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技术与时间

一个动作之所以成为动作就是因为它受超前的支配，是因为它只能是超前的动作;要有动作，就必须有工具、人为的记忆、代具等身体之外并构成身体所在的世界的因素。没有这个向外的过渡、走出自我，没有人的外向异化以及“外在化”的记忆，就不可能有超前和时间。问题就出在“外在化”这个词的模糊性，以及它直接包藏的历时性、逻辑性或存在论的先后、因果推理：如果我们可以谈论外在化，这就意味着有一个先于外在的内在。然而，这个内在却不可能脱离外在而存在：因此，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既非内在，也非外在，而是一个根本性的复合体，在这个复合体中，两个因素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附(构成于同一个运动之中)，没有先后本末之分，起源的意思是二者同时产生，同时到来其实，二者是同一起源在不同视角的反映。我们在稍后的章节中，将这种结构称为爱比米修斯复合。我们将会看到，对西蒙栋来说，这是一种传导关系。“代具”并不取代任何东西，它并不代替某个先于它存在、而后又丧失的肌体器官。它的实质是加入。通过“代具”的概念，我们要说明两个方面的含义：

——放在前面，或者说空间化(即偏离);

——提前放置，即已经存在(过去存在)和超前(预见),也就是说时间化。

代具不是人体的一个简单延伸，它构成“人类”的身体，它不是人的一种“手段”或“方法”，而是人的目的。在此不要忘记，人的目的的另一个含义，即“人的终结”。

我们所说的“内在”无论怎样还是包含了力量的问题，它的“外在化”体现为行动。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内在”就是“外在”的真理，是唯一的真理。“内在”似乎只是一种对外在化的等待、召唤或允诺—外在化的趋势。等待无疑就是投射未来和超前。在此，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张弛的时间问题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循环：工具即是超前的结果外在化，同时也是超前的条件，超前本身又体现为外在化的根本性的内在化。外在化作为一种构成超前的背景的行为，作为一种动作，它同时也就是一种回忆，即反射，如同回到自我感受的自我。但是，这种反射似乎不能从和现有形式中的文码关系的意义上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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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以及一切在外在化进程中必需的超前条件，自南方古猿起就已经具备了，它们在下一个阶段得到巩固。超前构成的开口完全符合外在化的进程：“在南方古猿时代，……]制造一柄石斧要求在石块表面选择一个击点，由此敲落碎片后形成了石斧的切面；其次还需要加工，在原初的碎片上修一个事先预定在制造者头脑中的形状”。

超前的过程随技术的进化而逐渐精巧和复杂化，技术在此就是超前的一面镜子，它既是超前的印记，同时又是超前或时间反射的反射面，就好像人类在技术中看到自己的未来，并把自己的未来和技术维系成一体。但是在此必须区分对超前的两种不同层次的理解：我们现在对超前的分析属于第一个层次，超前的可能性出现在一个几乎静止的时间背景之中；在第二个层次上，我们要分析的就不仅仅是所谓“操作性”的超前的时间，而是一种超前本身的形式在其中改变、展开的超前时间，人也在其中变化，而且它的变化只能和技术的变化一致。所以有两种意义的超前：

——第一种超前是工具制造的条件，没有它就不可能制造工具；

—第二种超前是工具发展的条件，工具制造不仅仅在同一模板下重复，而且进化、变形、发生差异。

但是我们是否能将上述两个意义下的超前分割开？差异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差异？我们虽然接受了勒鲁瓦-古兰关于器具的动物性成分的观点，并以此解释了为什么外在化进程之初发展极为缓慢，但是，这并没有取消器具模板进化如何可能的问题。如果说这个进化显然不能简单地由属于动物的“谁”—即和其他动物一样自身差异化的“谁”来决定，那么我们就必将得出这样的结论，“什么”的进化反过来作用于“谁”，并在一定的范围内决定了“谁”本身的差异化过程：“谁”不能像其他生物那样自身差异化，它通过一种非生物的差异化来实现自身的差异(通过在死亡中的差异化实现的死亡的延期)，这就是一种无机的有机化物质：“什么”。一旦器具性开始脱离动物性几乎是动物性的，它的产生和差异化在“遗传崩溃”中调节，如果不从超前的角度出发，又怎样解释器具模板的进化呢?技术的问题就是时间的问题。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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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自然联系到深埋在非常古老的自我保存本能中的死亡意识的显露。假如自我保存本能不发生作用、不产生差异，那么裂变的原点就是技术：严格地说，只有在产生了外在化运动和代具之后才有死亡可言。但是，只要有了外在化和代具，就必有死亡。死亡—即(对终结的)超前—必须从两个层次上加以分析。

