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社会 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THE BLACK BOX SOCIETY

监控国家的诞生

当政府也加入到了信誉评定的游戏中后，这个领域就显得更加复杂了。不只是私有公司在利用政府掌握的数据（逮捕记录）做出决策，警察和情报机关也在利用它们的数据库和私有数据对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美国国家安全局曾经抛出过一条黑暗定律：如果你什么都不隐瞒，你就什么都不用担心。可如果你的政治行为和关注点稍稍偏离了主流，那你就要当心了。

2007年，当法律系学生兼记者肯·科拉耶斯克(KenKrayeske)拍摄康涅狄格州州长大游行的照片时，警方对其实施了逮捕，并且将其认定为潜在的危险分子，因为他在博客中发表过抗议州长举办就职舞会的言论，而且担任过绿党候选人的活动策划人，他还曾经因为参加反战集会而被逮捕。在将其关押了13个小时后，检察官才撤销了对他的诉讼。

在马里兰州，53名反战积极分子被列入了恐怖分子的监视名单，其中包括两名修女和一名地方署的民主党候选人。这些错误数据会流入联邦禁毒和反恐数据库，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信息系统。而这些被商业数据经纪商贴上劣行标签的受害者将很难自证清白，他们前方的道路将会困难重重。“9·11”事件之后政府建立的“信息共享环境”意味着数据库将会如雨后春笋一样多得几乎无从查证。

第二章数据失控时代的网络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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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发布了一份名为“被束缚的言论自由”的报告，其中罗列的事件显示，警察曾对美国公民进行暗中监视，或渗透到各个组织当中，制约他们“动员、游行、示威、拥护非主流观点以及在公众场所进行记录和拍照等常规无害行为”。被监视的美国公民包括教友派信徒、素食主义者、动物保护主义者、伊斯兰教徒，以及发放宣传手册、批评联邦调查局行为的那些人。

现在我们知道，美国政府一直都热衷于建立有关美国公民的“情报库”。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过度干涉和不负责任的行为让人们感到非常愤怒。但我不想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只看其中的一个方面：政府在勤于情报采集的过程中已经和许多利益集团建立了强大的秘密联盟，而这些利益集团关注的不是公众福祉，而是私人利益和个人成就。

到目前为止，最显著并且最具有争议的一个例子就是国土安全部、纽约警察局和几大银行在曼哈顿地区开展的合作。到2009年，曼哈顿下城安全协调中心已经在负责处理来自华尔街公司和纽约警察局管辖之下的几千个摄像头的输入信息。其中已经确定的数据来源包括高盛集团、花旗集团、美联储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确切的成员构成处于严格保密当中，但很有可能涉及大量来自华尔街的网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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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来讲，“9·11”事件之后的这类合作似乎可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但评论家们担心，他们只会关注那些联邦政府锁定的目标，比如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行为。2011年秋天，地方警察可能早已获得安全部官员的通知，知道会有成百上千的民众前去占领华尔街。公民正义伙伴基金会获得的文件揭示，国家安全联盟委员会曾致力于“在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来对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行为实施严密监测。联邦政府要求教育机构对其覆盖范围内的抗议支持者们进行监视；奥尔巴尼联邦调查局和雪城联合反恐特遣队向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的校警发出信息，让他们密切关注该校学生和教授的一举一动。

占领华尔街事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会引发如此大范围的监视行动？占领者们只不过是扛着金牛在游行。(随后一个自称“天主教徒联合”的团体将这头金牛带到了华盛顿，请求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支持对金融交易进行征税。）他们提出了一项“债务大赦”计划，以解决数十年来持续升级的不公平现象。激进者们谴责了银行的罪行和谋取的巨大红利。是的，这一过程中确实发生了一些冲突(很多由警方引发)。但占领活动基本上是一个和平的抗议过程，其所伸张的自由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专门保护。

既然如此，我们当然可以质问联邦政府到底为什么要收集占领华尔街行动的情报。还有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就算政府要收集情报，但鉴于银行管理人员在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通过不当行为赚取了数百万美元的利益，政府还应该和这些银行进行合作吗？在占领华尔街者谴责司法部门没有起诉银行的违法行为时，联邦调查局丹佛外地办事处的银行欺诈工作组“在2011年11月会见并听取了占领华尔街者的意见”。即便如此，政府依旧为曼哈顿下城的安全协调中心提供资金，建立了占领者们所抗议的“公司一国家”联盟。一位愤怒的抗议者想知道：“难道纳税人的1.5亿美元都用来武装和华尔街公司沆瀣一气的曼哈顿下城政府机构了吗？这些腐败频出的公司是不是正在和纽约警察局一起监视守法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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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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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共享环境”

