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但是上述特征也正是代具的主要特征，我们通过这些被自然化的代具自然而然地看、感觉、思考等等。这一点尤其符合文字、资料以及一般性的已经在此，特别是那些为进入过去的已经在此、过去本身以及过去的过程和存在提供了入口的已经在此。否则已经存在不可能借助纹迹、作为已经存在及其实际性——也即不曾存在的可能性—向“谁”呈现：图像意识的特殊性以及其他第三回忆，由于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去远化的关注而被忽略了，而忽略的必然性正是他本人描述的而又熟视无睹的东西。值得惊奇的是他竟然对“什么”如此不加理会，而关键恰恰在于，“什么”是已经在此之已经的构造因素。这个遗忘不久将会影响到有关历史和古代性等等的分析，它完全来自这种“无强求”、即原始性的爱比米修斯式的疏忽，海德格尔在描述这种疏忽的同时也犯了同样的疏忽。海德格尔自己的烦忙造成了他的遗忘，并说明了去远也是由烦忙控制的。

在去远的同时，此在自己指向“符号”的基础，并打开了进入“区域”的入口。但是在这类取向和入口的问题中，“区域”的开口仍然是由过去已经在此的载体操作的安排确定的。从它们提供入口的角度而言，这些载体既像是复原或重新构造的“图像”，又像是“航行工具”和导航的程序，这些就决定了此在对自身存在、对阅读程序、对存在(的理解的)遥控的预先理解。比如，拼音文字的程序特性应当是从一定的确实性出发复原或复原性地构造“谁”的存在：一定的确实性使加里安能重读柏拉图—哲学的已经存在，或更一般地说是一个已经在此。这种程序特性是同某种特定的遥控—即存在的历史—分不开的。这个分析的主要结果就是，一个纯粹的构造是没有入口的：构造总是重新构造，它与其说是遗传性的，不如说是后生成的，或如尼采所说：它是系谱性的。

技术与时间

类似的疏忽如今还影响着“认识论科学”，参阅本书第二卷。

276

1. 6.“谁”的程序的中性(neutralité)

如果说关于此在的问题就是“谁”，这是因为它的存在是一个“我”的问题。“谁’就是在行为和经验的变化中保持一成不变的因素，它因此也就和多样性发生关系”。但是日常此在之“谁”却并不是“我”的“谁”。在此，把握此在的基点必须是它的日常性—即它的实际性，以及它的在世和“从一开始而且最经常地”被世界捕捉的事实。这就意味着，要借助现象学抛弃所有自我性逻辑：进入“谁”的入口不能由把世界以及在世界中相遇的“谁”(自我)圈入括弧的做法实现。生存现象学的目的不在于自我逻辑意向性的行为。经验必须被生存取代。这种“谁”是否布朗桥所说的无人格知识中性的“谁”?既是也不是。因为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人们”是不死的。而只有布朗桥认为，“人们”有死。

其他人并不是首先被作为非我确定的，相反，人们在同其他人的相遇中，“常常不和自己作区分”。此在的位置(在世界中)是由它的所做所为确定的，而“其他人”同此在在工作中相遇。诚然，此在总是生活在一种和其他人的差异之中——或是消减、或是加重这种差异：这就是距离。但是这也就是说，此在从一开始就处于其他人的影响之下并且不是它自已。“存在的”是“人们”，“谁”是中性的。它包含了一种趋于存在(差异)的一切可能性的庸常水准的基本倾向:这就是公众性(或者说公众观点)，它首先调节着“关于世界和此在的一切解释”，消减此在的日常性。由于烦忙的此在分散在“人们”之中，而“人们”“确定了示义性的指引的复合体”，所以此在必须找回自己。这种自我的再发现意味着“驱除覆盖和昏暗”，“同造成此在自我封闭入口的遮蔽决裂”。这样的回归是在松弛中实现的，“在这种松弛中此在成为自己的承担者”。存在作为一种重量而变得明显。在“什么”中，“什么”的重量被“谁”把握，“什么”的重量就是作为“谁”(的可能性)。此在正是在这种情绪中“敞开”的，即向它的“需要存在”，向……“谁”敞开。“在此之存在的全面敞开这种不寻常的状态，[……]我们称之为被抛存在状态”(“无依无靠”)。“通过被抛存在状态，我们试图揭示迫使人成为自身承担的事实实际性”:这就是性能的缺陷的既成事实以及代具化的技术性。这同样也是遗忘的事实—爱比米修斯原则，因为，全体之所以敞开，“这并不是因为把目光投向被抛存在，而是因为转向被抛存在以便回避它”。全体性为之敞开的是整个在世存在，即此在的可能性，它不同于“什么”的可能性，“它低于切实性和必然性”，“相反，作为生存意义的可能性是此在唯一的、最根本的、积极的本体论确定性”：理解的生存结构就是投射，它以被抛存在状态为前提。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理解既常常处于“一整套已经被理解过的表达方式之中”，同时又建立在带有预见性的超前之中。