1. 技术差异化的双重起源

工具系统和骨骼结构的进化是同步的。“可以断定，在旧人时代，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行为的直接衍射”。工具的这种特定性，即它的纯粹动物性的特征是和勒鲁瓦-古兰在第二卷中展开的观点相矛盾的：在第二卷中，他将动物(种类)群体和人类群体的种族相对立，动物群体受遗传性的特定差异化运动支配，人类群体受技术社会文化性的种族差异化运动支配。在此，特定性和我们所说的后种系发生是对立的。

两种差异化的区别就在于：在特定差异化中，决定群体记忆的是机体内在的遗传功能，而在种族差异化中，决定群体记忆的是外在的因素。特定就是指“纯粹动物性”，而种族则是指非遗传的程序，因为，一个种族的记忆存在于个体之外，它可以独立于遗传变异而进化，因此是时间性的。然而勒鲁瓦-古兰在此所说的“特定性”的含义显然更加宽泛，所以它非但不和种族差异对立，相反，它一开始也属于人类群体的种族差

技术与时间

《手势和语言》，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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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

关于“特定行为的直接衍射”的假设的依据是，工具模板随大脑皮层组织的进化而进化，这种进化起码还是由遗传因素共同决定的。但是皮层组织的进化本身又有可能同时受外在化运动的制约，也就是受工具的非遗传性因素的制约。这就有可能存在着某种大脑皮层和石器岩层的双重显现二者之间的默契，这是一种超越二者的极端确定性，它表现为二者互为反射的双重相关差异化。在此，一切困难都集中在如何发掘“爱比米修斯复合”的(传导性)复合动力。所谓“很大程度”实际上就是回避或忘记这个困难，无视这个困难的意义，以致不得不重新引进精神的概念。

差异化的可能性前提就是，人类群体的记忆是“外在”的。一旦群体的记忆成为外在的，也就是说成为技术型的(在勒鲁瓦-古兰那里，技术和逻格斯、语言仅仅是一个属性的两个方面)，那么，这种记忆就不再是特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所说的种族差异化，在原则上对于人类来说只能是原始性的，尽管我们对此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这是因为，语言的可能性和工具的可能性是同时产生的，而且我们不可能想像一种没有特定差异化的语言，种族的差异化可能仅仅是语言差异化的一种现象。一旦发生外在化，即使它还有原始的遗传特定性成分，人类就不再完全受遗传特定性支配，人类群体间的差异化过程开始受技术逻格斯和种族特有语言的“规律”的支配，而不是受“种族规律”的支配。尽管我们可能看不见差异，尽管我们无法确定这些差异，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同时，遗传的差异还在延续。问题就在于澄清这两种不同的差异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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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势和语言》，第200页。

特有语言(idiome,idiomatique)：语言问题在作者的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传统把语言作为人类表达的方法，而不是人类自身的构造因素。海德格尔对这种把语言器具化的观点作了大量的批判，力图以此来确立语言的生存论意义。但是，作者认为，“语言的器具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器具性是它固有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抵抗语言的器具化，而是要批判将器具简单化为一个方法的范畴。把器具和方法等同，这就是海德格尔所犯的错误。“idiome”一词在古希腊语中是指某个语言所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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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种族差异作为人类相对于其他生命的一大特征的观点是不堪一驳的。如果说种族差异的本质就是地域差异，那么当今世界的非地域化现象似乎使我们面临着种族差异的消亡。所以我们认为，运用种族特有语言差异化更稳妥，它可以被用于差异的所有层次，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种族群体、技术群体等等)，而且，它的意义不仅局限于语言的范围之内。

