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第三章谁?什么?人的发明

1. 人的相关差异(différance)

人的发明：这个判断并不令人满意，它的所有格含糊不清，可以派生出两个问题：“谁”或“什么”发明？“谁”或“什么”被发明?发明这个动词所对应的主语和宾语的含糊，实际上体现了发明这个动词本身在这个判断中的模糊。

联系“谁”和“什么”的是发明。表面上看，“谁”和“什么”各自都有特定的含义：人和技术。但是，所有格的模糊迫使我们不得不疑问：“谁”是否指技术？“什么”是否指人?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摆脱并超越“谁”和“什么”之间的一切差异？

为了深入这个问题的实质，我们必须研究由东非人向新人的过渡，即人化的过程。这个大脑皮层的分裂过程和石器随着石制工具的技术的漫长进化和演变的过程是一致的。石器技术的进化是如此缓慢它以“遗传变异”的节奏发展以至我们难以想像人是这个技术进化的发明者和操作者。相反，我们可以由此假定人在这个进化中被逐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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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这种作为制造者、构件者——而非设计者——的存在的出现，起始于神经系统的进化过程。但是，一方面，技术已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动物学现象：即使最古老的技术进化也不受“遗传序列”的控制；另一方面，自新人以降，神经系统的进化过程完全在纯粹技术进化的模式中展开，因为，从遗传学的意义上说，新人以后，人类的大脑皮层的组织已经基本定型。如何理解这第二次分裂?在“起源”的最初两次冲击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种现象提出了怎样的后生成学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问：大脑皮层分裂在坚硬的石器中具有怎样的投影?什么可塑性使得大脑对应矿物质的裂变?石器作为大脑的镜子，它的最初形式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还要问：从生命的一般历史角度看，人类大脑皮层进化的完成意味着什么？它是否表明生命进化沿着生命以外的方式继续?这就是技术史(包括石器史)所要探讨的问题。技术史同时也就是人类史。由此我们将提出“后种系生成”这个奇特的概念。

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将探讨东非人向新人过渡所提供的思考时间性的可能性，并试图指出，我们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关于一切时间关系的技术根源的问题—这个技术的根本性在我们当代的技术背景中，特别地体现在速度现象中。勒鲁瓦-古兰认为，一切制造行为，包括最初的石器制造在内，都是一种超前预见行为，他以此作题，引导出时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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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épiphylogenèse，后种系生成。其词根是“phylogenèse”e“phylogenèse”来自古希腊的“phulon”(种)和“génése”(生成)两个词的合并，生物学用来表示一个种系的发育生成过程。根据“phylogenèse”的一般性理论模式，一个物种的一切特性，都已经被包含在胚胎(种)之中。物种的生成过程无非就是通过不同阶段的发育，展示种生来具有的特性。换言之，物种的一切都已经在生成之前由胚胎确定。“épi”在古希腊语中表示“在……之上：”或“在……之后”的意思给“phylogenèse”加上“épi”这个前缀，用来表示和“phylogenèse"相反的理论模式:“épiphylogenèse”的意义在于，一个物种的特性并非从一开始就全部被包含在种之中，而是在后天的生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作者用这个概念来解释技术发展的一般性模式，指出技术没有一个最初的、包罗万象的种，如果把技术作为一个“种系”来考察，它的生成过程也就是技术的发展过程，技术的一切特性都来自“后种系”的技术历史本身作者并将这个概念推广到有关人性的讨论，对卢梭的自然状态的、原始的人性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认为人的代具性决定了人必然随着技术的发展历史，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获得(或发明)自身的属性——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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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的是这样一种过渡：即在我们所说的人类当中过渡。也就是说：如果人类有一个起源，那么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人类的“诞生”。为什么要研究人类的“诞生”？首先是因为，自黑格尔以来，哲学不断地探讨人类的终结②。即使现在流行的重建黑格尔以前关于人的思想的企图，也摆脱不了关于人类的终结的思想的支配：人们仅仅在回答这个问题，并且没有加入丝毫新的内容。然而，探讨终结就不可能不探讨起源，同样，探讨死亡就是探讨诞生的一面镜子。提出人类诞生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提出“死亡的诞生”或人与死亡的关系问题。不过我们将试图探讨的，与其说是和终结相关的人类的诞生，不如说是人类的发明，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的构造，人类的雏形设计;换言之，在人类学范围之外来探讨人类诞生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得严肃地对待勒鲁瓦-古兰提出的假设：“或许我们已经不属于人类”。因为，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们所说的人今天已经终结，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可以确信，一切事物有始有终的原则。自达尔文以来，我们已经知道，人——如果人存在的话—曾经有一个开端，尽管我们尚未弄清人是如何开端的。也正因为如此，认识人将如何终结也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尽管我们无法理解人如何终结，这并不能否认人有始有终的事实，甚至不能否认人已经终结。

