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社会 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THE BLACK BOX SOCIETY

将资金记录迁移到计算机联网数据库中的做法对于监管者检测和防止金融威胁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减损或加强作用。当资金流不受监督并且完全加密时，财富的过度集中就有可能威胁到国家的金融稳定。而针对电子数据流的智能监控可以有助于避免这一情形。这些挑战国家权威的小问题有可能导致每年数千亿美元的非法资金流动，以及数百亿美元的税收损失。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使情报机构的威胁评估更加合理地覆盖金融犯罪和不稳定因素，还是继续假装目前的监管模式就可以避开社会秩序面临的明显威胁。

神秘的数字时代

大数据技术和预测分析学可以提升公共价值和私人收益。但我们的政府现在似乎将后者与前者进行了混淆，并且在获得利益的同时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我们在被动地接受着那些经营性企业为我们做出的信誉、搜索和金融方面的决策，渐渐地已经不知道这些决策从何而来，更不知道它们在如何发挥作用。结果就是，即使是过去最厉害的黑幕揭发者现在也无能为力了。

第五章

监督者由谁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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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食品安全这个基本话题为例，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曾于1904年在一家肉类加工厂进行过安防暗查。他目睹了可怕的污秽环境和剥削恶行，并通过《丛林》(TheJungle)一书描写了工厂工人的困境，进而引发了行业震动。随着公众愤怒的蔓延，1906年国会通过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该法案为今天的食品和药品法规奠定了基础。

如果今天有哪个想成为辛克莱的人试图对恐怖的食品事件进行记录，那么他很有可能会被罚款、监禁，甚至是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在艾奥瓦州、犹他州和密苏里州，对工厂化农场进行秘密调查属于非法行为。几乎每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州都有着类似的立法规定。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政企合作组织。它通过提出“动物与生态恐怖主义法案”来阻止拍摄者“低毁”这些农场或农场主人。任何违反者都将被列入“恐怖分子登记表”。

我们来看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究竟是如何执行这项法案的：《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试图参加一个会议，但却被告知：“商务会议不对外公开”。于是警务人员将他带走。如果他加以反抗的话，谁知道会不会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美国这样对待记者的做法确实不甚光彩。在2012年，美国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下降至第47位，远远落后于苏里南、马里和斯洛伐克等国，排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警察对占领华尔街的摄影师和摄影记者进行了无理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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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辛克莱的读者一样，我们会对有毒食品产生恐惧，同时也学会了对“不良资产”、隐形费用、安全监视名单和有偏见的搜索引擎加以谨慎对待。我们大多数人都采取了一些自助措施：我们加密消息，优化配置文件，并且在网上搜寻提高信用评分的技巧和窍门。能够智胜于这些黑箱机构是一件感觉良好的事情。但这个游戏有些变化无常，今天的制胜策略可能就会导致明天的完败；加密程序可以帮助躲避当局的监察，但有时它反而会引起当局对我们的注意。与银行、评分者和互联网巨头进行周旋的结果只是强化了它们对我们施加的权力。我们应该质疑它们的规则，而不是试图绕开它们。

信誉评定公司、搜索公司和金融行业将我们置于黑暗当中并借此谋取利益。它们营造了一种蔓延至所有行业的保密氛围。即使是辛克莱时代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透明度也消失不见了。虽然在过去10年中发生了许多食品中毒事件，但在几年前却有说客建议更改《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要求食品公司保留食材来源记录的规定也缩水为单纯的试点项目。皮尤健康组织的食品项目部主任解释了为什么暗箱操作对黑幕公司有利：“如果没人能够证明你是污染源头，你就无须负法律责任。”有些理论常用于掩盖自我服务的意图：事无巨细的记录要求是“大政府”对自由企业的扼杀。鉴于Google和高盛等公司通过“秘密操作”获得了巨额利润，其他总裁也纷纷效仿这种保密做法，并将其视为企业成功的关键。

第五章监督者由谁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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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和金融企业为我们的信息经济“设置了标准”。到目前为止，它们已经通过其影响力深入到了商界内部。Google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曾经说过：“完美的搜索引擎就像是上帝的心意。”随着Google进一步投资于地图、手机软件，甚至家庭管理系统领域，其视听、感觉和跟踪能力都在加强。数据经纪人都在玩着类似的游戏，他们对我们的信息进行拼合，越来越肆无忌惮。华尔街也希望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其中包括垂涎于即时交易信息的交易商，也包括主要企业内部设立的战略性“专家网络”。比对手了解得更多，知道得更快，这是聚敛财富的关键。

但如果经济上的成功更多地基于真正的生产力，而不是信息优势呢？在华尔街和硅谷公司的诱导下，我们的注意力已经从务实经济转向一种带有神秘面纱的商品和服务估值体系。这些公司将其算法标榜为中立、客观的程序，其实只是让特定阶层名利双收而已。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将对不公平的现象进行曝光，并探索一条更加可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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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了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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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们往往对社会有着超乎常人的洞察力，并且以故事的形式将其所预见的事物呈现给我们。这些预言家们已经在着手探索社会的黑箱趋势。

