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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的两个方面
为了“突出内在外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的可预见性这个技术进化独特的属性”,勒鲁瓦-古兰从自己的观点出发,使用了“趋势”这个哲学范畴,通过这个范畴,他要表明“一个发自内在环境的、逐渐攫取外在环境的运动”。这种攫取运动非常近似于确定肌体在自身的环境中的形态发生的运动,它排除了任何对趋势作出先验分类的可能性。这种运动只能呈现于事件之中,趋势“只有在物质化、并因而丧失趋势之本性时才变得明晰。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将特殊的趋势和事件的第一等级等同”。这也就是说,形式不先于物质,这一点我们还将在西蒙栋的理论中遇到。所以,我们必须对构成技术进化的个体化进程分化—作新的范畴规定。但是根据西蒙栋的观点,工业技术物体无需内在环境的干预而自身具体化。这种具体化的动力通过各类功能的复合和多重限定而臻于技术逻辑的完美,并包含了一个新的环境概念:复合环境。内在环境不复存在了,因为,工业化的技术物体造成了内在环境溶于外在环境的结果,同时,这个一般性的环境也不复为外在。
技术与时间
《环境与技术》,第335页。
同上,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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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勒鲁瓦-古兰的理论中则相反,趋势总是来自意向性和物质性两种根源的结合,即来自内在和外在两种环境(这个理论的局限就在于忽视了工业时代的特征)。两种环境的汇合实际上就是社会性的人和地理性的物质的耦合,这完全类似于生物和它的生态系统的结构性耦合。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的关系是在群体层次上人与物质耦合的表现,所以应当视作最佳可能性结果的选择,其中,趋势作为选择的标准和动力总是把这个标准的基点放在自然自身的规律之上的。趋势的这一层次对应着技术聚合的概念:
第一部分人的发明
69《环境与技术》,第337页。
60“古生物学研究表明:动物种类的构造线条经过多种渠道自身改变,以便实现和外在环境更有效的联系。这些变化的形式总是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分析的,因为,每个存在在其发展的某一个特定时期内,都构成保证平衡状态的众多物理法则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其他因素的变化。
“鱼类的梭状体形、螺类的螺纹贝壳、陆栖动物足趾的分裂等等,都属于一般性的构造线条,对此,不同种类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以协调的方式作出反应。例如,这些一般性的线条使鱼类、爬行类、水栖哺乳类具有相似的造形长形躯干。趋势作用于这些一般性线条,通过这种作用,一个本来和陆栖哺乳类没有多少区别的水栖哺乳动物,由于水栖生活而逐渐获得一个越来越流体动力化的躯干”。《环境与技术》,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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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工具、武器等,一句话,每一件物品——从篮子到房子——无一不对应着一个平衡的建筑构造,它的主要轮廓为理性的几何学或机械学规律提供了线索。所以技术趋势的主要作用之一在于构建世界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房顶向两边倾斜、斧头带手柄、箭身三分之一长度的平衡等等,就和螺类具有螺纹贝壳一样自然。[……]技术聚合是和生物聚合并列的,它从民族学的开端就部分否弃了接触论。”
我们将会在西蒙栋的论述中看到,组合环境的概念使上述假设复杂化:技术趋势造成了自然的变形。代表我们时代特征的生态困难的意义也正在此:涌现了一个新的、由技术-物理和技术-文化因素决定的环境,但是它的平衡规律还悬而未决。技术聚合创造新的现实和价值,然而我们同样可以设想它同时产生一些未知的分歧形式。
在此,趋势体现为使内在和外在两种环境相互符合的双重运动。该运动的各样条件服从于勒鲁瓦-古兰所谓的“狭义趋势”或“趋势的障碍”,这些条件就是使趋势转化为各类事件的区域现象,它构成了区域的特殊性和趋势的普遍性的对抗。
趋势的另一个方面—即动力—来自内在环境:正如石头不会自己堆砌成墙,趋势的决定论绝对不等同于机械论。由于趋势的动力来自内在环境的神秘的意念,因此它衍射成五花八门的事件,如同一束光透过一层液体被反射一样。从这个意思上看,趋势的决定论是“松散”的,其中的理性也是神秘和“弥散”的。它是这样一种“技术意向性”:它透过区域的混浊“衍射”出来,在此,区域不仅仅是物质因素,也包括了人的因素:
“趋势是内在环境固有的,外在环境的趋势是不存在的。比如:
技术与时间
@①《环境与技术》,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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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并不能让房屋盖上相应的屋顶,是人给自己的屋顶设计了二个最佳的形式。[……]外在环境就像一个完全被动的物体一样起作用,趋势与其撞击而碎裂,趋势的物质事实就凝聚在这个撞击之上。[……]本质上是普遍性的趋势包含了一般规律可表示的所有可能性,它穿过内在环境并因此而浸透着每一个人类群体的精神传统;它从中获取特别的属性,就如同穿过不同的物体而获得不同的色彩一样;它又遇到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的交接点,凝结了物质化的薄膜,这就是人类的物器。”
在内在环境内部形成了一个同时作为意向之代表和衍射之调节因素的子环境,这就是技术环境。
- 技术环境作为冲淡内在环境的因素
必须根据群体成员“面对未来”的方式来理解群体的统一性,它建筑在社会和谐的整体之上,和谐因素之间又集中体现为一个总的和谐状态,并像一个细胞一样,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在一个被作为内在环境的种族群体内部,我们可以将技术环境独立。这个由“技术体”有机构成的子环境同其他子环境相结合,它们类似吉尔所说的“其他体系”,都具有“不同的发展节奏”。种族群体就是一个特定的人群在一定时段内的复合体,在这一时段内,构成群体的诸种因素保持着相互间的平行关系。技术环境就其具体形式而言,来自普遍的技术趋势,技术环境和其他子环境的结合,使趋势只能在不同的技术事件中实现,并且,“每一个种族群具有和其他种族群完全不同的技术物体”。为了把趋势从技术环境中区分出来,就必须把它从带有“整个内在环境痕迹”的物体中抽象出来。问题在于澄清:技术环境的动力的条件是什么?它具有怎样的“渗透性”?“似乎技术环境始终受技术的一切可能效应的影响,似乎决定性的趋势不断地将自己所有的刺激因素投向技术环境”。假如“技术环境的渗透性是可变的”,那么技术动力的负熵就必然要不断上升。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6②《环境与技术》,第339页。
同上,第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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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已提前涉及了西蒙栋有关技术理论的一个问题:趋势的渗透过程是否也会导致内在环境越来越多地稀释于外在环境之中—并反之亦然?因为,不同内在环境之间接触点的增加,将通过整体的渗透性,更容易形成所有群体的技术趋势。
正如吉尔的技术体系是由各种技术因素之间相互从属的关系构成的一样,技术环境是连续的。技术的连续性排除了“无根源的纯粹发明”。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发明的特性是组合化的,近似于“生命的逻辑”:进化——也包括技术的进化—必须从“再生”的范畴中来理解。这也是连续性概念的含义,它既是历时性的,也是共时性的,即使断裂效应在我们看来是技术进化最明显的现象,也不改变连续性的实质。因为连续性观念并不排除突变。突变是本质的连续性内部发生的灾变现象,它恰恰因组合的连续而成为可能。
正如内在环境中分离出技术环境一样,一个种族群中分离出一个技术子群。同样,“种族群是内在环境的物质表现,技术群是贯穿技术中心的趋势之物质化过程”。由此我们可以追问:技术群如今是否仍然属于种族群?或者说,技术群是否完全遮蔽了种族群,以至动摇了它的统一性:比如,那些非区域化和文化渗透现象就是明显的例证。技术-工业统一体的世界化使得技术群似乎趋于摆脱种族群而独立。因此,“毫无疑问,如果说技术环境是连续的,那么,技术群在外在环境它非但包含地理因素,而且包含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中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断裂性”。这个断裂性首先作用于技术环境本身,但是其反作用也会影响到整个内在环境。我们由此可以假设技术群领先于种族群。而在当今技术进化愈演愈烈、以至“其他体系”无法适应的情况下,这种技术领先的设想意味着我们面临文化(即整个内在环境)和技术由分化到逐渐趋向对立的过程。技术不再是内在环境的一个子环境,它成为以世界化技术为本的外在环境:内在环境稀释于本质上技术化的外在环境之中。这种技术化的外在环境首先体现为媒体外界:电讯、电视、无线电传播、电脑连网等等。这些媒体缩短了空间的距离和时间的期限。技术化的外在环境也体现为全球性的工业生产体系。当然,勒鲁瓦-古兰本人并没有提出这样的思想,但是他指出:外在环境如何通过技术群来扰乱并重新组织内在环境,技术群在一定的时候可以同内在环境发生冲突,以便于趋势的渗透,即促成来自外在环境的结果的实现。