第二部分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②“死的事实包含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死亡本来是我的权力的极端形式，现在它不仅因为将我抛却在开始甚或终结的权力之外而成为剥夺我的权力的因素，而且变得和我没有关系、对我没有作用，失去了一切可能性，是无确定的非现实性。这个转变是我无法再现的，我甚至不能作为某种确定因素来把握，它并非那种一去不返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因为它没有完成，没有终结，没有休止………这是没有现在的时间，我和它不发生任何关系，我不能向它行进。因为对于这个时间而言我没有死，我被剥夺了死亡的权力。对于这个时间而言，人们'死亡，人们'不停地死亡……这并不意味着终点，而是没完没了；不是指死亡本身，而是指随便某个死亡；不是指真正的死亡，而是指卡夫卡所说的那种对自己的根本性错误的嘲笑………”布朗桥，《文学空间》第160至161页，《观点》丛书，1955年版。参阅德罗兹在《差异和重复》第149页中的有关评论。

②《存在与时间》，第26节。

同上，第27节。

277

这种“预先获取”的结构动摇了一切解释—比如本文解释。从此，“一切致力于理解的说明，都必然包含了需要说明的因素”—这恰恰是《美诺篇》中早就提出的两难推理。柏拉图否认死亡，并因此开辟了思想史上的形而上学时代，把这个两难推理从柏拉图的意图中摆脱出来，就意味着直面已经在此的问题：历史性就是循环;循环性又只有通过对程序的分析，也即通过对作为爱比米修斯原则载体的已经在此的实际性的分析，才可以理解；就这个意义而言，历史性属于后种系生成形式，因为，预先理解必须根据已经在此的某种载体的固有的可能性而变换。这些“什么”的可能性并不是那种简单地取决于海德格尔同“谁”的可能性区别开来的现实的可能性，特别是这种程序的特征是语言本身的构造因素，语言“每次总是自己已经包藏了既成的概念体系”。海德格尔在第五十三节中写道：“走向死亡这种可能性的存在的最近的近处，对于一个现实的东西说来，则是要多远就有多远。”这种论述描述了相关差异的结构。然而，这种可能性赖以构成的现实性的去远运动难道不也是同样明显地触及像本文之类的“什么”、或者说一切“世界历史”的纹迹吗？“什么”的可能性是“谁”的可能性本身的构造因素，换言之，“什么”的可能性不是，而且也不比“谁”更接近康德所说的实体，也不属于“现实的范畴”。

技术与时间

4着重号系作者加。

《存在与时间》，第31节。

278

1.7. 作为“图像意识”的工具

语言的程序性特征促使听本身具有先决的程序性：

“我们从不、也永不‘首先’听到响声和组合音，我们首先听到汽车声和摩托车声。[……]这是一种现象上的证据，它证明，此在作为在世的存在，每次都已经停留在世界中的在手之物的旁边，而绝非首先寓于感受’，仿佛这团纷乱的感受先须整顿成形，以便提供一块跳板，主体由此起跳以最终到达一个世界’。”

意向性的质料总是已经具有意向的。海德格尔认为，听只能产生于对在手存在者的根本邻近，他还批判了将形式和物质对立起来，如此，海德格尔实际上就使我们得以引入一种既非第一回忆、也非第二回忆的在手存在者的问题。这种存在者根本就没有被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分析所包括，但是它却直接就在工具之中，作为工具的意思本身。

