始就从体系的概念出发来思考技术的进化。

勒鲁瓦-古兰试图把体系当作有机组织来考察，它的进化受技术趋势支配，而趋势包含两个侧面：人的意向和物质规律。

西蒙栋分析的是大工业阶段，其中的技术决定性和进化，都服从独立于人类意向的技术物体自身的动力规则：技术物体是一种有机化的无机物，它不断地趋向自然化。虽然这个有机化的动力机制已不从属于人类意向，它仍然需要一个超前的操作动力。物体虽然不是人的产物，它至少需要人的超前性：问题的根本即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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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物体?电动机车连同它的车厢、轨道、电缆、信号系统、车站等等不也构成一个物体吗？这个物体和供电网络不是又构成了一个新的物体吗？当代技术体系本身，从某种程度上看不是也可以当作一个趋向具体化的物体吗？如果是这样，如果说具体化的过程本质地趋向一个组合环境的时代，那么，当代技术特有的第三环境究竟是什么呢？

在此不难断定，海德格尔关于技术问题的看法，比黑格尔和西蒙栋更高明些。当然必须补充的是，技术体系只有从机器个体的独立性出发，才是可以理解的，体系本身作为构架服从具体化动力的安排和调动。此外，我们又一次遇到了生物学形式主义的难题：部分(生物)和作为整体的个体的关系问题。

我们在上一章中曾经指出，这种主要作用于信息领域的具体化现象，通过人类地理环境的整合和功能的多项确定而实现，它直接影响到超前的能力，并对它们作多项确定。如果照西蒙栋所说，超前仅仅停留于具体化过程中人的一方，那么这种意义上的进化就造成真正的断裂。我们在《引论》中已经指出，当代技术的进化遭受一定的抵抗反应，它集中体现为这样一种情绪，即认为进化的断裂恰恰打击了人类决策的可能性本身，因此，人类的命运被技术的“命运”异化了，“构架”留审人类理性本身。关键是要弄清，超前是否从一开始就形成于物体的技术性之中?所以，当前的断代概念应予以修正。

在第一章中，我们将技术问题放在时间中考察，并由此展开了本书论点的第一部分论据：把技术作为时间—或者先谨慎地说把技术作为时间的问题—来分析。在此，我们还将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来研究作为时间问题的技术的问题：假如照西蒙栋所说，工业物体的技术动力来自超前者—人的动力，那么我们就要在古人类学(即关于超前者的起源和进化的科学）和古技术学（即关于技术物体的起源和进化的科学)之间做比较，所以本章命题为“技术学和人类学”。在此，我们将深入研究勒鲁瓦-古兰《手势和语言》一书中的有关章节。他在该书中概括并丰富了自己在民族学研究中提出的观点。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093

古生物学提出了关于人类起源的最深层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勒鲁瓦-古兰非但没有回避，而且毫不犹豫地投入最思辨性的研究，同时也试图避免落入形而上学的圈套。他是否如愿了呢？虽然他非常注重实物证据，把它们作为每一个步骤的第一载体，并借以推演某些最大胆的假设，但是他从未因此而沉醉于纯粹的实物实证的幻想，其实，那不过是对最平庸的形而上学实证论的盲从。所以我们在他的论著中看到的，不是关于起源的科学研究（史前史和考古学）和关于先验问题研究的冲突，而是二者不断地相互感染。我们对作为时间问题提出的技术的问题的人类学思考，不久将会引向一种纯粹哲学性的认识。

《手势和语言》把我们推向古生物学思想的最前沿，而且这一思想遗产至今尚未被生物学和哲学完全接纳。这种后继无人的现象不单单由于该科学的庞杂，而且主要因为它触及了一系列巨大的难题，提出了以往任何研究都没有涉及的新课题。