技术与时间
《环境与技术》,第342页。
同上,第344页。
同上,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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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分析技术群对内在环境的冲击,首先必须对那些不包含外来影响—即不包含技术引用——的外在环境作专门的研究,这项研究的结果对趋势决定论的论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趋势的论点最终建立之后,紧接着就要力图认识技术引用的逻辑及其作用范围的问题。
- 进化的持续性
必须在“同一外在环境的不同群体之间”把“真正的引用”和“单纯的聚合”区别开。然而为了认识引用,就不能对它做特殊化处理,因为,由外在环境导入的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一般意义上的外在环境对内在环境的影响,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从这一点出发,发明和引用这两种事件之间就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了。两种事件所涉及的都是技术环境的可塑性问题。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6《环境与技术》,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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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了上述引用和发明的一致性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可以看看与某种技术转变的节奏和后果有关的一些情况:
“引用嵌入某个技术环境,但又不明显地损害这个技术环境:引用在不给人以技术转变的印象的条件下丰富技术环境。[……]它在潜移默化中逐渐积累,最终导至内在环境的变化。[……]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考察另一个极端,如农业的引用可以在非常短的时期内造成技术环境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的完全突变。实际上,这不是一种质的差别,而是一种量的比差。”
我们在此又一次遇到了连续性的论点,它使人联想到莱布尼茨的单子知觉概念,上述关于引用的论述对于发明同样有效。在技术体系的进化过程中,一定存在着“灾变”效应,它使技术从一个体系转化到另一个体系(或者用西蒙栋的话说:从一个具体化阶段转向另一个具体化阶段)。但这并不和连续性的观点矛盾,因为连续性是指:进化的动力是体系化的,因而也是持续的,正如莱布尼茨的观点一样,任何一个(由引用或发明引起的)转变的结果都对未来产生影响,并扩展其效应,当然这些效应的具体化的时刻会骤然而至,并且会引起技术环境、乃至整个内在环境的剧烈的重新组合。剧烈不等于断裂,它在此是指迅速,所以还是回到速度的问题。
速度的问题属于转变的逻辑问题,这是由内在环境及其包含的技术环境和技术群所决定的。从根本上说,引用的可能性总是首先来自内在环境本身,并且,它必须被作为对一般外在环境的冲击的反作用来对待。正如一定的地理环境造成一定的岩石层,引用确切地说不能被当作一种文化的影响,而应当被当作一种来自外在环境的现象。对于这个外在环境,内在环境依据技术环境提供的渗透性赋予其技术趋势。比如石头若不是从内在环境中获得趋势就不会自动筑立成墙,同样,文化影响永远不会对一个自身不作任何努力的内在环境起作用。因为,只有这些努力才能使外在影响或是在潜移默化中、或是在某个危机到来时丰富内在环境和技术群。把引用当作发明的现象对待,或相反把发明当作引用的现象对待,这实际上就是把外来的影响和发明当作外在环境影响的一般现象来对待,而这种外来环境是由其他群体的技术因素和自然因素构成的。
技术与时间
《环境与技术》,第355页。
6同上,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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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各种族群之间的联络发达到它们之间可以不受时间和距离的限制频繁交往的地步时,外在环境又会随着现代技术发生什么变化呢?当“自然”的地理环境被人类—即技术—开发殆尽,原始意义上的外在环境不复存在,内在和外在环境之间的主要关系都由技术体系为媒介来实现,从而在技术之外再无被遗忘的“自然”角落,在这种情形下,又会产生什么现象呢?试问:在这样的条件下,世界化的技术体系是否形成一个氛围,其中内在和外在环境的区分由于它们之间关系的改变而成了问题?技术群是否从此由古老的种族群的残余中彻底地解脱出来?