第二部分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存在与时间》，第33节。

同上，第43节。

同上，第34节。

279

工具首先是回忆：若非如此，它就不可能像示义性的指引那样起作用。我是从指引的网络和指引本身的意义上来探讨包括“轰鸣的汽车”这一类“工具”的。工具从原则上说指向一个已经在此，也就是指向一个“谁”并不一定亲身经历过的“预先所得”，但是这个“预先所得”却在“谁”的烦忙中追随而来。这就是后种系生成的意义。工具首先作为图像意识而起作用。这种“第三回忆”的构造性奠定了“谁”的不可磨灭的中立性，即它的可程序化的性质，其中首先包括作为调节语言的语法的性质。

1.8. 特有语言自身之外的特有的(无)忧和死亡的文章

语言的程序化的特征就是“人们”的公众性(我们将称之为示义，它停留在“谁”的每一个“层次”，包括它纯粹的孤独，也就是指既在“其外”又在“其中”：“谁”是特有语言化的，它即是特有语言，它里里外外都渗透了“属于它”的、不可消除的“公众性”;我们将在固有本文性的范畴下来讨论“谁”的这种内在公众性的构造性，同时我们也要参照爱比米修斯的固有性)。这种公众性实质上是可重复的，在海德格尔的论述中，存在着两种重复，因为重复又将构成类似刚刚已经存在的循环的方式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去根，“机器化”的重复就是闲话，文字无非是它的延伸。取决于第三回忆的因素总是从这种延伸的(沉沦的)可能性出发来理解的，海德格尔称第三回忆为世界历史；不仅如此，这种可能性也是理解一切构成已经在此的此在的因素的起点。

正是在这一点，海德格尔强调生存的本质薄弱，他关于缺陷存在的观点已非常接近普罗米修斯-爱比米修斯的结构，并因此进入忧的问题。此在的存在就是忧，“因为以前的本体论问题总是首先把存在从手下之物的意义上理解[……],并且使此在的存在一直未得到本体论的确定，所以就需要澄清忧、世界、在手之物、手下之物(现实)之间的本体论关联”®。

技术与时间

《存在与时间》，第38节。

280

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进入忧是一个手的问题。手的什么？“什么”的什么?同样，关于“谁”的“什么”的“什么”?理解通过手表示的“谁”和“什么”就是真理。传统一直把这个真理狭义地理解为属于手下之物的“什么”本身的真理。但是，真理是“谁”和“什么”相互表示的真理。“谁”就是对死亡的表示。在畏惧中，此在面临一个“什么”。在恐慌中，此在面临“它的”“谁”，“谁”从某种意义上说疑问地“呈现”在它面前，但是“谁”并不显示，它的“谁”即是对“谁？”的疑问。被疑问的“谁？”转向“什么”以便逃避它的“？”。这个“？”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在这个不确定性面前，世界的目的性崩溃了，世界获得了“完全无示义”的特征。但是这个“？”也就是“原本的在世存在”。简言之，“恐慌”即是对世界的敞开。

恐慌造成孤独，并因而向可能的因素敞开。孤独并非孤僻，而是在世，在世却又意味着不在自身。世界的亲临性在沉陷中变得在自身以外存在，这就是爱比米修斯式的处境。

“确保亲临的在世存在是此在的奇异(外在)性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相反。对于自身以外的存在，必须从本体生存论的意义上作为更根本的现象来理论。”

“人们”的特有的公众性是一种特定的亲临性，它构成一种去根。然而还有一种更根本性的去根。

充满忧的此在“先于自己”并超越自身：在自身之外的本体论意义就是提前，时间性的本质现象就是未来。“先于自身的存在就是指：在已经在世的存在中先于自身而存在”：即先天存在。已经的意思是：一切总是已经开始，然而恐慌的不确定也就是指什么也没有开始，因为什么也不会结束—此在永远也不会结束(存在)，它对自已永远是这个“？”。它自己没有终结，面对着无终结的虚无、虚无的连续和连续的虚无，也就是面对既确实而无可争议同时又不可能的终结。“换言之，生存总是实际的。生存的意义本质上是由实际性决定的”。但是，孤独“回归”的可能性就其自身脱离世界历史性的意义而言，并不是我们在爱比米修斯原则意义下所寻求的东西，而且，关于去根的论述仍然是非常模糊的。