勒鲁瓦-古兰区分两种对立的智能：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他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他对超前(种族特有语言形式仅仅是超前的另一种提法)的思考遇到了困难，而且因为他在《人与物质》一书中确认，存在着某种实际的、普遍的技术原型，它们构成贯穿各种不同文化之中的整体趋势，这个趋势的实现过程和西蒙栋所说的具体化运动相似。由此，技术差异化过程就不再是种族意义上的文化现象，但是它仍然是一种文化现象，即非自然性的。这种差异化现象的根源难道不正是在于特有语言性吗？

勒鲁瓦-古兰之所以没有明确地提出由于“特定性”概念的宽泛定义而引起的问题(好像这个问题并不存在)，是因为他本身又重新引进了他曾经要铲除的观点，即精神(或意识)与技术物质或技术物理的对立。他最终指出：技术进化从本质上说是动物性的；在此之外，存在着一种“非技术性的理智”，即反思和符号的理智。这种理智从何而来？为什么它在外在化所要求的超前中不起任何作用？

技术与时间

的规则和属性，现在通常用来指方言或某个社会共同体或民族所共有的表达方式。根据作者的思想，技术是造成一切差异的根源，而在技术因素中，语言差异是最根本性的。特有语言以及由此派生的(种族)特有语言差异等词都是以语言差异对于人类自身构造的决定意义为中心的。但是，和任何相关差异的范畴一样，“idiome”或“idiomatique”所代表的语言差异，又是以语言本身所包含的共性为前提的。任何层次的语言差异(语系、国家、民族、地区等层次，直至个人)，都同时在同层次上构成了一个语言的共同体，从而使差异语言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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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性行为的衍射”。在此，“很大程度”同时也表明“在一定的范围内，而又不完全如此”，但是事实上应当承认：完全不是如此。调节作为进化的外在化(差异化)进程的并不是特定性的因素，而是超前，它是所谓“很大程度”的“尺度”或极限。诚然，这种新型的进化仍然带有遗传性的后果，并仍然会反过来受这些遗传性后果的影响。但是，遗传因素已不占主导地位，勒鲁瓦-古兰用“很大程度”这个限制性表达方式来表示我们已经提出的共同确定性的概念。他之所以不愿承认人类进化已然摆脱了特定性进化的模式，是因为他拒绝把人类进化的基点放在人类的创造——即创造性“意识”—之上。

根据这种推理方式，勒鲁瓦-古兰首先认为，在原始人的行为中，超前仅仅只有一个操作性的作用，然后他又在人类进化的更高一个“层次”上，从非技术化的人身上发现“创造性意识”及其后果。就好像他自己最终不得不承认，原始的人尚未完全成为人类，这其实就是承认原始人完全不属于人类。对于这样的推理结论，我们就不能苟同了。如果这个结论就是他怀疑人类同一性的实质，那么，我们就不能追随这个怀疑，因为其结果必然是在传统的技术和理智的对立上确立两种不同的人性。从人类不具有同一性的观点应当得出的是另一个结论：人类只能以否定的方式自我定义，技术的非人性可以使人差异化，但是不能给人以同一的确定性。这种除了虚幻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同一性的特征，对应着“反射镜的一个阶段”。

两种不同的超前层次的观点致使勒鲁瓦-古兰提出，在智人之前，人类只有一种技术理智，它同反思的、个体化的、精神性的、本质上非技术性的理智相对立。所以从匠人向智人的过渡就取决于大脑皮层的发展是否越过某个临界点，这样，他又重新赋予大脑在进化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个结论和他以前对大脑决定论的批评是很不吻合的。更有甚者，如果说石器是“骨骼的延伸”，而且骨骼的进化总是优先于神经系统的进化，那么，工具就应当决定大脑的形成，而不是相反。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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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非人到尼安德特人，不仅发生了大脑皮层的差异化过程，而且也发生了石器的差异化过程：由鹅卵石碎块经石锤最后一直到尼安德特人的装缀石叶。在尼安德特人时代，发生了第二次裂变。在两次裂变之间，大脑和工具的差异化是共同产生的，它们属于同一个差异化运动。在人类形成的外在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个结构耦合的奇特过程，我们称之为器具助产术。这就是“反射镜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大脑皮层的差异化受工具制约，同样，工具的差异化也受大脑制约。这就是所谓反射镜的效应：在反射镜中，大脑和石器互为对方的镜子，一方在使自己成形的对方中看到自身的形象，并因此而成形。

