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法则。

1. 种族差异和技术分化

“人类社会的技术结构”表明：尽管我们必须“在一定的限度内”依照古生物学的(也就是动物学的)方法来分析技术化的人类现实，但是这种方法很快就会遇到它的局限性，因为人类的技术性是独一无二的，它使人类在动物世界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与别的种类相比，人类似乎完全满足了古生物学的愿望：“如果说，古生物学研究者们的愿望就是要像认识马类和犀牛类的过去一样认识人类的种属，那么这种好奇心已经远远得到了满足。”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虚幻。人作为技术的存在，不能简单地从生理学和(动物学意义上的)特殊性的角度来定义。人类现象的复杂多样性决定我们在把人当作人而不仅仅是有生命存在以进行研究时，有可能获得一般科学意义上的满足。从这个观点出发，“古生物学的方法不适用于民族学，因为如果把人类社会现象放进古生物界，就好比一群脊椎动物在漫长的岁月中相互交换了各自所长：似乎出现了用翅膀换取甲壳、以长鼻换取某些补充性脊椎的现象”。

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人在本质上作为技术性存在，怎样的进化。尽管动物属性是技术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且蕴藏着技术的奥秘，但是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生物进化。这是一种代具的进

《人与物质》，第23页等。

同上，第24页。

同上，第24页。着重号系作者加。

代具(prothèse):从字面上说，“prothèse”是指用于代替肢体的器具(假肢)。由此引伸，它标志了失去某个肢体的躯体对某种不属于躯体本身的外部条件的依赖。根据作者的观点，人的最本质的属性就是没有属性。和其他动物不同，人的身体没有任何特定的、使化。代具本身没有生命，但是它决定了生命存在之一的人的特征并构成人类进化的现实。生命的历史似乎只有借助生命以外的非生命的方法来延续。生命的悖论就在于：它必须借助于非生命的形式(或它在非生命物中留下的痕迹)来确定自己的生命形式。由此可见，技术进化决定论虽然如上所述，十分类似动物进化决定论，但是包含了非生命的因素。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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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特有的交换在动物界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交换凸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并提供了关于人类生命的组合进化图景，它完全不同于只遵循统计规则、受自然选择支配的基因组合的进化。“不同种类的动物之间的互相混合的可能性是非常有限的。比如，猫类和熊类可以比邻进化几千年，却从不会相互混杂。相反，人类所有种族都可以混杂，所有民族都可以交融，所有的文明都是不稳定的。”人类进化遵循的是技术逻辑，它不受封闭的遗传基因的支配，因为基因遗传的根本在于保证动物种类的单纯和稳定。这就表明了技术进化中动物成分的有限性和技术进化的能动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事件的多样性，它不仅丰富、而且贯穿并实现了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则：即决定性的趋势。由此看来，技术和种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被普遍性的趋势贯穿的种族的分化，就是技术本身分化的根源。趋势切实地实现于这种分化之中，也就是说，趋势在分化中通过最优技术形式的选择得以完成。生命历史就在这样的新规则的支配下行进：由于人类群体不同于动物群体，在不同的种族关系中，展开了多种多样的技术事件，技术趋势的普遍性就人可以赖以生存的机能。所以为了生存，人只有依靠技术、运用工具，以补身体的不足。所以，代具在此从广义上泛指一切人身体以外的技术物体。没有代具，人就不可能生存。“代具”是作者对普罗米修斯神话解释的基本概念之一。它和另一个概念“缺陷”是紧密相关的。—译注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人与物质》，第24至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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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这种事件的多样性中得到具体的实现，并逐渐地波及整个生态系统。

现在的问题就是弄清这种“混杂”是怎样实现的。它涉及整个传播的问题，并且由于民族学方面的资料支离破碎而带来许多困难。

在趋势潜移默化的推动下，技术分化在种族的层次或者通过发明、或者通过引用，以事件而实现：

“趋势是必然的、可预见的和直线性的。在它的推动下，石器逐渐被装配了手柄，搬运由轮轴代替了滑板，社会从母系制渐渐地发展到父系制。”

趋势像规则一样贯穿各区域的技术-生态体系，并引导进化的总体进程，即引导区域间的交换，至于进化是通过发明还是通过引用来实现，这是无关紧要的。这就意味着，文化决定论主张的单向或双向事件影响同体系决定论的观点从本质上并不矛盾。根据这种观点，技术的扩散是通过真正的灌输方式实现的，所以引用和发明没有根本的区别：关键在于一项发明—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民族的—必须对一个“民族的现状”来说不仅是可接受的，而且是必需的，即已成为勒鲁瓦-古兰所说的逻辑秩序。

