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社会 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THE BLACK BOX SOCIETY

搜索行业中的暴利是为了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信誉公司可以对个人进行排名和评分，而搜索公司又可以对信誉公司进行排名和评分；但即使是搜索公司也会担心自己在华尔街排名中位居第几。除非投资者持续看好其霸主地位，否则它们就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吞并对手。当互联网公司神秘的排名机制让每个人保持警觉并担心自己可能会招致信誉损失时，金融机构的不透明性也使互联网公司如履薄冰。因此，我们现在要把注意力转向新型政治经济中最终极、最强有力的一个因素金融。

第三章

隐藏在搜索中的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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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算法：皇帝的新代码

第四章

THE

BLACK BOX

SOCIETY

2004年，美国卡托研究所授予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50万美元的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尽管曾两次遭到刺杀，德·索托仍然孜孜不倦地为秘鲁的贫困人群寻求市场改革方案。美国领导者曾对他的言论大加宣传，因为他将美国的繁荣归功于坚如磐石的金融市场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制度。

到了2011年，德·索托开始痛批美国的经济体系。他认为金融危机揭示了美国社会对于“谁是拥有者，谁是负债者”严重缺乏认识。美国推广到秘鲁等国家的“公共记忆系统”(如“注册、职称、资产负债表和账目报表”）已经彻彻底底地暴露了不可靠性。不当行为和违规操作使财产记录并不明晰。涉及数十亿美元的交易条款和条件不被公开。在美国金融业的玻璃塔和计算机网络背后，很多机构朝不保夕，人们对于法律的尊崇也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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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索托所预见的趋势一直延伸至今时今日。业内人士将交易风险转嫁到毫不知情的投资者和纳税人身上，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却捞取着巨额的报酬与红利。隐藏风险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设计模糊的账单和专有模型。在金融业中，小到抵押贷款经纪人，大到首席执行官，都可以借助不透明的复杂机制催生利润。这种不透明性并非必要，它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出现在重大交易当中是因为很多业内人士希望利用自己的特权来蒙骗他们的客户、监管者和风险管理者。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越来越多的金融决策都在通过电脑做出。你或许会认为信息科技会让难以洞穿的金融界变得更加透明。人们期待算法可以理顺金融，构建完善的决策框架，避免人为的冲动与偏见。例如，专业、中立、稳定的信用评分系统可以消除当地抵押贷款官员造成的偏颇和失误。但它的评估具有任意性，可能某个家庭只是有一次逾期支付的行为，但却要因此付出几万美元的信用代价。从宏观层面上看，抵押担保证券承诺其可以控制风险，但我们都知道2007\~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由这种证券机制的崩塌所引发的。赛博格(Cyborg）财务程序在执行复杂交易时比以往更加迅捷，但它同时也让某些集团以不公平的方式占尽优势。

金融危机期间发生了很多事件，但是没有人想到这是那一时期特有的算法滥用带来的后果。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金融体系中频繁地出现泡沫和不当交易。通常情况下，小的骗局和隐藏款项几乎无人注意。但当非常重要的投资者像2007\~2009年那样损失了大量资金时，大量的诉讼便接踵而至，于是我们得以窥见到了金融黑箱的暗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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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打算在这里对经济崩溃和危机进行详述，这方面的信息随处可见。我要讲述的是作为背后助推力的法律和技术。我的描述并不全面，但是可以更广义地说明金融市场中的乱象。此外，我希望在这一章的结尾你能够意识到这里正在发生着许多“永不事件”(never events)——即使最差的金融系统也不应该出现的惊人的资源浪费。在卫生部门中，“永不事件”可以是一个明显的、严重的错误，就像截肢时截错了腿或手术时忘记取出海绵。金融领域中的“永不事件”不胜枚举，但与卫生部门不同的是，它并不重视这个问题。

秘密算法的遮挡屏障很多，其中包括复杂的技术、保密政策和可以使揭发者置身囹圄的“经济间谍”法，所有这些都阻碍着我们了解大型金融公司中的真实动向。这些算法让传统的谋私交易隐蔽。所谓的“风险管理技术”使内行人和外行人都十分困惑。本应使金融管理更加科学的软件代码只是为投机行为做了掩护，甚至更糟。此外，尽管出现了一些像《多德-弗兰克法案》之类的积极改革措施，但至今仍然存在许多暗箱操作行为。