从勒鲁瓦-古兰的观点出发所做的分析研究，使我们能够围绕相关差异这个概念同德里达对话，他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生命的过程，人是这个过程的一种特殊现象，然而人仅仅是一种特殊现象而已。这里涉及的问题，并非要抽去人类生存范畴的一切特征，而是要从根本上动摇把人性和动物性区分开的界线。我们在此遇到的困难，至少可以和使拼音线性文字的特权相对化的困难相比拟，我们将在第二卷中讨论这个问题。在此，我们将用另外一套概念体系来展开同样的逻辑推理：1、假如由黑格尔和卢梭赋予线性文字的特权属于逻格斯中心论；2、假如形而上学是逻格斯中心论，或反之，假如逻格斯中心论就是形而上学；3、假如形而上学就是人本主义，或反之，假如人本主义就是形而上学；4、那么，人本主义就是逻格斯中心论。赋予拼音文字以特权，就是赋予人以特权。无论哲学如何解释，“拼音-逻格斯中心论”实质上就是“人-逻格斯中心论”。把话语和文字相对立，也就是把人和动物、人和技术相对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文码学“不应当成为一门人文科学，因为它首先把人的名称问题作为自己特有的问题提出”④。文码学是怎样提出这个问题的？它对人(或人的同一体)提出疑问，并提出了相关差异的概念。这个概念所涉及的，无非就是生命的历史。如果说文码学探讨的是拼写现象，并由此探讨人类的名称，那么相关差异的概念的建立是这个探讨所不可缺少的。这个概念直接和勒鲁瓦-古兰的古生物学理论相关，因为，勒鲁瓦-古兰的学说不仅仅以“简单的一般拼写的可能性”来描述“人的同一体或人类的奇遇”，而且它尤其把人类“作为生命历史—即我们在此所说的相关差异历史——的一个环节，即文码历史的一个环节”。不仅如此，文码学同时还需要借助于程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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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德里达：《哲学的边缘》，第143至144页，Minuit,197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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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Gramme,文码。“gramme”在古希腊语中既表示字母或文字，也表示字符或图案。这里泛指记载记忆的因素，包括石器、字符、符号、文字、工具、遗传基因等等。和“trace”相比，“gramme”具有重复性和程序性的特征。“pro-gramme”就是从预示和超前的意义上(也就是从普罗米修斯原则的意义上)对“gramme”的编码、规划、程序化、排序等等。从文码的角度探讨语言，就是要把语言还原到语法规则产生之前的状态，用德里达的话说，就是和说话同时形成的拼音符号系统，这是一种和以卢梭为代表的逻格斯中心论完全不同的，探讨语言之起源的方法。德里达称之为“grammatologie”，这里和“gramme”对应，译为“文码学”。——译注

④德里达：《文码学》，第124页，Minuit,196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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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控制论的意义上来理解程序的概念，然而要想使控制论变得明白易懂，就只能从纹迹的各种可能性的历史出发，并把这种历史作为前摄和滞留的双重运动的统一体。这种双重运动远远超出了意向意识’的可能性。意向意识使文码以现有的面目呈现(呈现在新的非现在性的结构中)，并无疑使狭义的文字体系的产生成为可能。”