但这只是一个幻境而已。我们在占领华尔街的事件中已经可以窥见一斑了。“9·11”事件之后，政府迅速提升其监控能力，建立了一个“信息共享环境”，随之产生了两个合作项目。其中一个被称为虚拟美国，它是“在国土安全部管控下的信息分享行为……目的是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当地司法管辖区之间实现科技、信息和数据的分享，以提升应对灾难的能力”。另外一个是融合决策中心的建立。国土安全部对融合决策中心的描述是，“两个或多个机构的合作……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其发现、阻止、调查和应对犯罪和恐怖活动的能力”。它们在各个地区收集并分享与“威胁”相关的政府和私人信息。目前美国已经设立了70多个融合决策中心。借助丰厚的联邦资助，光鲜的会议和强大的公司支持，这些融合决策中心正在将针对个人生活的公共和私人监控融合成数据档案。它们还对评论者的行为进行追踪：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融合决策)中心的相关人员对华尔街抗议活动中的激进者和支持者进行了监视并且相互分享信息，如果某位评论家在媒体报道中指出融合决策中心涉足了警方武力镇压占领者的行动，那么他就会成为被锁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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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决策中心的指导原则是“信息越多越好”。它们从哪里获取信息呢？融合决策中心可以从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数据库中获得交通罚单、财产记录、身份盗窃报告、驾驶证、出入境记录、税务信息、公共健康数据、刑事审判结果、汽车租赁、信用报告、邮政与航运服务、水电费、游戏、保险理赔和数据经纪人档案。它们可以监督非营利组织的资金运作、政论性博客和家庭录像。它们可以从执法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和企业安全部门的摄像设备中采集信息。在南内华达州，它们还可以查看旅馆和赌场的照片和视频信息。

总之，融合决策中心以“信息共享”的名义让政府能够从私营行业收集信息，从而绕过了宪法对于信息采集行为的限制。作为回馈，政府扩大了地方执法部门，有时甚至是私人行业的权限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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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和执法

如果融合决策中心只是将情报信息用于反恐，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民间自由主义者站出来反对。然而，美国调查报告中心指出：“既然很多州不太可能遭到恐怖袭击，那么融合决策中心就要利用这些情报信息对所有的犯罪行为和潜在危害进行打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说服地方立法者继续将纳税人的钱投给他们。安全政策沦陷到了非理性的分肥拨款政策当中。

当亚拉巴马州的国土安全部开始与GoogleEarth(谷歌地球）等项目合作建立亚拉巴马虚拟数据库时，当地的警察部门不是十分支持。监控研究员托林·莫纳汉(TorinMonahan)说：“后来美国国土安全部承诺可以通过地理空间信息系统对所有记录在案的性犯罪者进行监控，显示他们每个人应处的地点，问题才得到解决。”这个最初为保障美国国土安全设立的项目已经延伸到了国家执法领域。由于反恐任务的扩大，即使有些地方和国家机构并没有感觉到恐怖势力的威胁，但也在“大宗买进”信息，这是很多融合决策中心普遍存在的情况。

信息源头包括：基本上不受监管的行业数据采集、地方执法部门的严密监控能力，以及联邦政府的巨大权力。这些行业和政府部门都各自规避了法律的限制，通过相互合作间接从彼此那里获取了信息资源。融合决策中心是一扇门，门后有着丰富的数据资源，所有的数据都可以用于执法、审查，或者秘密地用来炮制犯罪调查行为的恰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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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军事行动和警务行动之间的界限正被打破。路透社曾于2013年报道过一项奥威尔式的协作。首先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将“提示”(现在看来，这种提示显然可以来自包括Facebook或Google的任何地方）发送到缉毒局的特种行动部门，特种行动部门又将该“提示”发送给美国国家税务局。这种信息共享并没有获得法律认可，国家安全数据不应该被用于执法目的。但特种行动部门并不顾及这些，它们可以在采取犯罪调查行动后再回溯性地制造另外一些调查理由。

这就是践踏文明的暗箱操作。他们构建并记录下两个不同的平行“事实”。一个是秘密确定目标的真实过程，另外一个是提供给法庭的专门捏造出来的过程。两名缉毒局高级官员辩称这一程序是合法的，但他们既不肯透露姓名，也没有提供理由。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前负责人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也对这些行为进行了辩护，但同样没有给出明确的法律支撑点。2013年夏天，5名参议员要求司法部评估“平行结构”的合法性，但司法部门至今未做回应。