1. 器具助产术

外在化运动是指：遗传记忆及其变更同模板记忆及其变更不相吻合。当然，模板记忆会受到遗传记忆的变更的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无视另一种类型的记忆的构成。接下来的问题是：模板记忆以什么方式储存？这个记忆是否就储存在模板的物质纹迹之中？模板是由工具构成的。工具本身往往形成于模板之前，它随着人的重复“制造”构成固定的模式，因此工具模板引导工具制造行为而不是相反。我们说原始时代大脑和工具在一种独特的结构耦合形式中相互共同确定，就是这个意思。现在需要澄清的是：原始人世代相传的模板复制是在什么样的形式中重复产生的?模板重复如何区别于遗传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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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知识之树》，翁贝尔托·马尔图拉纳(Umberto Marturana)与弗朗西斯科·瓦莱拉(Francisco Varela)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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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板重复中，差异如何作用、如何保存?差异是怎样产生的?但是切不可误以为，由于技术在此是主导性的，就一定要从中找到特定性或动物性的因素。人类在它的外在化和进化的过程中，受差异化的因素引导，它从差异化中认识自己、实现自身的差异化，也就是说，人类在自己的差异化对象中自我发明、找到自己的形象。这种形象无异于一种幻象，就像人们通常在谈论技术时所说的那样，但是，当人们这样谈论技术时，是否把握了人性、人的同一性或非同一性，以及人的本质？尽管如此，人毫无疑问是差异化运动的执行者。

显然，外在化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它和动物进化过程相似，然而仅仅是相似而已。勒鲁瓦-古兰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他最终承认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理智[……]确实起着某些作用”。

面对这些矛盾而含糊的论述，我们不能不产生一种极其简单化的感觉，就好似只有在个体理智和动物决定性之中作出选择。我们应当提出的问题是：石器—作为一种记忆的载体—的外在化投射使怎样一种超前成为可能?超前有其各种技术性的可能性的历史，这就是反射镜的不同阶段的历史，人性在反射镜中自我观照，并因此而塑造自已的形象。时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这个时间必须从人为记忆的技术学问题出发来把握，人为记忆只能是始终作为已经在此的人的记忆。所谓已经在此就是时间的前提和背景，它如同我从未经历过、因此只能在留存的纹迹中捕捉的过去。这就是说，如果没有人为性记忆的载体，就不可能有已经在此，也不可能发生和时间的关系。我赖以存在的、先于我的世世代代的存在记忆，就是通过这类载体世代相传的。过去的经验和过去的后生成结果因这种载体而避免消失，这同纯粹生物领域的遗传规则恰恰相反。后种系生成的结构使已经在此及其被现在存在同化的事实成为可能，这是对过去的记忆的征收并化为己有，是“同化”的助产术：燧石既是劳动、计划和超前的对象，同时也是保留这些经验和后生成结果的记忆的载体。时间就是技术模板的变化过程。模板的重复性超前不过是时间性的极端形式，诚然，这种形式还处于萌芽状态，而且特属于超前行为，然而超前也只有在这种形式中得以完成。毫无疑问，这尚且是一种非常初级的时间性：东非人的已经在此仅仅在于它手中的石头它有限的世界。但是这个有限的世界已经和海德格尔所说的有限世界截然不同了。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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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勒鲁瓦-古兰忽视了这些问题的批判性特征，所以他又引进了和智人对立的匠人这个形而上学色彩十足的概念，我们在巴塔耶的思想中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这种将技术与理智对立的观点却是和勒鲁瓦-古兰在以后赋予文字的意义相矛盾的，因为他承认文字作为一种技术在思维构成中的作用。