文码不仅确定生物各层次的结构，而且也确定生命在生物之外、以不同于生命的方式延续的结构，文码涉及的范围“从遗传基因’直至服从逻格斯和智人的拼音文字”。德里达要求以勒鲁瓦-古兰描述的“记忆解放”为出发点来认识文码，“记忆解放”即是“纹迹不断扩大的、并总是已经开始的外化过程，纹迹在从本能行为’的基本程序到电子文件和阅读机器的范围内，扩展了相关差异和保存相关差异的可能性”。换言之，勒鲁瓦-古兰的人类学必须放在本质上非人类中心的概念中来思考，它不把人们习以为常的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分视作现成的论据。德里达的相关差异性思想实际上就是关于生命的一般性历史，即关于文码的一般性历史。他把这个思想建筑在人性和动物性都具有的程序这个概念之上。文码比人类特有的字符更古老，没有文码就没有字符。相关差异的概念体现的对立统一就是要对人和动物、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对立提出疑问。“意向意识”的可能性的根源比人类更古老，它使“文码以现有形式”呈现。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确定“文码以现有形式呈现”的条件，以及这个呈现给生命或文码的一般性历史带来的后果。这将是我们要探讨的课题。文码的历史也就是电子文件和阅读机器的历史：即技术的历史—人的发明就是技术。技术发明人，人也发明技术，二者互为主体和客体。技术既是发明者，也是被发明者。这个假设彻底推翻了自柏拉图以来，直至海德格尔、甚至海德格尔以后的关于技术的传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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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文码学》，第125至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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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相关差异就是一般生命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相关差异产生了一种特定的形式或阶段。这个阶段使文码以现有的形式呈现——即意识的形式—成为可能。我们必须划分这个阶段。我们将要讨论的是生命历史的双重断裂：在一般性的相关差异受到的两次冲击之间发生的效应，这两次冲击都来自一种特别的相关差异。我们就用东非人和新人来命名这两次冲击。在它们之间、并通过它们发生的，就是由遗传性向非遗传性的过渡。在此，德里达参考了勒鲁瓦-古兰的两处论述。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卷中，从勒鲁瓦-古兰的这些论述中，得出与德里达的观点不同的另一种结论。由遗传性向非遗传性的过渡，就是一种新型的文码/程序的产生。既然我们不能把人类建立在它自身的起源之上，那么就要指出人类从何而来。这就意味着要建立文码和程序的类型学。正如保尔·利科尔所说：文化编码和遗传编码一样，“都属于行为的程序’；和遗传编码一样，文化编码给生命提供模式、秩序和方向。所不同的是，文化编码滋生于遗传调节失控的领域，并且只能以对整个编码系统的整顿为代价来延伸它的有效性。一切习惯、风俗以及被黑格尔称为先于反思伦理的道德实体，就是如此取代遗传编码的”⑦。

问题的实质就是探讨这种取代或过渡的极其矛盾的可能性：它涉及的是关于一个绝对的过去和一个无从设想的现在的不可思议的难题，恰如利科尔所说：这个问题是一个无底深渊，是一个崩塌。第一个死亡的人，或者说第一个“被认作死亡”的人，就是存在于第一个现在之中的人，它第一次经历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性：一个从未曾经是现在的过去产生了一个永远不可能成为过去的现在的现在。我们将在勒鲁瓦-古兰的论述中再次从外在化的矛盾性的形式中遇到这个难题。我们也将看到，古生物学怎样用另一种方式提出时间的问题。相关差异的概念以及相关差异之内断裂的概念就是“设想”这种过渡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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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勒鲁瓦-古兰：《手势和语言》，第2卷，第12、13页。

⑦保尔·利科尔：《时间和叙述》，第1卷，第93页，Le Seuil，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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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差异”同时包含“差异”和“延迟”两个方面的意思，即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