困难在于：当逻辑和历史碰巧吻合、并且我们不具有关于进化的实际根源的凭证时，如何区别逻辑和历史？然而无论这个根据是什么，它只有在趋势的基点上才成为可能，因为趋势是技术事件的可能性的条件。

“与趋势相反，事件是不可预见的并且是随机的。它或是来自趋势和无数环境巧合的相遇——即发明，或是来自纯粹向另一个民族的引用。事件是单一的，不可伸展的。它是建立在趋势和环境之间的不稳定的妥协。”

技术与时间

《人与物质》，第27页。

参阅《不断进化》第39页。

《人与物质》，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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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吉尔的理论中一样，在此，事件作为进化的实现激发潜在的进化因素。它就是趋势的具体化，通过事件，各种不受趋势支配、但由文化和物理环境体系决定的因素相互达成协议，并因而掩盖了趋势的普遍性。

多样性“掩盖”普遍性、并使之染上多样性色彩的过程可以被分成不同的层次，这些层次构成事件的等级。第一等级是纯粹技术性的，它体现趋势本身，但又不完全实现趋势；其他等级构成了一个生态和种族的氛围，它们是第一等级的多样化和区域化的土壤，事件就实现于这个现实的土壤之中。换言之，事件有一个技术性的核心和一个民族性的外瓢。这样我们就进一步明确了技术、种族技术和种族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与其说是一种对立关系，不如说是一种构造关系，似乎在事件中体现的普遍趋势和它们的地区特性之间的妥协，既抑制了冲突的可能性，又将趋势的普遍性本质掩盖、收藏起来。

事件的第一等级表现了趋势的普遍性原型。趋势的具体化、区域化或趋势作为技术进化的实际进程在空间的实现取决于其他等级，它们标志着“事件的逐渐个体化机制”。比如，一种叫“推进器”的狩猎装置表明，第二等级代表了由技术生态系统因素决定的区域化现象，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最大限度的差异因素(地理和物理环境、猎物、葬礼、居住、石器、宗教等)”来理解不同地理中心之间的聚合现象，比如“驯鹿时代”同爱斯基摩人之间的聚合。技术生态系统的区域化吸收了种族单元的区域化。种族单元又进而分化成次单元，技术事件在次单元中重新实现第三个等级的个体化，即“种族群体内部的大分裂”。最后，第四个等级“导向关于事件细节的描述，并限定其所在的具体种族范围，它可以表现第三等级事件之间发生的关系”。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④《人与物质》，第28页。

④ 同上，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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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包含技术核心层次的种族属于技术进化的各个“阶段”：

“因为技术不是单一的，而是由一系列机械、物理、化学等一般性的知识控制的技术群体。人们一旦懂得了轮子的技术原则，也就同时具备了车、瓷轴、滑盘、木轴的技术原则；人们一旦掌握了裁缝技术，就不仅会裁缝一定样式的衣服，同时也会缝制树皮囊、帐篷、帆船；人们一旦知道利用空气压缩技术，那么也就会使用吹管、活塞打火、活塞风箱和注射管等等。”

技术群便如此确定技术进化的不同时期，以及“各民族的技术状态”。勒鲁瓦-古兰将这些状态由低级到高级分为五类：极简陋、简陋、半简陋、半工业化和工业化。

1. 作为根源的地理因素和作为“一体化进程”的种族特性

勒鲁瓦-古兰在《环境与技术》一书的最后两章中研究了技术分化、发明以及传播的条件，这些研究的出发点就是种族。在此，他又一次与众不同地以一个种族的未来而不是它的过去来确定该种族的特性，这种定义方法的颠倒使他撇开了根源的问题，或者说，无论是技术的根源还是技术在其中发展的民族根源问题，都没有以传统

技术与时间

《人与物质》，第34页。

同上，第35页。

4同上，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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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被提出来。