对于上述疑问,勒鲁瓦-古兰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曾作出否定的回答;但是在一九六五年之后,他的观点发生了转变,并提出了超级种族的范畴。
影响并不必然地产生效应,各群体可以抵制技术趋势的实现并维持彼此间的差异。这是多样性的一个保证。但是,既然外来影响的现象必须被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外在环境现象对待,既然它们也具有制约内在环境的同样的可能性(比如阿拉斯加的严寒迫使印第安人发展雪上技术),既然技术体系在世界化、大众化、以及成为决定性因素的条件下对内在环境起着越来越大的制约作用,那么我们至少应当设想,不同群体在自身条件下实现彼此间的分化的可能性已经根本改变了,尤其是群体的种族定义正在消失。勒鲁瓦-古兰否认这一假设,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观点必不可免地要导致种族中心主义的目的论,即断定一些技术-文化中心通过同心圆的作用方式逐渐同化周围的种族。然而,如果从具体化过程的角度,也就是从工业技术物体的动力的角度重新定义趋势的概念,那么就不难得出取消群体的种族结构的观点。这个观点否认那种必然导致归一现象并消毁多样性的所谓文化种族中心论的逻辑,它提出关于增殖、再生和多样化的新型条件的设想。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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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工业技术的进化必然要求放弃技术理论中的人类学假设
如上所述,勒鲁瓦-古兰通过人与物质耦合的范畴来解释以趋势为中心的技术进化。这个解释的一个重要部分——即来自内在环境的意向因素—仍然是由人类学方法决定的。到了西蒙栋,这个内在环境消失了。趋势不再含有人类学意义上的根源。技术进化完全取决于技术物体本身。人不再是技术动力的发动者,而是它的操纵者。
西蒙栋研究的是出现于十八世纪的工业技术物体,它的产生改变了整个技术进化的条件。《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一书的目的就是“激发一种关于技术物体的意思的认识”。这种认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自机器产生以来,“文化形成了一个抵抗技术的防卫体系;而这种防卫又通常地体现为人类防卫,因为它假定技术物体不包含任何人类的现实”。西蒙栋则认为:“如果说技术会带来人(或文化)的异化,那么其原因并不在于机器,而在于人们对技术的本性和实质的不理解。”认识机器的本质,并进而认识一般意义下的技术,这就是认识人在“技术整体”中的位置。人们通常都公认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因为它产生了机器装置,从而动摇了人和技术的传统关系。为了面对这一转变,并首先确认其实质,就必须要建立一门属于“技术学”专业的新知识。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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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机器,就必须铲除“机器拜物教”式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机器的完善程度和它的自动化程度成正比。[……]然而实际上自动化仅仅处于机器之完善过程的初级阶段。为了使一台机器自动化,就必须牺牲[………]许多可能的用途。”用自动化来定义机器的观点歪曲了机器的功效和它作为工业技术物体的完善性,这种工业技术物体的完善性才是它真正的自治性,也即它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使一台机器对其他机器的机能有所感应,从而加入技术整体。人的位置就在这个技术整体之中,在各类物体配合运作的有机组织之中。尽管机器这种工业技术物体只有在有效安排其机能的不确定余地的条件下才能达到自身的完善,它在工业技术中的任务却在于确定自己在技术整体中的机能,协调不确定的技术物体之间的配合。
在这一套技术发生学理论中,人的位置显然比在勒鲁瓦-古兰的民族技术学中的位置次要得多。在大工业时代,人并不是一系列分散的技术物体(机器)的意向性根源。更确切地说,人仅仅执行技术物体自身具备的“意向”。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0《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第9页,Aubier,1958年版。
⑦①“文化在技术现实中看不到人类现实”。同上。
同上,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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