一直以来，情报部门和调查部门有着明显的分工。一旦涉及海外间谍操作，那便是“情报部门”的工作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负责收集可能有用的信息，阻止外部敌对分子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而一旦发现犯罪迹象，就该警方这种“调查部门”执行任务了。然而，两个部门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这里还有一只黑箱。在“9·11”事件之前，州执法部门和联邦执法部门间几乎从不共享信息或情报。可是“9·11”事件之后，国会已经向融合决策中心拨付了5亿美元的款项，用于促进各州和联邦执法部门间的合作。难道会有哪个警察机关不想获得这项延展的权力吗？“以情报为主导的警务监控”(与事后反应相对）能够做到先发制人，确实具有诱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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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9·11”事件之后蔓延开的监控和数据采集技术只适合应对恐怖袭击和自然灾害等大规模灾难，而不适用于监督普通犯罪或抗议游行。在数据驱动的拖网式搜索中，成百上千的人被当作了激进分子或只是因为属于某种可疑“身份”而遭到逮捕。情报机构不会对罪犯和持不同政见者加以细致区分。一名国家官员曾经发表意见：“如果某一抗议团体反对的是国际反恐战争，那么这种反战抗议中就包含了恐怖主义的成分，于是很容易将抗议者和恐怖分子联系起来，并且几乎可以说这项反战抗议就是一项恐怖主义行动。”如果这番言论不被理会也就罢了，可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早在2002年就认为这种判断完全合法，并提醒说：“表达不同政见的行为和恐怖行为具有相通之处。”这是“威胁矩阵”令人恐怖的一种延伸。

如果误判的情况极少，我们倒也不必忧虑。可是越来越多的公民自由权利在受到侵犯。弗吉尼亚融合决策中心在2009年的《弗吉尼亚恐怖主义威胁评估报告》中提议对学生群体进行监控，理由是“几乎所有类型的极端组织中都有激进学生的身影”。在2009年，密苏里信息分析中心在向上级官员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暴力极端分子”通常都与罗恩·保罗(RonPaul)和鲍勃·巴尔(BobBarr)等第三党候选人存在瓜葛，并且“潜在威胁”包括反移民和自由意志主义的拥护者。按照该报告的说法，假如某辆车的保险杠贴纸上写着支持自由组织的标语，那么车主就会被认定为暴力极端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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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市场”的界限正在消失

私营公司收集到的海量数据让它们在“信息共享”中成为极具价值的合作伙伴。政府机构想获得那些法律和宪法不允许它们自行收集的数据；而数据经纪商拥有并且想要出售这些数据，于是双方各取所需。同时，其他类型的公司还在进行着其他类型的交易。

例如，丹尼尔·索洛韦(DanielSolove)记录了一笔发生在“9·11”事件之后的信息交易，该交易模糊了“市场”和“国家”之间的界限：“捷蓝航空公司(JetBlueAirlines)违反了（自己的）隐私政策，将100万名客户的个人资料透露给了火炬概念(TorchConcepts)。火炬概念是亚拉巴马州的一家公司，该公司与国防部门签有协议，负责建立乘客档案，以排除安全隐患。火炬概念将捷蓝航空公司的数据与社会安全号码(SSNs)、雇佣信息和其他从安客诚数据库营销公司获得的信息进行了整合。”就在这些机构聚敛反恐数据时，它们有没有采取过避免黑客入侵，确保数据安全的措施呢？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国土安全”事宜都被一层神秘的垂幕掩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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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企业支持情报机构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例如，由于波音公司是华盛顿联合分析中心的成员，所以该公司在华盛顿可以“从融合决策中心实时获取信息”。波音公司总裁称，公司希望“做个示范，让大家了解重要基建领域的私营公司如何与这些中心机构进行合作，并且生成、接收犯罪信息和反恐情报”。星巴克、亚马逊和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也都希望和华盛顿联合分析中心合作。

在联邦快递的首席执行官宣布公司与政府部门展开合作之后，联邦快递获得了政府赋予的一系列特权，其中包括：允许进入政府安全数据库，在联邦调查局的地区反恐特遣队中占据一席—作为唯一一家获此特权的私营公司，联邦快递从田纳西州获得了可以建立内部警力的特殊许可。与加入曼哈顿下城机构的那些银行一样，联邦快递正在共享国家的特权和豁免权，同时又无须担责。

据报道，Google公司也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存在着交易关系，电子隐私信息中心希望能够找出相关证据，但联邦法官出面进行了阻止。即使在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大揭秘后，国家安全局也没有对与Google展开过的情报合作进行证实或否认。

军队和密探向来都隐秘行事，毕竟如俗语所言：口风不严战舰沉。然而，保密行为也会牵涉到利益问题。当Google在网络监测方面与国土安全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并肩作战时，它还用得着担心可能会违犯反垄断条款吗？就像那些“大到不可能倒闭”的银行一样，Google公司“在监测方面的地位太重要了”，以至于政府要对其维护到底。事实上，2013年的泄密文件已经揭示出，美国国家安全局（或英国的合作伙伴）曾与负责调查Google违反欧盟竞争法的官员进行过接洽。更多的资料显示，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仅是交易关系，它们还在利益交换方面存在着一种隐秘的联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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