这些研究的目的在于：澄清技术现象的地理区域化得以形成的事件群;建立一种和(仅仅与某些种族相关的)高等文明的技术中心论相对立的理论，这种技术中心论根据文化影响的向心运动来解释文明的传播，而勒鲁瓦-古兰的解释则更偏重于地理因素。“人类历史之初，主要的技术都分布在一块相对狭窄的地理区域，即横贯温带欧亚大陆的轴心地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解释传播现象。关于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技术的领域中，只有那些能够改善操作的技术因素才能通过引用的途径传播。人们可以引用一种不太实用的语言，一种更原始的宗教，但人们却不会用锄来取代犁”。生物是不会倒退的，基因组合必不可免地会增加它的负熵，同样，技术也只能进步。和趋势的原则相关联的技术具有目的论的意义。我们在吉尔的论著中已经遇到过这一类观点，他认为，技术体系总是朝着更加复杂、更加完整的方向发展。西蒙栋也提出同样的理论，他认为，工业技术物体作为一种(技术的)具体化现象，总是不断走向完善的。

大凡重要的技术，总是同有利于该技术产生的地理区域有关的。然而，技术进步——发明或引用的种族条件也是同样重要的(种族特征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强加给某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因为发明和引用作为实现趋势的进程，“和种族的特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现在必须明确种族概念的含义。

首先要弄清在一般性人类现象和种族群体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换言之，一个种族以什么方式来标明自己的特殊性?比如，语言是人类共有的，一般性的语言现象怎样产生各个种族所特有的个别性语言现象？“在语言学专业中，共识早已形成：一种语言和人类学意义上的现实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也就是说，一种语言和某个人类群体———比如澳大利亚人和中国人——的动物特征的结合完全是偶然的。相反，人们已经注意到：语言、技术、宗教和社会制度等现象却通常和地理位置有关。比如现在的中国，它的聚合并不来自中华民族的动物学共性，因为众所周知，“所谓中华民族’是各种差异分子的组合，如果分析这些分子，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诸如方言、颅骨、住房构造以及社会规范等等，以至会怀疑中华民族的现实性”。什么因素造成了一个民族的统一性?这个统一性是通过什么途径产生的？为什么要经过这种途径？为什么一种技术现象会在某个民族中发展、以何种方法发展？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环境与技术》，第303至304页，AlbinMichel,1945年版。

同上，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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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一个种族统一体的是一个人类群体和时间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和一个共同的未来的关系，这个共同的未来的效应造成了一个共同发展的现实：

“一个种族与其说是过去，不如说是发展。久远的政治统一体留下的最初特征，如果没有完全消失的话，也变得模糊不清了。为了形成一个民族，一群彼此相异的人必须在语言、社会、技术和人类学等各方面合成一体。”

这个观点与海德格尔把未来放在首位的时间观念是完全相通的。当然，二者用语完全不同，我们将会探讨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

一个种族统一体从本质上说总是暂时的，因为它永远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它不是一种既成事实，因为种族本身并不来自一个构成这一种族的人们共有的根源。种族的统一体是约定俗成的东西，除了神话传说之外，它没有别的根源。这个观点显然和种族向心论截然相反。种族向心论认为，技术特性是某些比其他种族“更具天赋”

技术与时间

《环境与技术》，第307页。

4同上，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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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族特有的，这些种族从动物学的角度上说，进化得更完善，因此就获得了文化主宰的优越条件。

由此可见，这种从人和物质的关系的方面来理解技术发展逻辑的决定论首先是地理决定论。正如吉尔在讨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时指出的那样，地貌地理体系从根本上和技术体系结成了密切的联系。和种族向心论相反，勒鲁瓦-古兰认为：“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近三千年来的世界地理就会发现：并不是中亚原点向外传播文明，文明实现于从大不列颠到日本这样一个贯穿整个温度适中、寒暑有节的地带。”当勒鲁瓦-古兰把这种地貌地理体系加人种族现实中一起研究时，他所考察的是一个人文地理因素。稍后，他又用环境这个地理和历史文化的含混定义概念来表示这种人文地理体系。环境本身又分为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两种情况。在这些地理条件制约下，有些民族和其他地理条件不优越的民族相比，成了技术趋势的推动者，它们创造发明或者最充分地利用了外民族的发明，因而是技术进化的主要动力。它们形成了一些强有力的种族统一体—它们的民族特性就是具备实现本民族一体化的力量。

1. 技术动力的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

在旧石器时代末，随着农业和冶金的出现，最早的技术中心产生在欧亚大陆这片沃土之上。在新石器革命之前，存在着两个群体：驯鹿群体和驯骆驯牛群体。后一群体生存的气候条件便于人们转向农牧技术的使用，从而最终进入有史时代。技术对一般历史的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再一次提出了勒菲佛尔·德·诺埃特的问题：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49《环境与技术》，第311页。