本章将讲述金融中两个层面的黑箱景象：非法服务过程中的欲盖弥彰，以及由复杂所致的不透明性。这两种情况给了金融公司内部人士充分的机会来谋取私利和任意妄为。现在的证券市场十分复杂，公司通常基于复杂、隐秘的计算程序对其价值进行模拟(就像对工人产出和网页相关性进行模拟时一样），当模型数据有误、不完整或具有欺诈性时，就会产生动荡和冲突。

第四章

金融算法:皇帝的新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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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信号

银行从存款人那里借款后再转借给其他人，这种简单的关系中包藏着风险。你在储蓄账户中的存款相当于借给收款银行的有效贷款。你获得的利息可能很低，但另一方面，你可以随时取出存款。银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决定取款，但它大概估计得到。假设你可以获得3%的利息并且肯定不会提前取款，银行就可以把这些款项以6%的年利率借出，这样就可以确保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每年获得3%的回报。正如那句老话，银行可以做3-6-3的业务：3%借入，6%借出，稳赚3%。

但真正实现起来则不像规划起来那么容易。如果大批储户一时间扎堆取款，银行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就会不堪重负。这种情况曾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发生在数千家银行当中，它反映并加速了当时已经在美国严重恶化的经济危机。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银行业注定不能保持长久稳定。

大萧条之后，监管部门在存款机构(理应谨慎投资）和更具风险性的投资银行间建立了一道防火墙。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成立可以为一般银行储户提供保护。投资银行的客户不能获得同等保护，但至少他们可以对机构的组织结构更加放心：如果银行倒闭，所有者（合作方）必须将资金状况上网公布。主要金融机构的规模已经缩小，监管机构可以更容易地监控和了解它的资产负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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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萧条时期的银行体系比之前更加稳固，但正是它的成功导致了它的失败。在航空公司、货运等行业纷纷脱离监管之后，一场来势汹涌的自由放任运动开始呼吁对银行取消管制，认为这种束缚已经毫无必要。投资银行也开始作为企业，而不是以合作方的身份“公开上市”。这种组织变革使管理层可以从银行可能招致的损失中抽身而出。虽然公司在上市交易之后需要在某些账目方面更加透明，但同时也获得了保持表象上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

鉴于商业周期和供求关系固有的不稳定性，持续增长的目标通常难以实现。金融公司承诺会以创新方式来“摆平”加息或能源价格波动等风险。由于所受监管较少且可以“互换”风险，期货交易的规模得以扩大。在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衍生产品的投资合同得到迅速发展。例如，美国国际集团创建了金融产品部门，专门为企业提供“利率保护”：在收取一定的费用后，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部门将在利率上升或下降到一定程度时进行赔付。有些风险“互换”持续了超过30年的时间。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部门的主管将这些风险隐藏了起来，这让母公司的总裁表示担忧，并最终聘请了一批“审计员、衍生品专家和其他专业人员以隐蔽的方式潜入到”自己的秘密部门当中。一家咨询公司估计美国国际集团在这些押注中至少损失了9000万美元。(2008年，美国国际集团在高风险的押注中损失惨重，从而加剧了金融危机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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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合同作为一种对冲风险的方式被用来交易时，它们也可以造成巨大的损失。例如，在1994年，当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的财政资金在衍生品押注的投资组合中损失了74亿美元中的17亿时，该县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遭遇破产的市政当局。(问题依然持续：至今仍有很多城市将大量的资金押注在不良衍生产品上面。)前交易员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在其《惨败》(Fiasco)一书中描绘了笑对不知情客户的银行家们。90年代初，反复出现的危机促使众议院中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开始对这些“产品”进行调查，但他们的立法建议很快遭到封堵。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布鲁克斯利·伯恩(BrooksleyBorn)于1997年重新呼吁对此类交易进行监管审查。她警告国会，这些交易的迅速增长可能会“在联邦机构尚无意识的情况下威胁到我们的经济”。伯恩在一份机构文件中指出了对特定市场行为进行研究的必要性。需要注意的是，伯恩当时没有提出有关制定规则的具体建议，她仅仅是督促权威机构要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在华尔街交易中持续扩张的新生领域。当时的助理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很快做出回应并称伯恩是一派胡言。他说：“我的办公室中有13位银行家，根据他们的说法，如果你持续散布这种言论，一定会引发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于是伯恩退缩让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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