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社会 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THE BLACK BOX SOCIETY

公共选择的承诺

政府调控不仅是为了促进私人财富，而且因为很多行业在赚取私人利益的同时还肩负着一些基础的公共职能。如果由公民来直接推动这些公共职能，我们可能会看到真正的问责制。

例如，政府可能会授权公共信用评分体系来提供封闭性的专有预测服务。根据经验，我们知道开源软件和专有算法一样有效，甚至有时会做得更好，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其应用到公共评分系统当中。一旦时机成熟，金融监管机构可以要求一些借贷人使用透明的系统或通过试点项目来进行部分交易。公共信用报告系统已经在美国之外的许多国家得到应用。如果透明评价标准的概念在消费者金融领域获得成功，它可能会被推广到信誉软件中，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如果一个系统能够接受数千名专家的审核，那么他就能够更快（更公平）地发现并纠正误差与遗漏，这比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理解、评价和监督的系统要进步很多。

公共互联网企业是另外一种可能性。目前，Google和亚马逊正在占据图书领域中的寡头地位。Google可以对图书实行扫描、索引和归档等个人无法进行商业操作的行为。我们不禁要问，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哪里？文化理论家西瓦·维德海纳森(SivaVaidhyanathan）认为Google图书搜索正在“踏入一个真空地带”，而这种真空状态是“无能的公共机构所造成的”，维德海纳森将当前的公共机构称为“公共领域的败笔”。国会图书馆中的档案文件本可以成为公共图书搜索计划的基础。正如医疗机构可以为保险范围决策和私人保险商的支付率提供基准（并为私人保险市场之外的人提供医疗接口)一样，公共图书搜索既可以是Google图书的一个补充，也可以帮助那些无法使用Google图书搜索的人群。它应该以透明的方式组织起浩瀚的数字数据库，让我们至少拥有一个明晰而全面的图书推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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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当我们搜索“肥胖”（你是否会看到推广或批判减肥药的图书排到了首位)、“巴基斯坦冲突”、“银行管理”或“Google的反垄断问题”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亚马逊或Google到底依据什么来推荐图书。如果是公开排名的话，图书馆专家就有机会在过滤和排名系统当中加入一些成熟的理论和原则，以避免当前存在的很多问题。如果美国基金会的数字公共图书馆等非政府组织能够进入到被Google和亚马逊霸占的数据系统，它将为我们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相比于信誉和搜索领域，金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更多，更值得进行全面回应。政府应该与金融部门建立一种更加均衡的互惠关系，在提供隐性和显性补助的同时还要对其施加严格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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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医疗行业已经提供了一个范本。与主要金融机构一样，各大医院都要依靠政府支持。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系统可以提供若干形式的补贴。然而，医院参与到这些系统中的前提是必须保持其质量标准，提供紧急护理，并接受大规模的审核。金融监管机构只需要做到健康监管机构常规工作的一小部分即可。

还有另外一种选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以只对负责任的银行（资金分配方式有利于促进生产、重建基础设施、消除不平等、提升劳动力价值）开放低利率的“贴现窗口”。国会可以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为直接投资和具有社会价值的投资提供奖励。通过征收金融交易税也可以阻止复杂的暗箱交易，并且避免由此引发金融动荡。

此外，政府可以鼓励市民来对透明度和不必要的复杂性施以奖惩，比如“将你的钱移出”大银行的（自发）社会运动。政府可以允许邮局办理银行业务，为数百万“没有银行账户”的美国人提供低成本选择。这不是一个激进的想法：北达科他州的银行曾经为州立农场提供了约100年的企业贷款。公共银行也可以向社会公益投资提供奖励措施。养老金计划可以通过明确的承诺和清晰的商业计划来推行老式的“价值投资”。

