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社会 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THE BLACK BOX SOCIETY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银行家们在用自己的钱进行风险投资。但是，如果他们只是通过黑箱技术用别人的钱来冒险呢？他们还能够像自我标榜的那样被称为无畏的船长吗？就像学校中的“成绩通胀”一样，这种巨额收益产生了一种膨胀化的经济预期；当一个外科医生的金融界朋友赚得盆满钵满时，医疗改革者还怎么说服他接受较低的工资待遇呢？银行家的丰厚奖金扰乱并颠覆了我们的价值观。

银行收取了大量的服务费用。信用卡逾期付费需要缴纳滞纳金；每笔交易都会扣除手续费。401(k)退休项目基金被神秘蚕食，你通过经纪人买入或卖出都要支付交易费用。不受管束的频密交易是金融专家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这些专业人士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创造了多少真正的价值?

很显然，他们没有创造多少真正的价值。以离我们最近的2008年经济危机为例，金融领域的中介机构利用快速获得的“评分”使中产阶级的投资都化成了泡影。前投资银行家华莱士·特贝维尔(WallaceTurbeville)估计，美国“每年转移到金融业的过剩财富约为6350亿美元”。新经济基金会的一项研究表明，伦敦的主要银行家们“每产生1英镑的价值就会破坏7英镑的社会价值”。考夫曼基金会的结论是，“不断扩张的金融业正在浪费人才，很多有才干的人本可以成为高成长性公司的创始人”。如果一个人可以作为金融家进行交易投资，冒更小的风险，却能获得更高的收益，那么谁还会费神费力地去开发新的产品或服务呢？

第六章可被了解的社会

271

不管人们对他们的行事方式持何态度，至少特贝维尔、新经济基金会和考夫曼基金会都在质询有关金融界如何对接实体经济的问题，这些问题艰巨而具有必要性。迈向金融业现实价值评估的第一步是，计算出哪些收益反映了生产性的经济贡献，哪些来自频密交易、财务骗局和速度优势。这将是一个令人警醒的行动。

研究员托马斯·菲利蓬(ThomasPhilippon)证实，当金融公司自豪地称其在迫使其他行业中的管理者们降低成本并压缩收入时，其自身的成本却越来越高。宏观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朗(J. Bradford DeLong)和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 通过计算得出，美国的制造业产量出现了7%的跌幅，而金融交易则上涨了7%。当我们把劳动力从现实工业转移到金融工程时，也就将特权赋予了那些声称比货物制造商和服务提供者更具生产力的金融家们。

这意味着，华尔街有可能已经迫使医药公司裁掉数千名药物开发员并削减致力于“核心竞争力”的研发经费，默克制药公司增加科研投资的行为会得到惩罚，而辉瑞制药公司降低科研经费的行为可以得到奖励。季报赢利的压力使削减科研投资的做法在当时看上去很合理，但长远的后果却令人不寒而栗—不但我们所有人会面临医疗损失，而且数百万的美国人也要从相对繁荣的行业转去做只能赚取低薪的服务性工作，或许还会出现更糟的情况。难怪那些非金融人士都觉得他们所能分到的蛋糕越来越小。

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Society

272

目前，金融部门更加注重购买力的竞技，而不是增加商品和服务供给。这是一项零和博弈，其目标不是进行可持续投资或创建更加持久的价值，而是通过欺骗粗心者来实施复杂的风险转移行为。如果这些金融公司不曾可怜兮兮地依靠公共资助来避免破产的话，或许它们的自利行为还有可原谅。鉴于其“大到不能倒”的地位，这些重要的金融公司们应当在公共服务方面做得比现在更好。

制造者、购买者和伪装者

现代金融给人的一大错觉是，只要不断地追求未来财富，就可以使经济更加富有成效。这种错觉开始蔓延到搜索和信誉领域。中介机构不需要创造商品和服务，而只需通过设置竞购战争取金融投资、赢得受众、获得资质的机会，便可以获得财富。这些企业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的方法进行保密：拉开幕布，经济领域中的巫师们不过是竞赛的组织者，而自己却从不参与比赛。他们不是选手，而是裁判。同时，他们出于利益考虑对数百万的劳动创造者进行评级、搜索和重新洗牌，并将其赶进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劳动力市场。信誉评定公司、搜索公司和金融行业还会继续扰乱生产力市场，吮吸生产创新的生命力。

我们认为“制造者”的价值高于“购买者”和“伪装者”，但我们也希望社会足够透明，以便让我们能够对各种关系了解得更加透彻，而互联网企业并没有帮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看到的只是中介机构和内容所有者之间在进行隐秘交易。暗自降低盗版网站的评级并不能解决内容产业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也不能为版权所有者带来收益。完善的网络控制方案会对版权持有人施加过多的限制，还会践踏言论自由并影响文化繁荣。控制措施并不是版权者受偿的唯一途径。唱片业已经不止一次地（成功）游说并迫使作曲家和填词人接受政府设定的强制许可措施。早在这之前，当国会意识到新的技术将会导致广泛的复制行为时，便规定每复制一次就要交付一笔小的费用，这就是强制许可制度。许多作品现在依然适用这一制度，该规定将报酬（针对作品）和控制（针对使用情况）进行了分离。