“Différer这个动词包含了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意思。[………]从这层含义上看，拉丁文中的differe并不是古希腊文diapherein一词的简单直译。[……]在古希腊文diapherein所包含的意思中，没有拉丁文différe的两重含义的其中之一：即延迟的动作，计算时间、计算一项操作的力量的复合，它包括经济筹划、迂回、期限迟误、保留、再现等一系列的概念。我把它们集中表现在一个我从未用过、但却是可以进入这一概念系列的范畴，即延迟。从这个意义上说，differe就是延迟，即有意或无意地借助于一个时间上的延期和迁回，以此悬置欲望’的满足和实现。[……]这个延迟同样也是时间化和空间化：成为空间的时间和成为时间的空间[……]。différer的另一个意思则要通俗得多，也更容易确定：它是指不相同、其他、可区别等等。差异可以指不相同、差别，也可以指分歧、不和，然而不论是对于哪一种含义来说，差异都必须在不停的重复中积极而能动地产生一种间隔、距离，也就是产生空间性的差别。”®

所有这一切，首先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一旦有了生命，就有时间。然而德里达在引用勒鲁瓦-古兰之前这样写道：“纹迹是这样一种相关差异，它启开了生命在一般的非生命上的展示和意思，这也就是一切重复的根源。”使生命在非生命上展示，这是否已经经历了断裂?是否已经脱离了纯粹的自然状态?相关差异似乎包含了一个疑点：它涉及的是生命的一般性历史，但是这个历史似乎仅仅从断裂之后才开始，这个断裂虽然不是微不足道，但它至少要比传统的人性与动物性的划分要无足轻重得多。一切问题都在于，一般性的生命的组织作为随断裂的发生而出现的生命的组织，就是死亡：在断裂之后，生命就意味着组织的死亡。相关差异的问题也就是死亡。所谓断裂之后就是指文化，“它是一种延迟-相异的自然；它是指一切不同于自然的因素：技术、法律、社会机构、自由、历史、精神等等，这些因素都可以被作为一种延迟的自然和相异的自然。即自然处于相关差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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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德里达：《哲学的边缘》，第8页。

⑨ 德里达：《文码学》，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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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作为生命已经是相关差异。这里还有一个疑点，一个有待思考的过渡。问题在于认识生命在断裂之后的时间性的特征。当生命印记在非生命之中，生命的空间化、时间化、延迟、差异都通过并依赖非生命而实现，即在死亡中实现。探讨生命的展示的问题，也就是探讨我们称之为“生存”的时间关系的起源，即探讨超前。

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的时间性的基本因素是已经在此。这个“过去”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但是它却属于我的过去，没有这一段过去，我就不可能有任何自己的过去。这种继承和传播的结构就是实际性的基础，因为传统总会掩盖只有它才能传播的起源的意思。海德格尔所谓的已经在此的前提就是：以此在为标志的生命现象把生物历史作为自身的发展，并从中形成自己的个性。生命的后生成层次并不随生物的死亡而消失，相反，它自我保存和积淀，并遗留在余生和后代中，它既像一份礼物，也像一笔债，或者说是一种命运：并不是几乎为生物决定论意义上的“编码”，而是一种包容了此在之未来的一切存在的数字。这种后生成的积淀或对往事的记忆，就是人们所说的过去，也就是我们在此所用的人的后种系发生概念的含义。这个概念是指：人的后生成各阶段的相继和相关、保留、累加和积淀，它因此和纯粹的生命概念决裂，因为在纯粹的生命中，后生成因素恰恰是不得保留的(“编码不接受任何来自经验的教训”—F.雅各布)。尽管后生成在纯粹的生命中对构成物种进化的遗传选择不能没有影响(这些问题正如胚胎学所展示的那样，必须放在表型-基因型的关系研究的视角中加以讨论，它们甚至因此而在后生成学中获得新的含义)，但是，这些影响恰恰只能通过遗传的方式来传递。后种系生成还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胚胎发育必须重新经过进化过程的所有阶段，重新通过自己借以萌芽的一切错综复杂的分支，同样，后生成也必须被重新经历一遍才能完成，这实际上也就是理念的原型(必须对这个比喻持审慎态度，因为胚胎重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比喻)。后种系生成思想肯定人类个体的同一性：说话的口音、走路的姿态、动作的力度以及个人世界独一无二性。这个概念可以成为一门关于反思的考古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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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哲学的边缘》，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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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历史性。我们之所以在提出了作为一般性生命的相关差异的时间性的问题之后来讨论海德格尔，是因为他的思想存在着两种时间的对立。一种是以技术度量的、烦忙的时间，这意味着时间的丧失；另一种是真正的时间，也就是摆脱了烦忙的技术背景的此在自身的时间。然而，如果已经存在的过去只有后生成的积淀的方式存在，那么它的可能性仅仅是因为积淀物所保证的传播完全是技术性的：技术性的非生物因有机物而生成，但是它本身仍然是无机的，这就是以工具、文字为标志的纹迹，我们将它们统称为一般器官。