勒鲁瓦-古兰在着手这项纲领性的研究工作时，矛头直指卢梭和他的“唯脑论”。卢梭对动物学原则一无所知，而这个学科恰恰是从整个生命历史的角度来认识人类产生—最终也即技术产生——现象所必不可少的（尼采曾用另一种方式对卢梭的人类学思想以及康德的有关论述进行了批判)①。但是卢梭所要求的是一种先验的论证方法，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他排除纷杂的事实，针对实际的事实，根据在纯粹自然之声中展示的原始清晰性，提出对人类起源作虚构陈述的权利。我们将会看到，这个虚构陈述断定：从经验事实出发对人类起源问题的认识总是过时的。卢梭这个论点的基点是经验和先验的截然分界(因而也假定了存在和变化的对立)。勒鲁瓦-古兰的有力论证动摇了这种分界。但是他自己又遇到了无法逾越的困难，以至不得不重新建立这一分界，因而在不同的前提下重蹈卢梭的旧辙。

技术与时间

①尼采：《哲学家的原罪》，《人性，太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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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一个当代技术的悖论：技术既是人类自身的力量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从这个悖论及其引起的起源(时间)问题出发，我们将通过关于技术学和人类学的临时性定义进入卢梭的先验人类学提出的有关问题及其矛盾。由此，我们便可以考察勒鲁瓦-古兰批判先验人类学的论据，并进而在下一章中探讨关于南方古猿和尼安德特人之间实现的人化过程的总体假设。

1. 技术(给我们带来)的问题

在“构架”的技术化涵义中，生命的一切领域普遍地被卷入“技术化”的潮流。在以上已经引用过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推行的研究规划中，社会现代化的主题异常突出。自一九七三年能源危机，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遍及世界东南西北各地，尽管观点千差万别，这个主题却主导了所有官方和民间的公开言论。

在很早就实现工业化并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里，出现了一批“技术极”。人们曾试图重新评估技术教育。“宫片涅技术大学”即是随着这类新要求诞生的新型大学。本书的部分研究工作就是在该校实现的。

技术产生了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新型装置：机器被应用于流通、交往、视、声、娱乐、计算、工作、“思维”等一切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它还会被应用于感觉、替身(遥控显象、遥感、模拟现实)以及毁灭。生命机器：类似“狮身人面兽”的生命奇观现在不仅触及无机物的组织，而且也影响到有机物的再组织。

但是却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是普遍化的机器系统所具有的巨大活力（它以每天产生的新体系回答在工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断革新的规律)，另一方面是技术主导一切的升平景象的彻底破产。技术装置带来了数不胜数的问题：由强化交通和改进速度而引起的交通阻塞和危险性的上升；不仅由于实物输送器械、而且由于信息传送网络引起的普遍“紧急状态”；“信息内容”的贫困化、文盲、孤独、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个体性的枯竭、区域概念的消亡；失业，机器人不仅不能使人摆脱劳动，反而把人逼向贫困或神经质的境地；由于人把决策过程委托给机器，所以人的选择和超前也因此受到威胁，这种对机器的依赖是必然的—因为人已无法控制信息交流的过程（比如电子控制的股市网络)，而一旦它与毁灭性的机器相吻合就是十分可怕的——比如遥控导弹(常规或非常规)的战争网足以对人类构成毁灭性的打击；知识的代理也是令人担忧的，因为这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的传播方式，而且似乎构成一种知识消亡的威胁：人们都对计算器将给后几代人类的计算能力带来的危害而担忧，自动拼写纠正程序同属一类；但是问题不止于此，它一直延伸到更复杂、更“科学”的技术装置：信息库、专家系统、知识库系统和电脑辅助决策系统等等。震动更大的是媒体对社会集体行为造成的强烈影响。这些媒体控制了直接传播给具有不同文化根源的广大民众的实况新闻生产，这一生产权操纵在职业人员手中，他们的行为完全根据越来越规范化的工业体制内部的纯粹商业的标准而“理性化”了(一种恐怖主义和赤裸裸的宣传精神寄栖于这个体制之中，它们不单单是一些孤立的小集团的特有现象，而且已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国家政策——该现象并不仅停留于所谓贫穷或“极权专制”的国家)。但是与此同时，一切地区政治计划似乎都服从于一种激进的世界化公共舆论的指引。在此，我们尚未敢论及对自然资源的成体系的开发和对“大自然”的破坏，生态问题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中得以普及并占主导地位：土地和能源枯竭，水的污染，臭氧层被破坏，城镇失控，各类病菌感染等等。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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