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1. 机械学：关于工业物体具体化过程的科学

在当代技术和文化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差距，是因为文化没有能够吸收技术物体带来的新的动力，这就造成了“技术体系”和“其他体系”之间的不协调。“现有的文化是古老的文化，它的动力模式来自古代的手工业和农业技术状态。”

根据技术的要求来调整文化，就意味着采纳现行技术的“动力模式”，抛弃那种如今已找不到现实基础的“动力模式”。这同时就是承认技术动力领先于社会动力，技术将自己的动力强加给社会。分析新的动力模式，理解工业技术动力领先社会其他领域的必然性，这就是能够使我们理顺人和技术整体的关系的新型知识的任务。这既不是传统的工人的专长，也不是工程师、企业家们的专长，因为这些人和机器的关系过于密切，或者说过于功利化了。这里的问题是：要像建立社会学或心理学那样建立一门技术学。技术物体所包含的动力既不属于心理因素，也不属于社会因素，但是，这个动力同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一样，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也就必须像它们一样加以研究。物体动力学和工业技术学一样，同属关于机器的科学，所以我们称之为机械学。

“机器所包容的因素”无疑只能是“人类的现实，即凝固在构成运行结构中的人类活动”。但是，尽管工业技术物体是人实现的，然而它们却取决于技术物体自身包含的创造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不是从自动化的意义上——我们说机器具有自治性：即对于自身起源的自治。机器的机能的不确定性由此而来。关于技术逻辑自身动力的分析比技术趋势的理论走得更远，它超出了个体和群体的意志，并将人类的意志置于技术进化规律的支配之下。在此，技术进化不仅操纵物质世界的规律，而且操纵人类普遍的意向，这个意向在技术的进化中不再占主导地位。放弃人类学的方法，从技术发展进程的概念来把握技术的动力，这就意味着停止把技术物体当作器具或方法看待，从“它自身”出发来定义技术物体。用具的特征就是它的被动性。而技术物体自身的创造性就是通过机能的多重决定性实现的具体化。具体化就是技术物体的历史，“它使技术物体在进化中获得厚度，从而证明了技术物体不是纯粹的用具”。工业技术物体不是被动的。它隐含了自身特有的遗传逻辑，这就是它的“存在形式”。这种逻辑既不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也不是人的安排，相反，人仅仅记录并执行它的训示。机器的训示就是原始意义上的发明，即发掘。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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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可分要素、个体、整体三个层次。要素指工具，即分散的器官；个体使分散的要素发挥作用；整体协调个体。工业技术的特征就在于技术个体的变化，它使我们得以理解现今这种人与机器的关系的产生和消亡。现代技术历史发轫于十八世纪，起初洋溢着乐观主义，接着产生了危机，继而出现了采用热力机的工业技术。在工业革命之前，不是机器代替了人，而是人顶了机器的空缺。然而作为一种工具的持有者，机器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一种新的技术个体的出现。它不仅剥夺了人的技术个体的资格，而且也剥夺了它的使用权。到了二十世纪，控制论系统的机器及其制造负熵的机能带来了新的乐观前景。比机器剥夺人类的技术个体资格更深刻的是，熵的威胁，它给人们带来了面临工业技术进化的恐惧。相反，彻底的乐观主义的依据是关于生命的思想，因为技术的进化呈现为一个分化、秩序化和抗拒死亡的过程。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④《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第15页。

“机器取代了人的位置，因为人过去一直占据了机器的职能，即工具的持有者”。《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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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诞生带来了技术和文化间的差距，因为人不再是“工具的持有者”。为了调解文化和技术间的关系，必须澄清“机器持有工具”的含义，即这个命题相对于机器本身和人的位置的含义。我们的时代需要关于这种新型关系的思想，它自身明晰地体现出技术的积极性。这就是说，技术在我们这个时代已成为一种调节因素，而调节的功能正是文化之本。所以西蒙栋指出：“成为一种调节因素的技术现实和本质为调节的文化融为一体。”

20.作为运行物质的工业物体的遗传学

机器作为个体而具备自身的动力：技术学和机械学一样，研究工业技术物体的机器动力，即运行的物体。运行物体通过综合来完成一定的功能。综合包含了整合的双重意义：通过功能性的多种条件的决定而实现物体的具体化过程和通过物体再生以便取而代之。然而再生在此的意义和生命领域一样，产生一个新的、单一的个体，它既保留前辈个体的遗传，同时又完全独特。