必须开辟研究神经技术的领域。神经-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记忆机制的现象无疑在外在化进程中发挥作用。对于这种现象，传统的动物学和社会学都不能确切地把握：在这种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和超前的代具相对应的是某种已经形成的神经性载体。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既不要过高估计，也不要曲解，勒鲁瓦-古兰本人也强调了这一点。我们面临着两种可能：或者说从东非人起，人就已经形成，那么，理智和技术理智就已经产生了。这就是说东非人已经具有完整的超前行为和特有语言的差异(假如不是种族的差异)，而不单单是特定性的差异(“个体理智”无非就是指这种特有语言的差异)。或者说，东非人还只是不会超前的类人猿，这就是说，它不在时间中，它从不实现自己的未来，因为它尚无未来可言。在这一点上，它和卢梭的“纯自然状态的人”是一致的。

1. 三论第二起源

尼安德特人的头盖骨标志着超前能力的扩展。在此，能力的延伸或扩展是指：预见的完善程度或超前的有效率提高，而不是指“更大量的”超前，因为是否具有超前的能力并不是一个量的问题。唯有效率才是可以度量的。具有超前的能力就是具有了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有效性与其说取决于大脑皮层本身的组织，不如说取决于大脑皮层在石器这面镜子中的映象，因为这面镜子为大脑提供了它的有效性。勒鲁瓦-古兰以每公斤燧石包含的切口长度来度量超前的效率。

技术与时间

参阅《拉斯科洞穴，或艺术的诞生》，《巴塔耶全集》第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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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继续关于尼安德特人阶段的石器技术进化的描述中，揭示了超前可能性和大脑进化相关的成熟过程。这种工具模板和大脑进化相关的特点，在欧洲旧石器中期的莫斯特式的模板中显得尤为突出。这个时代的模板中，“石器的尖端凸出，至少需要六种紧密相连的操作程序，它们互为条件，要求有严格的预见性”。这个预见给原材料的开发使用提供了更大的余地，因为初级的石块工具(借助一系列的中间环节)成为另一种工具的原料。

勒鲁瓦-古兰在明确了“技术理智”和大脑皮层组织的关系，并补充指出就技术理智而言，尼安德特人的神经系统和我们现代人的神经系统是一致的观点之后，引人了关于“非纯粹技术理智”的论点，而且与之相应，他也提出了不再属于“技术意识”的意识的论点。那么非技术性的意识从何而来呢？它在本质上作为外在化运动的技术进化中有何意义？他本人似乎为了摆脱以往的束缚，从一开始就批判了宗教和理性思想为了解释“意识”现象做的简单化的自圆之说(奇迹的幻想同样很适合理性决定论的要求，因为它作为一种目的论将人放在进化的末端，所以，尽管人已不是依照上帝的样板的创造物，尽管人被作为“获得自身意识”及其“同自然对立的意识”的生命存在，理性决定论不仅不能解释人类的中心地位，而且使这个观点变得无法解释)。但是勒鲁瓦-古兰在此的计划是什么?他与其说要批判奇迹造人论，不如说要指出宗教之前的人类本性，这种人可能尚未完全成为人(不是现代意义的人，而是匠人)。奇迹造人说所要避免的恰恰就是这种不完全的人性，因为神学家们把人性的标准放在宗教性之中。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提问勒鲁瓦-古兰本人是否满足于以一种新的人为虚幻来解决人性的问题，这个虚幻就是操作和理智的对立，就是技术和精神的对立。因为这第二种“过渡”就是向“非技术理智”的过渡，勒鲁瓦-古兰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种过渡，而且没有对它提出任何疑问：他给我们做的一切关于技术理智的“解释”丝毫不能说明所谓“非技术理智”的产生的问题。因此，我们又面临着第二起源之谜。一旦非技术理智被认定是创造性的，那么以往对外在化运动的分析所获得的关于技术的产生的认识即不把技术作为创造性意识的产物的结论便荡然无存了。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手势和语言》，第145页。

“人类能够提出的最切己的问题就是理智的本质的问题，因为，人类最终仅仅是因为意识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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