科利·多克托罗(CoryDoctorow)在其小说《斯库歌》(Scroogled)中臆造了一个与美国国土安全部为伍的Google。多克托罗笔下的Google非常善于运用其掌控的信息来影响政治，例如，威胁国会议员说要提升他们花边丑闻的曝光度，让其心有余悸。有人这样指出，“斯塔西(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把你的一切都装在了文件中。不管意欲与否，Google的行为也没有什么不同”。

多克托罗的故事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面前：我们是否允许Google掌握商业秘密并将我们置于一种毫不知情的状态之中?当《斯库歌》于2007年出版时，评论家们曾经斥其为危言耸听。但是Google和政府间的无耻合作与权力斗争这个臆想的内核已经成为现实。Google不断地将触角延伸至家居(Nest智能产品）、汽车（Waze地图应用）、空间（卫星投资项目）和工作场所(Google企业产品)。它可以从成百上千个经纪商那里购买数据，使得“信息暴露”已经在商业活动当中屡见不鲜，而不仅仅只是杜撰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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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施特恩加特(GaryShteyngart)在其反乌托邦作品《真实凄美的爱情故事》(SuperSadTrueLoveStory)当中也描绘了阴险的企业巨头形象，令人毛骨悚然，该作品毫不逊色于《1984》。施特恩加特笔下的人物无力挑战金融和国土安全巨头，他们极力地在你争我夺中拼命争取着社会地位，并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来衡量其“个性”和“性感”等级。销售机构常常会（公开）贩卖它们的信用分数。施特恩加特所塑造的人物像争做“上帝选民”的加尔文主义者一样在争先恐后地提升自己的数字价值。他们不太关心分数的含义或计算方式，而只是想追求高分。黑箱排名是身份界定的一个源头，它决定着终极的“客观”价值。这个世界中的不稳定元素和速食文化已经让人们不再关注复杂的本源。

《大西洋联盟》(Union Atlantic)是亚当·赫斯莱特(AdamAaslett)暗喻华尔街现象的警示故事，其主题是金融全球化。在赫斯莱特的小说中，一个无良的交易商实施了高度杠杆化的押注行为，而他的老板和监察部门都视若无睹。在充满腐化的权力和放纵的投机行为中，交易者视自己为“间接塑造世界的艺术家”，“他们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其他人则只能选择忍受”。而“忍受”的结果就是，人们的身后将会留下一地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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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克托罗、施特恩加特和赫斯莱特等先知作家的作品中，个人性格和社会结构的相互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黑箱中的局内人就如同佩戴了阿古斯的戒指，可以遁于无形，从而得到保护。但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醒我们，这种情况也可以招致恶行。

柏拉图的一个寓言可以很贴切地形容那些局外人：在一个山洞里，一群被束缚的囚徒背对着篝火，面朝一堵石墙，并且可以看到墙上闪烁的投影。他们认为这些影像就是真实的存在，但却无法理解这些影像的举动。这就好像那些不懂黑箱技术的人，他们看到的只是幻象，而且对于自己受到的操纵或剥削毫无办法。

黑箱社会

黑箱代表着信息时代中的一个悖论：无论是从宽度还是广度而言，数据的延伸速度都非常惊人，但有些会对我们产生重要影响的信息却只有局内人才能获得。于是小说家们开始关注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评分和投注规则

目前在我提到的所有信誉系统当中，信用评分受到的监管最多。然而，这些监管行动却没有带来什么改善。他们对于信用报告中的错误信息的处罚率过低，根本无法引起征信机构的注意。信用评分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定律，它鼓励我们将某些标准进行内化，并且在我们做不到这点时施加惩罚。电视宣传片通常会夸大信用评分下降的不良后果，并且往往将低分等同于懒惰和不可靠的品行。这些宣传片的赞助商通过加强这种不安全感来从中牟利。可对于那些在高风险赌注中失败但却能从公司债务中全身而退的高层金融家们，这些电视宣传片却没有对他们进行过说教。

第六章可被了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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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共救助金的缩水，信贷信誉的重要性越发凸显。紧缩政策使得贷款成为很多穷人的一线生机。很多曾经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正在为政府或私人借贷商赚取利润。在我们的“市场化国家”和“所有权社会”中，私人信贷，而不是公共资助，已经成为获取机会的关键因素。准备买房的人被迫依靠商业信贷来购置住所，刚毕业的学生要贷款为职业生涯做准备，而极度贫困的人们则只是为了支付每天的生活费用。总之，私人借贷商旨在寻求更多的个人财富，而不是对个人或群体进行长期投资。在黑箱金融的矛盾世界中，预期收益可以来自还款押注（如果违约风险已经被置换掉，那么即使在借款人无力偿还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收益)。当强大的运作人不断地从中获利时，我们或许可以预见到这种情况在未来将会更加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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