物体的具体化，或者说，它的功能通过多项决定的整合，是物体自身的历史，这个历史完全超出了它的物质性，因而也是完全独特的。认识机器的技术个体性就是认识它的起源。把这个起源作为一种和谐和个体性的发展来认识，就必须考察物体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过程。为了认识一个具体物体，如果我们试图建立物体的系列并对它们作分类，“我们就很难根据技术物体的种系来下定义，[……]因为，没有任何固定的结构能和确定的用途对应”。不确定性是现代机器固有的属性，但它也体现了一切技术物体的本质。这种不确定性杜绝了根据技术物体的用途这类外在标准来对它们进行分析的可能性。构成技术物体类别的不是它们的用途本身，而是实现于各类用途的广泛领域中的方法。“同一个结果可以来自完全不同的机能和结构”，正因为如此，所以“发条马达和弓之间的相似之处尤甚于它和蒸汽机马达之间的相似之处”。我们可以在物体的系列中观察具体化完成的过程，也即具体物体的起源。这些系列的根据就在于它们的方法。由用途引起的误解的根据就在于，它把物体归属于完全外在于物体的人类学逻辑，它把各种异质的结构和机能混杂在种属的范畴下，而这些范畴的意义则取自物体机能和人类行为机能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人类机能总是要将技术物体纳入用途的规范，所以必须完全独立于人类机能去理解技术物体的起源。

技术与时间

6《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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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其表面现象如何，这种不确定性实际上并不与技术趋势的决定论相矛盾。在勒鲁瓦-古兰本人的论著中，技术趋势确切地表现为不确定性和适应性的趋势。在《记忆和节奏》一书中，他描述了记忆的外在化趋势如何在二十世纪具体实现在神经系统的机器外化之中，提花织布机的可编程性就是这种外化的预示。再者，在内在环境中，确定趋势的并非用途，而是几乎是动物学意义上的功能。当然，和勒鲁瓦-古兰从人与物质的关系的角度作出关于技术趋势的分析相比，西蒙栋的工业技术物体的动力的范畴具有相对于人类自身的动力更大的自治性。在此，我们可以撇开这层关系中的人的因素，而专门考察属于物质动力的因素，这个物质为完成一种功能而运行。这就是有机化的无机物的动力，作为工具的持有者，它释放出一种既不属于动物系统(人类也包括在内)，也不属于生态系统(风、水……)的力量，这就是工业力量，它是不受任何区域限制的自由力量。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⑦《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第19页。

同上，第19页。

⑦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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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机能只能从技术个体的层次加以考察。而技术个体又只能从它们的起源的角度来认识：技术物体的个性在起源的过程中发生变化、获得发展；它的个性本身就是这些变化的历史和动因：

“我们只能从起源的标准出发，才能定义技术物体的个体性和特殊性：技术物体的个体并不是一样突如其来的东西，它具有一个起源。技术物体的同一体、它的个体性和特殊性都是它的起源之坚固和聚合的特征。技术物体的起源是它存在的一个部分。”®

由此可见，技术物体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所以我们不能像讨论一堆被动物体那样讨论技术物体。这种无机物体自身发生有机化。在有机化的同时，它变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获得某种类似自我性的动力因。注意，有机化的历史绝不是人类“制造”物体的历史。生物从种系—或种系生成——所负载的遗传的意义上看，具有一个群体的历史；生物也同时具有个体——后生成—的历史，生物独特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它的不确定性，并制约其形态生成。同样，技术物体建立了一套自身固有的规律。尽管同生物界一样，这些规律只有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在此即是指人和其他技术物体的影响才起作用，然而，“正如种系生成系列一样，进化的每一个特定阶段都自身包含了外形进化法则规定的结构和布局。技术存在物通过自身的聚合和适应来进化；它根据一种内在的共鸣原则在其内部集为一体”。这就是具体化过程。由于具体化过程体现了作为个体的技术物体的特征，而技术物体的本质只能从生成起源的意义上把握，所以，这种过程展示的动力基本还属于生物的系统。但它又不完全是生物性的：生物维持自身的同一，而技术物体则趋向同一：如同一个种族处在发自“传统结晶体”的历史的一体化运动中。