第二部分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存在与时间》，第39节。

③ 同上，第40节。

同上，第41节。

281

“忧”塑造了“人”，并伴随一生，终了，人的灵魂回归尤皮特，肉体回归大地。在希腊文中，和“忧”—在此以爱比米修斯为代表—一词相对应的是“期待”，它具有遗忘和知识、希望和担忧、错误和真理的双重意义——真理即是走出遗忘的去蔽：遗忘是原始性的，正如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标志了起源的原始性缺陷，所以“敞开本质上是实际的”，“此在每次总是已经在真理和非真理之中”®。忧的这种结构体现着普罗米修斯原则和爱比米修斯原则的一体化。普罗米修斯的经验是爱比米修斯原则的第一阶段，它体现了漂移、初始的薄弱，仅仅由此出发产生了某些东西。从总是产生过失的经验出发(即通过敞开某个领域的发现而实现的覆盖)，原本的缺陷存在的事后沉思才是可能的。因此，即使在闲话的重复中，“作重复的此在为它讲述的存在者本身进入一个存在。但是它免除了—它执意免除—发现的再一次根本性完成”。

这样一种重复的可能性，自身建立于后种系发生的结构之上。经验的这种重复，同时也是经验的覆盖，它发生于作为器具的一切自身之外的范围。作为一切真理之背景的历史性，从根本上说也是来自这种重复，重复同时掌握进入(原本的已经在此)的可能性和该入口造成的遮蔽：文码同时为计算、确定、字母、不确定。在此，作为真理的“去蔽”不能和确正的已经在此的构造区分开。这里，被我们称作确正的已经在此的范围，包括所有的记忆和一切形式的“精确”记载，比如拼写文字的记载：由拼音、线性文字经过照相和录音直至电子记载。加里安曾经说过，“文字书写和手的运用，使我们可以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等其他古人交谈”，实际上也包括了加里安本人、海德格尔以及一切“自身存在”的过去存在，这种交谈的方式，自柏拉图以降，不留下任何字面疑点。这一切都是因为有确正的文字的精确记载。只有发现的物质化才同样可能使从“手下”存在者或实体出发对真理的理解作为精确性—成为可能：实体只能存在于一定的载体之上，依载体而生，也即和载体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对精确性的批判(尤其是对时钟的批判)和对实体论(在此，实体论总是被定义为形而上学)的批判，是紧密相连的。

技术与时间

《存在与时间》，第44节。

282

时间性就是重复。正如一个特别的人，他的特有语言只能自我重复。既然存在着两种类型的重复，所以也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去根。这种双重性来自一个过失或负债的存在，在此，我们称之为缺陷性存在。

1. 过失性存在的结构：作为对“什么”的介入(第二篇)

1. 1. 缺陷性存在：作为可能中断一切程序的程序化

具有生死的“谁”，作为一种不确定的可能性自我超越，它的沉沦(在烦忙、好奇等等中闲谈)的意思是逃避不确定性、企图确定终结、调平“差异”。

“谁”的不确实性，它的无预定性，它的命运，建立于死亡的不确定之上，这种结构的构成就像在普罗米修斯/爱比米修斯原则的结构中一样，其中期待具有忧的模糊属性。由于这个结构是建立在已经在此的程序性之上的，所以它重复—而决不是超越——不可消失的实际性，这就像对现行的程序的中断，一种生存性的中断(而且也是一种从某种记时性的形式—即存在的历史—出发的历史性中断)。这种现象就像一种过失或负债的“意识”一样发生：“死亡并非没有区别地‘属于’此在，它呼唤一个作为个体的此在”，“最切身的可能性”就是中断日常公众性“程序”的可能性；这是构成“谁”的超常的可能性，即“走向死亡的自由”，中断“谁”的通常的中性，改变一个“通常不是我自己而是人们””的“谁”，从而形成自我。“人们”属于“谁”的实际的“存在能力”已经决定的存在，规则、标准等等是它的形式，“人们”抽去了“谁”的一切自由选择，像程序一样作用：亦即此在可中断的程序。这样的中断—同“以人们’之声扰乱自身之音”的现象的决裂——的可能性来自一个过失性、负债性和缺陷性存在的“呼唤”。“听到”呼唤的“谁”就是“决心”。