尽管有一些顽固的自由放任支持者将包含社会责任的投资项目诽谤为某种形式的欧洲社会主义，但这些建议在美国本土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早期金融改革规划就曾经设想过让“私营行业中的新投资”流向社会公益项目，并远离咆哮的20年代(和最近的房地产泡沫)中常见的自利交易。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Tugwell)曾想建立一个委员会，以“鼓励或阻止资金流入各个行业”。鉴于美国道路、桥梁和公共交通系统的窘境，美联储是不是也应该在其大量持有抵押担保证券的基础上购买一些“基础设施债券”？这个要求算不算过分？罗斯福的顾问也采取过直接的金融维稳措施；公司治理专家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曾经倡导各机构“对过度扩张的信贷工具进行切实控制”。即使是今天，这个建议也和当时一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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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原理告诉我们，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不会出现稳定的静态平衡。要么政府推动行业活动实现公共价值（比如尊重隐私或投资于可持续增长项目)，要么行业人员会促使监管者实施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政策。我们看到的很多被曝光的黑箱事件都是因为这种拉锯关系未能处理得当，例如征信机构“无力”的监管作用，或政府对于房利美房产经纪公司和房地美房产经纪公司后援的不置可否以及对大规模财政机构的唯唯诺诺。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今天：《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编写者认为其法案解决了“大到不能倒”的问题，但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舍尔则认为，当大型金融公司押注失败时，政府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对其实施救助。信用评级反映了同样的情形：超级银行的“风险”复杂到无法进行量化，一旦投机资本出现问题，政府必然会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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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危机之后，金融专家们一度热衷于组织结构方面的考量。例如，我们如何确保银行可以变得规模更小、关联更少，并且资本更加雄厚，从而降低失败风险(和不良后果)。但实质性问题对于构建活力社会更加重要。例如，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担保债务凭证/信用违约掉期产品上不当投入的资本金应当怎样分配?马里亚纳·马祖卡托(MarianaMazzucato)、杰夫·马尔根(GeoffMulgan)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和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都提供了有力的答案，例如，投资基础设施和抗生素，或进行基础研究和教育。我们需要留意他们的研究结论。如果我们不能针对涉及财务的问题提供明确的实质性答案，未来资本就会被分配到旨在使自利性中介机构实现最大化收益的金融工具中去。

由于金融业的成败关乎经济的长期健康，所以“把问题留给金融专家”并非一剂良方。金融业应当发挥积极作用，避免短期主义，注重基础设施投资和社会的整体需求。为了满足这些要求，政府需要制定出前瞻性的产业政策并付诸实施。而华盛顿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欠缺。但政府曾经在控制财权方面取得过良好的收效，它完全可以再次效法。中国在基础设施、教育、稀土和绿色技术方面的投资行为值得美国借鉴。我们应当将更多的资源投放给有利于实现真正、公平分配的企业。

在经济学家们看来，这些选择性建议听起来有点像中央集权论。不可否认，我们的执法机构未能恰当地震慑或处罚金融部门的非法行为。前面章节中提到过如何对行业中的信息优势进行充分管理正如特里·费舍尔针对互联网内容的建议：广泛监督是一种必要手段。这一模型源自医疗保健行业，在医疗领域中，大量的承包商会对账单记录进行详细检查，以发现欺诈和滥用行为。而另一种医疗模式仅仅向医生支付工资，而不是“按程序”付费，从而防止了过度收费和过度治疗。试想一下，是否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取代华尔街的奖金文化（在风险投资获得巨额利润的年份，关键人物的年薪与奖金比起来只是九牛一毛)。当然，有人会担心实行固定薪酬会导致工作推诿现象。然而，考虑到金融活动在过去10年中产生的破坏作用，也许银行家们应该少做点工作了，至少他们首先需要更好地证明自己的部门真正贡献了多少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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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信任

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金融管理的核心目标是信息披露。我们愿意相信，当每位用户都能明确自己的行为后果并且每位投资者所掌握的证券信息都与卖家相同时，金融竞争环境将会最终变得公平。在某些情况下，太阳光确实是“最好的消毒剂”，但并非总是如此。“事实”太容易被歪曲。当这种情况屡次发生后，信任就会变得很脆弱。

最近，信任问题不但困扰着金融界，而且是信誉和搜索提供商面临的一个问题。危机前曾被媒体追捧的“股市分析高手”已经失宠。硅谷巨头们不再像浪漫的英雄，而更像是“西华尔街”中受快速利益驱使的核心集团。金融部门本身仍旧是丑闻缠身，最引人注意的是2012年发生的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事件。单独来看，有些问题似乎是少数害群之马所致；如果总的来看，整体腐败性便一览无余了。银行家和硅谷经理人所面临的诱惑是，只需在巨额交易中稍稍加以运作便可以很容易地赚取利润。追求速度、规模和投机的风气会扼杀公开性和诚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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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检察官尼尔·巴罗夫斯基(NeilBarofsky)在其回忆录《救市》(Bailout)中所述，“为了获利而去欺骗，并且无须承担后果”。对于营业额超过500亿美元的银行(或银行负责人）而言，即使是4.5亿美元的罚款也只是像蚊虫叮咬一般痛痒。罚款对于硅谷公司来说更加微不足道。虽然2250万美元仅相当于Google4个小时的收入，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还是将这笔罚单吹嘘为一次创纪录的壮举。Facebook曾经被“罚”1000万美元，Google被“罚”过2500万美元，这样的执法模式破败不堪，而黑箱又成功地对这一切做了掩盖。人们无法对不知道的事情产生愤怒。如果这种微弱的处罚力度得不到公众关注，相关政客就无须担负任何责任和后果。