人的发明这个命题的模糊性的关键就在于将“谁”和“什么”并列，既使二者相连，又使二者相分。这也就是相关差异的本质，这一概念对真-假的划分提出了怀疑。我们将在作为相关差异的自然(一般性生命)向这种相关差异的相关差异的过渡中来研究这个问题。相关差异既不是“谁”，也不是“什么”，它是二者的共同可能性，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往返运动，是二者的交合。缺了“什么”，“谁”就不存在，反之亦然。相关差异在“谁”和“什么”之外，并超越二者；它使二者并列，使它们构成一种貌似对立的联体。这种二者之间的过渡是一种投影：大脑皮层在石器岩层中的投影，岩石恰似大脑原初的镜子。这种原初的投影就是“外在化”的矛盾性和非逻辑的开端，它实现于由东非人向新人过渡的几十万年之中，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石器开始形成，大脑皮层开始自己投影印照，这是反射的原始形式；这个过程就像是一个雕塑的造型，它慢慢地由一块大理石的模糊线条中凸现。在此，问题的矛盾性就在于：我们必须讨论所谓的外在化，然而却不存在一个先于外在的内在，内在本身也构成在外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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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勒鲁瓦-古兰来说，人类化的过程也就是在解脱(或流动)运动中实现的断裂，这种断裂的解脱确定了生命的特征。由于这种断裂骤然而至，所以外在化的过程应当从古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由此，人类的出现实际上就是技术的出现。勒鲁瓦-古兰进一步明确指出：技术的出现以语言的出现为标志。这种外在化过程包含的运动之所以具有矛盾性，就是因为，在勒鲁瓦-古兰看来，工具—即技术—发明了人，而非相反，人发明工具。换言之：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在技术中自我发明自我实现技术化的“外在化”。因此，人就是“发明者”：由内向外的外在化运动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这个“外在化”的运动却发明了内在，所以内在不可能先于外在而存在。内在和外在都在同一个运动中构成，这个运动同时发明了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二者在同一个运动中相互发明，好像人的形成必须求助于技术的助产。内在和外在是同一的，在内也即在外，因为人(内在)本质上是由工具(外在)确定的。但是，这个双重构造同时也是内在和外在的对立——或者产生一种连续性的假象。这种假象从何而来?我们将在下一部分中看到，它来自一个根本性的遗忘，即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后觉和过迟。这一遗忘仅仅在普罗米修斯的超前预见死亡的忧虑中才有意义。这个超前的忧虑是指：以工具为代表的已经在此的实际性对于来到世界的人来说就是一个终结：“为死而存在”是普罗米修斯的先觉结构，对这个结构而言，烦忙并不是简单地掩盖本真。这就是时间的问题。

勒鲁瓦-古兰试图通过把东非人的技术仍然划归动物学的范畴的方法来化解这个矛盾。然而，东非人已经不再是动物，否则就无外在化可言。正因为如此，在东非人和新人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阶段，一方面，东非人已经成为人，另一方面，新人开始了我们现代人的特征—当然，我们是否仍然具有这种人的特征，这是另一个问题。这种划分动摇了人的同一性。大脑皮层形成于东非人和新人之间，在新人之后，大脑的进化就终结了。也正是在这个期间，形成了皮层和岩层、生物和无机物的耦合。这种耦合造就了双重可塑性。矿物固体塑造“精神性”的、非矿物的流体，并由此而塑造自己(“精神性”的流体仍然是一种物质，它是物质的一种相关差异的存在形式)。这种耦合的效应仍然是遗传性的，但是它已经开始受后生成法则支配，属于后种系生成的范畴，这就是说，后生成的效应通过石器为载体而得以保存。石器是第一次反射的记忆，是大脑的第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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