第二部分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283

过失在它们的累积中被遗忘，彼此覆盖；然后就有过失的经验：不是指某个特定的过失，而是原本的过失性存在的过失本身—这种原始性的缺陷就是被海德格尔称为Gewissen的起源的缺陷。被呼唤、谈论和疑问的“谁”就是此在本身。但是由“谁”来呼唤、谈论和疑问？这个“谁”“处于一种惊人的不确定性之中”。“意识作为对忧的呼唤而呈现”，“意识之声提出一定的债’”或一种“过失”。如果说爱比米修斯原则必须从“谁”和“什么”的相互表示——即死亡原则——的角度来认识，那么，“呼唤”的“谁”就是先于“谁”和“什么”的区分的“谁”，是先于外在于根本性的自身之外的“什么”的“谁”，是先于起源的原始性缺陷的“谁”。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从‘世界’的意义上给呼唤者以‘谁’的确定性。它是处于陌生中的此在，是世界的虚无中赤裸的它存在’。呼唤者和日常的人们'本身没有亲邻关系—即如外来陌生的声音。人们’迷失于它所烦忙的纷乱世界’之中，对它来说，还有什么比那陌生的孤独和被抛进虚无的自身更陌生呢？”

这个“谁”的虚无道出了“谁”就是、尚且是而且永远是虚无：它没有开始，也不会有终结，它被“抛”在所有切实地获得的“自身”之外，“自身”就是它的相关差异。缺乏同一性这个标志给予“谁”的结构是：它总是已经在多种分散不同的场合下构成自身，由此，自身单一实体被作为永远未来的东西体验。

技术与时间

《存在与时间》，第54节。

同上，第57节。

284

我们对德文“Schuld”一词的理解，与其为罪责、过失，不如为缺陷。但是，罪责来自缺乏神赋，过失的起因是遗忘引起的盗窃“神火”。诚然，不能把缺陷理解为缺乏手下存在者，“罪责的概念不仅要被抬高到超出计算烦忙的领域，而且还必须解脱同义务和法规的牵连，而一个人违反义务或法规的要求原是要承担罪责(过失)的”。

无论如何，罪责和过失都具有“否定的性质”。

“因此，我们把‘有罪责’的生存论观念从形式上确定为：作为一种由‘不’确定的存在的基本存在，这就是说，作为一种虚无的基本存在。[……]有罪责存在并不首先作为某种负债的结果出现，而是相反，[……]负债只有基于’一种原始性的有罪责存在才成为可能。[……]基本存在是指[……]:从基础上说，从来就不占有自己最切近的存在。”

这就是性能的缺陷和缺陷的共同体(陌生性的平常化)。“不”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结构所具有的特性。爱比米修斯原则包含了相关差异性，因为它是指此在或“谁”的本质的未完成和本质的偶然性(薄弱)。

“自身”是此在的“自治”，它“既非实体也非主体”。在世存在不是一种实体-主体。真实的“劳作”—时间，是植根于特殊性、个体化和“自治”之中的间距，它与辩证的综合是不相容的。但是，问题在于，对黑格尔的实体概念的意思存在着另一种解释，其前提就是，决心在它的可能性中，有一部分在已经的形式下，与已经在此托付的“存在者实体”发生了实际的和非实际的关联，已经(对于一个沉入尚未到来之中的“谁”而言)确定了实体的实体性。因此，自治形成于他律之中，这不仅仅在于接受他律，而且在于听从他律的动力本身—并且无需假定这样一种“助产术”的辩证必然性。

第二部分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存在与时间》，第58节。

同上，第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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