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社会 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THE BLACK BOX SOCIETY

1956年，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勾勒出了美国那个时代中的“权力精英”：企业、军队和政府。米尔斯认为这些势力在冷战时期三分天下，各自拥有独立的权力基础(即，强迫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米尔斯的分类在20世纪已经不太适用；例如，柏林墙倒塌之后，军方的内控力已经减弱，而“9·11”事件又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防御、情报、治安问题。但他的理念依然引人注意。

一些社会理论家们已经将米尔斯的分类做了调整，并且融入了一些新近出现的重要元素(比如媒体)。不过，如果要对米尔斯的“权力三角”进行更新，那么除了三大势力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其他的权力中心。21世纪时，旋转门事件盛行，公务人员在诱惑之下不断地“套现”给私营部门。他们不愿意破坏将来进入大公司的机会，并且为自己的同事或亲信预留了类似的机会。

要想将政治进程从过时和利己的车辙中拉出来，我们就必须对新的情形有所认识。这就需要直接研究“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组织中的理想作用”，而不是简简单单地认为国家应当解决市场问题。这是政治经济的经典社会科学，它对分离的领域进行了集成。有了这些知识，我们就可以将长期以来脱离正轨的辩论拉回轨道：我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第六章可被了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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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了解的社会

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通过自动化流程来评估风险和分配机会。控制这些流程的公司往往都是信息经济中最具动力和赢利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服务都是通过算法（通常保密）来对海量信息进行整理。该技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让人们希望预测未来的古老愿望和现代化的统计能力交汇在了一起。

然而，在保密的氛围中，不良信息可能会被误用，从而导致不公平的，甚至是灾难性的预测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无论管理者能够获得多大利益，黑箱模型的泛滥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危险。当无辜的人受到伤害，被视为危险分子、浑水摸鱼或不讲信用的人时，他们对造成误解的不确定因素根本没有申诉的权利，甚至还被蒙在鼓里，这简直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当算法模型中掺入不公平或不正当的因素时，它们的预测功能有时会直接导致失败。

此外，当误差被系统化后，算法控制就会失效。这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显露无余，当时政府注入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才使秩序得到恢复。然而，即使是这样庞大的干预政策也同样对外保密，并且对所涉银行的身份不予公开。

虽然政府只是社会组织的冰山一角，但受过教育的公民还是想对政府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同时他们也希望能够对那些影响政府和文化的企业有所了解。有些公司对于互联网和直接资本流动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华盛顿政府。不管怎样，它们在决定劳动力、企业和投资的价值与知名度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只是这一过程都是通过暗箱操作来实现的。公众搜索和财务选择不仅要力求透明，而且还需要具有可理解性。否则，社会优势依然会被黑箱中的内部人士所独享，而民众也会越来越疏离于关键机构的实际运作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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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少有人了解汽车引擎的工作原理，但我们可以判断它是否能够安全、舒适地把我们带到目的地。我们没有办法轻易地对信誉、搜索和金融引擎进行评估。在这个商业秘密盛行的年代，我们几乎不可能判断出哪些决策体现着效力、诚实或公平。一个人可能被判定为不良员工，一个网站可能被判定为无关内容，或者某笔贷款可能被打上风险性的烙印，这些结论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非法目的，但我们却无力证明。我们所知道的是，过去获得成功并被推上信誉金字塔顶端的人将会更加成功，而底端的人则可能会接连失败。尽管信息时代向我们承诺自由和自主，但黑箱中的专家们却更有可能成为数字时代的贵族。

开放式的技术应用代表着一种承诺。政府不应该对公民实施监控，而应该代表美国公民去监控企业的贪婪和浪费行为。在一个可被理解的公平社会中，民众可以自由地做出技术和财务选择，我们不需要扭曲自己以适应“缺乏人本目标的客观经济”，并且可以要求相关机构不再只关注股东利益。诚然，追求尊严、正当程序和社会正义的过程必然会引发争议，总会有既得利益者不希望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特权。然而作为公民，我们应当适时地要求对重要的金融和通信基础项目进行变革，尽快使其具有可理解性并且接受独立审核。在未来的几年、几十年中，它们将成为公开记录的一部分，并且人人都可以成为相关信息的查阅者。

第六章可被了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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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箱服务往往很神奇，但黑箱社会却岌岌可危，它充斥着不稳定、不公平和不劳而获的因素。无论是纽约的金融工程师，还是加州的工程师，他们都无法为我们构造一个健全的经济体或者安全的社会。这个任务有待公民去实现，而只有对这个社会进行充分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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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基于长达10年的研究成果，研究范围覆盖了法律、科技和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一些机构在学术专业化进程中起到了避风港的作用。杰克·巴尔金（JackBalkin)、劳拉·德纳蒂斯(Laura Denardis)、艾丹·卡茨（Eddan Katz)和玛戈·卡明斯基(Margot Kaminski)在耶鲁大学主持设立了信息社会项目，其举办的历次会议影响了我对信誉和搜索领域的认知。我曾是普林斯顿大学信息技术中心的访问研究员，该中心在推动隐私保护和技术问责制方面一直走在前列。我在塞顿霍尔大学开始执教生涯时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像凯瑟琳·布赞格（KathleenBoozang)、查尔斯·沙利文（Charles Sullivan）和约翰·雅可比（JohnJacobi)，他们都很支持宽领域的学术研究。

马里兰大学的学者们同样敢于推翻传统理念。我在该校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教授协会任职时从同事们[尤其是玛莎·麦克拉斯基（Martha McCluskey）、珍妮弗·托布（Jennifer Taub）和泽法尔·蒂乔特（Zephyr Teachout)]身上学到了很多有关法律和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知识。如果这本书能够对有关社会公正的理论与实践贡献一二，那也是得益于我在4所法学院执教时曾经提点过我的诸多同事，他们都是研究路上不懈奋斗的追求者。在我准备将书稿付诸出版时，纳迪亚·海（Nadia Hay）、苏珊·麦卡蒂(Susan McCarty)和戴维:韦博豪尔（David Vibelhoer)都给予了我专业性的帮助。

致谢 The Black Box Society

溯及以往，我还要感谢几位导师：比尔·艾斯克瑞格（BillEskridge）、格林·摩根（GlynMorgan）、彼得·舒克（PeterSchuck）和瑞拉·耶茨（Ruella Yates)，他们在很多时候赋予了我涌动的思想使我可以言之有物。我在编辑书稿时，伊娃·戈尔登（EvaGolden)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建议。我还要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伊丽莎白·诺尔(Elizabeth Knoll)，是她鼓励我在传统意义上的非相关领域间寻找交叉点。奥伦·布拉察（Oren Bracha）、丹妮尔·济慈·西特伦（Danielle KeatsCitron）、凯瑟琳·科尔曼（CatherineCorman）、劳伦斯·约瑟夫（Lawrence Joseph)，约翰·戴维斯·马洛伊（John DavisMalloy）、塔拉·拉贡（Tara A.Ragone）和西门·斯特恩（SimonStern）的著作也给了我很多启发。

就我个人而言，这本书谨献给我的母亲和父亲。即使遭受黑箱社会的侵害，他们也永远在我身边予以支持。正是从父母那里承袭的价值观促成了这本书的成形。就像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Powers）在小说《收获》(Gain)中写到的，个人进程和公司进程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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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对合作伙伴雷深表感谢。他的创造力、活力、韧性和决心时时刻刻都在激励着我。一直以来，他都笃定地为这个项目给予支持与鼓励。正是有了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爱与笑的支撑，我才得以深入到当代政治经济这艘沉船之中。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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