第六章可被了解的社会

273

有人会说强制许可制度无法约束强大的互联网传播行为。但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威廉·费舍尔(William W.Fisher)已经在《承诺保持：科技、法律与娱乐的未来》(Promises toKeep:Technology, Law, and the Future ofEntertainment)中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详细建议。费舍尔计划将通过对进行无偿传播的科技产业进行小额征税来补贴文化产业。政府也可以向运营商和搜索引擎公司征收这些费用，并以此为创作者提供补偿。

谁将获得补贴？费舍尔希望能够根据作品的实际浏览量或收听量来对艺术家们进行补偿；迪恩·贝克呼吁实施一项“艺术自由支持”政策，允许纳税人在每年纳税之前选择他们希望支持的项目。每一种方法似乎都比现在混乱的版权法和无序降级法更有效率。费舍尔曾于2004年做出估计，每月收取宽带用户6美元的费用就可以补偿音乐和电影业因盗版损失的所有费用。

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Society

274

当然，为了避免极端化和上升化等不平等现象，我们要对这些费用进行封顶，使收入和财富逐步趋于合理。用户费用最好分等级收取。就像征税补贴《平价医疗法案》一样，我们应当向投资获利的富裕家庭征收小额税费。文化产业和医疗保健产业一样具有外部效应，值得我们尽最大努力来补贴这项社会公共需求。

不幸的是，美国唱片业协会和美国电影协会并不热衷于此项提议，所以很多人对费舍尔的想法持反对态度，斥其为空想主义，认为开征这项新税的理由根本通不过政治审核。

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办法吗？在2012年，内容产业曾经实施过《禁止网络盗版法案》，该项立法赋予了版权和商标所有者前所未有的权力。它越过正当程序直接对涉嫌侵权人实施惩罚，从而对自由表意权构成了威胁。和融合决策中心一样，《禁止网络盗版法案》将加速企业与政府间不负责任的合作关系，并有可能导致极权国家的形成。它基本上只是为内容产业垄断者服务，而不是通过修改和扩展许可证法来支持困境中的记者、艺术家和音乐家。如果内容产业在价格和获取途径上多做改善，盗版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当代美国政治十分不尽人意，它将国家福利和公共事业推到了边缘，同时实施着特权式的管制和处罚政策。由于运营商和搜索引擎公司实施暗箱操作，所以往往只有私领域中的个人沦为被处罚的对象，他们在成为执法滥用的受害者后甚至求告无门或需要办理冗长的申报手续。

第六章可被了解的社会

275

在不采用数字强制许可证或“艺术自由”支持政策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采用垂直管理方法，从源头上监测、威慑并阻止损害版权的行为，从而达到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禁止网络盗版法案》以失败告终是因为它激起了网民的强烈反对，以至于人们联合起来要求恢复网络中的正当程序、言论自由，以及问责制等基本原则。然而，这场战争仅仅是一个序曲，它拉开了有关数字收益合理分配而展开的激烈论战。就像供应商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医疗战斗一样，创作者和中介机构之间的角力也将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禁止网络盗版法案》的搁浅只是维护网络公平、自由和民主文化的一小步。

对于技术解决方案，我们同样持怀疑态度。费舍尔计划的实施前提是要对收听和观看数量进行广域监测。如果纯粹是基于“下载量”或“观看量”，必然会有很多人舞弊。我们从一些丑闻中了解到，有的艺术家涉嫌操纵其作品在YouTube上的观看次数(为了获得更高的广告收入，或者为了显得更受欢迎)。为避免这种作弊行为就需要采取应对措施，监控谁在观看视频以及观看者的喜好。难道我们真的希望当局收集这些信息吗？尤其是当这些信息仅仅是为了保证Lady Gaga的收入比美国磁场乐团高50多倍？

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Society

276

这种方式或许可以对娱乐产业的收益分配进行“调整”，并可以针对某一个群体(这里指艺术家)进行监督和施行软性控制。我们可以对强制许可费制度进行重塑，设定一个最起码的补偿金额来为艺术家们提供某种程度的保障(安全系统2.0？)，并通过设置最大收益限额来避免上游操纵行为。根据点击量来精确衡量“价值”的愿望可能无法体现经济学因素：非常高效的视频只需点击一次即可“满足需求”，而且一首好歌胜过百首背景音乐的体验价值。

另外，作品的播放和版权效益的最大化之间也存在冲突，而且即使是最进步的改革建议也无法顾及方方面面。法律部门通常采取这种态度：“我们来负责法律和金钱问题，让艺术家去关心创作。”然而，创作力是企业的核心，它不应该被视为“附加品”或独立于法律之外的事项。如果我们不鉴别艺术创作的优劣模式，也就无法制定正确的文化政策。