技术与时间

《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第19至20页。

⑧后生成(épigenèse):这个概念和“épiphylogenèse”是紧密相关的。它是指一个生物不依赖胚胎的后天特性的形成过程。作者认为，技术物体的形成过程遵循后生成的规则。——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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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化的动力就是在自我适应中的形态生成运动，是一系列器官的多重功能决定性实现的聚合，这些器官一旦彼此分割，就难以考察。在物体生成的有机化过程中，这些器官的运行越来越整体化。我们可以通过像内燃机这样一件技术物体从抽象到具体之间的比较，来揭示这种动力：“现在的马达中，每一个重要的部件都和其他部件紧密相关，并相互交换能量，以至它们不如此便不能运行。”构成一个物体的部件具有该物体固有的必然形式。具体化过程就是这种必然性的实现、展开和完善，即发明。技术物体的具体化，也就是它的个体化，形成个体。换言之，它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组织。正如在勒鲁瓦-古兰的理论中一样，这种决定论需要聚合的观点，意味着技术可能的答案之数量是有限的。作为一种趋势的要素，这个决定论同样包含了和“技术趋势”理论相通的目的论倾向。然而在此，趋势完全在于物质的一方，是物质发明了它的形式；趋势完全处于传导的过程中，关于“传导”我们将在第二卷中分析。这样定义的趋势，必然摆脱人类学的瓜葛。它所含的目的论成分，绝不是指人类变迁的未来。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第20页。

同上，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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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在工业社会变迁中的主导地位

技术物体的具体化和一体化限制了不同类型的数量：具体、聚合的技术物体是标准化的物体。正是标准化的倾向—即生产越来越完备的类型的倾向—为工业化提供了可能：因为技术进化的一般过程具有这种标准化的趋势，所以大工业才得以产生，而不是相反，由于大工业的出现带来了标准化的倾向。标准物体的形式不来自工业化的意向。“手工制造的技术物体是零散的”，零散的原因来自技术物体的内部，但同时也是和确定其“特制”规范的外在条件的零散性相对应的。由于这类物体没有具体化，所以它们的用途是确定的，它们必须适应带有强制性的、特定的背景条件，一旦脱离了这个背景，它们就不起作用。表面看来，这是矛盾的，因为物体越是具体，对于“强制”规范就越不确定。一个物体应该内在地固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即适应自己本身而不被周围外界确定。但是，“强制的技术物体不具备内在的强制规范”，即没有自我确定性的规范。工业化是对技术必然性的肯定，它标志着技术物体对工业社会、技术进化对一般性的发展、以及“技术体系”对“其他体系”的巨大权威。“工业化阶段，[………]需求的体系和物体体系相比是较松散的，需求依照工业技术物体而形成，后者因此获得了塑造文明的权力”。

技术物体的真正规范就是具体化，具体化的过程就是生成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一个极限就像在吉尔的技术体系理论中一样，起着动力的作用。“技术物体的进化经历了从孤立的分析阶段到统一的综合阶段的过程”，这个进化的原因就在于“抽象的技术物体的缺陷”。

技术与时间

“工业化的可能性来自稳定类型的形成”。《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第24页。

《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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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内燃机马达中，冷却系统可以由一个完全独立的部件实现；如果这个部件停止运转，马达就会受损；相反，如果冷却系统是通过一个整体协调机能实现的，那么马达的机能本身就包含了冷却功能。”

多重功能确定的关系是一种联结物体之构造因素、发自物体本身的客观蕴含关系。这种蕴含不是逻辑的，它只能在经验中实现。因此技术物体的进化不取决于非技术性的“其他体系”的环境。诚然，存在着一种所有体系共有的动力，如“经济制约(物质、劳动、能量等)和技术固有要求之间的聚合”。但是，只有技术体系—尤其是该体系中的技术物体的动力—才是真正的动因：技术固有的要求“支配进化”。在此还需要把吉尔和勒鲁瓦-古兰关于技术进化的分析向前推进，使之更加彻底。技术体系以及负载的普遍性趋势已不再是“其他体系”的陪伴，技术物体规定其固有的规律、确立其独立自治的地位。在工业化时代，社会的其他领域只能无条件地依照技术物体的规律来调节自己。用途的不确定性为“物体体系”的调节留下可能的余地。实际上，物体提供一切可能性的境界，它从本质上领先固定的用途。