黑箱的局限

不可否认，黑箱有其方便之处；它可以更快速、更高效地完成普通交易。我的改革建议将会影响速度，浪费时间，并且会增加开支，而这笔费用又很可能会转嫁到我们身上。采用自动算法只需几毫秒就可以解决版权投诉；而通过人工来合理处理网站索赔则需要很长的时间。对于某些被评级者所背负的负面信息，信用评级机构还必须费时费力地去鉴别它们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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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很多智囊团都会对这样的改革成本加以驳斥并指出种种弊端。（他们是否受人指使还有待观察。）“如果对金融交易进行征税，或者要求征信机构必须全面而公平地进行审核，很可能就会导致数万人失业。”华尔街公司不断地购买这样的研究结论并且在游说活动中加以宣传。然而，正如法学教授约翰·科茨(JohnC.Coates)指出的，针对监管活动做出的成本效益分析是自然科学法在社会科学预测中的一种误用。尽管行业预测持悲观论调，但在信誉评定公司、搜索公司和金融行业中建立问责制很可能会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导致失业。问责制需要人工进行判断，只有人类可以执行这项任务。随着我们的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自动化，代码中不可以再被无形地植入控制和歧视性元素。

高效的黑箱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不是所有的信息都适合概念化。例如，在金融咨询方面富有经验的塔夫茨大学教授阿马尔·拜德就严厉批评过全国通用的承保标准对当地房地产市场造成的均质化影响。他从哈耶克的视角对黑箱进行批判，并指出金融巨头所犯的错误令人毛骨悚然。

哈耶克的基本观点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应该如何对经济领域中的商品和服务进行定价，而且没有一个中央决策者能够真正掌握数百万用户的个人偏好、价值观和购买力。哈耶克认为，这样的认知极为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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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哈耶克的多数支持者都认为他只是在批判国家。然而，与国家权力错综交织的金融部门也令人无比忧虑。拜德表示，应该让地方决策来取代金融部门的集权化操作。例如，凤凰城的一个信贷员会比千里之外的一位高管更能够辨识出本地抵押贷款申请人的骗术。此外，当地银行是在对自己的钱进行投资(贷款)，所以会有强烈的动机来对其决策的潜在风险和回报进行明确评估。

以哈耶克的角度对黑箱企业进行批判可以让我们对这一问题有更深一步的认识。为什么一个Google公司就能够操控如此广域的互联网世界？其快速收购初创公司的步调难道不是反映了它要将所有的计算人才收入旗下的野心吗？苹果公司也是一样，它就像一个帝国一样对其应用程序进行着严格掌控，社交网络Facebook也不例外。哈耶克理论可以在科技界掀起一股强大的反垄断风潮。

黑箱残局

在共同的目标、程序和（越来越凸显的）理念下，强强联合已经在信誉评定公司、搜索公司和金融行业中发展起来。相比于华尔街证券，至少信誉评定和搜索行业中的数据交易在表面看来更加具体。不过它们的相同点还是远远大于不同点。最终看来，它们都属于信息业务。“信息”商品和服务的所有者应当如何向我们收取费用（及其派生形式）？信誉和搜索公司是否在像分派货币一样分配机会和关注力？所有这些公司都试图通过信息处理来快速获利。但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计算机终端的数据库，它决定着谁可以得到资助和认可，以及谁会名誉扫地、遭遇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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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企业都在对信息进行保密，而这些信息又是快速评分的基础。本书可以讲述很多的保密案例，那么为什么我要集中论述硅谷和华尔街的特例呢？主流的互联网和金融机构对用户隐私、尊严和公平性这些重要价值构成了可怕的威胁。这种威胁越来越与政府权力交织在一起，并且往往被暗箱操作和无关干扰所遮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政治辩论已经僵化在了关于“市场力”或“国家规定”的斗争中。同时，狡猾的经纪商在利用（和创造）信誉评定公司、搜索公司和金融行业中存在的问题来获取利益，而这些问题是不能单靠国家或市场就可以解决的。

对于他们而言，市场和国家之间的拔河比赛已经演变成了双人舞蹈，而这种区别的模糊就构成了黑箱社会的核心。这本书中频繁出现的“市场”指的是信息市场，其中信息包括某人点击广告的概率、产生医疗费用的可能性，以及贷款违约率。当这种信息被人独占时就具有了价值。只要国家对没有得到授权的披露者进行施压，这些信息就会一直具有独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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