如果法律上根本不可能很好地调整风险和回报的关系怎么办？我想起了约翰·凯伊(JohnKay)在《倾角：为什么我们的目标最好间接地实现》(Obliquity: WhyOur Goals Are BestAchievedIndirectly)中的见解，从而学会了从侧面进行观察。至少从我的经验来看，判断一个人是否应该把艺术当作事业来追求(或想成为一名企业家)，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其配偶或家庭是否富有。理由是，试图通过成为一名画家、音乐家、演员来维持生计的做法太过冒险—特别是考虑到美国的社会福利、食品券发放

第六章可被了解的社会

277

和医疗补助水平正在不断下降。

但在其他社会保障更为慷慨的国家中，事业的失败就不会如此可怕。例如J·K·罗琳就曾经写作受挫，依靠英国的福利制度熬过了好多年才最终找到了自己在文学领域的立足点，否则“哈利·波特系列”可能永远不会问世。2014年实施的《平价医疗法案》对于美国社会中的低薪阶层来说是一道曙光。或许几十年后我们会发现，推动艺术类职业（及各类自由职业）保障的最大动力来自国家的健康保险和购买补贴政策。或许，版权政策的制定者可以从医疗政策专家那里获得启示，通过福利政策给创作失败的人一个喘息的空间。

我知道，这个解决方案必然会引发一番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唇枪舌剑。然而，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方式呢？通过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承包商来关闭一切侵权之门，还是让无所不知的Google、YouTube或Facebook汇报你正在观看什么内容？还是普遍性地提供一个基本收入，以此大大降低前面两项措施存在的必要性？社会主义之所以越来越受追捧，是因为资本主义金融和执法领域中的政府和企业在不断地减少公民的利益。

逐渐缩小的政企分歧

位于美国政治话题中心的“自由市场Vs国家”之战具有日益明显的二重性，这一点可以从医疗保障案例中看出。一方面，“市场”必须遵循国家规定的执照和质量法规；另一方面，即使联邦医疗保险之类的政府计划也要依靠私人承包商来负责确定资格、提供福利等方面的工作，然后承包商从中获利。金融部门的模式与之类似。即使是芝加哥贸易委员会这样典型的“市场”机构也只能在规则框架内实施运作。此外，那些受其影响的人在不断地试图改变这些规则，或者将其为己所用。2012年，Google用于企业游说的预算仅次于通用电气。

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Society

278

我们都知道，市场上的秩序受到政府决策的影响，并且会反过来影响政府决策，因为以往政治决策的受益者会利用其获得的商业收益来推动未来政治决策的走向。例如：抵押担保证券在连续几年剥削次级借款人后开始走向衰败时，美国的金融机构很快地向政府（总统、国会和美联储）发出求助信号，而政府也同样迅速地保住了这些机构的声誉。然而，政府却没有向普通的借款人提供同等保护。“银行获得救助，我们却被出卖。”有人这样抗议道。大型金融公司随后又利用其商业暴利来获取未来的政治优势。例如，他们曾经出动大量的说客来削弱《多德-弗兰克法案》及其后续实施工作。

此外，如果金融市场中有过度放债的企业面临困境，政府官员会将其视为经济的致命威胁，并快速做出合理而适当的反应。而普通借款人却只能接受“HAMP计划”(Kafkaesque HomeAffordableModification Program)，该计划就像其臃肿的名字一样缓慢而无效。

第六章可被了解的社会

279

许多人将企业的影响力称为“俘获”，因为行业对于监管机构的控制要强于监管机构对于行业的控制。但“俘获”一词太过静态，而事实却处于动态进程当中。“华尔街”在俘获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联储时并非静观其变，而是巧妙地智取对方，在机构中获得权力，然后改变该机构的原定议程。新的监管环境对某些企业有利，但却不利于另外一些企业。新法令的受益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来影响更新的法令的制定。那些善于在华盛顿、纽约和（现在的）硅谷之间穿梭的人可以让一个机构（和行业）偏离原来的价值观、目标和策略。

耶鲁大学社会科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ELindblom)建议用一个比“俘获”更恰当的词来形容这种相互间的影响和转化：“循环”。当我们进入信息时代后，政府与主流商界之间的旋转门关系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令人不安。创建黑箱社会规则的是人，而不是“行业”这种莫名而抽象的事物。

为了避免付出高昂代价，我们不能忽略这个新的现实：政治家和官员们只关心他们希望自己将来能够从事的行业利益。至少1890年的《谢尔曼法》还在试图抑制垄断行为，可如今的美国却只管推动经济领域中的超级大腕，而无心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此外，国家的无限强制力和执行力都在为搜索公司、信誉评定公司和金融行业的黑箱技术提供支持。学者们也忽略了真正的危险，幼稚地想要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寻求解决方案，这一处方只会使经济陷入瘫痪或更加糟糕的境地。如果不能获得同等对待，我们将永远无法实现大多数人所向往的安全、公平和尊严的社会理想。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面临的阻碍了。

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Society

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