1. 技术物体发展的不可预测性

极限的动力作用意味着，间断性是以具体化为实质的进化的起源。断裂划分出各自相继的进化时代，在每一个时代里，技术物体获得自治性。这些时代都是物体自我规范的结果，它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自我因果”，这种自我规范打乱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物理存在和技术存在的分类。“相继的和谐体系”建立了带有生物特征的互为因果关系，因为生物肌体的部分不能脱离整体而生存。这个互为因果关系实现于物体的机能，因而必然明确物体的极限，即构成和谐体系的极限：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第25页。

同上，第26页：

8 同上.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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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部分的分体系逐渐达到饱和状态，就会出现不兼容性，极限的作用就在于此，逾越极限就是进步；但是极限的本质决定了这种逾越只能是跳跃性的。”

间断以一定的连续、个体化和历史为背景，脱离了这个背景，间断就无从谈起：互为因果关系的实质是各功能的相互蕴含，即复合。功能的复合不是简单化的现象，复合使技术物体分化，从而“消除过去构成障碍的副作用(把副作用兼容在机能之中)”。消除原有的副作用就意味了一个极限的突破和一个新秩序的诞生。西蒙栋曾以电子管技术为例来分析这个现象。他认为，四极管的发明是三极管的内在必然，同样，五极管是四极管的必然。

和生物形态的生成一样，“功能的专职化不是以功能为个体分别形成的，它是各功能协作的结果；在技术物体中，真正构成物体部分个体的不是单个的功能，而是诸功能的协调群体”。多重功能决定性是指：部分之所以为部分就在于它被兼容于整体之中。技术物体的具体存在———即作为形态生成动向的“技术存在”——的本质就是：物体“不再作自我冲撞，因为它不再含有损害整体机能的副作用，没有任何游离整体机能之外的副作用”。工业技术物体的特征就是集各部分为一体的趋势，这个一体化运动并不是一种人为地根据各功能的构思制造物体的活动，它服从一种通常不可预测的协调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在机能运行中体现于物体的内部，这就是说，技术物体独立于“制造意向”而自我发明：

技术与时间

《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第27页。

00同上,第34页。

同上，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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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物体中，每一个部件其实已不再仅仅是为了完成制造者所要求的某一个功能，而是一个体系的一部分，该体系实施着多重的力量，并产生独立于‘制造意向的效应’。”

勒鲁瓦-古兰提出的技术趋势概念有其人类学的基础，尽管趋势只能通过物质的规律来实现，这个人类学基础则接受“制造意向”的冲击。然而在具体化趋势中，产生工业技术物体的是有机化的物质，也即技术物体本身和它构成的制约体系。这个体系通过极限效应和不同力量的组合，每一次都发放出新的可能性——发明新的可能趋势。这里涉及到真正的技术学意义上的助产术。诚然，从现存的物体出发来发明、发掘、澄清或“公布于世”新的可能性的现象，在物理规律中也是存在的，但那还仅仅属于一种可能性。一旦被发放出来，它们就不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不可逆转地成为现实，由纯粹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在我们必须注重的效应。这些新的可能性只有借助技术物体潜在的发明性才能转化为现实，人在这个具体化过程中已不再是发明者，而是操作者；或者说，如果人仍然扮演发明者的角色，那么他像演员一样，听从物体本身提供的台词，遵循物质的念白。如此比喻，显然演员不是作者—正因为这样，现存的技术物体从来不可能完全具体，它们永远不会被有意识地构思并实现。具体化的“逻辑”是经验性和实验性的，它是一种几乎具有生存意义的逻辑(物体的存在形式)。所谓生存意义是指：它只有在物体实现的过程中、在物体自身的经验中展现出来；换言之，它形成在舞台上而不是构思中。因此，正如莫奴里指出的那样，发明的逻辑从本质上说是不可预测的，这就是“技术物体永远不可能被完全认识”的原因。同样，它既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也不可能是“完全具体的，除非偶然的巧合”®。从此以后，具体化要求技术转化为技术科学并以技术科学来取代科学。但是这也就意味着用技术科学的实验来取代科学的推理。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技术物体的存在形式》，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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