50 同上，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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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可以在语言学、艺术和宗教史、社会学等领域中不考虑“野蛮”和“文明”之间的区别的话，那么“在技术比较的领域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区别，而且既然政治问题最终是由工具来解决的，那么我们由此也对历史学的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实际就是那些具备了翻土和制造刀剑的先进工具的民族的历史”。

技术的优势是历史上许多民族“优势”的深层现实。同样，所谓“文明”与其说是狭义的伦理文化、宗教、艺术、科学、甚或政治，不如说是一种技术状态，一种技术力量的关系。剩下的问题是：这种作为“文明”基本要素的“技术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也可以使用另一种分类，即把人类群体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类。澳大利亚人和中国人都属于静态类型：前者受特殊的地理条件限制，后者则由于文化环境抑制了技术体系。

为了理解技术的静态和动态模式的条件，必须根据“内在”和“外在”环境的双重条件来分析人这种技术性动物的行为。“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的概念也是从生物学中引用过来的，根据这两个概念，种族被视为一个生命整体—在此，比喻便成了真正的类比：

“人类群体在自然中的行为就像是一个生命肌体，[……]它通过一层物体(工具、器械)的中介来适应自己的环境。人类用斧头砍伐，用箭、刀、锅、匙来取食肉类。人类就在这样一种中间层之中取食、自我保护、休息和行动。[………]关于这一层人为外壳的研究构成了技术学，关于它的发展规律的研究属于技术经济学的领域。”

这就是要把人类从群体的角度上作为一个运行肌体来理解。也正是因为技术物体依赖于技术体系，所以技术的进化必须从人类群体的角度来理解，而不是单一的个体，个别人的特性不足以理解技术的发明。由此，技术经济学所研究的技术发展的规律，就是人类群体这种生命肌体的“人为外壳”，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技术几乎是遵循了动物学法则进化的。

技术与时间

⑤《环境与技术》，第320页。

同上，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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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外在环境的概念，“人们首先要把握的是人的周围的物质环境：地理条件、气候、动植物。还要……]把这个定义扩展到物质凭证和可能来自其他群体的观念”。通过内在环境的概念，“人们所要把握的不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对一个特定的人类群体(它通常没有完全限定)来说，每时每刻构成这个群体的精神财富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传统的混合”。内在环境就是社会化的记忆、共同的过去，即所谓“文化”。这种记忆不是遗传的，它外在于个体生命肌体，由非动物性的团体化物质机制所承载。但是它的运行和进化又几乎近似于生物的环境，这就是说，可以从中分析“吐故、保留、内分泌、同一肌体其他分子产生的激素、以及外来维生素等等”。外在环境是自然的、被动的环境，但也包括“不同人类群体的物质和思想的载体”。作为被动的环境，“它仅仅提供可消费的物质，而一个群体之完全成熟的技术外壳的标志就在于：它可以使群体在内在环境的条件许可下，最大限度地利用外在环境提供的消费物质”。至于和外界群体的关系，“这些群体就如同维生素一样，它们激发内在环境作出反应，以便恰当地吸收”。

这里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内在环境在外在环境的地理、文化因素的混合作用下，实现转化的条件是什么？它们之间的交换和变化是怎样发生的?正如生物学中“分子内在环境的可塑性”一样，一个群体对外来文化影响的接受条件是什么？有些变化无需外来文化影响，而只和地理的外在环境有关。然而，一项技术革新是来自引用还是来自发明这个问题在此是次要的，因为接受一项发明的前提就是“内在环境已经具备接受的条件。由此我们可以把接受行为本身放在几乎是从属的地位上，而重要的因素则在于群体自身必须处于接受或(假如无物可取)发明的状态中”。吉尔的技术体系理论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一个体系内部的潜在可能性的积累在极限形式中也是一样—必然包含革新。在此，我们又回到技术趋势的概念，当趋势遇到一定的有利条件的汇合时，便可以激发一个群体对引用或发明的潜在的接受性。这就需要理解内在和外在环境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因此决定事件、“解放”趋势的潜在力量的?不同群体的内在和外在环境也是不同的，因此趋势从来不以自已的纯粹形式体现出来，而是呈现在各种事件之中。但是，只有这种比种族特征更深层的趋势现象才能解释一切进化的可能性，并确定两种环境之间的关系的本质：技术逻辑的组合是有限的，与之对应的、构成一切趋势和事件之背景的各类可能性组合的结果也是有限的。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环境与技术》，第333页。

同上，第334页。

同上，第334页。

同上，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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